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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56 | 1 ◎ 冉雲飛
● 編按：作者指出，一個社會不能只有魯迅和胡適，還需要有晏陽初和陶行知這樣推
行民間組織的人，社會才可能健康發展。本文概述中國ＮＧＯ六十年歷史，在四川地震
救援中大顯身手，受到國內外的重視，但前路仍艱難。
http://www.open.com.hk/1010p24.html
● 最早在中國創辦NGO的海歸派，從左至右：晏陽初、陶行知、吳貽芳。（本刊資料）
四九年後，共產黨得鼎，他們連根拔起皇權不下縣、鄉紳社會相對自治的傳統之根
，強大而暴力的國家機器直接面對弱小的個體，就像猛烈的太陽不透過臭氧層，直接照
射大地，烤焦萬物一樣，其乾枯萎頓是必然的。私立學校被撤銷兼併，私人企業被改造
強收，鄉村救濟被破壞（塾田充公、祠堂被銷毀），城市幫助亦遭擠壓（私人慈善機構
關閉），任何私人空間都被擠壓已盡。個體生存空間被極權的無底洞所吸附，如果你不
服從，就只有死路一條。如此慘況，到了極致，就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大饑荒，連
逃荒要飯都被官方禁止，更不用說剛剛於一九五八年頒布的戶籍制度早已捆住農民的手
腳──過去時代鄉村富戶平倉放糧、施粥濟貧的措施早成了天寶遺事，因為富戶已被新
朝趕盡殺絕──你成了一根等死的樹樁。
民國海歸派首創中國ＮＧＯ組織
如今一些留學海歸們回來，不是指陳政府之不是，關注民生疾苦，領導城市與鄉村
的改良，卻是來讚美專制政府如何優異，如何好過西方民主政府，真是令人大跌眼鏡。
從民主國家拿了個學位做「稀缺資源」，為了使個人利益最大化，放棄是非判斷，放棄
符合人類文明之價值底線，起勁地與專制政府勾結，生怕被隔離在搶劫民眾利益的格局
之外，成為拿乾淨錢學的人。雖然他們拿了民主國家的學位回來，但骨子裡面崇拜成王
敗寇，沒有底線的實用主義理念甚囂塵上。
自從清朝容閎留美以來，百多年，沒有比當今中國的留學生政策更糟糕的了。民國
時期的海歸中西會通、文理雙修，不少人都有公共知識分子情懷，不只是在專業研究領
域發表像樣子的文章與專著，而且就公眾話題做出不關個人利益的批評性努力。
不管是自由主義者，或者是文化守成派，還是鄉村改良派，都用負責任的言論，發
表對社會的指陳與看法。同時也身體力行，實踐他們力倡的言論，力求知行合一。晏陽
初的鄉村建設、陶行知的曉莊學校、陳鶴琴的幼兒教育、吳貽芳的女子教育，這都是海
歸們的ＮＧＯ業績較著者。讓我們看看寫過晏陽初傳的史學家吳緗湘在自傳《三生有幸
》中的一段話：
「一九二六年十月，平教總會在直隸省即今河北省定縣設立辦事處，開始以定縣作
平民教育研究實驗中心。『總會』同仁許多博士、碩士、學士都遷居鄉村，與農民為伍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士』不願自居四民之首，開始向農民學習的第一次。總會決定
社會調查是研究實驗的指南針，以認識瞭解實地情況，力求實驗工作，適合當地農民心
理及實際需要。」在此基礎上，「平民教育總會才有一大筆較大的經費，使鄉村教育部
主任傅葆琛博士（四川成都人｜冉注）、研究調查部主任馮銳博士、平民文學部幹事瞿
世英博士可以推進計劃。劉拓博士主持普及工程技術研究工作得以逐步進行。當時這些
留學生都曾深入鄉村研究調查，決定改良土產土法，不採用中國農民經濟能力無法負擔
的西洋器具。」
由是觀之，彼時海歸們的理想情懷和務實行為，哪是今日海歸們所能夢見？今日海
歸多的是唐駿式的厚黑學武裝起來的人物。我認識如今許多就職諸種ＮＧＯ的有識之士
