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侮辱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成果點評 - ChinaNews版 - 未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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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最後的侮辱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成果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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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发帖数: 456	1 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之一〉安長林童瀟竹編者按﹕雖然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閱讀以來，共產黨學者和國民黨學者猶如“趕集 ”似地穿梭在大陸、台灣和美國各地，他們的閱讀研究成果，更能夠在大陸和台灣通行無阻。但是，這篇文章，目前無論是在大陸和台灣都不能發表。本刊囿於這一實情，決定自本期起予以連載，請海內外的讀者給予關注。前言在海內外已經造成很大影響的“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已有三年。這實在不能算是太短的時間了。然而，三年來，我們雖然至今看不到“蔣介石日記”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海外的原本出版物，但是，我們看到的和聽到的，幾乎只有，或絕大部分，都是被派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們的閱讀“成果”，並且炒作得十分地熱鬧。當然，這些中共學者，不論是在六十年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中國大陸，還是在海外，他們都一律地被稱為“中國著名的和權威的歷史學者”，尤其是中共大陸媒體的廣泛介紹和蓄意推崇，已經開放了三年的蔣介石日記的“解釋權和話語權”，也就幾乎、甚至是又一次被這些“中共著名的和權威的學者”所一統。如此，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普通學者和黎民百姓，也就只能聽到、讀到被這些中共學者或 “風卷殘雲” ，或“細嚼慢咽”而反芻出來的閱讀成果。於是，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的初衷，被存心地扭曲了；蔣介石日記的本相和相關歷史真相，則被蓄意地“走形”了；一大批被迅速炮制出來的御用學術著作，和成百上千部被搶拍出來的電視連續劇，竟配合著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掀起了一股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和要 “ 藝術地污蔑蔣介石”的惡潮，從而使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閱讀，越來越滑向了“應該讓人民藉此瞭解歷史真相”的反面。原因，就是早已被大陸民間二十餘年如火如荼之歷史反思，特別是對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愈來愈高之聲望日益感到坐臥不安的中共，終於藉開放閱讀蔣介石日記，不僅找到了一個“必須重新統一對蔣介石認識”的時機和楔口，而且找到了加以利用的方法和手段。中共為利用開放蔣介石日記閱讀，而再次對他的對象採用“統戰法寶和挖心戰術”，其在行為上所表現出來的“身段之柔軟，手法之靈活”，在程度上所達到的“滲透之深，撼動之巨”，在目的上所想得到的“統一思想和欺騙輿論”，可謂相當成功。特別是在近年來大陸民間的一片“頌蔣”聲中，把蔣介石先生的所謂“歷史罪行”，巧妙地、甚至是“公正”地再一次釘到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不僅維係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共產黨對蔣介石的基本歷史否定和重大歷史栽贓，對蔣介石製造了新的侮辱；還對大陸人民二十餘年的艱難歷史反思及其痛苦成就，進行了全面的反撲；為正處在迅速覺醒階段的許多國人，製造了新的思想混亂。其所行所為，實在令人嘆為觀止。當然，這一切都是中共通過其御用學者們的閱讀、“研究”和宣傳，才達到了目的。在人民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中國大陸，還有哪一家“黨的媒體”敢於公開唱反調呢？在中共的專制思想統治還在殘酷地苟延殘喘的今天，普通的學者和百姓又有什麼能力，能夠在哪一家報刊雜誌甚至是在互聯網上，去和中共的學者們“抗衡叫陣”呢？中國大陸已經二十餘年的民間歷史反思，居然因為蔣介石日記的開放閱讀，而遭遇了一股“似是而非、為非稱是”的巨大逆流。雖然，對歷史而言，也只能與中共八十餘年的欺騙和謊言一樣，最終仍然也只會落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罷了。蔣介石日記是中國現代歷史真相的一部份，甚至是很重要的部份。但是，由中共和中共御用學者來“促成開放”（中共學者言），引導方向，惡意傳播蔣介石日記，甚至為一心符合“胡錦濤同志對相關歷史問題研究的指示” （中共學者言），而利用、閹割、歪曲蔣介石日記，直至大造符合中共迫切需要的輿論，所謂“因勢利導”，猶其是要為 “製造專制和諧社會”而賣力，這大約也是海內外很多學者不屑與之“同流合污”的原因。為澄清“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已經造成的不幸誤區，為讓自己的人民知道中共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究竟是要干什麼，干了什麼，為和大家一起來認識中共學者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所造成的弊害，為使中共對蔣介石之“最後的侮辱”不能得逞，我們不得不在蔣介石日記開放三年之後，在國內媒體上選擇了幾篇最重要、最有影響、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閱讀“成果”（包括報導和採訪錄），採用全篇照錄，分段引用，再加以評點的方法，來和大家一起分析和探討，以為有朝一日“蔣介石日記”能夠向中國大陸人民真正開放和全面開放而聊盡其責。我們呼吁儘快出版原本和全本“蔣介石日記”，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蔣介石先生的本來面目和真實形象。第一篇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 × 自序（本文摘自× × × 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歷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人的本相迷失的情況很復雜。一種是因“捧”。將某一個人捧為天縱之聖，絕對正確，永遠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遠處於黑暗中一樣。一種是因“罵”。將某一個人罵成十惡不赦，壞事做絕，禍國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殺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仿佛一切罪惡，一切黑暗，均源於斯人。評點﹕ 道理似乎說得全對，言詞似乎十分公正……。但是，歷史的本相從來不會迷失。因為，本相只有一個，過去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今天，它在歷史上依然存在著。迷失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尋找者或研究者，褒獎者或鞭韃者，蒙蔽者或欺騙者，還有就是“別有企圖”或“心懷別緒”者。關鍵，是我們如何去接近本相，如何才能去接近真相。找出更多和更加接近本相的歷史真實來。倘能如此，那我們的研究方向，就是正確的；我們所發掘的事實，就有可能更加接近歷史事實本身。所謂非好人即壞人，非神即鬼，不是天縱英明就是天生罪人，或非善即惡、非功即罪者，也正是共產黨所獨有的“兩分法”。因為共產黨對歷史人物“不是批倒批臭，就是捧紅捧紫”，其慣用的手段，則是“昨日還在號召萬方歌頌之，今天已經號令人人打倒之；還要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共產黨的此類“史跡”，實在是多得枚不勝舉。至於共產黨的“欺騙史學”、“頌歌史學”，“陰謀史學”、“影射史學”和必須為其“革命”、“極權”、“暴政”服務的形形色色史學，誠如辛灝年先生所言，除卻前蘇聯為首的“馬列黨族國家”――就是那個已經崩潰的“社會主義陣營”，則不論中外，便確然是史無前例。因為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自古就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等許多的錚言，就有許多為紀錄實史而不惜掉頭的史家，更留下了千千萬萬種敢於，或無須“敢於”，就能夠據實而論，好壞兼述，美惡俱呈的史書和史籍。所以，“非神即鬼”的史學，惟有馬列中國之一代“史學”所獨有，如果它還能夠被稱為史學的話。然而，中共學者在此卻以莫須有的方式，明知只有共產黨擁有此 “獨家史學和不倫史學”，卻將之說成是仿佛與共產黨無關的一般歷史研究現象，作者是否有為中共“隱惡”的意圖，便有些嫌疑在身。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因為無論做什麼，只有“思無邪”，才能“行端正”。無邪則正，邪則不正，更不是自命“公正”便能夠“公正”得了的。雖然，凡是有黨派的，自覺或不自覺都要為其黨派服務的學者，則是無論如何都是很難做到公正的。自序﹕ 蔣介石一生經歷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大事。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孫中山逝世後，領導北伐、清黨、剿共、抗日、內戰，很長時期內擔任中國黨、政、軍三方的最高領導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又兩次分裂。1949後退到臺灣，既堅持反共復國，又堅持一個中國，在活過88年以後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被神化、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勳盛德”，“光華流澤”，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化、醜化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兩種情況，簡單的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評點﹕ 作者在“比興”之後，終於開宗明義地說到了他的閱讀研究對象――歷史人物蔣介石。其所述蔣介石的重大歷史經歷，基本是正確的。但是其所提及的某些歷史事實和說法，有的令人費解，有的則需要加以說明，有的尚需要幫助作者來“說穿”。第一，歷史上有過兩次“國共合作”嗎？在大陸民間歷史反思早已否定共產黨的這一“歷史性欺騙”之後，作者還要根據當今共產黨之迫切需要，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中，大談“國共合作”，依舊“黨云亦云” ，令人匪伊所思。歷史的事實是﹕ 在蔣介石的辭典里，一是1923年從蘇俄歸來後，就曾堅決地反對所謂的“國共合作”，反對所謂的“聯俄容共”，明確指斥當時的蘇俄與老沙皇及世界上的帝國主義“沒有二樣”，對中國的疆土，特別是我們的新疆和滿蒙，甚至是本土，都充滿著野心（註1）。而後來的歷史也早已證明他完全正確。二是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在共產黨數度向他提出“四項保證”（註2）之前提下，蔣介石才表示接受共產黨“輸誠”，說得不好聽，就是接受共產黨“投降”。自此，中共逃亡的“落腳”地陝北，便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允許建制的陝甘寧邊區；中共的兩萬逃亡軍隊，遂成了吃國民政府給養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所屬第十八集團軍，就是“八路軍 ”。雖然他們不打日寇，專打國軍，希望“日本人對中國的土地佔得越多越好”（註3 ）。那麼，“國共合作”一語從何而來？就象所謂的“新三民主義”，純粹是在孫中山死後兩年，由前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幫助中共捏造出來的那樣，“國共合作”一語，則是列寧在1921年對蘇共（佈）、俄屬共產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即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是因前蘇聯共產黨在聯合中國的“南北兩軍閥”失敗失算之後（註4），因發現在中國真正有影響、有力量的還是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列寧才指示他的“中國支部”――中國的共產黨，要和中國的國民黨實行“合作”。說穿了，就是其時人數尚只有百二十人的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在秉承境外主子的指令，要借“國民黨之懷，育共產黨之胎”；就是當時戴季陶所說的，共產黨是在“利用國民黨的軀殼，發展他們的共產黨”；或當時的汪精衛所說的，共產黨就象“豬精鑽進了鐵扇公主的肚子裏”那樣，要打入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以誘惑國民黨，誘發中國的共產革命罷了。所謂“國共合作” 一語，純粹為列寧所創造，所指示，所命令。而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不過是前蘇聯的陰謀伎倆和中共的聽命從事（註5）。中國大陸學者、前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所長陳錫其教授，早在1986年就已經指出，在中國國民黨（不包括當下的台灣“中國 ”國民黨）的全部文獻上，非但沒有出現過“國共合作”的文獻，就連“聯俄容共”的文字都沒有出現過，它們最早都是出現在蘇俄和中共的文獻上（註6）。至於今日國民黨不孝子孫們還在糊涂地囈語著什麼“國共合作”，我們就不去說他了，說也無聊。所以，所謂國共合作，正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言﹕ 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誠和虛假歸順（註7）。第二、中共學者，也算“學者”。是學者，在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上，就不能含糊其辭，更不應該裝糊涂。孔子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知也”。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究竟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美化成了千古聖人？又是哪一部分人把蔣介石丑化成了萬古罪人？特別是後者，這是中國大陸的幾代黎民百姓都耳熟能詳的事情――是共產黨，才把一個曾領導了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成功，更領導了中華民族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丑化、惡化、妖魔化、流氓化了。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在“辨識新中國”之同時，還必須“還原蔣介石”（註8），便成為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歷史反思懷有深悲巨痛的歷史主題曲之一。然而，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研究和成果”，非但絕口不提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的歷史反思成就，絕然不提及人民痛苦“還原蔣介石”的功績，更是絕不提及﹕正是共產黨才竭盡所能、不擇手段地誣蔑了蔣介石，是共產黨才極端地甚至是無恥地要將蔣介石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子”上，還要踏上無數隻腳，妄圖叫蔣介石世世代代不得翻身。因為，正是共產黨，才聯合了一切外敵和內敵即﹕中華民族的世仇大敵前蘇聯， “專打蔣、不打共”的日本侵略者，和大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革命的所有逆子貳臣，以及作為滿清王朝遺老遺少的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才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打倒了蔣介石，篡立了中國的馬列政權。避開了中共“誣蔣、打蔣”這個歷史真實和現實真實，撇開了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還原蔣介石的艱難痛苦成就，只含糊其詞地“這一部份人”， “那一部分人”；“這一極端”，“那一極端”，其與共產黨不言而喻的曖昧關係，其對人民反思潮流暗相抵觸的對立立場，豈非耐人尋味？如此中共學者，還要一開場就要一再地標榜公正，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公正得起來？第三、至於把蔣介石當作神明者，有沒有，有。他的一些曾與他生死與共的將帥部下，其中殘留人間者，至今提到他都會老淚盈眶，甚至作文頌蔣以至於極。這只是表達了他們對蔣的感情，卻不是在“作史”。它們當中豈但大多數不是什麼歷史學家，就算有專門肯定蔣介石一切正確的國民黨御用學者，它們也從沒有用過共產黨對毛澤東那種令人肉麻甚至是令人恐怖的瘋狂諛詞，什麼“紅太陽”、“四個偉大”之類，如郭沫若“兩個太陽”的頌歌等等。而且，他們從來不曾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上，形成過一種流派；更未在中國現代歷史研究上佔有過任何地位。相反卻遭遇過種種非難，有些對他們的批評也並非不對，那是因為他們以感情傾訴代替了客觀陳述。反之，就歷史事實而言，當蔣介石為民族國家建功立業之初，不僅橫罵他的多，而且惡打他的更多。蔣不僅在擁有著相當言論自由的大中華民國報刊雜誌上天天遭人橫加指罵，而且在蔣介石為了統一民國的艱難奮鬥中，歲歲年年地遭遇著誣蔑、反撲、顛覆，甚至是勾結外族外敵對他進行殊死地進攻――中共首當其沖。那些不是拿槍、而是拿筆的共產派文人，不就公然地在“解放前”的報刊上責罵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 嗎？甚至年復一年地破口大罵蔣介石反動、黑暗，是個“地痞流氓”嗎？誰把他蔣介石當作神明了？誰把他蔣介石當作聖人了？連當時的國民黨也沒有。國民黨內公然反蔣，甚至幾度逼蔣介石下野的事實，可謂人盡皆知。就不說誰又曾把蔣介石當成“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的紅太陽”，而天天都要向他作“早請示、晚匯報，唱忠字歌、跳忠字舞” 了――有嗎？再就是，直到今天，又有誰人敢於稍稍罵兩句毛澤東的“ 第四代接班人”呢？就連罪惡滔天的毛澤東，雖然已經死掉三十餘年，可在今日中國大陸的無數報刊上，又有誰敢於對他“不恭和不敬”呢？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代表，被中共媒體和海外糊涂人捧為著名的和權威的“大家”，不是還要在他的“成果” 裏，對當今中共惡黨之首惡胡某人“有關歷史研究問題”的指示，十分用心地表示著他的“第一種忠誠”嗎？還要利用閱讀蔣的日記，來為胡某人提出的要與共產黨極權專制 “和諧”的理論盡心盡力嗎？我們如若也要一言以蔽之，就是﹕修史者一定要做明白人。說真話，做明事，不要也搞出什麼“革命的兩手”來，陰一套，陽一套。倘若人人都明白的事情，你都不明白，說不明白，還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甚至讓別人對你人鬼難辨，那你還有什麼資格來 “述史”，你的“公正”又從何而來？ Text Box: 第四、在中國大陸人民自己通過對歷史的反思，讓真實的蔣介石已經和正在回到人民的眼前之時，之所以中共學者時時刻刻都要將“公正”兩個字掛在嘴邊，更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這一機會，由他們這些曾跟著共產黨、曾幫助共產黨罵夠了蔣介石的人，來重新“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來否定人民已經和正在還原的蔣介石，其目的，雖然在共產黨是“一以貫之”，但是其手段和說法，卻有了不小的變化。說白了，就是由於時移代遷，共產黨變“聰明”了，共產黨的學者們也已經變“聰明”了。這是中共專制統制“被迫弱化”的結果，因為聰明了並不等於進步了。因為還要象過去那樣，只簡單地、公然地、重復地再把蔣介石橫豎臭罵，批倒批臭，已經行不通了。因為，八十餘年來，特別是共產黨在中國建立馬列政權以來，被共產黨批倒批臭的許多人，不論文武，不論死活，其中許多人，今日早已香遍中國。不說蔣介石、胡適之這些曾被共產黨批得體無完膚的人物，就是早年的許多軍閥政客，後來的許多墨客文人，直至共產黨的自己人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之流，凡是被共產黨批過的，罵過的，鬥過的，逼死的，害得家破人亡的，今日也都已經在中國大陸甚至滿世界內“咸魚翻身”，甚至“譽滿中外”。特別是“北伐是蔣介石領導打贏的，抗日更是蔣介石領導戰勝的”，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成為人民的“共識”之時，瞭解情勢的中共學者，就要在絕不提及中共曾經對蔣介石的極端批判辱罵之前提下，來學著“公正”的模樣，“重新出發”，既不得不承認人民對蔣介石已有的某些“還原”，又要重新否定已經為人民“還原”的蔣介石本相；要在儘可能的情形下，推翻人民反思蔣介石的巨大成就，保住中共對蔣介石的基本否定和根本否定。其必須固守的原則就是﹕在“蔣、共關係”上，只能是共產黨對，蔣介石錯。共產黨對國家人民有功，蔣介石對國家人民有罪。這便是他們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的真謀略和真目的。所以，中共學者們才要在表面上提出批判“兩個極端”，但絕不說共產黨一貫極端；一心要否定人民痛苦反思的成就，但又只好含糊其辭地將之指責成另一種極端；更要在新形勢下，在行為上裝作“公正”，標榜自己非但與黨、與民皆不相同，而且惟有他們才超越了“兩極”。如此才能達到既能夠維護共產黨的歷史正確性――因為它們自己就是共產黨；又對人民反思包藏禍心――因為它們就是要為了共產黨的“政權穩定和專制和諧”，而一定要推翻和取代人民反思的“危險成就”。這當然又是中共學者的惑人招數。謂予不信，請見中共學者的後文，和我們將針對歷史事實所作出的評點。自序﹕ 廓清迷霧，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正確評價其功過是非，揭示其本相，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國共關係，正確認識和書寫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有其必要；對於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實現中華民族的和解與和諧也有其必要。點評﹕ 誰都知道當今中共黨魁胡某人近些年來發明了一種叫做“和諧社會”的理論，稍有知識的人也都知道，這個“和諧”理論，說到底，也就是人民必須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和諧”；並且，人民只要稍稍敢於不“和諧”，惡黨的裝甲車，機關槍，由惡黨豢養的武裝警察，再加上為惡黨所操控的黑社會流氓勢力，就會一起向著我們可憐的人民撲殺過去。以至今日的中國大陸，“血案頻生，大俠輩出，烈女揚威”（註9）。整個社會豈但是全然“和諧”不起來，而且一場大的社會變革眼看就要來臨。當然，正因為如此，中共學者才必須憂黨之所憂，急黨之所急，為胡某人的“專制和諧理論”服務，為苟延中共的專制統治服務。所以，他們即便是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時，也要為本黨總書記的“專制和諧理論”筆下生花，竭盡阿諛之能。如此，你又如何標榜得起“公正”？又怎麼能夠尋找得出真實的蔣介石來？至於在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時候，高談“民族和解和建立兩岸的和平關係”，此不過也是要利用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來執行其本黨對台灣的的統戰謀略罷了。這個謀略，就是前評已經點到的，為中共儘可能地實現“和平解放台灣、實現專制一統”而賣力。如是，讀者總該明白了“什麼叫做中共學者，和誰才能被叫做中共的御用學者？”要知道，中共學者的狐狸尾巴就是這樣露出來的…… Text Box: 自序﹕ 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左圖說明）中共御用學者在該書封面上的兩行介紹文字是﹕ 蔣介石的處世為人經是一個博大、精深的“厚黑經”。是人治時代強權者的權謀之術和處世之道。點評﹕ 第一、何謂國共大戰？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前，它是中共在中國人民的“世仇大敵” （蔣介石語）前蘇聯指揮下，背叛中華民族，顛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的武裝叛變。共產黨稱之為共產革命戰爭，是列寧發動“世界革命以保衛蘇俄”的一個部份；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平定共黨叛亂即“剿匪”。在中國人民獲得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勝利之後，在共產黨，則是一場立即乘機發動的瘋狂內戰和血腥內戰。至今，共產黨都一直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在中華民國政府，則稱之為“反共勘亂、捍衛憲政和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共黨勝而民國敗，民主憲政被中共傾覆，中國國土被中共分裂，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中國”。此後，中華民國在兩蔣時代苦守台灣以待變，並逐步走上經濟繁榮和還政於民，民生和民權的發展相得益彰。中國大陸則變成了“馬列黨族”的國家，而非中華民族的中國，人民陷入和平條件下共產黨的血腥統治，於毫無外患內憂的國際國內環境下被共產黨殺死、逼死、害死、餓死幾八千萬，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殺死殺傷我同胞的“四倍”，無數知識分子被經年累月地浸泡在“鹽水、鹵水和血水”之中……（註10）。這確實是一場“生死搏鬥”，是一場“中華民族要生存”與“馬列子孫要屠族”的生死搏鬥，是一場民主追求和專制復辟的生死搏鬥，是自辛亥革命始，要“走向共和”的中國人民，與中共“馬列殘暴統治”的生死搏鬥……。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委實是在有意地將這一“生死搏斗”抽象化、虛無化、無罪化和“沒有是非化”了……。這就叫做“公正”嗎？第二、反觀一部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人民的反思者看到的是﹕歷史塵埃遠未落定，人民反思正在發展，中共欺騙正在變招，民族出路正在尋找……。因為，只要歷史的大是大非沒有弄清楚，現實之路的方向就還在混沌不明之中，人民就仍然在和仍可能在歷史造成的苦難之河里沉浮――中國的現實正是如此。今日，欠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無數血債的中國共產黨，閉口不談歷史和現實的大是大非，開口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等等。其原因，無非是一談是非，他就非但理屈詞窮，而且必然要被歷史和人民所否定、所拋棄，甚至是被推翻和被埋葬。而不談是非，只談消除恩怨，就能在無形中消泯了大是大非，就能在謀略中“化非為是”或“化是為非”，就能永遠地維係共產黨在刺刀森嚴的一言堂上“只準言其是、不準指其非”的專制淫威。如是，歷史的沉冤非但得不到洗雪，現實的痛苦也同樣得不到解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也就只能繼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吹噓和“專制和諧”的欲望之下，在中國馬列子孫集團的持續黑暗統治下，永無出頭求新之日。 page004c （左圖說明）中共御用學者在該書封面上介紹說﹕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樣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 有人說“蔣介石是中國詭道集大成者”，還有人稱他是“中國的拿破侖”，李宗仁說得更貼切，他說﹕“蔣介石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低能，但使用權謀，運用詐術則天下第一。” 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對彼黨的心思，捉摸、把握得何其之深，何其之準，且是何等地賣力。