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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7544 | 1 人民日报驳美国报告:对中国司法改革观察片面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1月22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发表了《全球年度报告(2012)》(以
下简称《报告》)。其从所谓的维权人士、司法改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观
察”了中国2011年的人权状况。该组织虽定名为“观察”，却缺少实证观察者应有的客
观、公正精神，以致在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严重歪曲，成了别有用心的《报告》。其
中，对中国司法改革的“观察”尤为片面、失实。
《报告》称，“公安机关支配的刑事司法体系过度依赖被告供述。薄弱的法院和被
严厉限制的辩护权，意味着刑讯逼供仍为普遍现象，司法不公事件屡见不鲜。”这是严
重的歪曲和攻击。众所周知，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并不由公安机关支配。它由以公安机
关为主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及人民法院组成。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三者是分
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
才有可能由后者向法院正式提出公诉。检察机关的公诉必须经过法院公开、公正的审判
，在听取辩方意见、调查核实各种证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裁判结论的一部分。在
这一过程中，出现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立案或不立案，检察机关不起诉与不批捕，以
及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情形，实属正常不过。而且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还赋予了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权，赋予了人民法院专属的定罪判刑权，这些同样在有效地制约着公安机关的
权力。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立案监督要求，公安机关必须服从或
回应。据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2010年全国检察
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违法提出了纠正意见33863件次，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的，督促公安机关立案31203件，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0702件。
同样，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撤诉，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比例，正在逐
年升高，这些都在有效地监督、制约着公安机关的权力。另外，依据2010年6月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七条，法院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
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有权要求讯问人员出庭作证。这些都能证明中国刑事司法体系并
不由公安机关支配，而是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完整司法体制为基础，以人民法院专属的定罪量刑权为中心，合法、有
序地运作与实施。
同时，中国在刑事诉讼中“过度依赖被告供述”的情况正在显著减少；辩护律师的
作用和权利在逐步增加；刑讯逼供得到根本治理。2010年6月发布“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及“死刑案件证据规定”，2011年8月底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就是刑
事司法在人权保障上的重大进步。但《报告》却无中生有，攻击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
案(草案)”中的所谓“秘密拘留条款”。这一所谓的“秘密拘留条款”在2011年底提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新草案中已根本不复存在。而《报告》却对这一不复存在的“问
题”大肆渲染，这是否是有意地传播虚假信息、混淆视听？
而事实上，即使是2011年8月底发布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
拘留后通知的条款，也比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进步了很多。1996年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是：“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除有碍侦
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
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而修正案(草案)新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
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
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
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
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显然，草案的这一修改，正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侦查人员拘留后
的通知义务，保障嫌疑人家属的知情权。
让人费解的是，名为“观察”的《报告》却以偏概全，对2011年8月底发布后即赢
得国内外法学专家及社会团体称赞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巨大进步只字不提
，还有意地造成对修正案(草案)的重大误解。修正案(草案)的主要进步至少有：增加了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增加了非法证据的排除及其程序；细化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准；细化了“社会危险性”的含义；规范了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以降低羁押率；明确
了指定监视居住可以折抵刑期；对技术侦查进行了授权与规制；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
时送看守所制度；强化了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确立和细化了侦查辩护制度；限制了发
回重审的次数；明确了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暂缓起诉
制度；规范了精神病收治程序；强化了对执行的检察监督，等等。这些才是中国2011年
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进步和主要方面。这一充满了改革精神、贯彻了人权保障宗旨的草
案，相较1996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60多条，修改了90多条。而《报告》对这些重大进
展不予“观察”，却仅仅抓住草案中已不存在的问题百般“纠缠”，这已使其沦为不负
责任的“恶炒”。
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报告》对中国2011年司法改革上的多方努力也熟视无睹
。已有中国学者做了统计：“2008年底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确定60项改革任务，2009
年完成17项，2010年基本完成30项，至2011年底60项改革任务绝大部分已经完成。”其
中，2011年法院方面的重大改革有：改革量刑程序；完善、落实新国家赔偿法；改革调
解体制；改革审判管理；改革执行体制；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等。检察院方面的重大改革
有：强化检察监督；改革检察管理；改革检察官选拔机制等。这些范围广泛、力度空前
的司法改革，是《报告》想抹煞而无法抹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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