，但鮮有海歸，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價值觀與信仰，暫且不談，重要的還在於當時的政
府能給這樣一些海歸「ＮＧＯ人士」以很大的活動空間，上層有人支持，下層有人響應
，知識界有胡適這樣的人支援，實業界有盧作孚一樣的人做後盾，而當今中國有這樣的
氛圍嗎？當下的政府，不僅不支持你做ＮＧＯ事業，而且還會想盡一切辦法來阻止你，
使你吃盡苦頭。
一九四六年陶行知去世，共產黨在準備打內戰的間隙奉送他「人民教育家」的尊號
，但到了一九五○ 年後，陶的弟子遭難，他推崇的武訓，被官方鞭屍猛批。彼時陶行
知要是還活著，即便不成為人民人公敵，也會被害得要脫層皮。至於說陳鶴琴、吳貽芳
這樣留在大陸的海龜歸，歷經磨難自不用說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重慶《新華日報》連
續發文，批判晏陽初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漢奸」、「文化戰犯」，而他所領導
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則被視為「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一代著名海歸ＮＧ
Ｏ人士的教育興國理想，從此夢斷中國。
中共上台消滅整個民間社會
一九四九年底共產黨上台後，他們對社會的改造，可謂翻天地覆。一個正常的政府
，其執政邊界和能力是有限的，因為其權力受相當限制。他們搶奪財富、控制社會、讓
民眾無處遁形，破壞掉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民間生長土壤和運營機制，整個兒卡死了民
間的活力，控制社會和財富增長及財富的再分配，從高壓到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玩弄
民眾於股掌之間。除對民間社會的控制外，將宗教國有化，喪失信仰自由；把所有在城
鄉有影響的組織如會道門等均視為反動組織取締；剪除鄉間的宗族勢力、破壞祠堂，使
家族和鄉人的自救成為不可能。為了佔據民間社會的空間，他們將一九二九年紅軍「三
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的黨務制度，滲透到和平時期社會的每個角落。
組織無所不在的侵奪你的生活自由，如你的婚姻、工作、生孩子等等，裝有你不知
情材料的人事檔案，都在單位的嚴密管控之下。不特此也，還鼓勵你家人之間互相告密
，若是親人中有「壞分子」（地富反壞右等），還要與他劃清界線，就像一株樹，刨掉
你生長的土壤、斷掉你的水分、阻隔你的空氣、遮蔽你的陽光，總之用盡一切辦法隨時
可以置你於死地。在密布的黨支部管控之下，實施類同歷代的連坐制度，居委會和農村
，都依靠黨、團員積極分子以及告密的線人，全面監控社會和國家，這就是官方津津樂
道的「群眾路線」。
在黨國控制所有社會資源的情況下，他們只承認少數附屬於自己的「人民團體」。
這些團體不僅享有政府編制，經費由政府撥給，幹部有行政級別，工作人員均類同於公
務員。據王名等著的《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裡說，此種人
民團體直至一九六五年不到一百個，其衍生出來的地方組織不到六千個。可以想像，歷
經文革浩劫，這類「人民團體」還能存在多少。
這類地方組織，完全是「恩庇──侍從」的關係，只不過是一種垂直性的隸屬結構
，而沒有橫向的組織互動，這樣組織起來的社會必定是乾涸而沒有活力的。從一九五四
年開始的歷屆修憲，均保留了結社自由，但中國憲法都是裝飾性的，根本就沒有實際的
結社自由。獨立的社會組織也就無從發展起來。有人可能會說文革時的造反派組織，有