第三、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所有文史研究學者們，已經真正地能夠獲得全面查閱各種資料的可能；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已經真正地獲得了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那麼，對任何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評價，就會真正地走向客觀、真實和全面了。但是，現實的悲劇卻是，中共專制統治下的人民，非但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甚至連查閱歷史資料的自由，仍然在被層層地限制著和剝奪著。太多的資料仍然被中共封鎖著，甚至在銷毀著和竄改著。只能在美國開放閱讀的蔣介石日記，非但絕不容許在中國大陸按照其本來面貌出版，讓人民一睹真相，卻正在加速地被中共學者們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利用著，扭曲著、侮辱著……。自蔣介石日記為中共學者“推動”開放，並首先向他們開放以來，短短的三年間，中共的出版界已經出版了數十部煌煌大著，猶如全面反攻似地大肆誣蔑和辱罵蔣介石。中共層層文藝界更象是“大躍進”似地，受命拍攝了几百部歷史連續劇，“全面侮辱蔣介石，放聲歌頌共產黨”，並美其名為“我們要用藝術的方式來闡述歷史”，再加上他們在電視劇中著意配合的“誣蔑性旁白”，便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達到了他們要對人民，特別是新一代，進行虛假歷史之“再教育”的罪惡目的。面對著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民間對蔣介石進行勇敢反思和艱難反思的鉅大成就，中共學者們受命要“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中共的御用文人們受命要“藝術地竄改現代史”，著實“成果輝煌”。雖然“人民反思在前，中共反撲在後”，其最後迎來的，無疑將是人民更加廣闊的反思和更高層次的覺醒。這些都是中國大陸學者們人所共知的現實，是許多有知識有見地的讀者和觀眾們聲稱“ 根本不看這些學術著作和電視連續劇”的原因，也是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進步者都知道的實情。因此，中共學者在此侈談“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 如若不是痴人說夢，便是欺世大言。歷史和現狀都在告訴我們﹕只有在中國人民推翻專制制度，實行民主自由之後，才有可能真實地、客觀地評價蔣介石和中國現代史上所有的歷史人物，包括中共自己的洋祖宗 ――馬恩列斯，中國的歷代馬列子孫集團，及其罪惡的一伙。第四、人所共知的是，一位曾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統一過進步中國，特別是在那一場長期的和血腥的反侵略戰爭中，保護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大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至今還沒有入土為安，還不能歸葬自己的故土，還在遭遇著分裂者的侮辱和背叛者的糟踏。遭遇了六十年共產專制極權荼毒的中國大陸普通人民，至今還陷身在茫茫的專制苦海之中，還遠不能走向真正共和的彼岸，還在為爭取起碼的“民權”，而與殘暴的“專權”苦苦地抗爭著。我們中國的台灣，至今還陷在“分裂”和“投共”這兩個極端的政治旋渦中震蕩，台灣的民主正在遭遇日見其多的中共專制飛彈的威脅，而今日的國民黨上層投共勢力卻走在北京的“紅地毯”上，寧享中共的胯下之“榮”……。此時此刻，中共學者們卻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閱讀，迫不及待地要給蔣介石“蓋棺論定” ，試問，蓋棺何處？論由誰定？如此急切的中共學者，無非是急著要利用蔣介石，以便迅速統戰台灣，以求儘可能快地“和平解放台灣”，以在“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根本謀略之下，為竊取中共權利的歷史合法性，苟延其專制統治的性命，盡心賣力罷了……。自序﹕ 我從上一世紀70 年代起，投身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第一步，在海內外廣泛收集資料，第二步，選擇若幹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上一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將他的部分日記和手稿交給他的老師和秘書毛思誠保存，我曾以這批資料為主撰寫了一批論文。 2002年，結集為《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後，我又多次到臺灣，研讀蔣介石帶到臺灣的大量檔案，特別是根據其日記所編寫的《困勉記》、《省克記》、《學記》、《事略稿本》等資料，寫成又一批論文。2006年3月，寄存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我有幸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繼續開放日記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訪問該所。日記，記個人經歷和內心世界，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有其特殊價值。蔣的日記，長達五十餘年，大有助與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密。當然，只看日記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大量閱讀相關的檔案資料和文獻，反復比較、勘核，同時，將蔣的所思、所行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實的蔣介石來。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得到過許多鼓勵。1988 年，我的《中山艦之謎》一文發表後，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 “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過若幹困難。2003 年，有少數幾個人化名給中央領導和有關機構寫信。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評點﹕ 第一、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敢於研究中華民國這個“共產黨划定的歷史研究禁區”，已經算得是中共史學界的一條好漢。只要不是“御命”的，只要還能夠多少講幾句真話，也就算作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勇士了。是否如此，那就還是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在“ 和我黨保持一致”。但就其三十年後蔣介石日記閱讀研究的成果來看，完全可能還是“ 吾學一以貫之也”！我們暫不評論。第二、“開始研究孫中山，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研究蔣介石”這句話，倒是說得有道理。孫為現代中國的開創者，在中國搞的是“要民族、要民權、要民生”的三民主義，和志在結束兩千年帝制，推翻滿清貴族專制統治的國民革命，創建的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蔣則是忠實於孫中山的主義，推翻過專制復辟，結束過軍閥混戰，兩次統一過正在艱難中走向進步的大中華民國，領導全民族（中共除外）戰勝了日本帝國的長期侵華戰爭，卻又因日本侵略，和共產黨在前蘇聯命令下“鬧革命、打天下、復辟專制”而慘遭失敗。所以，肯定孫中山，就必定要肯定蔣介石；否定孫中山，就必定要否定蔣介石；利用孫中山也就必定要利用蔣介石；誣蔑孫中山就必定要誣蔑蔣介石。雖然，孫、蔣也各有對錯，各有對歷史應付的責任，但是，他們都是有錯沒有罪，對民族、對國家、對歷史都曾功德彪炳。但是，反觀近年以來，中共卻在一面利用孫中山，企圖繼續劫奪權力的歷史合法性，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民主建國事業的“忠實”接班人；一面則數度橫波惡浪地誣蔑孫中山和否定辛亥革命，企圖在“專制改良”救不了命的時候，撲滅正在中國蔓延的孫中山革命思想。蔣介石日記開放不久，在海內批判、海外高喊要“鞭尸孫中山”的又一波狂潮（註11），其代表人物就是國內的中共學者和海外的特殊民運文化人。由此而想到另一些中共學者也受命要及時地抓住機遇，利用閱讀蔣介石日記，而對蔣介石進行再侮辱和再否定，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中共一盤黑棋中的兩顆“巧設” 的棋子呢？第三、自中共對外開放，尤其是近年以來，用一些朋友的話來說，因中共這位“導演” 的需要，少數中共學者走海外，游台灣，簡直就象是“趕集”那樣。其中更有人能夠象變戲法似的，一人身兼各種“人士”的身份，用喜笑怒罵的方式，豈但都勝利地完成了他們的秘密使命，而且其名氣和形象還因此而一再看漲。當然時間一長，表演得太多，他們當中也就有一些被看穿了。然而，在中國，又有哪些人和多少學者才能夠“到海外廣泛搜集資料”呢？這些有權利、有方便、有條件“到海外廣泛搜集資料”的人，究竟都是些什麼人，特別是他們以各種身份，“趕集”似地到了海外――西方的一些主要國家之後，它們究竟表演了什麼？又干了些什麼，千萬不要以為別人都不知道。因為只要看你的成果為誰所需要，看你在國外是怎麼“裝罵”――或小罵大幫忙，或大罵大幫忙，或裝著國共一起罵，或乾脆把 “孫、蔣、毛一鍋煮”，就是將他們個個都罵成“梟雄”。但是，回國之後，非但不會倒霉，還被中共的媒體捧如星月，豈非令人一目了然？因為共產黨從來都不是吃素的，從來都是反對不得、睚眥必報的。該有多少人只因在海外失言，或真有反對言行，不是被他攔在國門之外，就是被他指使長期潛伏在海外的“第五縱隊”橫批惡罵，甚至是設陷井，下圈套，直至跟蹤、綁架……這樣的例子，還少嗎？至於說到被邀請，在西方國家甚至是台灣，都有所謂“交換學者”。但在中國，交換的背後怕更有些被派遣者。這些特殊的公派學者，甚至是公派的特殊留學生，已經在美國拿了多少科技情報回去匯報“成果”了，海外報紙上已經不是新鮮事――因為近年來美國已經抓了、判了一個又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當然抓不出來，但還是嗅得出來，特別是對與共產黨“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大陸人來說，共產黨的名堂，中共學者的彎彎饒，別人看不懂，我們一看就明白。當今那些去美國看日記就象是“趕集”似的人，又有幾人不是中共學者，不是特殊的中共學者？不是在海內外網站上“罵孫誣蔣”的闖將？不是中共倚重和吹捧的著名學者、權威學者和御用學者？他們雖然學問不大、不真，但卻名聲不小。第四、說日記有價值，不能一概而論；說日記有特殊價值，更不能泛泛而論。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日記，在共產黨長期統治下更有會招致殺頭、坐牢的日記。當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有因日記而發跡的、走紅的和紅得發紫的，要全國人民必須天天學、月月學、年年學的，比如“雷鋒日記”。本文筆者之一在“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死後多年，曾有幸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濟南軍區見到過“雷鋒日記的作者”──另一位“解放”軍軍官，真是令人“跌破眼鏡”。就不說，自從共產黨“解放 ”了中國人民以來，還有多少人為了“要求進步”，該寫了多少假日記，為了害人又寫了多少“黑日記”。日記這東西，到了紅彤彤的共產黨時代，它的名堂和作用，也太大、太嚇人了！當然，古往今來，不是屬於上述特殊共產時代的寫日記者，應該說，絕大多都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為了記事的。但即便如此，也絕不能將日記看成是“在歷史文獻中具有特殊價值者”。因為有價值，但不特殊，更不能依靠，不能作根據。即便寫日記者是一個有品性的人，其一個人的經歷，一個的好惡，一個人的思考，一個人的看法，一個人的感情，即便全然都是真的，都仍然會與歷史真實存在著距離，或是偏差。大多數人都喜歡看傳記，特別是名人自傳，且不說自己寫傳記，幾乎都是自己對，別人不對；要是由親人、後人或好朋友寫下的傳記，就更是自己的親人朋友事事正確偉大，別人則事事錯誤渺小，特別是對那些有分歧、有矛盾、有怨有仇的“對立者們”。最典型的，莫過於黃花崗起義的破壞者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叛徒陳炯明的兒子，他為其父翻案的著作――《一宗現代歷史的大翻案》，就把自己叛徒父親說成了一朵花，而把孫中山說成了一個“頭頂長瘡、腳底淌濃”頭號大壞人。雖然他得到了共產黨的關懷和支持，更使得中共的御用學者們如獲至寶。但凡今日要“鞭尸孫中山”者，其“歷史資料”，無一不出於此。雖然這些資料，又幾乎都是叛賊陳炯明當年在香港辦的報紙專門罵出來的，或是為從來就不想中國人好的英國殖民者們雇佣“寫手”們寫的。因為，當年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實曾使它們感到“芒刺在背”。（註12）所以，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既要珍惜歷史人物的日記所提供的事實資料，參考他的觀點看法，又要極其嚴謹、審慎地去尋找其他的證明，甚至是相反的證明，這樣，日記的史料價值才能體現得出來。就象辛灝年先生在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我之所以不用台灣和海外的資料，就是因為半個世紀的分裂和隔膜，幾乎使我們兩岸的人民都不能相信對方的一切。如果我用國民黨說自己是怎麼抗戰的，來證明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領導抗戰的，我們大陸的讀者會相信嗎？如果書是這樣寫出來的，不說別人怎麼想，有些人怕是連看也不要看了。所以，我引證的幾乎都是大陸的資料、中共的文件、毛澤東的著作和大陸學者反思的成果，然後我再加以辨析和判斷，用它們來證明國民黨抗戰，特別是共產黨不抗戰，看共產黨可有話說？”辛先生的著作和講演之所以能夠被很多人接受，特別為國內普通民眾和海外留學生、新華僑所接受，這確實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為了利用蔣介石日記，而片面宣傳蔣介石日記的特殊歷史文獻價值，一方面，透露了蔣的日記的真實、價值和意義；一方面，卻為了“假肯定和大否定”留下了張本。近幾年來，中共御用學者利用蔣介石日記來大罵蔣介石的“學術著作”，之所以能夠風起雲涌地“問世”，就是證明。至於蔣介石日記究竟如何，那是我們另外要論及的問題。第五、序文的精彩之處，就在他終於說出了，或者還是要忍不住地說出了，他是從哪里得到了“許多鼓勵的”。也就是他從事此種歷史研究的動力、源泉之所由來。這位中共學者1988年就出版了《中山艦之謎》這樣一本研究著作。好壞真假，是否還是與我黨保持一致，或大的方面當然要保持一致，小的細節可以少保持些一致，我們暫且不論。要評的卻是，為什麼一個學者對於中共領袖的誇獎如此重視呢？“胡喬木多次在談話中稱讚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當面對我說：‘你的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這些話，要是說在八十年代前，還情有可原。二、三十年後的今天，還要以“黨恩高官”為勵，甚至以此來彰顯自己已經被黨的領導褒獎有“ 世界水平”，如若不是一個在感情上和行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學者之深重氣息者，便不可思議了。何況什麼又是歷史研究的“世界水平”呢？它的標準是什麼？什麼又是“對的路子”？還“要堅持下去”？共產黨領袖指出的路子，又有哪一條是對的？難道從那年起，這位中共學者，就堅定了黨在歷史研究上所規定、所鼓勵的“新路子”了嗎？看來事實正是如此。至於中共學者自己說的，“2001年，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完稿，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得到《華夏英才基金》資助，於2002年出版。” 對於這一番頗有夸耀性的自白，這一句中共學者感謝“龍恩”的話，我們還需要再作什麼評論嗎？在中國大陸學界，這早已是一句令人聞之生厭的話，真的不用再說了。要說，那就只能說，這位中共學者的“學術著作”，是經過專制惡黨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審讀和資助的，是經過共產黨的策劃和批准，並且是共產黨用“黨費民膏”支持他研究、寫作和出版的。在中國，在海內外，在所有多少還有點正派意識的人心中，“中共中央統戰部”是個什麼東西，還用得著再解釋嗎？他曾讓多少人鬼迷心竅，家破人亡？當然，一個學者，一旦被列入中共統戰大業的旗下，他自然就能夠跑海外、走台灣就象是“趕集”一樣了；而一個被統戰部派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學者，他當然就要為著惡黨的統戰事業，來統戰與蔣介石日記相關的一切人和事了。而統戰的要害，就是“革命的兩手”，就是“當面喊哥哥，背後掏家伙”。在學術上干這兩手的人，還象個“學者”，還是一個學者嗎？且把它看作一位中共御用學者的活靈活現的“自白”吧。第六、這位中共學者也嘆了一段苦經。說﹕“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我的書，就張冠李戴，毫無根據地指責我吹捧蔣為‘民族英雄’，要求對我加以懲處。” 這要是不了解中國大陸學界狀態和社會情勢的人，不用說，是要對他一掬同情之淚的，尤其是那些沒有吃過共產黨種種苦頭的“呆胞”們，海外的親共人士，和已經或正在被共產黨統戰得渾身舒服，早已經“忘國忘家”的國民黨高門子弟們，以及對共產黨滿腦袋漿糊的台灣某些國民黨學者。可是，六十年來，在從來就是夜黑風高、水惡流深的共產黨內部，“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的事，從來就有。那些背後向黨告這位得寵學者黑狀的人，除掉一些人是對該學者象“趕集”似地跑海外、走台灣而心有不快，和一些正派人不屑他為中共統戰奔走以外，還有，就是那些會讓該中共學者膽寒的黨內極左派官僚和所謂的極左派學者們，即文革後凡事還要按照毛澤東那一套做的人，如鄧立群之流及其門下。這種人，到今天也不缺少，是所謂共產黨內的死硬派，也是中共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 的反對者，借用共產黨的話語來說，都是一些真正的極端反動者和無知僵化者。他們不識時務，不知變通，更不知道如何用新的手段來維係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總想象過去一樣，對人民、對知識分子照樣來“硬”的。這種人，當然無藥可救；這種人，當然也看不上那些身段靈活的中共新一類學者們；這種人，當然事先也並不知道，被他們告狀的中共學者，乃是中共統戰部“旗下”的人物。因為，只要是這面旗下的，就要會“革命的兩手”。為了本黨對台灣的統戰大業，有時候就不得不對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派”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軟話，甚至是好話，承認一些無關緊要的歷史事實，有時對大勢已成的歷史認知，也不得不將就著予以承認，只要不致撼動共產黨的根本就行。就象是為了攻佔一大片樹林，而不得不先砍了擋路的幾片枯草，幾根朽木一樣。此其一。其二、這位中共學者，卻是“革命的兩手”使用得很稔熟，很巧妙，很停當。因為，他此時揭開彼時曾告他狀的同黨，實際上是要告訴別人﹕我從來就沒有說過蔣介石是民族英雄，告狀人是“張冠李戴”，是對我的毫無根據的指責。有兩手之能的中共學者，在此不過是借訴說自己黨人因誤會了自己的背景和立場才誣告他，是錯誤的，而且“將錯用錯”地告訴大家﹕我從來也沒有，而且也根本不會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不可能是我說的。我對共產黨的忠誠從來就沒有變過，對蔣介石的立場更從來就與共產黨保持著高度的一致。請黨、請黨內的同仁們放寬心就好了！果不其然的是，這位中共學者，馬上筆鋒一轉，便說﹕“幸賴中國已經處於改革開放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對我的書和我的研究採取肯定和支持態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堅持和繼續。” 他在這裏不失時機地立馬歌頌了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時代，捧出了中央領導同志和社科院領導對他的肯定和支持。一個受了某些同黨、也是同行們小小委屈、忌妒和不理解的中共御用學者，在這裏實在是將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共產黨政治需要的關係，將一個正在得寵的中共御用學者，而不是一個真正自由獨立學者與“當朝權勢”的關係，表現得淋灕盡致。對於這樣一位中共學者來說，還是共產黨當年教我們唱出來的歌兒對﹕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這樣的學者，不說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能夠流傳得下來的學者中殊為少見，就是在當今的世界上，也只有在共產黨這樣的現代專制極權國家才“多多益惡”。不過，這樣的學者，在今天的中國，也是已經愈來愈少了。即便是在黨內，還有多少人會象他這樣，真心鐵意地向著共產黨呢？難怪中共中央的領導、中共中央統戰部、“馬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們都要肯定他，支持他，資助他，還要黨的所有媒體都稱贊他是中國“最著名和最權威”的蔣介石研究專家。自序﹕ 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選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陸和臺北的蔣介石日記倣抄本或類抄本寫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開放的日記手稿復印本寫成（本書注釋簡稱為“手稿本”）。由於類抄本經過不同程度的刪削、改動，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復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少量增補或修訂。 2005 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有一位記者要求我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復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 1927年至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至1949 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臺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臺獨，是功；白色恐怖，是過。我至今仍堅持這樣的看法。也許有讀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這是正常的。見仁見智，說三說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斯所禱也。看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其事有相當難度，其時將不會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本書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論述蔣介石生平的若幹問題，故副題《蔣介石日記解讀》，但是，本書遠不足以概括蔣豐富、復雜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現蔣介石日記的豐富內容，故以後會有續集、三集的出版。感謝蔣方智怡女士開放蔣介石日記的無私而勇敢的決定。感謝胡佛研究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多年來給與的閱讀便利。感謝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斯為序，並期待海內外廣大專家、讀者的批評。著者×××，2007年7月15日寫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之Blackwelder Court，時為第四次訪問胡佛研究院也。評點﹕ 中共學者終於貌似公正地大致說出了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關鍵成果，或曰主要成果了。當然也就更加明確地站在黨的立場上，從必須維護“本共產黨”的根本利益出發，來“ 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了。第一、中共學者明言﹕“本書是我多年來所寫關於蔣介石研究專題文章的一個選本…… 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訪問，又利用日記手稿的復印本對各文所引日記進行核對，並作了少量增補或修訂。”也就是說，本書作者即這位中共學者，已經聲明這本書是他的代表作。他最後的資料來源和成書過程，依據的都是在美國胡佛研究所開放的蔣介石日記。因此，以他這本書的自序來判斷他對蔣介石，特別是對蔣介石和共產黨關係看法的基本立場，凸顯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應當不會錯。第二、眾所周知，中共的新華社是中共官方的新聞通訊社，又是直屬中共中央的“東廠 ”式特務機構。而新華社的一位記者，就是在美國胡佛研究所要求這位中共學者“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進行‘定性’的”。順便說幾句。在中共的特有話語系統裏，“定性”一詞是十分嚴肅和嚴重的，任何個人或組織，一旦被共產黨“定性”，就足能夠造成其生死榮辱的天上地下之別。一九四九年後，有多少黨內黨外的無辜之人，蓋因為被共產黨定了“地、富、反、壞、右，或反動黨團、反動組織的‘性’”，而冤沉海底，命喪黃泉，禍及一門，誅連“十族”，連馬列中國的主席劉少奇都是因為被定性為“叛徒、工賊、內奸”而受盡摧殘、一命嗚呼的。面對著中共新華社記者要求對蔣介石“定性”，這位中共學者說他只說了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複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請留心，這是他在海外這個特殊環境下說的話，他只說蔣介石有“大過”，而不象後來那樣，說蔣介石有“大罪”。我們的點評是﹕ 第一句話顯然是廢話。因為誰都知道，不論蔣介石是好是壞，他都是一個極重要的歷史人物，用不著萬里迢迢跑到美國來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才知道。第二句話也是廢話卻是鋪墊。說是廢話，是因為人人皆知，蔣介石的一生豈但複雜，而且驚濤駭浪，上天入地，成敗一身，且與鬼神共之。所以，同樣不必要只為這一句話，便花去共產黨那許多的官費和人民許多的血汗錢，上美國去讀蔣介石日記。說是鋪墊，是因為這是中共學者的“伏筆”。此處暫且不表，只需看他的下文和我們後面的評點便知。第三句話雖然含糊其辭，卻算得是初步地給蔣介石“定性”了，因為他點出了蔣介石“ 既有大功、又有大過”，看上去也顯得十分的“公正”――人總是有過的嘛？何況“學者”在前面早已說過，蔣介石是人不是神。但該中共學者之所以這樣回答新華社記者，原因是此時他正在美國胡佛研究所，這位新華社的記者也在美國。作為中共著名學者，是要有“學術風度”的；但新華社記者卻必須是界限分明、愛恨明確。所以，他只有先表達自己的“公正”，並讓共產黨的新華社記者將他的“公正”傳播開去，才好為自己不久以後“指斥蔣介石的三大罪行”鋪路。不必馬上胡說八道開來，更不必於海外再生風波，為新華社、更為本黨招致海外的“洶洶物議”。何況他早已有過一手。就是他在胡佛研究所第一次接受海外最大親共報紙採訪時，開口就說蔣介石在日記裏明白記下了自己“年輕時嫖妓的故事”，結果海外所有中文報紙都以“蔣介石年輕時浮浪、嫖妓”為標題作大報導，國內中共的報刊網站更是如獲至寶，大肆喧揚，後來，《南方人物週刊》就赫然以“×××：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蔣早年好色孤僻”這一聳人標題，來作為該刊採訪錄的大標題，從而使“蔣介石年輕嫖妓成為中共學者遠赴美國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所獲得的第一個“重大成果”，該中共學者也就成了有史以來海內外第一個“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這件事，曾引出海外知情者一片憤怒，引得國內明白人搖頭嘆息，害得一位國民黨學者不得不馬上也接受同一家親共報紙採訪，以正視聽。就不說“人情已在”，國民黨世家後人既好酒好飯待之，國民黨糊涂學者則親之奉之，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共現狀一腦袋漿糊的西方教授們則認之信之，如此情境之下，人猶在胡佛，就當面使出“革命的兩手”，已然不是“ 為人”之道，就不說什麼“學者”之道了。因為，“學者”這件外衣是萬萬丟不得的。否則，一切的欺騙性，所有的統戰伎倆，將會蕩然無存。中共學者的嘴巴嚴謹起來了。畢竟，他有的是機會。第三、果不其然。很快機會就來了。不，是“早已安排好的機會終於出現”了。中共學者自己說﹕“同年在香港鳳凰衛視演講時，我曾對此作過比較詳細的闡述。” 鳳凰電視，店屬誰家？知情人當然都知道。就不說它是為胡錦濤所直接管控的了。那麼，這位中共學者究竟是怎樣十分“公正”地、高度概括地和立場分明地表達出了他的蔣介石日記閱讀成果呢？