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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http://qnsx.cyol.com/content/2010-12/10/content_3460636.htm
2010-12-10 12:41:15
深圳，罗湖口岸。从大逃港到大开放，如今，去香港采购生活用品已经成为深圳市
民的家常便饭。
卢卢/摄
逃港者
逃港者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
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
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
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
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
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
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
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
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
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
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
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
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
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
，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
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
，“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
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
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
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
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
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
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
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
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
，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
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
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分别是1957年、 1962 年、1972 年和1979 年，共计56 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
、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
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
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
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
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
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
，“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
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
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
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
，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
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
，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
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
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
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的记录，1962年，广东出
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
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
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
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
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
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
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
，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的悬殊显而易见。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
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
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
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
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
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
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
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
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
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
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
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
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
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
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
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
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
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
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
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
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
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
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
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
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
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
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
了现场。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
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
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
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
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
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
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
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
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
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
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
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
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
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
了什么。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
其中是这样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
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人数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
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
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
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
调整政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
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
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
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
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
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
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
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
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
而2005年为9.18 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
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
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
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
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
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
对陈秉安的支持。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
》书稿。
书问世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
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
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
在许多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
道，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
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
。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本报记者 林天宏/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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