互動有串聯，但這是官方暫時的默許，全國萬千的造反組織只做同一件事──保衛毛主
席。一旦毛澤東覺得不需要，已沒有用處，就頃刻之間作鳥獸散。萬千組織只相當於一
個，一個特殊「怪胎」，完全不是我們所說的民間獨立組織。
換言之，一個諾大的國家，在一九七八年前，沒有一家真正的社會組織，更不用說
純粹的非政府組織了。這就是極權國家的典型特徵。就如同沒有臭氧層，太陽直烤大地
，一個國家沒有社會，國家暴力直接面對個人，任何個人都沒有社會的援手──你身居
某一單位，但單位本身就是國家暴力管制和協調的一部分，根本沒有對峙空間和還手之
力，不能保護你。如此一來，個人任人宰割，就是鐵定的命運。你除了積極配合，希冀
自己從人質狀態，逐步成為綁匪頭目下的小頭目外，根本就只有放棄抗爭的打算，鐵幕
國家就在如此沒有社會的情況下，「完美地」建立起來。
川震：ＮＧＯ的興起，艱難前行
二○○八年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但眾多個人和民間機構自發風
湧到災區施救，這是共產黨鐵幕統治六十年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人們的愛心四處撒
播，志願者或單打獨鬥或者幾個人組團，星夜前往災區，救援物資在通往災區的道路上
奔忙，獻血者晝夜排長隊等著獻血救傷者，各地的捐款像河流般匯集，以至於像《南方
周末》這樣沉穩而老練的報紙，都忍不住讚嘆地發表〈地震震出個新中國〉這樣帶有誇
張的煽情文字來。但事實上，對於我們這個自然災害其表，人禍其裡的災難頻發國家來
說，對官方僵硬的應對措施和社會運營策略，我們不能過於樂觀。大地震過後「新中國
」──民間社會的健康蓬勃生長，並沒有被震出來，一切又打回原形。
四川大地震與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比，最不同的是，有那麼多人和機構自發
前往災區救災。請注意「自發」二字在這裡的標誌性意義，其蘊含的意義，體現一九七
八年開始的政治、經濟、社會鬆綁──官方謂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成果。這「
自發」的成果裡，表現出人們一定的自由、民眾表達愛心的經濟支撐、交通的逐步發達
、信息的進一步暢通、人們互助意識的增加。對於那些不能前往災區的人，其「自發」
就是捐款捐物，而且不擔心沒有機構把你的愛心傳遞到需要救助的人手中。你若是擔心
捐款捐物被貪污挪用，你也可以找民間比較信得過的機構和個人表達你的愛心。也就是
說，你不僅可以「自發」地表達你的愛心，而且還能夠保證你的愛心，不至於被官方貪
墨而打水漂。
據中國民政部的官方估計，超過三百萬志願者在災區幫助從事健康、衛生、醫療援
助、分發食品、安全保衛等方面的工作。與此同時，四川災後評估報告顯示有二百六十
三個非政府組織、六十三家基金會提供了支持。官方統計的遺漏是肯定的，但這些數據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誇張。我們從這些簡單的數據裡也可以讀出，中國社會的變化雖然如
此緩慢，但畢竟是在變。但必須注意，這些令人激動的數據，是在大災的非常時刻表現
出來的，我們不能拿非常時刻的數據來作為日常觀察的樣本。
事實也正是如此，當後續的玉樹大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發生後，官方的應對就比
較有「經驗」了，這經驗就是把民間組織拒之門外，讓官方和半官方的機構去處理，從
而使得救援和災後重建，完全處在暗箱操作中。外界對這些地方災難的瞭解，完全依靠
政府掌控的傳媒的修飾性信息。民眾的苦難和心理疾患，得不到儘快的處理，很容易在
災後不久，受次生災害的影響（物理和心理的），同時也受地方政府的盤剝，從而引發
維穩災難。