就十分“公正”而言，他說﹕“大陸時期，蔣介石反清、反袁（世凱）、反陳（炯明）、創立黃埔軍校，是功；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 ……臺灣時期，實行土改，反對臺獨，是功……”。對此，我們必須點明的是﹕ 一是在1949年前的大陸，蔣介石的上述功勞，中國大陸民眾是誰都知道的，誰都承認的 ――除掉要打倒蔣介石的共產黨例外。二是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不論近年以來分裂勢力為脫離中國而反蔣，已經到了何等走火入魔的程度，他們也沒有否定過蔣介石在台灣土改的功勞。歷史早已記錄在案的是，蔣介石是根據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思想和一九三零年四月國民政府頒布的《土地改革綱領》，結合當時台灣的農村實際情況，而進行的“和平土地改革”，一個人都沒有殺，並且得到好處的大都是台灣本地人。不象中共以所謂土改來“奪地、劫財”，更曾以“殺害二百萬地主富農”來厲行對中國農民的恐嚇和專政。此所謂人人皆知。三是如前所述，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後迄今的中國大陸，人民已經靠自己的艱難痛苦反思，早已知道北伐是蔣介石領導成功的，抗戰是蔣介石領導勝利的。中國大陸民間如今稱蔣介石是“民族英雄”者，已然比比皆是。歌頌蔣介石領導抗日的電影“血戰台爾庄” ，一九八六年就在大陸上演了，雖然幾度被禁。無數帶著假面具和儘可能不帶著假面具以歌頌蔣介石領導北伐，特別是歌頌他領導浴血抗戰的勇敢著述，更如江河決堤一般，或公開、或暗中漫流在中國的民間和網上，成了人民和年輕人最喜愛、也是最令人辛酸的歷史讀物。一位大陸作家懷著十年秘密研究的辛酸和痛苦，不得已才跑到海外出版的《誰是新中國》（1999）一書，也早就為蔣介石還了“原形”。此書雖然持續遭遇“共、國、獨”之長期聯合圍剿，但其影響在大陸之日漸變大，迫使共產黨已經不得不年復一年地在擴大著對該書的批判和謾罵，對作者的恐嚇和威脅。另一位抗戰史研究家，雖然至今在大陸都不敢暴露其真實姓名和身份，連海外的稿費和獎金也不敢認領，但他以 “孫挺信”為名所寫的《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紀實》一書，自從在黃花崗雜誌長期連載，並為海內外太多的網站轉載之後，如今也已經譽滿大陸民間…… 四是中共的學者們大多都知道，中華民國叛將李宗仁於1964年投共後曾立即要求中共繼續清算批判蔣介石，為此，毛澤東曾說﹕“……恩來啊，這就叫賣主求榮！……蛙蛙們怎麼罵他，我們不管，但寫到歷史上，就不能不慎重。他老蔣在北伐和抗戰中的地位還是無法動搖的，所以我們每次的宣傳材料都回避這兩件事，打嘴巴官司是什麼都可以說的……在重大問題上還是得尊重歷史，我們不能干這樣的蠢事。哎，想不到堂堂皇皇的李代總統怎麼會這麼蠢……。”（註13）毛澤東當然是因為鄙視李宗仁這位逆子貳臣，才在背後為蔣介石說了幾句公道話，但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在心裏和在背後，對蔣介石領導北伐和抗戰的不得不承認。這當然與他和中共對外的宣傳大相徑庭。五是中共學者沒有絲毫的進步。前文已述，中共至今沒有進步，所謂的進步，只是專制統治的“被迫弱化”而已。而只要中共一天沒有真正的進步，中共的學者們也就不可能真正地進步得起來。事實勝於雄辯。十九年前即一九九一年，也就是距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十六年前，中國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揚樹標教授，曾在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蔣介石傳》。這部《蔣傳》，雖然在內容標題上對蔣介石“壞話說盡”，但在整本書的內容裏面，竟一反中共現代史研究著述的“鐵”的規矩，對蔣介石“好話說了不少”，因而在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潮流中，佔有著先驅的和重要的地位。特別是揚教授在這本書後面寫的一篇附文“怎樣評價蔣介石？” 居然與十九年後讀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們對蔣介石的評價高度一致，甚至完全一致。因為，他給蔣介石的歷史地位居然也是“蔣有功有過，領導北伐、抗戰是功，反共、打內戰是過。”也就是說，在蔣介石和共產黨的對立關係上，蔣介石一定是錯誤的，有罪的；而共產黨一定是正確的，有功的。一九九一年，雖然楊教授說話寫作還相當謹慎，但是，他對蔣一生的概括性評價，確實與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在這篇序文里說的一模一樣（楊文附後）。真的不必要再說下去了，還有什麼能夠比上述的事實更能證明中共學者們沒有進步呢？還有什麼能夠證明，中共學者十六年後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根本就沒有必要呢？何況在蔣介石的日記裏，又如何能夠讀得出“蔣介石承認自己反共反人民是大過”的文字來？甚至看得到蔣介石承認“是他才發動了那一場內戰”的記錄呢？因為，中共學者四次赴美國閱讀蔣介石研究的“巨大”成果之一，就是由他來承認的蔣介石的功勞，1949年前的中國人民早就知道了；1949年後的大陸人民，也痛苦地、日漸地知道二十餘年了。《誰是新中國》作者，《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紀實》的作者，以及成千上萬的大陸學者、作家、記者們，已經為蔣氏之歷史功勛耗費了無盡的心血，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就不說三十五年前連毛澤東都在天安門上“對內”承認過了，還用得著這位中共學者把他當作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成就來宣佈嗎？當然，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當這位中共學者有了毛的話作後台，他還怕誰？“最高指示”都有了，就是不解統戰“劇情”的黨內極左派們，又能夠奈他如何？總而言之，這位中共學者對蔣介石所謂大功的承認，無非是不得已的承認，和策略上的必須承認而已。因為人盡皆知，不承認已經沒有意義。更重要的是，如果連這兩三份功勞都不承認，對台灣國民黨的統戰、收買和對台灣的“和平解放欲望”，又如何能夠得逞呢？其不過是“我欲奪之、必先舍之”罷了，民間所謂“舍不得兔子打不了鷹”。承認，還是為了否定。就不說，中共為了“取大舍小”，雖然指使他的學者在學術上所謂地承認了蔣氏的“功勞”，卻轉臉又指使他的其他御用學者出版了幾十部專事罵蔣的“ 學術著作”，指使他的文藝界大拍了幾百部電視連續劇來“藝術地辱罵蔣介石”，企圖將中共學者在所謂學術上已經承認的蔣介石功勞，重新統統歸於“烏有”呢？第四、必須明確的是﹕中共學者就是中共學者，御用文人就是御用文人。當這位中共學者和御用文人為了實現其在學術上為共產黨擔負的統戰使命，並成功完成這一使命；為了不在大陸學界和民間社會引發眾怒，以不利於共產黨“穩定壓倒一切”的救命黨策；在他不得不“概括地、大致地”承認了蔣介石的歷史功勞之後，他就立即具體地、明確地、毫不猶疑地把蔣介石的“大過”，也就是他在後面所指斥的蔣介石的歷史“罪行” ，宣佈了出來。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是今日中共為自救，更為了保有其專制權力的歷史合法性，所必須維係的對蔣介石所謂歷史罪惡的“定性”。因為否定了中共學者所指斥的蔣介石有大過，就等於否定了共產黨自吹的“光榮革命歷史”，就把共產黨賣國、奪權和一再發動內戰的歷史公之於眾了！這才是至關至切的要害之處。那麼，在這位中共學者的嘴上和筆下，究竟什麼才是蔣介石的歷史大過，即他後來所指責的歷史罪行呢？他說﹕“1927年至1936年的“清黨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大過。”蔣介石在 “臺灣時期……白色恐怖，是過。” 對此。我們有必要分門別類地點評如下﹕ 其一、按照這位中共學者的評斷﹕自蔣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共到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的這十年，共產黨在蘇聯命令和指揮下，在中國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以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破壞北伐，倒戈北伐，公然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直至篡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即前蘇聯在別人國家境內所篡立的“第三個俄屬蘇維埃共和國”（註14），以分裂中國，亟欲顛覆亞洲第一共和國――大中華民國，非但是“革命”的，而且是“大功”了？反之，蔣介石領導大中華民國抵御外侮，平息內亂，維護國家的安寧和統一，進步和發展，倒反而是“大罪”，是“大過”？中共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著名學者，為了完成黨交給你的光榮統戰使命，你是不是也太不“歷史”了一點呢？你對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是不是也太無情了一點呢？你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是不是對那個專制惡黨也過於“情有獨鐘”了呢？其二、按照這位中共學者的評斷， 194“6”―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蔣介石的大過 ”。這位中共學者之所以如此指斥蔣介石，是因為他在閱讀了蔣介石日記之後，仍然認為， 194“6”－1949年的“三”年內戰，是蔣介石發動的，是一場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戰爭。他在後面和其他的敘述裏，曾一再地明確了他的這一立場。然而，他顯然沒有忘記，我們也沒有忘記，指斥蔣介石發動了這一場內戰，是共產黨一貫的說法，一貫的立場，也是一貫地栽贓嫁禍。所以，我們也可以首先指斥說，該中共學者在閱讀了蔣介石日記之後，仍然堅持與“我黨”保持一致，仍然誣蔑是蔣介石發動了內戰，而絕然不敢承認是共產黨發動了內戰，不僅是在公然地違背歷史事實，也是在公然地違背著一個歷史學者起碼的“良知和史德”。其次，我們想追問和證明的是，究竟是誰才是194“5”-1949中國內戰的發動者？歷史的事實，曾告訴我們所有的人，內戰一定是也只可能是共產黨發動的。對此，我們只需象該學者所說的那樣，“用學術的方法，討論的方法，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就完全可以證明了。因為，一是全世界共產黨的理論追求和實踐追求，都是要“發動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和實現共產主義”。這才是共產黨要在任何一個國家發動革命奪權的根本出發點。據此，凡是發生過共產革命的國家，無一不是由共產黨發動革命、造反，就是發動內戰，來 “革命、奪權、打天下”的。從前蘇聯、東歐直至中國、外蒙、朝鮮、越南，柬埔寨，無不如此。二是周恩來的一句名言即“我們自建黨的第一天起，就決心奪取全國政權”。而中共作為中國的馬列子孫集團，因同樣迷信“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因而，發動武裝斗爭，就成了他們革命的原則和行徑。由此，我們便可以說，自中共被前蘇共製造出來的那一天起，中共就是決心要發動內戰來推翻大中華民國的。三是歷史的事實正是如此。1926年，在中國國民革命軍勝利北伐伊始，中共即在前蘇聯的命令下，曾一再地製造過北伐軍的內亂，以企圖破壞北伐（註15）；而在中國國民革命軍已經勝利地解放了南半個中國之時，中共又在斯大林“五月訓令”的直接命令下，發動了南昌暴動和秋收暴動以及其後的一百多場暴動。國共內戰，也就是由中共一手所發動的內戰，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此後的所謂國共十年內戰，俱因此而起。並且都是在前蘇聯的命令之下，不僅利用日本侵佔我東三省的大好時機，在中國的江西瑞金篡立了 “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且在前蘇聯派人直接指揮下，將內戰的烽火，一直延燒到陝北，直至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才終於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暫時停止了發動內戰（註16）。此後，在全面抗戰的八年之中，“只有後方、沒有前方，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的共產黨，則不論是在華北還是江南，為爭奪地盤，都曾對正在抗日的國民革命軍發動過無數次小規模的“內戰”（註17）。所謂的皖南事變，就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了國民黨的揍”（註18）。四是194“5”－1949，而不是194“6”-1949的國共內戰，當然是共產黨發動的。因為，打了十四年全面抗日戰爭，打贏了，也打慘了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自上而下，都有著很深的厭戰情緒，都不想再打戰了，特別是內戰。這是人之常情，也是國民政府最終兵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誠如國民黨叛將傅作義在投共前所說過的那樣﹕“我們是真的不想打，但是人家要打，你怎麼辦？”（註19）相反，正是因為八年“只有後方，沒有前方”；“游而不擊，奪地擴張”；只“躲在深山練兵”，為的是“將來打蔣介石才需要打運動戰”，中共才有了八年的發展和壯大。也才為他們八年後，就是在日本投降當日，猶如猛虎下山般地發動內戰打天下，作了太充分的準備。所以，從動機而言，從謀略而言，從手段而言，從在洛川會議就決心要“ 日蔣火併”而言，和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一文中號召共產黨“要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發動革命奪取全國政權”而言，內戰是誰要打的，誰早在抗日時期就在準備著“打內戰奪天下”，和誰才是發動這一場內戰的原凶，還需要我們再廢唇舌嗎？後來的事實正是如此。1945年，就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夜，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里，於夜間兩點鐘至第二天下午兩點鐘的十二個小時內，曾連續地發出了七道命令，命令他八年來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識”的二十萬大軍，沖出大山，沖向平原，以搶奪“ 授降權”為名義，既大肆消滅根據國際條約只能向國民政府軍投降、而不能向共產黨軍隊投降的日軍；又橫馬攔刀地對前來受降的國民政府軍大開殺誡，其中一次就消滅了抗日英雄馬占山前去受降的國軍三萬多人；還直扑京漢、津浦兩大南北鐵路動脈，挖路基，翻鐵軌，意在阻絕國民政府軍不能北上受降。至於在日本投降後短短的半個多月時間里，中共就從日本軍隊和中國政府軍那里，奪取了二百多個城鎮的“輝煌戰果”，不用說曾使中國內戰的發動者毛澤東有多麼地興奮……。歷史證明了，中共是在日本宣佈向中國人民投降之後，才開始“抗日”的。但是，中國的內戰卻也是在日本投降的當夜，就被中共“發動”起來了。伺後，由中共點燃、擴大的內戰烽煙，終于燃燒成又一次內戰的烽火。它不僅燒毀了中國人民偉大抗日衛國戰爭的成果，燒毀了國民政府和各黨派（不包括中共）一心要“制憲”和“行憲”的“兩個國民代表大會”，燒毀了那一部被胡適之先生稱之為“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如列寧在1918年的俄國所干的一模一樣（註20）；而且，更燒毀了全國人民希望和平的願望，直至將一個領導了全中國艱苦抗戰十四年，並且是正在勉力“走向共和”的真正“國民”政府，燒毀在俄式內戰的毒焰之中。五是我們只要稍稍地回顧一下共產黨發動內戰的“成果”，就是中國大陸人民的悲慘遭遇，和台灣人民的僥幸命運；回首慘死在共產黨手中的八千萬冤魂，和台灣人民終於獲得的民權、民生進步；如果我們還要來指斥是蔣介石發動了內戰，是大過，是大罪，那麼，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心肝何在？就不說一個堂而皇之的“學者”到底還有沒有心肝了 …… 至于這場內戰，究竟是被發動在194“6”-1949，還是被發動在194“5”-1949，這絕不是所謂“仁者見人、智者見智”的問題，而是中共的學者有心要將共產黨發動內戰的真實時間和最早時間一筆勾銷罷了。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還有許多民間反思那一場內戰的的著述，都早已有力地證明了“究竟是誰發動了1945-1949的中國內戰 ”，和“正是共產黨才發動了1945-1949的中國內戰。中共學者倘使“公正”尚存，願意一讀，怕是要汗顏的。其三、所謂蔣介石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是“過”。首先，中共學者指罵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就是在與中共“保持一致”。因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歷史教科書裏，中共御用文人從來就是大罵一九四九年前的蔣介石曾實行白色恐怖，至今如此，絕無更改。其次，中共學者絕不夠資格指罵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因為，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紅色恐怖”，不僅為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的所謂白色恐怖不能相比於萬一，同樣為一九四九年前的蔣介石所謂白色恐怖所不敢想象。正因為如此，經過了二十餘年歷史反思的中國大陸民間，只因身受共產黨紅色恐怖統治半個多世紀，才萌生了要“恢復中華，驅除馬列，重建我大中華民國……”的歷史願望。今日中國大陸稍有一點真歷史知識者對於“民國四月天”的種種反思、懷念、愧疚甚至是向往之心，已足以證明這一願望正是來自人民對蔣介石時代的重新認識。再者，什麼是蔣介石在台灣的白色恐怖？誰指斥蔣介石在台灣實行了白色恐怖？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究竟什麼才是蔣介石在台灣的所謂威權統治？怎樣理解蔣介石的所謂威權民主政治？” 2005年，辛灝年先生在他於澳洲悉尼講演之後，曾有一段名聞遐邇的的即席答問，在這個後來被命題為“五胎說李敖”的答問中，他對所謂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作過如下的解釋，他說﹕ “……四九年敗退台灣的蔣介石，在1950 年就開始在台灣實行縣長的選舉，後來連台北市的市長都是選出來的，而且不是國民黨的黨員。共產黨在大陸，四十多年後才開始搞非政府性質的「村選舉」，還沒搞好，甚至是假選。選的人不合共產黨的意，或者不是共產黨的人，就要廢選，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廣東的太石村選舉事件。 “可是，五十年代以後的台灣，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共產黨天天在喊著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對於台灣來講，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這樣一個政權，面對著共產黨的持續干擾、顛覆和威脅，面對著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陸氾濫過的紅色思潮又企圖卷土重來，面對著自己又必須堅持從來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麼，台灣怎樣才能保得住？台灣怎樣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強？於是，蔣介石吸取了他49 年前在中國大陸的一些教訓，在一九四六年已經建成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恢復訓政”。所謂訓政，就是一邊推動地方自治，一邊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國民政府。前者是為訓練人民用權，後者則是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內憂，特別是專制的公然復辟和變相復辟。這就是所謂的‘威權政治’，但卻是‘威權民主政治’，也是蔣介石‘威權統治’的由來。因為它的目的，還是要‘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走回專制’（引按﹕台灣的歷史之路就是這樣走下來的。）雖然，超越了訓政的範圍就是專制，越過了威權的限度就是獨裁。但是，早在三十年代，共產派、自由派都罵他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卻也說明了他雖然推行訓政，實行威權民主政治，卻沒有‘過界、超限’而成為專制獨裁…… “所以，49 年後，台灣一批號稱‘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當他們依然要像在大陸一樣窮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與大陸的共產黨‘裏應外合’，意在推翻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時，那個正在實行威權民主政治的國民黨蔣介石就要對他們實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說，你想罵，我也可以給你罵，但你們也不要罵得、鬧得太過份。雷震的那個《自由中國》雜誌，出版了27期，期期都罵蔣介石國民黨，直到第27期，實在是罵得太過份了，國民黨蔣介石認為已經對台灣的安全和安寧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了，才把他抓了起來，把雜誌停掉了。這在大陸是不可思議的事，連一期也出不來。能夠讓他出版27期，罵27期，已經表現了這個政權本身確實尚擁有一個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個起碼的言論自由環境。把雷震抓起來，停了他的雜誌，是為了台灣的安全，是為了不再重蹈被共產黨顛覆的失敗命運。因為共產黨還在天天喊著要解放台灣，對岸的大炮還在天天瞄準著台灣島…… “大家都知道儲安平在1947 年說過這樣幾句話，“我們今天在罵國民政府，在罵老蔣，我們是嫌他給我們的自由還不夠多，我們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把他給罵倒了，真的是共產黨掌了權，恐怕我們就連想罵一句話的可能都沒有了……”。是的，49年以後他再也不敢罵了，也沒有機會給他罵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勞教放羊去了，最後死在紅衛兵的亂棍之下（也有資料說他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那些曾經罵蔣介石罵上了癮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點的，哪一個有好下場？沒有一個。就是不正派的，也幾乎沒有過好下場……” 如果我們兩相比較，自然就能明白，什麼是共產黨殘暴馬列專制？什麼才是蔣介石的威權民主政治？什麼叫做恐怖？誰才稱得上恐怖？蔣介石在台灣有所謂的白色恐怖嗎？退一萬步說，就是有，他的白色恐怖能夠與共產黨的紅色恐怖相比嗎？所以，我們要說共產黨的學者不夠資格指罵“蔣介石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是過”。最後，我們還想一問的是，究竟是誰才罵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第一自然是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自一九二七年開始罵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于今已經罵了整整八十三年，並且還在罵，不僅在教科書上罵，學術著作裏罵，而且在電影電視上罵，就是這位被國民黨的後人第一個邀請到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也還在罵，並且是利用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而進行“總結式”的罵，所謂“公正”地罵。第二就是台獨勢力。因為，台獨人士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就在共產黨的策劃和領導下，罵蔣介石是白色恐怖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就更是年年罵、月月罵、天天罵，一直罵到今天還在罵。殊不知，著名的“紅胎、怪胎、毒胎、壞胎和死胎”李敖，之所以被蔣介石“白色恐怖”了，恰恰不是因為他罵了蔣介石――因為他就是呆在蔣介石的監獄里，還可以繼續寫書罵蔣介石，而是由於他發表了四九年後“第一份宣佈台灣獨立的宣言”。就不說，不罵“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形形色色分裂勢力就失去了追求台灣獨立建國的理由。這也是近年以來，台灣輿論以辱罵“蔣介石白色恐怖”為時髦的關鍵所在。然而，最近海外媒體紛紛報導說，也正是李敖，才不打自招地公開說，“兩蔣時代，一共只有一個台獨分子被處決”。第三是國民黨內的台獨勢力。自李登輝當權始，為了使台灣走出中國，為了與共產黨一樣消滅中華民國，消解中國國民黨，國民黨的李登輝們，採取的便是“架民主之橋，以求台獨之路”。從此，不僅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台聯黨在罵蔣介石白色恐怖；而且，國民黨裏面的“暗獨”勢力，甚至是“明獨”勢力，也一直在罵蔣介石白色恐怖；以至今日的國民黨新政府，也不得不常常把“蔣介石白色恐怖”掛在嘴上，以向分裂勢力“討好買安”。因為，不能在台灣徹底地否定已死的蔣介石，罵倒已死的蔣介石，就不能割斷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和政治關係。這才是台灣分裂勢力和形形色色曖昧勢力，之所以要栽贓“蔣介石白色恐怖”的根本原由。第四是人罵亦罵者。至於還有一些人，也人罵亦罵地跟著罵“蔣介石白色恐怖”，那是因為﹕台灣的歷史至今還沒有得到澄清；台灣至今還沒有人在良心和良知的驅使下，決心去勇敢地澄清這一段歷史；台灣還有許多的歷史事件被塵封，被扭曲――諸如﹕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他與當時日本皇民遺留勢力及共產黨台獨勢力的關係，特別是他與當年延安共產黨的直接關係，至今在台灣都鮮有人敢於作歷史的取證、調查和研究。所謂的孫立人案。可以說，孫立人被軟禁四十年，蔣介石就被海內外的輿論足足罵了四十年，它是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的“重大罪證”之一。但是，孫立人案發生五十年後，美國國務院已經公佈了當年的檔案，承認孫立人確實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和支持下企圖發動軍事政變的事實，也就是在沒有遭受冤枉的孫立人已經享受了五十年的同情，和確實遭遇了冤枉的蔣介石已經為他而被這個世界罵了五十年之後，整個台灣島竟然是靜悄悄的，催不起一絲一毫“為蔣平冤”的風浪，但反蔣和誣蔣，卻依然在一浪高過一浪……。第五就是被蔣介石“白色恐怖”了的受害者們。他們雖然為數不多，影響不小，但是，他們到底有多少人，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他們當中有多少是沒有被冤枉的，他們當年“ 被白色恐怖”的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然都是一筆糊涂帳。然而，為此而斥罵蔣介石白色恐怖的，為此而歲歲年年要為他們鳴冤叫屈的，為此而年復一年向他們賠禮道歉和加以撫恤的，借此而要證明台灣必須走出中國而獨立建國的，卻綿綿難絕…… 我們還需要再說下去嗎？是的，還必須說出的，一是中共學者在閱讀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還要不分青紅皂白地指斥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是“過”，這樣的學者，無非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永遠要與共產黨及所有的反蔣者保持完全的一致性，這也才是共產黨御用學者的本相和本質所在。二是中共學者並沒有忘記今日指罵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之最劇烈者，就是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而中共學者絕不敢稍稍忘懷的則是﹕中共雖是昔日台獨的制造者（註21），今日卻成了台獨的激烈“反對”者。雖然中共今日“反台獨”，也不過是“ 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但是，中共今日反台獨的“宣傳”卻是堅定不移的。那麼，中共學者為何又偏要與台灣分裂主義者們，在指斥蔣介石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的問題上，保持如此高度的一致呢？這又怎能夠有助於中共對台灣國民黨的統戰呢？倘若一言以揭之，就是“否定蔣介石乃是中共交付給他的核心使命和當前大任”。所以，與台灣分裂勢力在反對蔣介石的問題上保持一致，還是出於中共要對整個台灣實行統戰的需要，更是中共“和平解放台灣”的大戰略。對此，中共的御用學者能不與中共高度地保持一致嗎？其四、我們實在不能理解的是，時至今日，這位中共學者，居然還要將大陸學界和民間，當做小孩子來耍，還要學舌中共，說什麼要“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恢復其本來面目，正確評述其功過是非，給以準確的歷史定位……只有群策群力，通過長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道路解決。” 