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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0 | 1 原文链接 http://mistory.info/%E8%AF%BB%E4%B9%A6/%E9%A3%9F%E4%BA%BA%E5%85%BD-%E3%80%8A%E8%B5%84%E6%B2%BB%E9%80%9A%E9%89%B4%E3%80%8B%E8%AF%BB%E5%90%8E%E6%84%9F%E4%B9%8B%E4%B8%89.html
公元七五七年，安史之乱中雎阳（今河南商丘）被围，城中粮尽，因雎阳处于唐代江、
淮的租、庸运入中原地区的中枢，守将张巡与许远决定不弃城，为解决粮食问题，他们
以居民为食，期待援军来临。据《旧唐书》列传一百三十七的张巡传记载当时雎阳守军
所食人数为“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
这样的人间地狱在中国历史上绝非第一次出现，早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已经记载
，宋文公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
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孟子曾经说过“民为重
，社稷次之，君为轻”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何以从春秋战国
时代开始即有如此深厚民本思想的中华文明，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张巡死后，唐肃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官其子孙”，然而此事在当时即引起争论
《资治通鉴》同卷即载有“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张巡
的友人李翰即为之作传辩护，上表肃宗“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
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惡揚，錄瑕棄
用，臣竊痛之！”并指出张巡本意并不愿食人。是否褒奖张巡的争论才稍稍平息，唐宪
宗时韩愈更是高度评价张巡与许远“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
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后人如文天祥、王安石、丘
逢甲等都曾写诗赞颂，王安石赞颂他“就死得处所，至今犹耿光”。 在雎阳、韩愈呆
过的潮州、湛江、合肥、浙江、台湾等地都有奉祀张巡与许远的双忠庙，这些歌颂及奉
祀，都是强调张巡对国家的忠义、对敌的勇敢与谋略。如果为保全“天下”，可是以无
辜的百姓为食，这天下，只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是君主的私产，则百姓沧为为君主争土
地、交纳租庸的工具而已。韩愈自称上接孟子的道统，又怎么能违背孟子的教义呢？究
竟孟子的民本思想将百姓、君主置于何种地位？
虽然双忠庙林立，赞词代出，但后世对此事的异议一直未息，如王夫之虽然高度评价张
巡守雎阳保江淮之功，对他食人行为的评价是“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其城可也
。”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
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
食也！”“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并担心李翰为张巡的辩护，会导致“后世
之贪功幸赏者且以为师，而恶流万世”，对于张巡 “唐室之可褒，君子不忍言”，他
认为张巡在粮绝之后个人为君主尽忠即可，不能延及无辜；是否这些思想才符合儒家民
本思想的本意？
民本思想起源于《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寧”；《左传》更是说“天生民而树之君
，以利之也”，这种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的思想经孟子发扬光大，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
后，法家以民为君主之生利工具的思想得势，但因儒家的民本思想符合人性，故历经二
千年而不绝,清初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谭嗣同更是提出“因民而后有君
，君末也，民本也”。这些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有相当的
贡献，从道德上从君权形成限制。可是，这些思想是否否定君主的存在呢？还是只是追
寻“开明的君主之专制”？为何自《左传》有“上思利民，忠也”，但后世仍强调对于
君主之国的忠诚高于百姓呢？又或者说是否在儒家的民本思想上，存有这样的尊君的根
源？
诚然，孟子问过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明揭暴君可杀之义。说过“左右
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其贤，然后用之
。”这是明显的以民为主体的政治思想，然后他的政治思想仍是君子治理的理想，是從
“君”的地位來為“民”想辦法，不出君道，雖有民為本、民為貴的思想，提倡仁政，
都是自上而下的惠济百姓，并未提倡由民做主，“民”始終處於消極被動的地位，他强
调的是“君道”，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
由天授，“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是在圣君贤相的统治下的民
本思想，是“重民”“贵民”，并非民为天下之主，仍不脱“教民”“养民”以期改善
当时的虐政，期待致君为尧舜。
唐朝，历经魏晋南北朝的这样的儒家思想衰微的乱世，民本思想如当代历史学家金耀基
所论处于低沉期，转而接近法家尊君抑民，韩愈，虽然自称上接孟子的道统，但在《原
道》中公然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
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是公
然的将君主、将天下的重要性置于百姓之上啦。
黄宗羲是亡国遗民，思考明朝所以亡国之缘由，著成《明夷待访录》，陈述其政治思想
，他对明代政治弊端的分析则认为是君职不明，以天下为私产，“古者以天下为主，君
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
得安宁者，为君也。”、认为明代废除宰相，未对君权进行限制是祸害的根源，认为“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的解决方案也只是破除“君为臣纲”之迷信
，提出合理的君、臣、民关系。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为天下，非为群也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感叹“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
设君之道固如是乎”，他所欲改进的仍是“君道”，他的理想仍是贤人政治的理想，以
使百姓可以“自利”；并未否定君主存在，也并非提出以民为主，仍只是孟子提出的“
贵民”。
正因为中国古代占主流的民本思想中，虽然提出民众是政治的主体，为政者应当“养民
”，但是这些思想的政治目标旨在寻求明君，防止虐政，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仁政”
理想而已，立君是为民，使天下安宁，注重天下民生，“天下”仍在首位。虽不重人君
之“身”，即具体的君主为何人，但仍重人君之“位”，仍然维护君主制，那么在如雎
阳围城这样的非常时刻，且安禄山与主要的叛军将领多为没有文化的非汉族，捍卫天下
及华夷之分，身为忠臣的张巡做出为了唐室天下的安危而以百姓为军粮的决定，并不为
奇，后世各地的双忠庙、文人雅客颂词也在势所必然啦。
柏杨曾经举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阿拉姆城为例，当时守城主将大卫克拉克先疏散没有战
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志愿军与城共存亡。他说“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
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
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
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份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
一思及，悲愤交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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