二○○八年既是ＮＧＯ在中國的興起之年，也是政府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下，對Ｎ
ＧＯ打壓得越來越厲害的開始。當然民間社會的力量還很微弱，不足以與稅收豐盛且掌
控能力巨大的政府在爭取生長空間上抗衡。到了二○○九年對各類ＮＧＯ組織的打壓和
管制進一步加劇，除了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以偷稅漏稅的名義取締外，北京大學撤銷包
括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在內的四家著名的ＮＧＯ機構，在懲處婦女
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時，兩條主要的罪名是「接受境外資金」和「接外面的案子」。這
樣的打壓理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為指控沒有任何一條違反現有法律。為了配
合對ＮＧＯ的打壓，今年國家外匯管理局特地出籠了〈關於境內機構捐贈外匯管理有關
問題的通知〉，這一量身定做的針對接受境外資助的ＮＧＯ的措施，被著名的《財經》
雜誌稱為ＮＧＯ的「血栓」。這一「血栓」對一些相對比較敏感的ＮＧＯ機構──也就
是主張權利比較明顯，卻被官方視為敏感的機構──如愛知行、仁益平等的打擊是非常
巨大的。官方用「血栓」困死這些ＮＧＯ機構的同時，還通過工商稅收的所謂查驗來騷
擾他們，使他們無法開展正常工作，像愛知行機構的負責人萬延海只好暫避美國，以躲
過官方的打壓甚至抓捕。
ＮＧＯ對政府運作造成挑戰
對ＮＧＯ的打壓，並不止於二○○九年。眾所周知，如今ＮＧＯ組織──官方叫社
會組織，因為叫非政府組織會令他們不安──的申請，其困難依舊，一是需要業務主管
單位，二是要業務主管單位通過後才能到民政部（局）去申請，這樣「兩個婆家」的的
雙重管理已經很多年了。如果你想申請變得稍微容易一點，就辦成非營利性企業，但不
能得到稅收減免，這也使得資金本來就捉襟見肘的ＮＧＯ，被這樣的方式掐得無疾而終。
今年七月七日，民政部、發改委、監察部、財政部、審計署聯合發名為〈青海玉樹
地震抗震救災捐贈資金管理使用實施辦法〉的文件，下令包括扶貧基金會在內的十三個
全國性基金會的募款，必須撥付給青海省民政廳、紅十字會、慈善總會任一帳戶，以便
青海省官方統籌使用。這種慈善和災後重建過程中的「國進 | G********C
发帖数: 456 | 2 ◎ 蘇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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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民間組織崛起之際，也給龐大的利益集團趁勢牟利大好機會。尤其以政府型Ｎ
ＧＯ最為貪婪醜惡，裡外通吃，款項不能落到需用處。外國基金則被各御用機構變相吞
食......嚴重敗壞中國ＮＧＯ的正常發展。
● 《守望家園》發起人之一，社會學家李楯批評國際NGO組織親中共官方忽視中國民間
。（本刊資料）
早在二○○七年四月間，中國媒體刊載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為《啟動和諧社會
的細胞──「鹽田模式」制度研究》一書的序言，文中寫道：公民社會開始形成。一個
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迅速崛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重大變化之一