我們姑且不說，這位中共學者信筆至此，顯然已經忘記了，就在這一篇短短的自序前面，他曾十分肯定地說過，“時至今日，距離蔣氏去世已經三十多年，距離當年國共大戰、生死搏鬥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塵埃早已落定，各種恩怨都已化為歷史陳跡。人們全面掌握資料，綜合蔣氏一生的前前後後、方方面面，對其做出比較科學、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已有可能”。姑且不說這位共產黨學者的不能“自圓其說”，何況我們在前面已經對他的這一段話作過了點評。我們要說的是，中共學者就是中共的學者，因為，中共的一切理論、手段和說假話的本領，他都予以了完全的繼承，並且“活學活用”到對蔣介石日記閱讀的成果上來了。因為，人民沒有忘記，中國人也絕對不應該忘記的是，正是“中共的大救星和中國人民的大災星”毛澤東，才於一九五七年曾甜膩膩地告訴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說，共產黨主張在學術和文藝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才引誘了千萬不知就裏的知識分子向黨“表忠心，提意見”。然而，時不足數月，毛澤東就公開地變臉說，他無非是要“ 引蛇出洞”。于是，一場史無前例地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立即惡浪橫空，致使當時總共只有四百萬知識分子的中國，轉眼間，就被打了117萬右派分子（註22）。共產黨對他們毫不容情地批的批，鬥的鬥；抓的抓，關的關；勞教的勞教，勞改的勞改；由此而夫妻離異，家破人亡者遍於中國。中國的知識界，終於完全成了共產黨宣傳機器上的一顆低賤的螺絲釘；中國的知識分子，終於全體一致地成了中共的“黨奴和知奴” 。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在中國歷史上，曾綿延了數千年的思想、學術和文藝的自由景象，就此竟被殘酷地壽終正寢了…… 此後五十餘年，直至今日，雖然作惡萬端的共產黨，其專制的淫威已然在被迫“弱化 ”，就是胡錦濤想要復辟毛澤東時代，那畢竟也只是妄想而已。但是，中共對於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的鉗制、收買和對其中稍有異議者的迫害，又何嘗有了根本的變化。在今日中國，百花齊放何在？百家爭鳴又何在？遍中國又有誰敢於公開揭穿共產黨的謊言和惡行？普天下依然是中共的一言堂――報紙還是中共的報紙，雜誌還是中共的雜誌，互聯網上中共豢養的五十萬“五毛黨”，更是在“飛揚跋扈為共雄”，被派赴海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還在與中共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其目的就是要繼續維係和統一中共對蔣介石的“歷史定性”，而不是要當今的中國人都來為反思蔣介石而“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時代，必將會在中國重現。但是，那一定是在中共的專制統治徹底覆亡之後，中國的國民，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才有可能真正“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 ”得起來，蔣介石的歷史定位也才能在真正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中，為歷史和人民所重新肯定，而不是為任何一家政黨及其“黨用”的學者們想肯定就肯定，要否定就否定，想栽贓就繼續栽贓…… 毫無疑問的是，全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都在渴望著這一天能夠早日到來。應該明確的是，對外“承認蔣介石領導北伐和抗戰”，是“專制統治被迫弱化”的共產黨，對於二十餘年人民反思歷史的不得已“讓步”，更是共產黨要對台灣國民黨進行統戰和赤化的“需要”，是“和平解放台灣大戰略”的一個部份。但是，在“反共和發動內戰”這樣一個事關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共產黨非但寸步不讓，而且一定要維護他們從來就對蔣介石的“定性”，甚至必須大書特書蔣介石反共打內戰的歷史罪行，而絕不容許他的御用學者們越雷池一步。如同鄧小平決心在北京屠城時所說的一樣，“若是讓了一步，我們就將亡黨亡國！” 至于由中共學者對外，特別是對台灣和今日的那個台灣國民黨承認“蔣介石領導了北伐和抗戰”，也並不要緊。要緊的是，對內絕不能承認“蔣介石反共是正確的，內戰從來都是共產黨發動的”。只要保住了這個底線，就算是對內已經不得不承認蔣介石領導了北伐和抗戰，共產黨不是還能夠再發動一次批判、否定和謾罵蔣介石的“學術大躍進和文藝大躍進”嗎？就象胡錦濤政權及其御用的學者和文人在此三年間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那樣。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之所以看了那麼多的日記，在對蔣介石的評價上也沒有絲毫的進步，還是那一句話，他必須與本黨保持一致。這才是要害之所在。至於他口口聲聲所說的“公正”一語，便實在是騙取人的鬼話罷了。雖然，對於今日的台灣國民黨人，他確實騙得如魚得水。蔣方智怡女士決定開放蔣介石日記，確實是一個無私而勇敢的決定。雖然中共的學者利用了她的無私和勇敢，但是蔣介石日記的開放，畢竟讓我們進一步地識破了中共專制統治是被迫弱化，而不是進步，猶讓我們更深和更快地識破了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冥頑不化。由此而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中共是不會“改好和學好”的，中共的御用學者們自然也是“學不好和改不好”的。（待續）註釋﹕ 1、蔣介石于１９２４年３月給廖仲愷的信。他在信中寫道： “（對俄）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 ……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決無此道。……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2、中共在西安事變後即1937年3月和7月，兩次向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作過“四項保證” ，謂﹕“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 3、李銳﹕《毛澤東廬山回憶回憶錄》。 4、南北兩軍閥指北方吳佩孚和南方的陳炯明。 5、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兼論“何為新三民主義？何謂國共合作？” 和李玉貞譯著《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前蘇聯解密檔案之一。 6、參見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三章“兼論”和講演錄《孫中山與共產黨的四大關係》（2007年11月於多倫多大學講演時題為﹕“孫中山與共產黨”），黃花崗雜誌 2006年第 4期，總第19期。 7、同5。 8、參閱史可航﹕“辨識新中國、還原蔣介石”一文，黃花崗雜誌2004年第2期，總第9 期） 9、大俠指殺警的楊佳，烈女指殺淫官之鄧玉皎，均為人民所極力推崇。 10、張賢亮長篇小說﹕《綠化樹》 11、 2008年9月，中共在海外一些身份不明的網站上又發動了一次要“鞭尸孫中山”和 “徹底否定辛革命”的惡潮，時間持續半年之久，文章發表數百篇，跟帖短文上千。與此同時，中共在國內的黨媒，也對之作了相對謹慎的呼應。這是中共自1989以來在海外發動的第三大波辱罵孫文和否定辛亥革命的逆流，卻為海外不多的志士仁人採取就網文而跟帖批判的方法所擊退。相信隨著中共要公開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大戲，還會繼續使出革命的兩手，將掀起又一波謾罵孫文和否定辛亥革命的惡浪，目前顯然已見端倪。 12、請參閱黃花崗雜誌第5期謝幼田文﹕“評中共學者捍衛軍閥誣蔑孫中山文”和劉京一文﹕“軍閥割據和聯省自治――評軍閥子孫企圖製造歷史大翻案”。 13、《108名戰犯的歸宿》第56頁。曉沖編著，香港夏菲爾出版社出版 14、第一個是1919年篡立的“俄屬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個是同年在德國篡立的 “俄屬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俱遭失敗；惟“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獲得成功即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15、“中共企圖破壞北伐”，請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第四節。 16、同2。 17、請參閱中共內部發行的前蘇聯和第三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特派員彼得、佛拉基米諾夫的《延安日記》。 18、請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四章第三節﹕“中共持續分裂和破壞抗戰陣營的理論、謀略和行徑”。 19、“1945年誰先挑起了內戰? 讀傅作義的一封公開信”《博訊》2009年9月21日。 20、辛灝年﹕《俄羅斯共和國七十四年史略》，《黃花崗網站》歷史文化選刊。 21、辛灝年講演錄﹕“民主統一為中華”，《黃花崗雜誌》2005年第2期總第13期。 22、由于中共檔案還沒有到解密的時候，目前對1957年共產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各家說法不一。本文根據的是1979年民政部予摘帽右派重新安排工作的數字。請讀者查閱。
G********C 发帖数: 456	2 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之二）安長林童瀟竹第二篇《採訪錄》評點（上）標題﹕××ㄨㄨㄨ：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蔣早年好色孤僻（2006-11-23 00:47:34 來源: 南方人物週刊）點評﹕ 這是中共著名權威學者第一個“被邀請”到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期間，第一次接受親共報紙採訪時，所披露的第一個重大閱讀成果。這一首創的閱讀成果，如前評所述，曾在海外引起讀者嘩然，更引起大陸中共報刊的“熱烈響應”。于是，在美的國民黨學者連忙接受同一家報紙採訪，是為婉曲地以正視聽；于是，“學者”一回國，就立即接受了國內眾多黨媒的採訪，南方人物週刊只是其中一家。該專訪發表後，在國內影響之大，流傳之廣，只需略在網站搜尋，便能夠一目了然﹕它也是“第一”。中共的第一個目的即企圖“公正地丑化蔣介石”的目的，似乎達到了。採訪錄；從中學校園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用了18 年；由人民教師變成歷史學家，×××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擁有中國社科院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諸多身份的 ×××，因為長期研究蔣介石而廣為人知。作為一名歷史學家，70歲的×××說一旦發現新的史料，他就會興奮。2006年3 月31 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記原件，在此之前，×××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著查看這些重要的歷史資料。如今已經回到北京的×××，經常會接待關於這些日記的諮詢和訪問。鑒於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種資訊比較完全，×××可能是國內目前能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點點評﹕ 這位中共學者所已經擁有的名譽地位，我們就不評說了。因為在我們的中國大陸，人人都知道﹕歷來，中共的專制體制都實行的是“逆向淘汰”，能夠在這個專制體制內扶搖直上、爬得很高、鬧的很響的人物，都是與這個萬惡和骯髒的專制體制有著洗不清干係的，特別是混跡官場、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或從事文藝創作事業的人群。自然，還要加上今日那些渾身浸透著“銅臭味”、甚至是“血腥味”的海內外生意人……。其中，即便有幾個靠真本事的，趕上機運、碰了巧的，或僅僅是被統戰的，也被拉了上去，混了上去，只要他還想著要立身正派，那就不得久，遲早要被打下來，或乾脆自己走人。至於一些“乖乖”的角色，倒是也有可能保持住已經獲得的名譽地位。當然，這不同於那個想“上鏡頭”，便要與導演“潛規則”一番的演藝界，那是不能公開的；這可是屬於“明規則”，六十年如一日地傳承發展下來的；是“拿得出手”的，是“可以招搖”的，甚至是可以“大言不慚”的。因為，在他們的背後，有“赤黨”在支撐著他們。所以，這位中共專制體制內的，著名的和權威的學者，竟然就成了當今中國“第一個看清了蔣介石真面目的人”，也就不奇怪了。因為，他根據黨的需要，萬里迢迢赴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所公開的第一個重大成果，就是發現了“蔣早年好色孤僻”和“年輕嫖妓”，並且迫不及待地將此抖落了開來，如我們在前評已經說到的那樣。這不僅符合黨的要求，而且有助於黨的事業，特別是在眼下，大陸民間都在“頌蔣”的當口，這可正是共產黨所需要的。因為，首先從“生活作風”上把一個人搞臭，是共產黨整人和害人的“一大法寶”。在這方面，蔣介石吃共產黨的虧，已經不可計數。由共產黨廳級官員严庆澍――筆名唐人所“創作”的《金陵春夢》，便是最丑惡的一例。雖然，用這位中共學者的話來說，蔣介石記日記是給自己看的，不是給別人看的，但現在卻“光明正大”地給中共學者們看了。于是，蔣介石的“丑惡嘴臉”也就被公開亮相了。殊不知，蔣介石畢竟是蔣介石，“年輕嫖妓”是他自己寫在日記里責罵自己的，既未文過，更未飾非，還不毀掉，甚至要傳諸子孫，以為後人鑒。今日更已為他的後人所公開。其人格之偉大，律己之嚴格，和坦誠之真性情，又豈止是一個區區中共學者的陰暗心理所能明白的。就不說年輕的蔣介石雖然嫖妓，卻能夠於日記中律己，覺今是而昨非；毛澤東不管什麼女人都玩，玩了一輩子，甚至玩到老，玩到死，越玩越有興致，越玩花樣越多，並且國人盡知。然而，我們今日非但看不到他一篇自慚自愧的日記，看不到他的黨所應有的一丁點慚愧，相反，那些當年被他玩弄了的“黨的女兒”們，至今還在招搖過市，甚至還走在當今共產黨的紅地毯上，公開懷念曾經玩弄了她們的偉大領袖，如張玉鳳這樣當年的有夫之婦們……。希望中共著名的和權威的學者們，也能夠好好研究一下這個曠世無有的骯髒的“紅太陽”，也成為“第一個看清毛澤東真面目的人” ，更能將毛與蔣作出一番“天地之差”的比較來。沒有比較，焉能知優劣？採訪錄﹕ 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很高網很易歷人物週刊：在你看過這些蔣介石的日記後，你覺得其內容的真實性如何？何 ×××：我認為蔣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日記有許多種，一種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寫的時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讓你看，我要讓你知道我的偉大，這是一種。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另外一種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蔣的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用、自己看的。為什麼？蔣寫日記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進行自我道德修養，蔣介石這個人年輕時毛病很多。我總結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壞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個道學家，他要進行自我道德修養，他想做“中華民國的模範”。他用什麼辦法來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記日記，進行反省。第二個目的是總結他本人治黨、治軍、治國的經驗。有人說蔣寫日記是為了自我表現，這種說法首先違背一個基本知識，就是蔣的日記在生前並沒有公佈。一直到 2006年，而且是經過很多周折後才公佈的。另外，他的日記裏有好多個人隱私，對誰都罵，例如，對朋友，對親戚，對同僚，他都罵。那都是不適合公佈的。當然我這麼講，不是說蔣的日記任何假話都沒有，他把自己說得好一點、美一點，在對列強的關係上慷慨激昂一點，也是有的。但是，從總體看，蔣的日記有比較高的真實性，因此也有比較高的史料價值。這項資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話，對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點評﹕ 中共學者在這裏似乎又顯得十分地“公正”了。但他的包藏禍心，卻又是昭然若揭。他首先肯定了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甚至是很高的真實性。因為，惟有有了真實性，才有可信性。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對蔣介石的評價上，由共產黨所製造、所煽情的虛假謊言和惡毒咒罵，實已是汗牛充棟，而且已經和正在為人民所看穿。因為人民所經歷的苦難，已經讓人民知道，罵他的“共產黨和大小毛澤東們”也太不是個東西了！所以，今日，惟有由“學者”來說明蔣介石的日記具有很高的真實性，才能夠獲得當今中國讀者的認同。更何況“由蔣介石日記所暴露出來的，蔣的弱點、毛病和令人厭惡的地方，又那末多”，若不利用，便實在是“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很大損失”！同時，誠如中共學者自己所標榜的那樣，公正是建立在對自己研究對象“好和惡”兩個方面的克制上。這才是公正性之所由來的主觀根據。也就是說，惟有克制了自身對研究對象的“好惡”，才能有公正的研究態度，也才能有公正的研究方法，直至獲得公正的研究成果。但是，作為一個中共學者，他的難處卻在於，當他受命對本黨一位“宿敵和死敵”進行“公正地研究”時，正值人民長期和痛苦反思的成果，已經和正在推翻共產黨對蔣介石的長期誣蔑和栽髒。中共學者於此時此刻，雖然在口口聲聲地標榜著所謂的公正，卻既不能“公正”到與人民的反思成果“同流合污”，又不能“公正”到違背共產黨的反蔣原則，更不能“公正”到超越共產黨利用蔣對台灣國民黨實行統戰的底限，特別是不能忘記共產黨要他第一個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任務”，便是要他“公正地否定蔣介石”。因為，“公正”只是手段，“否定”才是目的。所以，他才急於要表現自己對蔣介石的厭惡感情，力圖表現他對研究對象蔣介石其人的公然鄙薄之心，以保有黨對他的信任，以達成黨交給他的陰謀使命。所以，中共學者才會在剛剛閱讀了蔣介石的一部份日記之後，便立即“總結”出蔣介石早年就有五個令人生厭的壞毛病――“好色，多疑，暴躁，任性，孤僻”，可謂一無是處，並且絕不承認年輕的蔣介石還有太多值得稱道的優點，特別是他的好學、誠實、正直、勇敢、義氣、智慧和充滿著強烈的愛國精神。蔣在日記裏不僅誠實地紀下了自己年輕時嫖妓的故事，而且還紀錄下了自己志在克服嫖妓過程中的內心沖突，還能夠說他不誠實嗎？蔣在軍校的課堂上，對侮辱自己祖國的日本教官所給予的當場反擊，還能夠說他不愛國和沒有智慧嗎？（註1）。蔣在辛亥元勛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之後竟然連親友都不敢為他收尸之時，雖然他自己正在遭袁通輯，卻不顧一切地獨自一人前去為陳斂尸埋葬，還能夠說他不義氣、不勇敢嗎？人人年輕時都會有缺點，也有優點，蔣也一樣。但是，蔣介石年輕時的這些優秀品質，當真就能夠為中共學者所一筆勾銷、一口咬盡嗎？這象是中共學者口口聲聲所標榜的“公正”之為嗎？此其一。其二，中共學者雖然說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真實性，十分的可信，是寫給他自己看的，但舉出的例子，卻是蔣介石在日記裏面“什麼人都罵”，而絕不說蔣介石待人之講道德、講真誠、講仁義、特別是講求傳統的“恕道”。蔣對那些曾屢屢背叛了他和國民革命事業者，諸如李宗仁、馮玉詳、閻錫山等人的一再寬恕和寬容――甚至包括共產黨在內，便是明證。雖然這些美德嚴重地影響了他、甚至是國民革命事業的成敗，直至鑄成過大錯，但這種為人的美德卻貫穿在他的一生當中。若要將他與”懷仇必報“，“無仇也報”，即便是對自己的親密戰友們，都要“置之于死地而後快”的毛澤東相比，何止是天差地別！其三，中共學者雖然一邊聲稱蔣介石的日記確實是寫給自己看的，一方面卻又在“輕描淡寫”地指斥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裏面，“把自己說得好一點、美一點，在對列強的關係上慷慨激昂一點，也是有的……”，意在反指蔣介石日記對自己的夸張和不實，使所謂“日記有很高的真實性”成了虛話，並且絕不說蔣介石自年輕時起，就對列強充滿憎恨，就對要瓜分我中國，欺侮我中國，和企圖以革命的名義來“染指我中國”的大大小小列強――不論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號稱社會主義的，他非但都憎恨不已，而且身體力行地堅決反對之，直至親自領導“清黨”、北伐和抗戰，粉碎了蘇俄和日本都要亡我中國的欲望和野心……。對此，中共學者為什麼就不能也“輕描淡寫”一番呢？他當然不會。其四，長期以來，由於中共的淫威無所不及，所以，在中共的教科書里，在中國大陸所有近代史的著述裏，哪怕是近年來志在反思歷史和為“還原蔣介石”而寫作的一些著述中，那些中共的御用學者們，為了表達他們對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派的厭惡和仇恨；我們當中一些可憐的近代史研究者們，為了能夠為蔣介石釐平些許冤屈；也就是說，不論各自的動機和出發點如何，只要是在說蔣介石，在寫蔣介石，用的即便不是義憤填鷹的批判高調，就是壓抑嘲諷式的贊譽文筆。近年來，在敘述蔣介石的功績時，調侃更成風氣。這當然是共產黨統治時代的特有文風，既因拍馬文人要表現自己的鮮明反蔣立場而來，又為可憐文人的提心吊膽所致。然而，這位中共學者，惟因他是一位標榜公正的學者，又要“與時俱進”，所以，他雖未採用過時的批蔣高調，亦未取用故作嘲諷的口氣，而是用的一種陰沉和輕蔑的“冷調”。是的，他必須如此。因為他必須在評價蔣介石時，用這種陰冷的調門，才能表示他與蔣介石的界限是如何地清楚，才能夠表明自己與本黨是如何地在保持著一致，才能在讀者的心頭輕輕吹起那一片揮之難去的陰霾，所謂“ 吹陰風，點鬼火”――首先在感情上讓那些正在熱中為蔣介石平冤，甚至歌頌蔣介石是 “民族英雄”的人們，特別是長期以來飽受共產黨欺騙誤導而尚未清醒的人們，對蔣介石重新產生疑問甚至反感，為反撲直至撲滅人民“還原蔣介石”的成果，做好負面感情的準備。這位中共學者的把戲，實在是玩得太過了些。雖然，他玩得太過份的把戲，還在後面。採訪錄﹕ 人物週刊：這次公佈的部分日記，史料價值在哪里？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最大的價值就是比較完整，你可以比較全面地瞭解蔣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點評﹕ 乍一看上去，中共學者說得似乎並沒有錯。問題是在他恰恰利用了現在共產黨還絕不允許蔣介石日記在大陸真正開放和全面開放，才要強調由他們所“倒賣”的蔣介石日記，乃是“原汁原味”。這就不僅為他們要用陰謀的手段，企圖肢解蔣介石日記的“完整” 性；甚至為他們要以陰險的謀略，將蔣介石日記“重新調味”，帶來了絕佳的機遇。謂予不信，且看下面中共學者因閱讀蔣介石日記而獲得的“重大突破”吧。採訪錄﹕ 人物週刊：對於你們的研究有那些突破？網易歷史http://重點history.163.com/ ×××：我給你講個例子。以前史學界都這麼講，日本1931年9月18日進攻瀋陽北大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東北全丟了，歷史學家都這麼說。但是張學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訪問者的提問時說，不抵抗是我張學良自己決定的，跟蔣介石沒有關係。我看了日記以後發現，這個“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時間不是1931年，而是1928 年。那一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打張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濟南，不讓蔣北伐，蔣的日記裏邊清清楚楚地寫了七個字，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評點﹕ 中共學者在這里看上去雖然也是輕描淡寫，實際上卻是處心積慮地將蔣介石的日記“肢解”了，“變味”了。因為，他採用“只言其表、不言其里”即惘顧事實的行為，特別是“狸貓換太子”的手段，也就是學者們說的“偷換概念”的方法――說穿了，就是用共產黨慣用的“陰謀史學”，要將蔣介石重新“定性”為“不抵抗”的歷史重罪，妄圖將人民痛苦反思的重大成就，特別是張學良晚年因良心發現而道出的歷史事實――蔣介石面臨日本對我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抵抗、而絕不是不抵抗”，重新一筆勾銷。藉以顛覆人民為“還原蔣介石”所已經獲得的重大反思成果；藉以維係共產黨七十年來為蔣介石“定性”的“原罪”；藉以證明蔣介石確有“不抵抗”之罪，而共產黨長期指罵蔣介石“不抵抗”完全沒有錯。甚至由此而妄圖進一步達成重新否定蔣介石領導和堅持長期抗戰。中共及其御用學者意在利用蔣介石日記開放的目的及其陰謀手段，算是被這位中共學者的“陰險學術行為”全然地自我揭穿了。顯然，這不僅已經是我們需要重點點評的“閱讀成果”，而且成為我們必須予以“深入辨析”的“歷史內容”。第一、中共學者企圖以“狸貓換太子”的手段，對蔣介石策劃一樁至關重要的歷史“再翻案”。首先，中共學者開口就說﹕“以前史學界都這麼講，日本1931年9月18日進攻瀋陽北大營時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東北全丟了，歷史學家都這麼說。” 緊接著，他說﹕“但是張學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訪問者的提問時說，不抵抗是我張學良自己決定的，跟蔣介石沒有關係。” 然後，中共學者終於說﹕“我看了日記以後發現，這個‘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時間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打張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濟南，不讓蔣北伐，蔣的日記裏邊清清楚楚地寫了七個字，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中共學者對記者特別強調，這是他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顯然，中共學者在這里用的是三段論法，運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否定之否定規律 ”。那麼，中共學者究竟意欲何為？其一是一再強調“所有的歷史學家曾經都說蔣介石不抵抗”。但中共學者絕不說這個“ 所有的歷史學家”，乃是“哪一家、哪一黨、哪一派”的所有歷史學家。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不分黨派的所有歷史學家”全都說過蔣介石“不抵抗”這樣一個“歷史研究現象”。至少很多國民黨的歷史學家和了解真相的民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也沒有這麼說。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大陸歷史學家中，不想這麼說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只是“不敢公開說蔣介石不是不抵抗”而已。所以，歷史的事實是，惟“所有的共產黨歷史學家”，才全都說過蔣介石是“不抵抗”，這才是歷史的本相。中共學者撒了大謊了。其二是道出張學良在去世之前否認了“蔣介石在九一八事件發生時曾命令他不抵抗”。但中共學者顯然對張學良在“去世前為蔣介石不抵抗平反”，不置可否。因為，首先是他不願、不能、也不敢肯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所以他在此不置一評。更重要的卻是，之所以端出張學良，是為了在下面拿出鐵證來否定張學良。因為張學良的“良心發現” ，對中共及其整個御用史學界不啻是一場大地震，對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更是一次巨大的推動，因而，對中共才是一場大麻煩，危害實在是太大。中共學者立功的時候到了！其三是中共學者終於說出“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蔣介石”，因為蔣曾在一九二八年的日記裏面說過，對日軍“決議不抵抗主義”。中共學者在前面雖然絕不肯定張學良的 “否定”，甚至也沒有立即否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但在這里，他卻以一種終於抓到“鐵證”的心態，立即用蔣介石自己的日記對張學良進行了“再否定”。因為，也只有蔣介石自己的話，才能否定張學良的所謂良心發現！中共學者“既用張學良張網、又對蔣介石捕魚”的手段，真是“心思用盡，高明以極”。這就是他對記者說的，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就是突破了張學良說的“蔣介石沒有命令他不抵抗”。