。據民政部的最新統計，截止二○○九年十二月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約四十三萬多個
。然而，不少學者估計各類民間組織已多達三百萬個左右。這些都表明中國的非政府組
織正在崛起，公眾參與正是在ＮＧＯ的推動下才有大的發展。
俞可平讚許中國公民社會的崛起，好似為中共統治鑲上漂亮的裝飾花邊，實際情況
確實如此嗎？據清華大學ＮＧＯ研究所的副所長鄧國勝的公開報告稱：從絕對量來看，
自下而上ＮＧＯ的數量和規模還非常有限。根據《中國發展簡報》和清華大學ＮＧＯ研
究所等有關資料的估算，目前中國稍微有點知名度的民間自發公益類ＮＧＯ僅有三百家
左右，其中主要集中在環保、熱線、扶貧和殘障兒童教養領域。顯然，這與雙重管理體
制的限制有很大關係。
中國所謂的三百萬個ＮＧＯ和三百家真正的ＮＧＯ，數量的對比讓人吃驚。在三
百和三百萬之間的巨大空間，無疑都在中共體制陰影的覆蓋之下。ＮＧＯ在中國華麗的
展開以及「公民社會」的話題，不但有利於其國際形象，也給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一個
有利可圖的空間。中國式ＮＧＯ對社會資源的使用、公信力的評估、資金是否真正落實
為弱勢對象所用等問題，皆應認真審視。本文僅以公開事實為據，盤點中國式ＮＧＯ中
新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
政府型ＮＧＯ（ＧＯＮＧＯ）貪婪醜態
ＮＧＯ屬性是「非政府組織」，但是中國卻有政府型的ＮＧＯ，官方統計中，也
將這些組織計入ＮＧＯ的總量之中。政府型的ＮＧＯ，被稱為自上而下的ＮＧＯ。依其
英文縮寫（ＧＯＮＧＯ）又被很多人戲稱他們為「乾狗」。乾狗者，大多為在職或退休
官員權力尋租的另外一種形式。比如「中國環保文化促進會」為現任中國環保部副部長
潘岳主持的一家ＮＧＯ，其「綠色中國」人物評選，竟然和環境負面企業三峽總公司合
作，由三峽總公司付給環促會高額活動費用。
另外一家環保ＮＧＯ「中華環保聯合會」，由原環保總局紀委書記曾曉東為會長，
多名前環保部和其他部委退休官員任職其中，他們資金的來源也是通過國內大型企業獲
得，其中就有環保惡名昭著的「印尼ＡＰＰ集團」。
在愛滋病防治領域，形成的利益格局更為明晰，現任的衛生部門官員直接任職ＮＧ
Ｏ，如二○○八年，北京的一家民間ＮＧＯ益仁平因為掌握了衛生部官員瓜分全球基金
會撥付給中國的基金，遂發起罷免的行動。
筆者曾參與全球基金會二○○七年在中國協調委員會選舉的制度設計工作，瞭解到
中國衛生系統官員，因為世界各機構在防艾領域對中國有巨大的資金投入，他們紛紛搶
佔地盤，切分蛋糕，只拿出一小部分給聽話的ＮＧＯ使用，一方面對國際基金會提供完
美的資金下沉弱勢群體的專案報告，一方面大肆撈錢入袋。在中國眾多艾滋村一座座墳
塋、一個個感染ＨＩＶ的家庭，以生命為代價，換取的是衛生系統官員對防艾款項的侵
佔與揮霍。
近期，李連杰在中央電視台節目中，大談壹基金無法轉為公募基金會的苦衷，揭開
了中國紅十字會等政府型ＮＧＯ的貪婪醜態。
根據中國基金會和ＮＧＯ的相關法律規定，類似李連杰發起的「壹基金」，李亞鵬
發起的「嫣然天使基金」，無論發起者多麼聲名顯赫，依然難逃被「婆婆」管制的命運
。在中國，所謂「婆婆」，就是主管單位，有婆婆管媳婦般的權力。基金會作為民間Ｎ
ＧＯ的一種，也必須找到自己的「婆婆」。「婆婆」的使命是，從專案管理上約束民間
ＮＧＯ不能越格操作，不能危害執政黨的統治等，相當於政治上的一道保險；「婆婆」
費心管理，經濟上也不吃虧，要收取高比例的行政管理費用。
以川震專案為例，壹基金當時募款四千二百多萬人民幣，捐款來自五十萬捐款人。
這筆數量巨大的籌款，壹基金最終只運作了二百萬元，其餘的四千多萬交由主管單位紅
十字會支配。不管李連杰的知名度和個人能力有多高，他發起的壹基金最終只能是中國