他的理由是﹕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經發明了“對日不抵抗主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四是中共學者意欲“狸貓換太子”。因為就算是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確曾說過對日本不抵抗，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肯定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時，便一定會下令對日本不抵抗呢？對此，中共學者不著一言。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用“ 狸貓換太子”的謀略，意指﹕“蔣介石既然在一九二八年就下令對日本不抵抗了，就發明了對日本不抵抗了，那麼，他還會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下令對日本抵抗嗎？ ”因為“不抵抗主義原來就是蔣介石發明的嘛！”、“發明”就是為了“運用”嘛！中共學者正是試圖利用這種“偷梁換柱”即“偷換概念”的手法，來暗指蔣介石還是不抵抗，來否定張學良的良心發現，來完成對蔣介石不抵抗的“否定之否定”，雖然他不作說明，而是“用事實來說話”，並且“剛開了頭，就煞了尾”，留下無窮的意味，讓讀者去感受，去猜想，去和他一起來否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時，蔣介石沒有命令過不抵抗的真實歷史，特別是否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十四年（1931－1945）中，蔣介石“是抵抗――而絕不是不抵抗”的血寫歷史。雖然這段歷史，他早已不得不公開地承認過。然而，在這裏，卻陰謀地留下了再否定的張本。中共歷來將“光明的一手”和“黑暗的一手”並舉的把戲，已然為這位中共學者把玩得爐火純青。中共學者終於以“再否定”，實現了一次“再翻案”；就是對張學良死前的“胡言亂語”所造成的 “大翻案”，進行了“再翻案”，並自稱是閱蔣日記的“重大突破”。雖然最終他肯定翻不成，也突破不了，依然是“落花流水”而已，但黨交給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歷史性使命――“公正地否定蔣介石”，眼下他算是達成了。當然是“大功”一件！第二、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濟南五三慘案”和蔣介石於領導二次北伐勝利進軍中對日本採取所謂“不抵抗”的來龍去脈。中共學者的陰騺即在於﹕他只想公佈自己閱讀蔣介石日記的“成果”﹕一是公然指出蔣介石就是對日本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二是明確指責蔣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經對日軍採取“不抵抗主義”，三是陰謀指斥張學良因“良心發現”而否認蔣介石曾命令他不抵抗，不過是他死前的“胡言亂語”而已 ……。但是，中共學者絕不說﹕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在領導二次北伐的勝利進軍途中，中日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蔣介石對日軍採取不抵抗主義，是由衷還是被迫？是正確還是錯失？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還是違背甚至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就是，這一事件是怎樣發生的？過程如何？蔣介石在處理這一事件的前後過程中，在對日本決定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策略時，還有沒有其他的資料或他自己的日記，可資證明他之所以採取不抵抗的原因，是否為“痛中之忍”和“不得不忍”？還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對這一事件，蔣介石採取不抵抗主義的結果究竟是好還是壞？顯然，這個著名的和權威的中共歷史學者，這個已經赴美“讀飽”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御用學者，這個在當今世界上被中共媒體稱做“第一個看清楚了蔣介石真面目的人”，這個口口聲聲都在標榜著要“公正”和要用“事實”來說話的中共歷史學家，對這一切，似乎都沒有興趣，更不說要加以研究，除卻那一句日本“不讓蔣北伐”以外，完全不置一詞。但是，中共學者不說，我們說。因為，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痛苦歷史反思的成就，已經能夠讓我們將這一切說清楚、道明白了。其一、蔣介石的對日判斷和對日態度――我們也以蔣介石日記為證。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的成果告訴我們，蔣介石於一九二六年初夏開始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不逾半載，就解放了南半個中國。要不是共產黨在前蘇俄的命令下，公開背叛北伐，公然背叛中國國民革命，並蓄意制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見下文），逼迫蔣介石下野，則北伐定當早已完成。然而，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華民國，乃是當時中國的民心所向，蔣介石和堅定的中國國民黨人，終於克服了國民革命鎮營內部的分裂，團結一心地開始了第二次北伐即﹕渡江北上，迅疾消滅北方軍閥以克定舊都，儘速完成中華民國的共和統一大業。當時，北方軍閥雖然早已聞風而喪膽，但驕橫跋滬的日本帝國，蓋因為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敗行，而於一九一八年獲得了在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力（註2）；一九一九年之後，又因強行取代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註3），因而擴張了他企圖控制中國華北的野心。所以，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和中國共和統一的進程，則勢必徹底破碎他企圖獨霸華北進而殖民中國的迷夢。因此，在一期北伐末期，中國國民革命軍渡江北伐時，他就曾以“保護日僑”為名義，出兵干涉；待蔣介石領導的二期北伐開始橫掃北方軍閥之時，日本又決心要為難蔣介石，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蔣總統秘錄》一書就曾記載說﹕“第二期北伐，在軍事上已經勝算在握；然而值得擔心的，則是只要得到一點可乘之隙就會出之以干涉行動的列強動向。尤其是行將成為二次北伐戰場的山東至華北一帶，是日本極力擴張其勢力的地區，日本為了維護他的權益，和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勾結，並給予援助，已是舉世周知的。而且，在上一年革命軍北上進擊時，田中義一就曾出兵到濟南，且是第一次出兵山東，公然有過意圖阻止北伐的表現。” （註4 ）。 map 所以，二次北伐戰幕拉開前，蔣介石就有“日本有可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的思想準備，並一再勸戒日本政府反省對華政策﹕ 一是早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註5）蔣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在二期北伐就要開始之前，1928年3月6日，蔣介石在招待日本新聞記者晚餐會演說時曾謂﹕“……我國民革命軍之對外政策，全在革命立場上以國家利益為主。苟有利於我國民革命，不妨害我國家主權，無論如何，其經濟上及其民族國家之利益，吾人必尊重之、承認之。吾人之所以反對帝國主義者，以其對我中國之施行壓迫及侵略故耳！日本與我中國關係最深，與我國民黨交誼最久，故吾人確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諒解我中國國民革命之意義，而不願加以妨害，且惟願其早日成功也…… “此次繼續北伐，實為我中華民族爭生死存亡之舉。……日本與我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故我最信日本國民對於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進而樂觀我之成功。……於是乎亞洲之幸福可保，世界之和平有望，尚望諸君為我轉達於日本國民與政府。” 蔣介石苦心孤詣，由此可知。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國民黨中央發表北伐宣言，蔣介石對各軍下達動員令﹕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第二集團軍沿京漢鐵路，第三集團軍沿正太鐵路，各集團軍分途北伐，其戰績之輝煌，進軍之迅速，舉世而矚目。然而，“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次出兵前來。” 據日本資料﹕日本出兵的方針，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閣議中已經做了決定，出兵的公開理由，仍與上年一樣，是為了“保護僑民”，還藉口“因為共產黨分子混雜在國民革命軍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當時濟南商埠居住日本僑民2200人。（註6）四月十六日，駐濟南陸軍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請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出兵；同時，青島總領事藤田榮介和代理濟南總領事西田耕一也向本國陳述﹕“出兵時期，業已到來。”（註 7）四月二十日夜晚，日自天津駐軍抽調三個中隊計460人，為先遣部隊開進濟南；同時命令駐扎日本本土熊本縣的第六師團出兵中國。為此﹕蔣介石四月二十日《日記》記曰﹕ “日本蓄意侵略，逆敵存心賣國，兩相勾結，抵死掙扎。聞日本第二艦隊軍艦二十二艘於一日午後五時到達青島；十一日，日本田中首相告誡全國，謹防外來之危險主義；十七日，日本閣議，決派陸戰隊赴青島，必要時開濟南；十八日，日本公然出兵；十九日，日軍由青島入魯；今日，日兵已開濟南。” 蔣二十日日記又記曰﹕“……又聞今日日本議會討論出兵增加預算，田中恐嚇議會―― 如不通過該案，則再解散議會。嗚呼！天下有強權無公理若是。” 蔣二十日日記再記曰﹕“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廢，則黨國前途何堪設想？然吾一以忍辱負重，苦幹硬幹到底，至於成敗利鈍，聽之而已！” 蔣為了 “痛中之忍”，更為了激勵自己“痛中能忍”，還在四月二十日日記後面引用了十九世紀沙皇俄國侵略我國新疆時，左宗棠說過的一番話，決心以一個忍字，即“心之頭上一把刀”，以求先完成北伐，再與日人算賬。其記曰﹕“左謂﹕‘欲杜俄人狡謀，不必先定回部。’又謂﹕‘彼俄人方思逞，則宜收斂困嗇，以收節短勢險之效果。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為強，拙以求伸，此智謀之士之優為，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 “文襄之卓見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歟！ “嗚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謀更甚於昔日之俄人也！” 蔣介石為完成北伐統一共和中國的進步大業，已然決心忍字當頭，這便是他後來在日人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時，之所以決策“暫不抵抗”和“繞道北伐”的思想基礎。其二、日軍蠻橫阻撓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和蔣介石決持“痛中之忍”――我們還以蔣介石日記為證。在得知日本政府又要出兵阻我國民革命軍二期北伐時，因一期北伐成功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於四月二十一日即令外交部長黃郛具名，就日人企圖阻撓我二期北伐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稱﹕“去年五月間，貴國日本突有出兵山東之舉，本政府以貴國此種舉動，實屬侵害我國領土主權，違背國際公法，當經本部電達貴國大臣抗議在案。……乃貴國政府……又有出兵山東之議……不獨公法條約蹂躪殆盡，更恐因此釀成意外，責將誰歸？” 南京國民政府在對日本政府表示抗議之同時，又派張群赴日交涉。然而，日本政府居然避而不談，置之不理。四月二十八日，我國民革命軍挺進到濟南附近，遂切斷已經歸還中國的膠濟鐵路。對此，日軍竟然在我國土上向我提出強硬抗議，其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也準備將他的師團司令部由青島移到濟南。五月一日九時，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進入濟南城，城門高懸“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的大幅橫布標語。家家都掛出青天白日旗，歡迎國民革命軍。但國民革命軍見到的，卻是由日軍協助軍閥張宗昌所建立的強固塹壕堡壘。五月二日上午，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亦進駐濟南。總司令部設於城內原山東督署辦公室。 EnterJiNan 兩小時後，日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率領第六師團主力抵達濟南，其司令部設於靠近西門外的商埠地區。於是，日軍三千人侵佔商埠，更到處張貼“未經許可而接近日本守備區域者，斷然取締”，“如進入日軍區域，會招致重大不祥事件”等挑撥性標語，並且立即殺害了三個中國人。顯然易見的是，中國的一個主要都市不僅被日軍佔領，並且出現如此令人深感屈辱的情形，自然會使國民革命軍官兵大為激憤，許多官兵高呼“不惜一戰”。但是，蔣為了北伐成功，決行“痛中之忍”，故而禁止革命軍官兵開槍和接近日人地區，以避免沖突。五月二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耐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他必須痛苦地克制著自己，因為他是主帥。因為他明白他和他的國民革命軍首先需要達成的，乃是“竟北伐之全功”！其三、日軍公然製造駭人聽聞的濟南五﹒三慘案和蔣介石於“臥薪嘗膽”中的“睿智決策”──我們續以蔣介石日記及蔣之“誓雪五﹒三國恥”為證。面對日軍已經公然挑釁，我國民革命軍方面乃通過日本派駐濟南總領事西田井一向日軍提出撤兵，及“開放商埠要求”，但福田拒絕，卻同意漏夜撤除防御工事，但其意乃在 “反而增加兩軍接觸的可能性”，甚至造成製造沖突的機會。（註8）五月三日，日駐濟南總領事西田拜會蔣，竭盡敷衍之詞，卻在離開後不到十五分鐘，“ 槍聲猶變響了起來”。原來是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所屬兵士一人生病，被戰友送到城外商埠區的基督教醫院，醫院對面就是我國外交部山東交涉署。但是，日軍非但阻撓我生病士兵入院治療，而且突然開槍，當場擊斃我一軍人和一夫役，其餘的人僥幸逃入醫院，日軍則將醫院包圍，用機關槍亂射，一經點燃戰火，便在全市展開槍擊。濟南慘案於此勃發。對此，蔣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親自攥寫的“誓雪五﹒三國恥”中如此記敘道﹕“當時，我就命令各師長，各自約束部隊，無令不許外出，避免與日軍沖突” ……我一方面通知福田司令官，說我已經命令我們所有濟南城外的軍隊於下午五時以前一律離開濟南；同時，請他也約束日本軍隊不要再亂放槍炮，傷害我們的人民……已將近黃昏，但槍炮之聲仍然沒有停息。……這自然是日本軍隊要想擴大事態，故意亂放槍炮，使我們的人民感受威脅恐慌；而他（福田）卻說是我們軍隊發射的，還假意地要求我們派人去開會。” 由是，蔣決定於五月三日晚上十二點鐘，由日我雙方派代表赴一個中心地點――津浦鐵路辦公室進行交涉。我軍代表是熊式輝。日軍代表為參謀長黑田周一。日軍所提出的條件是﹕一、凡濟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許中國官兵通過；膠濟路（青島至濟南）、津浦路（天津―濟南―浦口）不許中國運兵；中國軍隊一律退離濟南二十里之外。日軍一邊強迫熊式輝接受條件，一邊每兩分鐘發射一次大炮，我革命軍的無限電台、交通機關統統被破壞。對此，蔣介石亦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這種炮轟，就是他想威嚇我們的代表和一般官兵，壓迫我們軍隊向南撤退，以達到他們阻礙我們革命軍不能越過黃河北進的目的，使革命軍不能攻佔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軍閥仍能割據河北，在日軍的保護下坐大。――這樣就可使華北永遠置於日人的操縱之下了。” 蔣介石因看穿了日人的詭計，其為完成北伐而決忍一時之憤的決心，乃更加堅決。但是，蔣雖然派遣熊式輝為代表去與日軍談判，但日軍的苛刻條件，卻使熊式輝只能拒絕絕簽字到底。熊回來後向蔣報告說﹕“照現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與我們開戰。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決心和他決裂，對抗應戰；一條是忍辱一時，避免重突，將來再作計較。”（註9）為此，蔣介石五月四日的日記寫道﹕“熊式輝與日本會議後回報日人猙獰面貌，不勝憤慨，余慰而嘆之曰﹕‘日本軍人之作風如此，日本國家與人民將不勝其患矣！豈天將禍我東亞乎？’” 彼時，與熊差不多時間回到蔣總司令部的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黃郛，也向蔣報告說，他原來住在外交部濟南交涉所，當日軍剛與我軍發生沖突，就把我們的交涉署包圍起來。因為日本人與張宗昌訂有不能公開的蜜約藏在交涉所，其內容是“以日軍驅逐國民革命軍於山東境外為條件，而將青島和膠濟鐵路權力讓給日本”，所以深怕被我們發現宣佈出來。從日軍進入交涉所，到日軍傳話要黃郛到福田司令部，黃部長備受日軍士兵的侮辱，直至被軟禁在日軍司令部一個小房間內，並逼迫他在一份文件上簽字，這份文件則說﹕“今天中國革命軍與日本軍隊發生沖突，是中國革命軍來搶日本人的東西，來打日本人，所以沖突起來的。” 就這樣，中國的外交部長竟因為不簽字而被扣留在日軍司令部達十八小時之久，受盡日本士兵的辱罵和威脅，一個日本士兵還驕狂地說﹕“今天就是我們日本人與中國人開戰的日子！” （注10）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道﹕“日本人沒有當我們中國人是人，這種恥辱與殘酷，不僅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恐怕在歷史上也沒有過。”然而，日軍如野獸一樣的暴行還在後面。 caiGongShi 五月三日深夜，有日本兵二十餘人搗毀交涉署大門，衝進署內，剪斷電燈、電話線，大事搜索不說，還對向他們抗議的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和職員十六人圍住，並勒令蔡公時跪下，因蔡斷然拒絕說﹕“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軍閥面前！”於是，日軍居然殘忍地將其餘十六人當著蔡面逐一槍殺，又將誓不投降、一直破口大罵日軍的蔡公時，在打斷他的雙腿、並割斷他的舌頭和耳朵後槍殺。對此，蔣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道﹕“日本人那種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對我們的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樣的暴行，誰亦想不到的。本來各國外交官在作戰的時候，照國籍公法，誰也不能殺害的；他們明明曉得蔡公時是我們中國的外交特派員，偏偏要這樣侮辱他，殺害他；並且還要將我們的外交部長關在一間房子里，逼他簽字，――這是日軍殘暴的行為，就是世界各國，也都曉得了他們是一種最野蠻的軍閥。” 五月四日清晨，日軍拍電報給早已逃往德州的張宗昌，要他帶兵趕回濟南，但張宗昌無軍可派。所以日軍便轟炸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炸死了蔣的幾個衛士，炸傷了幾個官長，蔣介石雖也在辦公室內，卻未被他們炸到。五月四日下午，日軍突然改變態度，派人到蔣的總司令部，表示日軍不再放槍炮，但到了五月四日夜晚，日軍又開始在城外從西關到北關一帶不斷地放槍放炮和投擲炸彈。蔣介石對此立即敏感到這是日軍的策略，是在爭取時間，等到從國內派來的援兵。因為根據日本資料稱﹕日本陸軍參謀部在事件發生當天，便確定了派遣援軍的強硬方針，並對福田師團長下令﹕“決由內地（日本本土）儘量增兵。此際，須採取斷然措施。”並決定由國內派遣一個師團及一支鐵道隊，由中國東北派出一個混成旅，自朝鮮派出一個航空中隊前往山東。只因為內閣會議耽擱，方遲延到五月八日才做了正式的決定。（註11）于是，五月四日夜晚，蔣介石遂決定搶在日軍到來之前，秘密下令城外的大部分革命軍渡過黃河北進，既避免與日軍的援軍發生大規模的沖突，又不讓日軍知道我渡河作戰的行動，以繼續追擊北洋軍閥的態勢北進。蔣自己仍然留在濟南城內，以迷惑日人。 “本來，奮起作戰，並不困難，可是一旦點燃戰火，將不限於濟南一帶，而會擴展及於華北一帶；因此北伐勝利、中國統一必將為之延遲，如果接受日軍的挑釁，則正中了日本軍閥的詭計。”（註12）蔣介石始終沒有忘記惟有北伐成功，才能夠雪我國恥，才能夠因中國的走向統一和漸趨富強，而迫使日本和一切列強不敢再欺我辱我。“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於南粵，卑詞畏之。”這些中國歷史上敢以臥薪嘗膽而竟其志功的先賢之智和大勇之為，已經成為他能夠“痛中持忍”的思想、感情和抱負的動力了。六日早晨，當蔣接到所有部隊已經於作夜渡過黃河的報告，才決心離開濟南城，移駐濟南城外三十里的黨家莊。日人在知道中國的北伐軍已經渡河和蔣已經離開濟南城以後，乃絕望地大呼小叫說﹕“以後事情很難辦了！而且簡直是沒有事情了！”因為，日軍要逼迫北伐軍定城下之盟的陰謀終於完全失敗。（注13）蔣介石在撤出濟南前，為標明中國的土地不能輕易授敵，乃留下李延年一個團堅守濟南城。五月六日夜間，日軍即強攻濟南城。中國軍隊以一個團的兵力抵抗了日軍一個師的無數次猛攻，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日軍。戰斗一直持續到五月九日，日軍終於放棄攻城，要求停戰，革命軍也為避免流血，乃出城北上，未想下流、殘暴的日軍居然伏擊我軍，甚至往濟南醫院公開屠殺我傷兵二百餘人……。五月九日，蔣介石留下了這樣的日記﹕“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有雪恥之志，而不能暫時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達成雪恥之任務；余今且暫忍為人所不能忍者耳！” 五月十日，蔣介石又有日記曰﹕“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記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盡後為止。” 他開始“臥薪嘗膽”。濟案事後，日軍曾立即對我提出了無理要求，即要求解散我國民革命軍之第二、第三、第四軍團，並要求處我三位總指揮以嚴刑。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忿筆以書曰；“…… 孰可忍？孰不可忍？攻破我濟南，在彼以為得意，不知中日兩國之怨仇因此深結於人民心中而不可拔，東亞和平之基礎亦因此而動搖。是日本軍閥之禍國殃民，乃更甚於中國之軍閥矣！毒蛇猛獸豢養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眾猶未能醒悟耳！大為中日兩國之前途長太息也！” 蔣介石是有預見的，他從日人製造濟南慘案，看到了日本軍閥的禍國殃民，和中日兩國前途的慘烈悲劇命運就在前面。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學者說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獲得了“重大突破”。而他的“重大突破”就只有他意在“移花接木”的一句日記， “對日軍採取不抵抗決議”。然而，蔣介石為正確處理濟南慘案，於“痛忍”之中，該寫了多少愛國憂國和志在臥薪嘗膽、誓報國恥的日記，為何中共學者竟然就“不置一詞、不引一句“呢？因為他們都無利於他和他的黨所需要的“重大突破”，這個“重大突破”，如前所述，就是要重新栽贓蔣介石“還是不抵抗”！其四、蔣介石對濟案的正確決策保證了二期北伐的勝利進軍和迅疾成功――從歷史的結果看蔣介石處理濟案的歷史正確性。避開日人的阻撓，秘密渡過黃河繼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於五月十三日佔領平原；第二集團軍進展至德州，第三集團軍破娘子關，第四集團軍立即揮師北上，直魯軍乃潰不成軍，張學良十萬奉軍更是捲蓆而逃。六月三日，孫傳芳通電下野；六月四日，張作霖退守東北，於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終克舊都，二期北伐遂以告成。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蔣於北京率領北伐重要將領赴香山碧云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灑淚祭告孫中山先生曰﹕“……溯自我總理溘死，於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願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鏟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謁展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而紛集也……英士即死，吾師期我以英士。執信既死，吾師並付以執信之重責，而責我一人……今惟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遺命，澄清中原，實行主義，保存正氣……以助黨、軍革命之成。” 濟南五﹒三慘案之後，正因為蔣介石領導二期北伐的迅疾成功和中華民國的統一實現，日本和一切列強百年來對我中國的一貫驕縱凌辱，也都不得不開始有所收斂。在對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的調查中，由於初獲統一後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堅定地維護了本國的主權，從而迫使日本哀嘆曰﹕“……濟南事件以來，日中邦交處於斷絕狀態……中國正在大舉排日，貿易也已停止，尤其是與中國交易繁複的大阪經濟界簡直一籌莫展…… ”（註14）過去，日本解決這樣事件的條件，照例是採取迫使對方道歉、賠償、並保證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蠻橫辦法，但是，解決濟南事件時，日本方面的方針已是“即使雙方各負一半責任也能同意”。（註15）一九二九年三月，濟南事件在歷經十一個月的調查和談判後，南京政府終於與日本達成解決濟案協議，迫使日本答應在兩個月內自山東撤兵，中國方面僅保證在華日人的安全。對於中國所受之嚴重損失，協議規定雙方實地調查解決之。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因“獲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賠款”為了結的首例，更為日本所始料不及。（註16頁）歷史終於可以給蔣介石處理濟南五﹒三慘案留下一個公正的結論了﹕ 彼時，蔣介石因做到了“痛中持忍”，乃迅速贏得了北伐打倒軍閥和統一共和民國的成功，所以，他是正確的。後來，蔣介石做到了“誓雪五﹒三國恥”，親自領導了十四年艱苦抗戰，並贏得了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輝煌勝利，所以他是偉大的。因此，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途中對日軍採取不抵抗策略，絕不是什麼簡單地對日不抵抗，更不是中共學者所誣蔑的“發明了對日不抵抗主義”，便自然會從此不抵抗了――這無非是中共學者陰騺的“心聲”罷了！應該說，蔣介石應對濟案的暫不抵抗策略，是從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出發，所親為的一次“臥薪嘗膽”，是為了“先能安內，方能攘外”，並且結果昭然。惟能頌之，豈可辱之！前評曾提到過，一九八九年後的一位中國大陸史家即楊樹標教授，在他十九年前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中，曾這樣小心地評價領導了北伐成功的蔣介石說﹕ “不能否認作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作用。在當時人們的心中，蔣介石的威信很高。”為此，他還特別引用了當時一位女性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讚頌蔣介石先生說﹕“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祇有兩個英雄（你知道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沒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梁！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註17） book同為大陸學者，甚至同為中共學者，十九年前還無幸讀到蔣介石日記的楊樹標教授，與十九年後這位讀飽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權威學者一經相比，則前者之尊重歷史、坦承事實，後者之翻雲覆雨、陰冷險詐，又該是怎樣的涇清渭濁！當然，我們也怪不得他。因為他為了身家性命、名譽地位，而不得不與他的黨保持一致，亦有可以原諒的一面。雖然他也做得“太過”了些，他讀蔣日記的“重大突破”也太 “出格”了些。而且，讀者只需要讀一讀下面所錄的，“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大典》中關於濟南五﹒三慘案的條目，就就可以知道，這位中共學者與中共“一致”在何處了。該“大典”稱﹕ “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日本侵略者在山東血腥屠殺中國軍民的事件。1928年春，蔣介石在英美支持下北上攻打奉軍，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阻止英美勢力向北發展，以保護僑民為名，四月下旬出兵佔領濟南，日軍即向中國軍民開槍，打死多人。3日，日軍又向國民黨軍駐地進攻，蔣介石命令軍隊撤出濟南，不准抵抗……。（註18）” 在這里，我們甚至連“蔣介石領導北伐”這幾個字都看不到，看到的只是蔣介石在“為一些帝國主義去打另一些中國的軍閥”，因此才挨了“另一個帝國主義日本的打”，卻只敢“不準抵抗……”對此，還需要我們作更多的“點評”嗎？然而，最後仍然必須說明的是﹕這位中共學者自謂讀蔣日記的“重大突破”，其根本目標雖然是要為共產黨，“將被顛倒的‘蔣不抵抗’再顛倒過來”，然而，他受黨之命，就近要顛覆的，卻是他的中國同道們的歷史反思成果，即﹕他們對蔣介石不抵抗的重大翻案。因為，北京的《炎黃春秋》雜誌，這份影響廣被，動輒就要被中共“修理”、甚至以“停刊”相威脅的大陸歷史月刊，曾於2004年第一期，發表了曾景忠先生所寫的“ 張學良自述”，即“1990年6月8日，張學良接受日本 NHK電視台記者採訪錄”。這份採訪錄記載了晚年的張學良曾在不同場合，對不同的採訪者和學者們，都明確地說明了“ 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與蔣介石無關”！於是該文作者才會心明氣壯地說道﹕“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 蔣介石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全文附後）由此可知，這位中共學者自稱閱蔣日記所獲得的“重大突破”，就是仍然要污蔑蔣還是不抵抗，其矛頭所向，則不僅是蔣介石本人，而且是所有為蔣介石翻了“不抵抗之冤案 ”的同道們，是贊成這一為蔣翻案的整個中國大陸“良心學界”，和漫及民間的“人民反思潮流”。據“某接近開放日記者”稱，這位中共學者自己曾對他訴苦說，因為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為蔣介石講話”，現在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那些同事們都不理睬他了！對此，我們就曾好生奇怪過。現在看來，同道們不去理睬他，可不是因為他“ 為蔣講了話”，而是他“為黨講了話”，重新栽臧了蔣介石，因為他是在共產黨及其統戰部和“社科院領導”的支撐下，在與所有有著正義感或正派精神的大陸歷史學者們“ 勢不兩立”。中共學者真的把蔣介石看清了嗎？真的能把蔣介石看清楚嗎？真的是當下中國“看清蔣介石的第一人”嗎？採訪錄﹕ 蔣介石是個什麼人人物週刊：內地對蔣介石有沒有一些誤解？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以前對國民黨的抗戰通常講八個字，叫“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但是你現在如果去參觀盧溝橋的抗日戰爭展覽，就會發現，這八個字已經不見了，在原來寫那八個字的地方，換了新的八個字，叫“正面戰場，繼續作戰”。點評﹕ 記者問的是內地（大陸）對蔣介石這個人有沒有一些誤解，中共學者答非所問，以蘆溝橋的抗日戰爭展覽會換了八個字作證明，即 “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變成了“正面戰場，繼續作戰”，用以說明共產黨對“國民黨”抗戰的重新評價。然而，記者的問話雖然十分謹慎，用心卻十分明白，是問中共學者在閱讀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對過去我們大陸，說白了，就是共產黨對蔣介石的造謠、謾罵、詆毀和徹底否定，是不是事實，到底對不對？雖然其問題中，可能包括對蔣介石是否領導過抗戰的誤解，但又絕不僅僅是指抗戰這一件事情，而是問對蔣介石這個人的誤解。然而，中共學者非為不懂，而是不願也不能回答。所以，他就突發奇想的想到了蘆溝橋抗日展覽館那八個大字的“變換”，並且用以敷衍之與搪塞之。 tvProgram 然而，蘆溝橋抗日展覽館那八個大字的變換，又與這位中共學者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有什麼關係呢？難道該展覽館八個大字的變換，是因為“學者”從美國讀日記回來後請共產黨改的嗎？當然不是。因為這八個大字在學者赴美國閱讀日記之前，就已經改變了。因此，他對記者的回答才是答非所問，南轅北轍。此其一。其二，就算該展覽館的這八個大字是因為學者赴美回來叫共產黨改的，那麼，這變換了的“八個大字”，也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嘛！因為，所謂“正面戰場，繼續作戰 ”，既無主語，即無所指，就算是指“國民黨是在正面戰場繼續作戰”，那麼，“負面戰場”上的共產黨是否還在繼續破壞抗戰？因為，有正面，就有負面。而在中國人民曠日持久的衛國戰爭中，確實存在過國民黨浴血奮戰的正面戰場，但也存在過共產黨 “ 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和“乘機到敵後去搶地盤，鬧擴張、讓日本人地佔得愈多愈好” 的負面戰場（註19）。所以，這位中共學者如此回答記者的問題，豈但是“答非所問 ”，而且是“欲蓋彌彰”。而那個展覽館和今日中國此類的許多展覽館，在展覽那一場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時，尤其是在表現共產黨假抗戰的歷史時，無不運用的是“欲蓋彌彰”的手段。對此，中共學者倒是與他們息息相通的，因為原來就是“一家人”嘛！其三，中共學者之所以要這樣回答，無非想證明，我們現在已經能夠公正地對待歷史了嘛！但是，在該學者還沒有赴美閱讀日記之前，我們曾巧遇回國觀光的兩位美國華僑，恰恰這兩位老華僑都去過蘆溝橋抗日展覽館參觀過。他們皆云自己是黃埔出身，在談及蘆溝橋的抗日展覽時，都頗有些輕蔑地地指責這個展覽太虛假，將不抗日的共產黨說成了抗日的中流砥柱，將堅持浴血抗戰的國民黨輕描淡寫，甚至加以污蔑……。他們還說，“我們都在留言簿上不客氣地把我們的意見留下了”！是的，中國大陸民間二十餘年的歷史反思成就，特別是中共要對台實行統戰的謀略，使共產黨在宣傳上已經有所改變。但是，他們還是“換皮而不換骨”，“新其貌而沒有新其心”。因為，對共產黨來說，這只是不得已的讓步，僅僅是為了統戰台灣國民黨，以達到對實台灣實行“專制一統”而已。顯而易見的是，中共離公正地對待歷史還很遙遠。因而，要想這位中共學者也能夠坦誠地對待他的研究對象蔣介石，也同樣是遙遠得很。而且不論他有無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其表現都是一樣。採訪錄人物週刊：這種改變能說明什麼呢？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說明我們過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不大準確。在那個展覽上你還會發現，蔣介石的照片出現過兩次，兩次都是作為正面形象出現的。一次是1937年的廬山談話會，蔣介石發表講話，說“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戰之責”。這是蔣在作全面抗戰的號召，是將蔣的照片作為正面形象顯示的，而不是我們過去漫畫裏的光頭，頭上還貼著膏藥。另外一次出現，就是開羅會議，開羅會議肯定臺灣、東北這些被日本佔領的土地都要歸還中國，蔣是有功的。點評﹕ 中共學者又將自己打扮得“公正”起來了。然而，他為表現公正所舉的例子，還是與他讀不讀蔣介石日記無關。一是如前所述，蘆溝橋那個展覽會，是在蔣介石日記開放之前，就改了那八個字的。二是他所說的，蔣介石在廬山做抗戰演說時的正面形象，其照片，在中國大陸許多反思蔣介石的著作裏面早就刊載過了，也不是等到他從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回來，才有了在蔣介石的腦袋上“不貼膏藥”的正面照片。就不說，早在二十年前，孫飛虎表演的蔣介石和《血戰台爾莊》電影上的蔣介石，額頭上早就不貼膏藥，甚至看上去已然是風度翩翩。三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簽字，不是“肯定臺灣、東北這些被日本佔領的土地都要歸還中國”，而是“ 收回台灣、東北這些被日本佔領的國土”，這就更與該學者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無關。因為，一九八五年，為紀念抗戰勝利四十週年，當然更是為了對台統戰，在共產黨的中央電視台上，就已經播出過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收回上述國土時簽字的照片，蔣的腦袋上當然沒有貼膏藥，此為本文作者所親見，甚至成為我們當時交相傳送的興奮消息。其後二十餘年間，也早已是家喻戶曉。如此，還需要他去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才能夠獲得這樣一些所謂的“重大突破”嗎？這位中共學者果真是公正的嗎？只要讀一讀他在本段答記者問開場所說的話，所謂“我們過去的看法（指對蔣介石）有片面性，不大準確”，真是為他自己、更為共產黨“謙虛”到了極點！因為，共產黨在長達八十餘年之久的漫長歷史時期內，對蔣介石的造謠、污蔑和栽臧，和因此而在全中國所造製造的史無前例的歷史冤案，以及由這些冤案所造成的無數善良無辜者的磨難和死難，僅僅是“有些片面，不大準確” 嗎？就不說中共學者一句“我們”，也早已道破了他原來就是共產黨、今日還是共產黨的“天機”了。如此，公正一詞，與他何止謬以萬里。（未完待續）註釋﹕ 1、蔣介石年輕在軍校求學時，因日本教官在課堂上侮辱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如同四萬萬五千萬細菌，蔣介石便起身先請教日教官“日本國有多少人”，日教官回答“五千萬”，蔣立即反唇相譏說“日本的五千萬國民就是五千萬細菌”。日教官氣得甩手而去。 2、一九一八年段祺瑞政府為擴充皖系，以參加一戰為名，竟與日本政府簽訂了“中日共同防御協定”，從此使日本國獲得了在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力。 3、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之後，列強欺我中國，竟將戰敗國德國在勝利國中國山東的原有權益移交給日本，曾激起全中國人民的反對。 4、《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1564－1565。 5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訪日時對日本朝野的講話，主要是要求日本朝野能夠反省辛亥以來日本政府的對華錯誤政策。 6、《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67頁。 7、同上。 8、《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27頁。 9、《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80頁。 10、《蔣總統秘錄》第七冊1582頁。 11、《蔣總統秘錄》第七冊第1591頁。 12、《蔣總統秘錄》第七集第1579頁。 13、《蔣總統秘錄》第七集第1529頁。 14、日重光奎﹕《外交回憶錄》。轉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註釋第40條。 15、同上。 16、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第233頁。 17、楊樹標﹕《蔣介石傳》第133頁。 18、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國近現代史大典》第47頁。 19、請參閱《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四章，前蘇共及第三國際派駐延安代表佛拉基米諾夫的《延安日記》（中共內部讀物）和毛澤東前秘書李銳著《廬山會議回憶錄》。附文﹕ “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2004年第一期發表的“張學良自述”――1990年6月8日，張學良接受日本 NHK電視台記者採訪錄。《黃花崗雜誌》第九期轉載。曾景忠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流傳說：是蔣介石下命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但後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都歸到張學良的頭上。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這裏專門介紹張學良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復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况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 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作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臺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學良的真實思想。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 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臺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台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學良九十歲生日慶壽，或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我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回憶錄捉刀」（按﹕這是海外「吵新聞」，事實並非如此）。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開始了）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 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籍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黃花崗雜誌編者按﹕共產黨絕不罵張學良不抵抗！）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 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氏夫人於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電函，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夫人於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倫敦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事。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於鳳至手中，說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 ――引者註）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够，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唐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
G********C 发帖数: 456	3 黃花崗雜誌第三十四期（之三）安長林童瀟竹第二篇《採訪錄》評點（下）標題﹕××ㄨㄨㄨ：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蔣早年好色孤僻（2006-11-23 00:47:34 來源: 南方人物週刊）（续上期）人物週刊：蔣介石有沒有可以圈點的政治智慧？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蔣當然有他治國的理念，但不能說是什麼“政治智慧”。這個問題太大了，只能簡單地說一說。外交上，他採取的是溫和的軟弱的路線，有時候，甚至是妥協路線。蔣介石也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他不是乾脆俐落地宣佈廢除，而是要和列強慢慢談；列強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們都知道，一直到抗戰後期，英美才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廢除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對內，他本想推行一條改良主義的路線，主張“勞資合作，階級調和”。譬如，蔣多次提出，要“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25%。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為蔣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援。只有後來到了臺灣，臺灣的地主跟蔣介石他們沒有那麼深的聯繫，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臺灣的經濟起飛與此大有關係。點評﹕ 在中共學者的這一部份答問中，就他批評和否定蔣介石的方式來說，應該說，也都是“ 溫和”的否定，但並非是“改良”式的否定。因為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否定，是絕不能妥協的。不過，雖然他要對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予以否定，卻又沒有象過去的共產黨學者那樣，用的是瘋狂辱罵和極力栽贓的“共產革命”方式。就此而論，中共學者的確是 “進步”了。所以，在本段一開場，他才會“溫和”地，卻又是十分“革命”地說道﹕“蔣當然有他治國的理念，但‘不能說是什麼政治智慧’。” 一句話就把記者一心想探知的問題從根本上否定掉了！至於蔣介石有什麼樣的治國理念，他一字不說，因為他不願說，更不能說，因為蔣介石的治國理念一旦說出來，人民的眼睛就亮了，共產黨的麻煩就大了，中共學者也就要倒霉了！隨後，這位中共學者便舉了一些例子，用以證明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然而，細心的讀者，卻會從這些所謂沒有政治智慧的指責裏面，看到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種種批評、指責與否定，雖然實際上都與蔣介石有無政治智慧毫無關係，但卻一筆勾銷了辛亥之後，在中華民族之最為艱難的時代，蔣介石作為一個真正愛國領袖和卓越政治家的智慧和功績。然而，蔣介石當真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我們還是從歷史的事實中，簡單地選出幾項來提出我們的詰問；然後，我們再就中共學者提出的，蔣介石“沒有政治智慧”的歷史例證，來逐一地予以批駁。第一、蔣介石究竟有沒有“政治智慧”？其一、一九一七年，參加“護法”的蔣介石，曾向孫中山先生呈遞了一份“對北軍作戰計劃”，當時就獲得了孫中山先生的極大欣賞，也使孫中山先生看到了這個青年的進步前景。果不然的是，十年後，已經成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就是以這份十年前擬就的“對北軍作戰計劃”作為基礎，勝利地領導了一期北伐，不足十個月，就解放了南半個中國，這算不算得上是“政治智慧”呢？就不說後來孫中山先生在遭遇陳炯明叛變之前，蔣介石就早有所察，並數次提醒孫中山警惕；之後，則更是於患難中應孫中山先生之召喚，趕赴廣東，日夜守侯在孫中山先生的身邊，為孫中山“出謀劃策”。為此，孫中山曾對他評價說﹕“蔣君一人來此，籌策多中，不啻抵二萬援軍……”―― 要知道，上述這兩件事，可是十九年前，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楊樹標教授在《蔣介石傳》這本書中所“記述”的。其二、本文（之一）在點評和注釋中早已提及，一九二三年，當孫文要派一個“最能幹的人”代表他去蘇俄考察時，這個被選中的最能幹的人，就是蔣介石。蔣介石非但不辱使命，而且正因為他有著卓越的政治智慧，所以，他才會在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考察蘇俄的短短數月中，立即發現蘇俄與其它帝國主義並無兩樣，甚至更具有危害性，對我――中國新疆、滿蒙、甚至是內地，都存染指之心，從而得出蘇俄乃是一個“ 事實與主義有別”的國家，不能不對之有所警惕和防備，從而使他回國後便開始反對“ 聯俄容共”，直至成為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看透前共產黨蘇聯的東方國家領袖（參閱本文之一註释）斥前蘇俄也是帝國主義的話，終於為後人所逐漸認知，甚至為五十年後，毛澤東在與前蘇聯鬧內訌中指責“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作了張本。蔣從此成為自由世界最堅定的反共領袖之一。直到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列國轟然而垮之後，以至今日，我們再來回首近九十年前蔣介石對前蘇俄的政治預言和政治判斷，我們還能夠說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其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在“復辟有軍、革命無兵”，孫中山反復闢“計無所出” 之時，由於前蘇俄聯絡中國南北兩軍閥以圖染指中國而不得，列寧終於指示俄黨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門來，先是要求中國的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以成為第三共產國際共產黨的一部份；繼則要求中國的國民黨和他們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的共產黨實行“國共合作”（注一）。全體參加國民黨，參加中國國民革命，圖謀分裂國民黨和誘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中國共產革命（注二）。此前，正值陳炯明叛變，給孫中山、更為中國的國民革命帶來了巨大的、甚至是毀滅性的災難。對此，孫中山自己形容說，他“就象一個溺水的人，突然看見漂來了一根稻草，他便抓住了它”（註三）――由此，孫中山為權宜之計，而決策了聯俄容共的險招。從此，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之內部，開始險象環生。作為中國國民黨的後起之輩，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中的重要一員，在孫中山在世之日，蔣已經明言呈告孫中山和廖仲凱等黨的領袖們，深謂“聯俄容共”之不可行，因未獲重視，乃幾次去職返家，以避其亂；後經孫中山一再派戴季陶等人赴浙請歸，蔣才答應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從此在廣州“赤色陰謀”迭逞的歲月里，一邊“專心辦理軍校”，以為中國國民革命培養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連十九年前的大陸學者楊樹標教授也贊揚他將黃埔軍校辦得“虎虎有生氣”（註四），一邊則對甚囂塵上的蘇俄顧問、頭腦發昏的黨內左派和欲望熾烈、陰謀不斷的共產黨徒，採取“克己復禮”之策，即便因領導兩次東征和两次平息叛亂而功勛卓著，蘇聯顧問、黨內左派和共產黨徒已經開始公開辱罵他為“新軍閥”，他也“不置一詞”，凡事皆以忍字當頭，其心心念念全在培養黃埔軍人和為“北伐打倒軍閥”的準備上。孫中山先生辭世之後，雖然“夸夫死權”的汪精衛，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挑唆下，志在奪取蔣在廣東革命政府中的政治軍事權力，蒋居然能“屈己從汪”，不僅將最高權位統統讓給汪，而且願意接受汪的領導，只要汪不会損害國民革命的利益，他便無任何怨言。他之“克己復禮”的政治智慧，幾乎做到了極處。直到蘇俄顧問、共產黨徒、國民黨左派和汪精卫本人，非要置他於死地，甚至要把他劫持送往俄國海参威，他才在中國國民黨、特別是中國國民革命之巨大危機當口，利用蘇俄顧問和共產黨發動的中山艦事件，決然反戈一擊。此後，參加了蘇聯顧問和共產黨陰謀的汪精衛只好引咎辭職，再次怏怏出國；贏得了中山艦事件的蔣介石，立即發佈了“整頓黨務案”，奪回了大部份已經被蘇聯顧問和共產黨所劫奪的權力（註釋），並考慮到只要一日不發動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在廣東，纏繞在國民黨這根軀幹上的共產黨，就絕無消停之日。於是“整理黨務案”發佈不及三月，蔣介石就已經在廣州誓師“北伐”了！此後，不論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的征途上，埋設了多少的暗礁，也不問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在北伐已經勝利的後方，煽起了幾多要變國民革命成果為共產革命廢墟的毒焰，蔣介石始終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他因及早識破蘇俄和共產黨的陰謀，而能夠因勢利導；亦能在共產黨對本黨的一再挑撥離間之中，該忍者忍，該讓者讓，被迫下野之時則立即下野；為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理當復職之時，則立即復職。總其前後不過兩年，即領導完成兩期北伐，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開創了“第二共和”，促使了東北易幟，初步地統一了中華民國，在辛亥以來中國人民志在“走向共和”的艱難道路上，贏得了大大的一步勝利……。蔣介石當真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如果確如這位中共學者所言，在廣東處於劣勢的蔣介石，特別是處於劣勢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又怎麼能夠及早地擺脫蘇俄和中共的陰謀破壞，而在短短的兩年之中，就領導新一輪的中國國民革命走向了決定性的成功呢？其四、創始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雖然贏得了辛亥之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大勝利，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國共內戰中被打垮，其間二十二年，可謂“無一年、一月、一日無槍聲”。一九二七春，被共產黨又一次從國外請回來分裂國民黨的汪精衛，與國民黨內的“親俄親共派”一起，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迅速製造了“寧漢分裂”即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裂，使正要橫掃中原的北伐軍不得不停滯不前。（註五）一九二七年夏始，二期北伐第一次出師未捷之時，中共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在北伐已經成功的南中國，發動了南昌暴動和一百餘次農村造反，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一九二九年，“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又聯合新軍閥、野心家和陰謀家，一起發起了一系列旨在反對蔣介石和背叛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戰；李、馮、閻甚至與由遭失敗的汪精衛聯合起來，妄圖另建中央政府；閻錫山甚至已經選定“九月九日九時九分九秒 ”於太原宣布擔任新的國民政府主席。新舊軍閥所發動的歷次叛亂戰爭，特別是中原大戰，雖然為蔣所一一蕩平，但是，正是因為他們的叛亂戰爭，才給中共得以機遇（註六），並因此而在南中國偏遠落後的農村，在他們的“父親”――斯大林，和他們的“祖國”――前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下，為“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而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為顛覆“第二共和”的中華民國，而篡立了俄屬“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从此，中國的共產黨為“保衛蘇聯”而戰，蔣介石則開始為“保衛中國”而戰。他錯了嗎？他失去了起碼的智慧嗎？然而，正是極富政治智慧的蔣介石，才在中原大戰剛獲勝利的前線，於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發給國民黨中央的戰報中即明確說道﹕“洪水猛獸之中國共產黨，復乘我國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結，日事蔓延，已寢成燎原之勢，以成為全國大患”；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又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滅赤報告”中，不僅歷數中共於江西等地燒殺擄掠的罪行，而且鄭重地告誡他的黨人和國人說﹕“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慘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設長此以往，全國國民不再奮起，一致引撲滅赤匪為己任，則新中國未來之生命，必將如赤色帝國主義之願望而中斷。”