紅十字會下屬的一個項目計畫，他的壹基金的錢也無法真正用到弱勢群體身上，可以想
見李連杰內心的掙扎與煎熬。
ＧＯＮＧＯ在中國扮演著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以ＮＧＯ的角色作包裝，將行政資源
轉換成循私的經濟利益。從長遠來看，這將是中國公民社會推動中的一個沉重的絆腳石。
國際ＮＧＯ「向下攀比型墮落」
二○○八年奧運前夕，德國綠黨主席布迪科弗爾訪問北京，他與民間機構的幾位代
表舉行會談，參加會見的有一位知名的社會學者，也是一家民間機構「守望家園」的發
起人之一李楯，他直言告訴綠黨主席，他認為綠黨下屬的伯爾基金會，作為一家進入中
國的基金會，和其他進入中國的諸多基金會一樣，有「向下攀比型墮落」趨勢，體現在
把大量的資金交由中國官方或政府型ＮＧＯ使用。
目前，世界各國的基金會，都把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的施展工作的國家，福特、洛克
菲勒、全球基金會、蓋茨、梅林達等，都在中國設有辦公室，僅在北京，國際ＮＧＯ駐
中國的辦公室，大大小小不下幾十個。他們帶來了國際雄厚的資金和其他的社會資源，
也帶來了國際ＮＧＯ運作的理念和經驗，但同時，在中國推動項目過程中，他們在中國
政府的干預下，選擇了妥協與安全的路徑。
以福特基金會為例，他們進入中國，主管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眾所周知，中國
社會科學院是官方御用智囊機構，研究成果多數是為執政黨背書，為官方政策提供佐證
等，然而，福特的一部分資金率先支援了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專案和出版項目。
德國伯爾基金會，這個有著歐洲顏色革命背景的綠黨下屬基金會，進入中國時，就
受到中國政府的特別嚴格管制。他們的主管單位是中國「國際民間促進會」，實際運作
中，儘管伯爾有鮮明的基金會主旨，但很多項目經費卻被國際民促會直接使用或擁有主
管審批權。
而全球環境基金會（ＧＧＦ）作為ＮＧＯ，應該是和當局妥協最為徹底的機構，進
入中國多年，只在二○○九年開始，勉強推出一個針對中國正規註冊的民間ＮＧＯ的小
額贈款項目，其餘款項皆支持政府專案。
國際機構和基金會進入中國，慢慢向中國政府妥協，社會學者李楯曾在多個公開場
合發出這樣的警告。這些進入中國的基金會和組織，最大限度採取的迂回措施就是把這
些資金給大學的學術機構使用，類似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中心、清華大學ＮＧＯ研究
所、北大的紅範法律中心等，都可以比較容易的獲得項目經費，完成調研項目等。慶倖
的是，以上所列幾家還算嚴謹進行公益研究的機構，但不能否認的是，國際基金會妥協
後的路徑選擇，催生了大量的學術既得利益集團機構。
君不見：學術機構的會議撞車，北京城各大星級賓館的學術研討會議更像是自拉自
唱的表演，堆積如山的學術出版物，以孤傲的姿態，與真正的底層公眾隔絕著，各串場
學者口吐蓮花後，回家數著當天的「信封」（專家服務費、車馬費等）。
中國本土ＮＧＯ風格，有樣學樣
一九九五年之後，中國自下而上的ＮＧＯ開始漸趨活躍，數量也日益增多。早期這
類自下而上的ＮＧＯ主要集中在北京、雲南等地，活動領域集中在婦女、環保、扶貧等
領域。而近年來，這類組織開始擴散到上海、天津、重慶等直轄市和河北、陝西、四川
等許多省份的城市，甚至部分農村地區，活動領域也由傳統的婦女、環保、扶貧等領域
擴展到流動人口、愛滋病、法律援助、殘障兒童、孤兒與罪犯子女的教養、民間智庫等
。中國ＮＧＯ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一批自下而上的自主性ＮＧＯ的興起。