…… 正是蔣介石的政治智慧，才促使國民政府立即決策並堅持了“剿匪”的正確方針。因為，這一股赤匪，“非國家，無民族”，甚至公開出賣民族和國家。剿滅他們，非但不象中共學者所定性的，是謂“大罪”，而是“大功”。二十年後，這股赤匪終於因日本侵略而坐大，其篡政建國，殘民以逞之種種，實為“史无前例、罊竹難書”。於是，六十年間，中國人民所遭遇的生靈涂炭，遂完全證明了蔣介石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和遠大的政治眼光……。其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天，蔣介石就在他的日記中預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其後，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獨立抗戰整整四年半，所謂“敵有人助，我無人援”，其艱難困苦，何人可诉？但是，日本轟炸珍珠港當日，蔣介石就立即致電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告之必須迅速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才能夠打贏這一場反對法西斯的世界戰爭。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運作的能力，又一次得到了極大的證明。美、英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我中華民國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成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以至今日，中國在聯合國裏的正式名稱，還是 “中華民國”。特別是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抗日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和特殊貢獻，又使蔣介石成為包括東南亞印、緬諸國在內的“中國戰區總司令”。中國自此一改屈辱的近代歷史，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領袖國……。2005年由云南電視台攝制的記錄片“中國遠征軍”，就將蔣介石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決策建立“中國遠征軍” 的政治智慧，和“中國遠征軍”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贏得的驕傲，委實是處處蕭灑道來，在在激勵人心。其六、蔣介石的政治智慧奠定了我们大中华民国“衛國戰爭”的辉煌勝利，奠定了中華民國在現代世界上的榮譽和地位，实现了“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之第一個標幟”这一痛苦而又伟大的民族解放愿望。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蔣介石不失時機地要求昔日的英美荷等列強廢除對中國所制定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重建平等新約 ― ―他成功了，中國成功了！一九四三年二月，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簽字廢約的消息傳到陪都重慶時，重慶人民一連數日載歌載舞，歡慶“廢約”。一九九五年，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聘請二十多為歷史學者所攥寫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則將蔣介石的政治智慧，盡情地予以了描述后贊揚。 ………… 蔣介石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蔣介石只是一個政治無能嗎？蔣介石就這樣地令中共的這位學者看不上眼嗎？也許，中共學者作為一九四九年那個勝利者的御用文人，而不得不如此地貶抑蔣介石，我們也能理解。但是，中共學者作為第一個被當今台灣國民黨和蔣宋兩家後人邀請去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者，他在讀飽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還要指斥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我們只能說，作為歷史學者的這位中共御用文人，你是不是也太勢利了一點呢？別忘了，你畢竟是一位歷史學者，真實的歷史才是你研究的對象，骯髒的現實則不應該是你政治的依靠。如果你只想維護眼下的共產黨，一心要推翻你不應該推翻的歷史人物；或曰只想同流合污於今日的黑暗現狀，便要否定曾經光芒四射的時代；那麼，未來的光明歷史，就一定要象推翻今天的黑暗現實一樣來推翻你。當今中共的文人學者們啊，還是淡泊一點地好。我們還需要將蔣介石有無政治智慧這個本不應該有的題目，繼續辨析下去嗎？沒有必要了吧？但是，我們還想簡單提及的是，閱讀了大量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如此地指斥和否定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其實也沒有錯。因為，“政治智慧”這個詞，在共產黨及其御用文人學者那裏，即等同於“政治陰謀”、“政治詭計”和“政治伎倆”。若再說得乾脆一些，就是無時不用的“革命兩手”即“陰陽兩謀”，無時不在實行的“ 統戰欺騙”即“挖心戰術”。僅就國共兩黨的歷史而言，則迄今未已的是，該有多少國民黨人，在中共的上述“政治智慧”的進攻之下，一次又一次地上了當，受了騙，做了可憐甚至是“得意”的俘虜呢？連當年的蔣介石本人也未能夠全免。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則中共學者指斥和否定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倒是說得挺“地道”的。第二、我們對中共學者的批駁。其一、在否定了蔣介石有政治智慧之後，中共學者開始就蔣介石的對外和對內政策，來繼續“溫和地和堅決地”予以否定了，並藉以證明“蒋介石確無什麼政治智慧”。中共學者首先指蔣介石在“外交上採取的是溫和的和軟弱的路線，有時候，甚至是妥協路線。”說蔣介石“也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他不是乾脆利落地宣佈廢除，而是要和列強慢慢談；列強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們都知道，一直到抗戰後期，英美才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廢除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對此，我們評述如下﹕ 其一，就前清留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而言，僅其中辛丑條約一項，就規定要用三十九年的時間來償清。為此，中華民國直到全面抗戰已經爆發，每年都要償還一億前清之債，之前，連當年的北洋軍人政府也逃不了干係。就此，我們倒想問一問中共學者，任何一個當政者，只要不是靠列強支撐的，難道還有誰會不願意乾脆利落地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嗎？任何一個當政者，只要還有一點血性的，又有誰竟會只為著要“溫和”而甘願“ 軟弱和妥協”？任何一個當政者，只要不是深陷內憂外患的險境，當真只因為列強們不願意，就心甘情願地要“慢慢地”和“軟弱”地等到列強們終於覺悟起來主動廢除不平等條約嗎？如果蔣介石的政府就是這樣，那麼，為什麼二期北伐剛剛成功，中華民國剛剛獲得初步的統一，剛剛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就立即展開了廢除舊約、訂立新約的工作，而且也頗獲得一些國家的贊成、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呢？（註七）。如果正在領導中國軍隊浴血抗日的蔣介石政府正是這樣，為什麼當中國的抗日衛國戰爭剛剛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中國戰場也剛剛顯示出她的特殊重要地位之初，蔣介石就及時地向美英等盟國提出了廢約的要求，並且獲得了成功？中國人有所謂 “期運雖為天授、功業必為人成”的格言。也就是說，期運未至，人成則難；期運已至，亦需人為”。一旦中國的抗日衛國戰爭已經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就會順乎其勢而成功了。這不是等來的，而是中國人民四年半的艱苦抗戰贏得了列強的尊敬和需要。這就是所謂“功業必由人成”。難道不是嗎？其二、中國還有一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語。因孫中山的一個著名遺教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幟”，所以，由蔣介石和真正的中國國民黨人所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於創立第二共和之始，就立即開始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但彼時，雖然“天時已變，地利已有”，卻“人和未達”。因為，就國際而言，蘇俄、日本等東西列強還在對我居心叵測，虎視眈眈，甚至破壞連連，他們不希望中國走向共和與強盛之心，始終不死。如前所說，斯大林於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尚未成功，就已經直接命令中共破壞背叛北伐，發動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公開叛變國民革命。以製造中國的內亂和顛覆中國的政府。九一八事變剛剛發生一個半月，蘇共又命令中共在中國從建立“俄式的蘇維埃政權”，到篡立“俄屬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目的，即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顛覆推翻剛剛統一的共和中國――大中華民國。日本則象晚清時一樣，仿效沙皇俄國，不僅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以武力強佔我東三省；而且效法蘇俄，虜走溥仪，有樣學樣地篡立了“日屬日式的偽滿洲國”。我大中華民國南北皆為俄匪日寇所侵所害，為此，攘外的使命，自然高於廢約的要求。因為，“國難當頭，約何以廢？”，“不能攘外，約亦從何廢起”？何況俄匪日寇如此，則其他列強又焉能輕易同意廢約？這自然也是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重建之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工作雖然有所成績，卻一直不能全竟其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國內而言，則既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新舊殘餘軍閥為爭權奪利而迭呈叛亂，又有共產黨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之下出賣民族、禍亂國家的長期暴動和作亂。新舊軍閥大規模的叛亂雖然為蔣介石所迅速掃平，但是，其後零星的叛亂則年年月月皆有，直至一九三六年兩廣六一叛亂發生和同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之後，新舊軍閥的叛亂方才歸於寂滅。但西安事變卻為未來中國之痛苦與血腥，留下了可怕的歷史成因。而共產黨的 “革命叛亂”卻伴隨著國際共產主義思潮的泛濫，在思想和文化上，形成一股深具誘惑的赤流，使得剛剛平定下來的中國，和還來不及在思想文化上普及自由民主之現代文化思想的新國家和新社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侵蝕。於是，蘇俄顛覆勢力和日本侵略勢力，新舊軍閥的叛亂勢力和共產黨的禍亂勢力，豈但是互相勾結，而且是相得益彰。如此，我大中華民國安內尚且艱難如斯，其對外廢約又如何能夠“如履平地”？如此國內局面，一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方才有所好轉。然而，在一場古今未有的衛國戰爭和浴血苦戰之初，年輕而又艱難倍至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又如何能夠欣逢廢除全部不平等條約的歷史機運？蔣介石是在妥協嗎？蔣介石是在慢慢地等嗎？蔣介石是要軟弱地等到列強們點頭，才敢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嗎？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啊，你怎麼就不去指斥你們的父親斯大林，你們的祖國――前蘇俄對中國的陰謀顛覆呢？你怎麼就不能指斥你們的共產黨，為什麼在國難當頭之時，非但不能夠幫助剛剛獲得統一和進步的國家“維穩”呢？卻反而“認賊作父，為賊所用”，為賣國賣族而“大倡其亂、大行其叛”呢？如果前蘇聯和前共產黨都能夠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多少盡些心力，或起碼不是用顛覆和叛亂來加以破壞，那些不平等條約，是否也會儘早一些得到廢除，而無需蔣介石一個人在那裏苦熬、苦鬥和“慢慢地等”呢？俗語說得好，“家不和則外人欺”；還有，就是“家賊難防”。如果當時的中國既少了蘇俄和日本這兩個蠻橫無恥的外敵即我們的”世仇大敵”（蔣介石語），如果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年年叛亂的軍閥殘餘和吃里扒外、賣國賣族的共產黨，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廢除所有不這平等條約的腳步是否就要快得多呢？歷史不能假設，但這樣的假設，就當真一點道理沒有嗎？讀夠了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你說呢？我們就不說，你們的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一旦槍下了中國的天下之後，他與你們的父親和祖國――前蘇聯所定下的“不平等條約”了！在這個所謂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中，共產黨完全無視中華民族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權利，公然承認新老沙皇曾奪取我們中國的151萬平方公里土地，已經是“俄國的領土”。這豈但是蔣介石政府、甚至是北洋政府都一再發表過聲明，絕不予以承認的啊？且不說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已經統治中國超過半個世紀，卻還總是要將我國釣魚島與日本的爭屬問題，“留給下一代去解決”；更不必說你們的江澤民總書記和胡錦涛總主教，至今還在為著中國共產黨與前蘇聯難舍的“舊情”，又向今天的俄羅斯國出賣了多少中國的土地和資源了！中共學者，你在讀夠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對蔣介石的“在在對外政策”、特別是“廢約”的否定，就算是“溫和的污蔑”，是不是也太不公正了一些呢？蔣介石的在天之靈若能夠聽得見，看得見，想他一定是會因此而“目呲唇裂”的。因為，他原來只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今天居然被国民黨和他的族裔後人首先開放給共產黨的御用學者們來糟蹋，他豈能夠不傷感，不傷心？其實，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這些溫和的否定和污蔑，就是他的這些獲得了“突破”的重大閱讀成果，又有那一點與閱讀蔣介石的日記有關呢？中共學者不過是在“暗渡陳倉、借題發揮”罷了！中共學者指斥蔣介石“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所舉的第二個例子，就是指責“蔣介石推行的是一條改良主義路線”。這一條改良主義路線，就是他指責蔣主張“勞資合作與階級調和”；所舉的例子，便是“蔣多次提出，要搞“二五減租”；中共學者甚至下結論批蔣說﹕“這是改良，不是革命。”所以，在大陸時，“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在台灣時，只因“台灣的地主跟蔣介石沒有那麼深的聯係，所以推行下去了……” 其一，直說了，中共學者的這些話，讓今日中國大陸的讀者聽起來，簡直有些“奇談怪論”的味道。但是，說白了，原來，中共學者到現在還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因為，他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還在用馬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來批判和否定蔣介石。我們曾以為這位中共學者“進步”了，以為這位學者能夠審時度勢，而要用一種新的方法來“公正地否定蔣介石”了，卻沒有想到，他居然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原教旨馬列主義者，即“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的堅持者。因為，他在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共早已經請資本家入黨的歲月裏，在當今中國的資本家和當今中國工人階級的 “階級矛盾”，已經日益激化到足以令共產黨心驚膽跳的時分，他為了否定蔣介石，還要公開地站出來批判蔣介石主張“勞資結合和階級調和”，這豈不是要了共產黨的命嗎？更何況，批判共產黨第二國際之“勞資合作與階級調和”路線者，正是主張大搞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列寧；大肆批判和持續謾罵要走 “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之蘇聯修正主義路線的，正是在中國要將階級和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毛澤東！然而，誰又能想得到，正是這位歲歲年年、甚至春夏秋冬都要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今日又要用批判“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來批判和否定蔣介石。那麼，我們根本無需證明，就可以說中共學者是大錯特錯了！因為，姑且不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進步國家，都在“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的問題上做盡了“民主改良”的功夫（註八），才造就了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進步安寧現狀，而且只要有誰背離了這一基本的社會走向，則任何國家都將得不到安寧和發展。更何況中國共產黨曾一再批判“勞資合作和階級調和”的時代，也不得不“銷聲匿跡”了！因為，一旦“反對階級調和，重挑階級斗爭”聲起，則一切外商、台商和本土商人之“血汗工廠”的工人運動，就將蓬勃興起；中國的新興無產階級革命，就會鋪天蓋地；如富士康老板這樣壓榨、迫害直至逼死一個又一個中國工人的血腥資本家們，就會和與他們深相勾結的共產黨一起，被中國的新一輪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送上斷頭台！中共心心念念的政治維穩和專制和諧，豈但立即就要泡湯，中共的專制政權就更會和血汗工廠一起，在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革命、新興的農民階級革命和新興的民主革命的呼嘯聲中，灰飛煙滅！中共學者，你是不是為了從方方面面地來否定蔣介石，而不惜引火燒身、且引火燒黨呢？你可不是在“溫和”地否定蔣介石了，你竟是在“點火於蔣介石日記，放火於共產黨中國”了！雖然你只因得意而忘形，決心“掘堤淹蔣”，卻不知其結果竟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共家學者竟害了共產黨”！如果共產黨一旦知道你雖然“有心批蔣”，竟至“無心滅共”，這可是“大罪”，他還會讓你左一次跑美國，右一次地跑美國，再去閱讀蔣介石的什麼日記嗎？當然，這位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愚蠢批判”，我們實在找不到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如果有，那就是，他的一切行為，都是要遵循他的胡總書記的思想和路線的。因為，這位中共學者在他那篇“尋找真實的蔣介石”的自序中（本文評點之第一篇），就已經堂而皇之地明言過，他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是要遵循“胡錦濤同志對現代史研究的相關指示”的，是要為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專制和諧理論”盡心賣力的。而胡的思想路線，就集中表現在中共國慶那個突然出現的“毛澤東思想方陣”上，就標舉在胡錦濤一上台就已經喊出的“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倒退政治主張上。而“毛澤東思想方陣和北韓古巴一貫正確”的要害，就是復辟大搞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毛澤東時代。這在中國大陸，已然是路人皆知。對此，中共學者是心領神會了！也是“緊跟照辦”和“ 與時俱進”了！雖然他差一點玩砸了！其二，正因為中共學者還在依據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來看問題，做研究，閱讀蔣介石的日記，所以，他才會指斥蔣的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因為，在大陸時，蔣介石不僅搞的只是什麼“二五減租”，而且，“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 ，就是說，連二五減租也乾脆不搞了！歷史的事實果真是如此嗎？稍稍有一點近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起，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江山，其間三十八年，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倘使用辛灝年先生的理論來概括之，就是與前歐洲專制國家的民主過渡時期一樣，“正處在革命與復闢、民主和專制之公開的、隱蔽的、反復的、複雜的、甚至是残酷的較量階段”。誠然，這是一個歷史的變亂期。 “……舊中國農村遺留下來的問題，一是土地不足分配或分配不均。二是田賦和捐稅過重。三是災荒嚴重。在軍閥控制的地區，捐稅苛重，名目繁多，賦稅種類幾達三十餘種，其中二十六種是附加稅，從而造成農民負擔沉重。至一九三五年，在全國二十二省一千零一縣中，仍有二千萬人流入都市或流落他鄉成為“ 盲流”……”。再加上自辛亥以來的連年軍閥混戰，中華民國初獲統一後，由新舊軍閥一再發動的叛亂戰爭，和共產黨在蘇俄直接指揮命令下連續地發動農村暴動，“又使農民一直處於最為痛苦的生存境遇之中。如是，一方面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不能得到改善與解決，積苦而成患；一方面，則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假“土地革命”的旗號以煽動農民造反，帶來了至為有利的農村社會條件。” 但是，處於外患內憂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不是不想及時改善與解決中國農民的民生問題，更不是“只要地主一叫”，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就退回去了”。而是﹕ “早在北伐開始前，南方革命政府已在廣東試行二五減租；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又在湖北、湖南、浙江等省試行二五減租。”均頗有成效。 “一九三零年六月，國民政府頒佈了《土地法》，規定全國人民土地所有權平等；根據地值，賦稅平等；促進耕者有其田，限制大量擁有土地；保護自耕農和保護佃農等。” “一九三五年四月，國民政府又公佈了《土地法施行法》，共三百九十七條，主要解決 ‘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這兩大方面，獎勵開墾荒地，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三七五減租”。地主不得隨意撤佃……在江蘇、浙江和廣東數省，亦推行得頗有成績。然而，不幸的是，軍閥殘餘的叛亂戰爭，日本帝國對中國東三省的侵略戰爭，和他對長城沿線中國領土以及整個華北地區的戰爭威脅，特別是中共在南方發動的流民暴動和農村武裝割據即建立“俄屬俄式的偽蘇維埃政權”，也就是中共黨史上一再聲稱的所謂“ 十年內戰”，委實是將本來應該解決的農村問題即農民問題，延宕下來了。此後，就在軍閥叛亂已靖，中共亂國已殘，中華民國實行漸進式的土地改革，已經迎來了歷史的可能時，又因為日本帝國全面侵華野心的驅使，亦因共產黨為“圖存”而渴望日本帝國早日對中國開打，於是蘆溝橋的那一聲神秘的槍響（註九），終於造成了全面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命運，就此而再一次陷入更加愁慘的境遇之中。但是，即便是在此後曠日持久的艱苦抗戰中，蔣介石和他的抗戰陪都重慶國民政府，仍然在中國人民抗戰的大後方，而不是在“沒有前方、只有後方”的“日佔區共產黨大後方”，展開了為農民所一心向往的“土地改革”。 “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征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理想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佈的“土地法” ，下銜一九四九年後台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由大陸二十幾位學者攥寫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即稱 ﹕“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所引均出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 可以設想的是，辛亥之後，如果沒有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以及由他們的種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變亂之世，若能秉承著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則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早就會戮力解決土地問題，也早就實現了“平均地權”的理想了。可以設想的是，自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和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始，如果沒有蘇俄的蓄意顛覆，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軍閥殘餘的迭逞叛亂，中共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十年武裝叛國和武裝割據”，蔣介石和他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就完成了現代中國的土地改革，實行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因為，連中共自己也算過這樣一筆賬﹕就是自1927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民國南京政府被中共打垮，其間整整二十二年被稱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時期，中共向來就稱之為“十年內戰、八年抗戰和四年‘人民解放戰爭’”。也就是說，二十二年，從頭打到尾，如此這般的戰亂時代，又如何讓蔣介石去實行土改呢？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台灣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全中國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 自辛亥之後直至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篡國奪政成功，前蘇俄、前日本、前軍閥殘餘勢力和前中國共產黨，正是他們，才阻擋了中國的進步，阻扼了中國農村的發展，阻滯了現代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真正實現和全面實現。