最早的中國ＮＧＯ，大多由具有社會理想的精英發起，如北京「自然之友」、「地
球村」等，他們也成為最先獲得國際資源支持的機構。
多年來，大家對北京最早一批 版本的ＮＧＯ形成的印象是：會多！自然之友前任
「總幹事」薛野深有感觸，他在任職其間，每天陷於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會議，他曾帶著
鮮活的ＮＧＯ理想和一些願景進入ＮＧＯ，最後黯然離職。
支撐這些頻繁的會議的依然是國際基金會提供的資金，像早期的ＮＧＯ，在國際上
，發起人本身就是一面迎風獵獵的旗幟，說得通俗點就是「名人效應」，自然之友前任
會長梁從誡、地球村的主任廖曉義都屬於這種類型。
二○○七年，地球村召開的一次亞洲基金會支持的會議中，一位前來參會的污染地
區代表在入住四星級酒店後，茫然呆立良久。突然怯怯發問：我們農村水污染地區可艱
難啦，我可以住很便宜的酒店，這錢，是不是可以省下來支援我們？
就是這一聲怯怯發問，足以使這些最早被賦予公民社會希望的中國本土ＮＧＯ汗顏
。他們對中國社會現實有一定的瞭解，他們是先行者，但在行走中，也是選擇了捷徑。
這些資金，最終變成了城市間走場一樣的研討會和以宣導、能力建設等為名的會議。《
中外對話》的主編伊莎貝拉女士曾在非正式的場合
評價：中國ＮＧＯ的會議太多了。在愛滋病領域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些小的ＮＧＯ
組織為了獲取資源，不惜充當政府的工具，來分得一杯羹，二○○七年，愛滋病領域硝
煙彌漫，當時努力在民間培養和孵化真正ＮＧＯ，並對抗政府操縱公益資金行為的北京
愛知行，遭到民間的一些ＮＧＯ的聲討，這些ＮＧＯ正是在政府的授意下行事，政府當
然不希望有獨立的能與之博弈的ＮＧＯ存在，他們許以小利，一些小ＮＧＯ遂起而圍剿
北京愛知行，及至二○一○年，在政府與一些ＮＧＯ的雙重夾擊下，北京愛知行的負責
人萬延海落荒而逃，遠走美國。
行動力才是中國ＮＧＯ的希望
在這些會議的機械性操作中、在一些民間ＮＧＯ對權力的依附中，使中國本土ＮＧ
Ｏ的理想逐漸蒼白和褪色，失去獨立性，行動力和對社會的改變終成一個必須要進入
版本才可及的夢想。使中國本土ＮＧＯ變得躊躇不前的腳步，除了政府管制外，還有中
國本土ＮＧＯ慢慢形成的慣性依賴，資源過度集中大城市，大城市專案實施方式又過於
陳舊及一些專案實施者不願放棄的利益現狀。
因為中國政府對ＮＧＯ的限制，ＮＧＯ目前呈現的部分既得利益集團局面，也應該
為政府樂見。因為利益背後就是與當局的協同，害怕ＮＧＯ使命的消彌等。但越多越多
的行動者，以准ＮＧＯ的形式存在，地方由維護基本生存權利的個人，他們的權利意識
復甦，由此衍生出的行動，切實改變著中國。
二○○六年，在浙江東陽，幾萬人走上街頭，圍堵污染企業，迫使污染企業關停，
政府讓步和妥協。同樣在淮河岸邊的安徽蚌埠仇崗村，村民張功利帶領全村一千一百八
十九人奮力將污染企業驅趕走。
杭州的錢塘江守望者、知名的民間環保人士韋東英，比一個真正註冊的ＮＧＯ更專
業的，去招募村民做志願者，完成鄉村的污染調查；江蘇太湖的陳法慶，成立了法律維
權網路。
這些個體在和其他人的合作行動中，踐行著中國ＮＧＯ應該踐行的職責，他們比很
多大城市的ＮＧＯ更具推動公民社會發展的能力。
只是，那些本應下沉到這個層級的公益資金，還在路上，到達這裡的路途還很遙遠
。需要國際基金會、身處中國大城市的大資深ＮＧＯ調整思路，重新做出對中國專案的
價值和方向的評估。用打破壟斷和既得利益格局，以分享和推動公平來贏得尊重。
（蘇雨桐：記者、前中國ＮＧＯ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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