並且，正是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共產革命勝利，才將中國農民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黑暗之淵，以殺死農民、逼死農民、餓死農民幾近“ 五千萬”的“革命實績”，為中國歷史、也為世界歷史留下了“破天荒”的血腥紀錄 …… 然而，中國共產黨派遣去美國閱讀研究蔣介石日記的作者，居然還有臉面來污蔑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先生雖然也想進行土地改革，但“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 。並且，他居然還要指斥蔣介石先生在土改問題上，“只敢改良，不敢革命”。難道中國的土改，就只有按照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辦法，就是砍掉二百萬地主富農的腦袋、逼死餓死成千上萬的中農、貧下中農和才叫作“革命”嗎？並且，也只有按照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辦法，一定要用土改殺人來建立中國農村專制極權統治的新秩序，然後一俟目的達到，就立即將土地從可憐農民的懷抱中，全部重新槍走，並以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和“土地國有化”為名，將全中國的土地，盡歸共產黨一黨所擁，直至造成今日之 “黨賣國土、民無私田”的貪腐天下，方能饜足嗎？中共的學者啊，，這就是你閱讀蔣介石日記的“輝煌成果”嗎？這就是你閱讀蔣日記的又一個“重大突破”嗎？就是你所找到的“真實的蔣介石”嗎？至於你說的，什麼蔣介石到台灣之後，只是因為“他與台灣的地主沒有什麼聯係“，所以他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換言之，”只因為台灣的地主與蔣介石沒有什麼聯係，所以，台灣的地主便沒有“叫”，因而，蔣介石也就沒有“退”回去了，所以，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推行下去了”，還是台灣的地主好，不需要殺，不是蔣介石土改搞得好。是這樣嗎？你就不覺得自己的閱讀研究成果，竟然是如此的“荒诞不經”嗎？其三、中共學者因要污蔑蔣介石不是“革命的土改”、而是“改良的土改”，所以，才用“生動”的文學描述手法，將蔣介石形容成“只要地主一叫，蔣就退回去了……”。可是，據我們所知，那個敢於“殺地主如麻”的毛澤東，卻曾在地主連叫也不沒有叫一下的時候，也曾把他的“革命土改”退回去過，甚至也搞過一段“改良的土改”呢！ * 《誰是新中國》一書下卷第六章，曾以“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為標題，記述了中共革命土改和改良土改的交替進行。該書指出﹕“……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 因為斯大林和毛澤東早就相繼宣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註十）於是，中共在一九四五年發動內戰之後，毛澤東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毛澤東就是用這種“革命的土改” 的辦法，獲得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戰爭”的廣大兵源。該書同時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又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 借以減少敵對分子。”29 ――毛澤東又是用這種暫時的“改良土改 ”的辦法，削弱了整個地主階級對他發動內戰的抵抗。於是該書指出﹕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餘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這就是中共學者至今仍在“醉心”的“革命的土改”嗎？依我們看，還是蔣介石的所謂“改良的土改”好。而且它才真正是“革命”的，因為它雖然用的不是共產黨那種“殺人奪地”的辦法，卻徹底了改變了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台灣的經濟發展就與此大有關係”，連中共學者也如此承認說。反之，共產黨的“革命式土改”，非但血流成河，其結果卻是更大的掠奪和兼併，直至今天，它給中國大陸億萬農民所制造的血腥和痛苦，豈能夠以一語“罊竹難書”便能了之的！採訪錄/ 人物週刊：蔣介石的婚姻關係是如何發展的？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辦的。蔣結婚時15歲。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識字，小腳，蔣對她沒有什麼感情。蔣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誠，原來是一個妓女。蔣也不怎麼喜歡姚，蔣的日記裏有大量對姚不滿意的地方，說她只會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顧他。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蔣的第三任夫人是陳潔如。陳是蔣曾經花過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個少女，但是蔣也不滿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蔣認為陳潔如不會持家，太奢侈。最後是宋美齡。蔣一見到宋美齡，就很喜歡，這在他的日記裏有大量記載。對蔣宋婚姻的偏見有幾點需要糾正，一是他們之間的婚姻，是建立在戀愛基礎上的，不能簡單地說是“政治婚姻”。二是蔣在跟宋結婚很久後才入基督教，不是為了追求宋立馬入的。點評﹕ 我們相信，這大概算是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成果了。在這篇不短的採訪錄里，除卻被中共學者發現“蔣介石還是不抵抗”，乃是他讀蔣日記的“重大突破”以外，其他一切對蔣的否定甚至是“繼續污蔑”，都是與閱讀蔣介石的日記毫無關係的。老話一句，就是他完全不需要閱讀蔣的日記，就可以這麼干的。就象十九年前，楊樹標教授雖然沒有讀過日記，就能夠對蔣作出與他一樣的“定性”一樣。我們也願意承認中共學者在這里對蔣夫人宋美齡所表示的尊重，對宋家後人所表達的“ 美意”，認為他的這一閱讀成果是真實的。因為，對蔣宋間感情婚姻問題，中共學者一反過去不問青紅皂白的蓄意污蔑，而採取“順乎其情”，“明乎其理”的辦法，則非但是聰明的，而且是明智的。何況，諸如承認這些不太重要的小地方，只會對否定必須否定的大地方，有百益而無一害呢？它至少可以“表現公正、籠絡人心”，尤其是對宋家後人而言，其效果確實如此。當然，宋家出了兩位第一夫人。第一位是孫夫人，曾被稱作中華民國的“國母”，後來因信了共產主義，在俄國就參加了共產黨，於是便和中國共產黨一起去推翻三民主義、顛覆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了！如此一來，不僅連中華民國的“國母”也不要了，就是想要也做不成了，因為中華民國被她和共產黨一起推翻了！她從此成了“共產革命花瓶中一枝永遠開不敗的紅花”，甚至成了馬列中國的國家副主席。誠如周恩來的名言所稱﹕她“一個人就抵得上二百萬共產黨員”。雖然，當時的中共黨員一共才有四百萬。當然，她的下場也並不好，不僅毛澤東曾“叫她滾”，而且連父母的墳也給共產黨的紅衛兵挖了，尸骨還慘遭了批鬥。而她最後的醒悟表現，則是要求死後睡在她那一雙“反動資產階級”的父母身邊。因為她早已說過，她不配睡在國父孫中山的身旁，臨死前更是堅決不同意睡到共產黨的“八寶山”去。她終於在死前“醒”了過來。然而，在宋躍如夫婦的身邊，她就能夠睡得著嗎？至於宋家的第二位夫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今日則被大陸真誠的反思學者們稱為“現代中國永遠的第一夫人”。不看別的，只看她曾對我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盡過心、出過力，於是，中國人民就會世世代代地紀念她。所以，在這里，中共學者能夠就蔣介石與她的愛情婚姻關係實話實說，我們自然沒有反感的理由，甚至還有好感。採訪錄﹕ http://history.163.com/ 人物週刊：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標準是什麼？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我的標準是：第一，看他的活動，是否推動社會生產力前進，有利於國家富強、經濟發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動中國文化走向更高的層次；第三，看他的行動，他的政策是否對中華民族和中國老百姓有利。點評﹕ 中共學者的三條標準、也就是“三句大話”都對，但就是不能拿來評價共產黨。但是我們為了說明問題，恰恰需要首先依照中共學者提出的這三大標準來評價一下共產黨，然後我們的話就好說了。因為，第一條雖然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理論，但是所有的馬列黨國都在經濟上搞得一團糟，尤其是搞得民不聊生。剩下幾個不得不在維護專制權利的前提下推動經濟改良的，雖如歷史上任何一個專制政權的“保命改良”一樣，經濟有相對發展，但腐敗的成就，卻要比經濟發展的成就大了太多，結果便是黨國腐爛、民怨沸騰、好景不長。當然以中共為最。第二條，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在他奪權後的第一個三十年，就是用刺刀來遵循洋祖宗馬克思的教導，“要與中華的傳統文化作最徹底的決裂”，所以，便把舉世文明的中華文化，掃除、打倒、砸毀、焚燒、甚至挫骨楊灰而不能足。其中，要以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為破壞最烈，舉世聞名。後三十年，中共仍然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 “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旗號下，在思想上堅守馬克思主義，在行動上則推行了一場人類“極端腐朽文化”的大泛濫，不但陳渣泛起，而且推陳出“新”；不僅毒化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毒害了整整幾代中國人。以至於當今之際，連一個人事未萌的小女孩，都能夠運用胡錦濤的所謂“科學發展觀”，在大庭廣眾之下，將什麼是“二奶”、什麼是“三姐”、什麼是“小密”、什麼是“過夜客”、什麼是“鐘點工”，“科學地”解說得頭頭是道，臉不紅，心不跳，大言而昭昭……。而不論是奪權後的前三十年，還是奪權後的後三十年，由中共製造的文化，也全都是假文化。因為，前三十年盡是必須為中共大搞階級鬥爭服務的假學術、假文學和假文藝，後三十年則是必須為中共專制改良服務的半真半假的假學術、假文學和假文藝，其前後均全方位地佔領在中國的全部文化市場上，其勢總是如日中天，就象這位專賣假史或半真半假歷史的中共著名權威學者一樣。中國的文化在中共文化政策六十年的燒殺、毒化下，已經完全變成由前蘇聯“馬列文化”和當代中共沒落文化所共同製造出來的，具有全部共產黨特色的“黨文化”了。第三條，可以一言以蔽之，六十年來，中共的行動和中共的政策，其絕大部分，非但對中華民族和中國老百姓無利，而且禍害無窮。這還需要再加以說明嗎？看看當前中共專制改良即“改革開放”的鼎盛時期，中國普通老百姓在精神和生活兩個方面的痛苦和磨難，就足夠了！去歲一年之內，人民被迫反抗中共暴政的所謂“群體事件”就有十五萬起，比辛亥革命爆發前一年（1910）的滿清，竟然高出了上千倍！就不說中共奪權後前三十年間被中共逼死、害死和處死的“八千萬中華冤鬼”了…… 如果必須依照中共學者的這三條標準來總論中共的一生“九十年”（1920-2010），則第一個三十年，是為中共禍亂中華的三十年，並因此而葬送了“民國的四月天”；第二個三十年，則是中共“殘民以極”的三十年，且將中國大陸人民真正逼進了 “水深火熱”之中；第三個三十年便是“毒害中華”的三十年，中共不僅逼迫幾代中國人將自己的心靈扭曲了，而且將整個中國就要逼向硝煙四起和四分五裂的境地…… 難道這不是歷史的真實和今日的現狀嗎？如若不是，那中共如何竟會連“後事”都已經開始准備起來了呢？（註十一）中共學者提出的這三條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本是用來回答記者要他評價蔣介石的。我們之所以先借用過來“評價”一下共產黨，當然是因為在“馬恩列斯毛鄧江胡”的馬家祠堂里，與“馬恩列斯”一脈相承的“毛鄧江胡”――這四個已死和未死的歷史人物，倘若要評價起來，自然也是要符合這位中共學者所頒布的“三大標準”的。所以，我們才會首先依據這三大標準，將他們明明白白地評價了一番，然後再來看看，這位著名的和權威的中共學者，到底會怎樣依照如此的三大標準，來評價他的研究對象蔣介石，也好作一個比照。如此，我們也就不算是“走題”了。採訪錄人物週刊：那你據此三個標準評價一下蔣介石？網易歷史http://history.163.com/ ×××：這個問題涉及對蔣介石這個人怎麼定性，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古人說：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蓋了，但是並沒有論定。分歧很大，而且會長期存在，要本著百家爭鳴的方針，通過長期的研究、討論來解決。解決了，對正確地敍述中國近、現代史大有助益，對建立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關係，在華人世界中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也大有助益。點評﹕ 真是“事與願違”。雖然我們辛辛苦苦地運用中共學者的三大標準，將共產黨的歷史人物“毛鄧江胡”，用心地並且是分階段地評價了一番，以期能夠與中共學者根據自己所定的三大標準評價蔣介石，作一個比較，然而，我們卻徹底地失望了！因為，面對記者的追根究底，面對記者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言要求他就用自己的三大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蔣介石――他的閱讀對象和研究對象時，他忽然又枉顧左右而言他、避而不答了！甚至說出了“對蔣介石這個人怎麼定性，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然後便重復他在《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一書自序中早已說過的，也是我們早已點評過的他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話，而且吞吞吐吐起來了！然而，中共學者卻絕沒有裝傻充楞，因為，他在吞吐之餘，非但沒有忘記他遠渡重洋赴美閱讀蔣介石日記的目的和使命，而且立即大言道，現在還很難解決的“對蔣介石的定性問題”，只要一旦解決了，那麼，就能夠“對正確地敍述中國近、現代史大有助益，對建立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關係，在華人世界中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也大有助益。 ” 這也算得上是“圖窮匕首見”吧？因為，解決對蔣介石“定性”問題的目的，就是要“ 在華人世界中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畢竟是拿統戰部經費、為統戰部工作的中共著名權威學者，所謂句句不離本行。我們不想就此在評論下去了。但是，我們還要說兩句話﹕ 一是敬請讀者千萬不要忘記了，在中華民國艱難的抗日衛國戰爭事情，中共對外也曾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對內高叫的卻是“抗日革命統一戰線”――就是要利用抗日來發動共產革命，以顛覆正在抗日的大中華民國！所以，中共學者所說的“愛國”，也只能是愛他們的馬列中國，而不是打敗過日本侵略、統一過整個國家的大中華民國，台灣同胞們，你們可要看清楚了！我們可是早就看明白了！二是敬請讀者同樣不要忘記了，中共學者所說的，“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絕不是全體中國人民所追求渴望的“民主統一”，而只能是中共的“專制一統”。已經走上民主的台灣同胞們，你們可要記住了，中共是要用他們的專制來消滅你們的民主的！中共學者不會搞錯。所以我們更不會錯。 ×××：現在，對蔣我只能說三句話：第一，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很複雜的人。第三，這個人有功有過。胡繩同志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曾經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這裏所說的 “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指的就是蔣介石。在我看來，他有大功，也有大過(罪)。我覺得蔣一輩子有兩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時間裏，領導北伐戰爭，打敗了三個軍閥軍團，結束了北洋軍閥在中國17年的統治。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戰爭，蔣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日，並且取得了勝利。兩大過(罪)是什麼？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剿共。共產黨員和蘇區人民被殺害了26萬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內戰，這是一次反共的內戰，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願望的不得人心的內戰。點評﹕ 第一、中共學者又在老調重彈了。還是那三條，什麼蔣介石是重要人物、複雜人物和有功有過。我們早已評點過了，在此無需再評。第二、中共學者又把中共領導抬出來壓人了。姑且不說中共學者這種招數實在令人生厭，尤其是在當今，中共及其層層面面的領導在人民心目中的權威感非但早已蕩然無存，甚至在廣大人民的眼中，他們只是專制極權、僵化無知和腐敗腐爛的象征而已。如此，他們還有什麼力量能夠為你這位中共學者作證明，並為你添碼加分、增加信任感呢？這不是愚蠢嗎？但是，這位中共學者卻絕不是什麼愚蠢之材，因為，由他蓄意轉述的，由“胡繩同志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曾經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而中共學者則補充說﹕ “這裏所說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指的就是蔣介石。” 乍看上去，中共的領導們真的已經是承認了蔣介石的抗日功勞了；稍不留意，也自然會認為中共學者是在幫著蔣介石講話呢！因為，他把中共領導沒有點破的蔣介石大名說穿了。但是，這部由“胡繩同志主編，經胡喬木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所說的卻是﹕ “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是對國家、民族立了一個大功。” 也就是說，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首先是承認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然後才實行了抗日戰爭，這才對國家、民族立了大功。這不是在顛倒黑白又是什麼？一是我們在前評已經論證了在國共兩黨的關係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國共合作”，那純粹是共產黨的捏造，此處不再贅言。二是國民黨實行不實行抗戰，還必須有一個承不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前提嗎？三是國民黨抗戰還非要與“假抗戰、真擴張”的共產黨“合作”了，才會抗戰、才抗戰得起來嗎？如此，豈非天大的笑話！這話要是說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民間開始反思歷史之前，大約許多讀者還是會“堅信不移的”，但是今天還要拿這種“共產黨的話”來欺騙糊弄歷經了二十餘年艱難反思的我們大陸讀者，那可就是笑話了！第三、奴才總是要比主子表現得更勇敢、更堅定，更極端的。否則，他的奴才就會當不成，主子的寵愛就會改變對象。此可謂人間常理。所以，剛剛轉述了胡喬木、胡繩的話，中共學者馬上就接上說道﹕“在我看來，他有大功，也有大過(罪)。” 關於這位中共學者一再所說的，蔣介石有兩個大功和兩個大過即大罪的話，我們在前評裏也早已予評說駁斥。但是，如果說中共學者在他的那篇自序裏，還是籠統地、概括地說出了蔣介石的大功和大過，而且說大功是為了“明大過”，那么，在這裏，他卻是具體地指證了蔣介石的大罪，“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剿共。共產黨員和蘇區人民被殺害了26萬多。第二就是指194“6”到1949的三年內戰，是一次反共的內戰，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願望的不得人心的內戰。” 我們真不明白，中共學者至今還有臉、還有膽量來說什麼“蘇區”二字！這可是今日中共一心在想著如何才能挖得掉的“丑惡歷史”啊！可是，這位中共學者還要把這個足以證明中共叛國叛族的萬古歷史罪證抖落出來，藉以指斥蔣介石征剿中共江西蘇區時殺了 26萬共產黨員和蘇區人民。我們雖然不想再重復前評中的話，但是，我們還不得不說的是，所謂蘇區，就是前蘇聯通過他的奴才――第三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在我們中國所篡立的“蘇維埃政權”，是斯大林指令中共要在中國“發動土地革命、發動武裝暴動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根本野心所在。而這個被前蘇聯指令中共在我們中國實行武裝割據而成的“蘇維埃地區”即“蘇區”，在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不足兩個月之內，又在斯大林的命令下，於1931年11月7日即前蘇聯的國慶節，正式成立了由蘇聯領導和指揮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今日“馬列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身。如前評注釋所述，這是前蘇聯在別人國家建立的第三個偽所屬國即“蘇區”。第一個是在1919年於德國篡立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個也是在1919年於匈牙利篡立的所謂“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這兩個“蘇區”都是轉瞬敗亡，惟有第三個才因日本長期侵華戰爭― ―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民族戰爭的歷史條件”，而得以苟活甚至擴張。所以，所謂蘇區，就是前蘇聯要在別國和我們中國所掠奪的殖民地，就是前蘇聯要在別國和我們中國所篡立的俄宗屬國，就是前蘇聯為了顛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的大中華民國，而蓄意命令和指揮中國共產黨實行叛國叛族的罪惡產物。今日，中共學者還有臉將這個浸透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之奇恥大辱的共產黨歷史抖落出來，甚至還要為他鳴冤叫屈，藉以攻擊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真不知人間還有沒有“羞恥”二字了……。至於說到蔣介石殺了蘇區26萬人民，我們不知道中共學者的這個數字是從那里來的。如果是蔣介石日記裏面記載的，那就請公佈蔣的日記，也好讓我們有一個根據。即便如此，我們還想問一問的卻是﹕ 既然中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要在中国發動暴力革命，推翻民国政府，藉以“武装保卫苏联”，那么，蒋介石就要在捍卫祖国民族完整和安宁的大义之下，“武装保卫中国”，對俄奴中共武装叛國地區发动征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換了今日天天都要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共產黨，會不會剿？今日的共產黨會不會任憑一個美國的“兒子黨”，也在中國本土為他們的美國老子建立一個什麼“中華美利堅合眾國”即“美區”？而且還要任憑他們天天革命、造反、發動武裝暴動，建立美國在中國的“美區政權”，直至要將他們的共產黨中國徹底顛覆、打倒和消滅？此其一。其二、中共學者指證蔣介石殺了蘇區人民和共產黨員26萬。然而，這26萬究竟有多少是中共叛國地區的人民？又有多少是正在為外國顛覆本國而實行叛亂篡國的共產黨徒即共匪（蔣介石語）？對於被殺的叛國地區――“蘇區”的亡國奴，因他們只是剿匪戰爭之無辜的犧牲品，中華民國政府理當仍然將他們當成自己的人民而加以撫恤；如果被殺的是為了他們的俄國父親斯大林而叛亂本國本族的共產黨叛亂武裝，則死得活該，天地皆不會憫之！我們說得不對嗎？第四、對中共學者所謂“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內戰，這是一次反共的內戰，是違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願望的不得人心的內戰。” 對此，我們還要再評嗎？因為，我們在前評已經論證究竟是誰發動了內戰，和發動內戰的禍凶就是共產黨。此處不再重復。此其一。其二、如果1945-1946的國共內戰，確如中共學者所說的是“反共內戰”，那麼，中共學者倒是說對了。因為，不單單蔣介石反共是對的，全世界任何一個政治領袖，不論他是否還有著其他任何的罪行，只要他反共，那都算是做對了一件事情。因為，血腥恐怖的共產主義革命和專制，在全世界，主要是蘇聯、東歐和中國，包括朝鮮、越南和柬埔寨，所戕害的一億二千萬條無辜人命（註十二），證明反共將永遠是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因為連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都沒有給人類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難怪中國大陸的网民們曾一再地評價蔣介石說﹕“蔣介石最大的錯誤和罪過，就是剿匪不徹底和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打敗了！”因為，在“共產黨為刀俎、無辜人民為魚肉”的全世界共產黨殺人革命中，我中華兒女被中國共產黨所無辜殺害的總數，就佔了6300餘萬，雖是世界第一，卻仍然是保守的數字，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檔案還沒有解密。如果我們的評點沒有錯，那麼，說不得人心的，說反歷史潮流的，說反對了中國人民的願望的，當然是共產黨！還有你們這些共產黨的御用文人們。这還需要我們再來證明嗎？中共學者，你看，人民是否與你針鋒相對？你對人民是否冷酷無情？啊，我們錯了，因為你原來就不是中華兒女，而是一個標準的、積極的和忠肝鐵膽的馬列子孫嘛！你要忠於你的黨，你就一定要背叛中國和他的人民。而你用來背叛的武器，就是“你手中的假歷史，和你對中華民族民族英雄蔣介石的蓄意污蔑和永恆污蔑”，你只是比其他的共產黨徒們更狡猾一些，更具有欺騙性一些罷了！人物週刊：胡適說，歷史不是一個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現實中這個小姑娘卻經常被人隨便打扮。作為歷史學家，你怎麼看？ ×××：在現實生活裏經常會碰到這種“打扮”歷史的情況。有一些人，總喜歡要求歷史學家按照他的個人意願或某種“政治需要”來“打扮”歷史、改裝歷史。因此，歷史學家要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寫出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常常會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是，歷史學家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敢於突破這些困難，為人們留下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我不喜歡蔣這個人。我研究的歷史人物，有許多都不是我喜歡的，但是，作為歷史學家，我常常用 12個字要求自己，就是“愛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惡”，就是說，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醜化、妖魔化。一切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寫。歷史學的生命在於真實，不真實的歷史我們誰也不想看。我曾經說過，假歷史誤國、誤民，貽害千秋萬代。 ( 記者﹕陳東 ) 評點﹕ 元曲中有兩句詞，是形容偷腥婦人的，叫做“慣來刁婦愛撇清，又愛吃魚又道腥”。若要以此來形容這位中共學者，倒是相當的貼切。因為這位中共學者在對蔣介石的污蔑中，為了按照某種“政治需要”，已經“打扮”夠了歷史，也“改裝”夠了歷史，然後卻又感慨起來，說要想“寫出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常常會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他的“可貴之處”，就是要“敢於突破這些困難”，“為人們留下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雖然，學者沒有明說他的困難是什麼，但是明眼人還是能夠猜得到的，就是近三十年來，人民在反思歷史中所已經獲得的“辨識新中國”和“還原蔣介石” 的“可怕”成就。至此，中共學者到底有沒有做到他所一再標榜的，對他的研究對象，要遵循“愛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惡” 的所謂治史原則，我們也不多評了。因為，他已經一再地表白他”不喜歡蔣介石這個人”，已經一再地將他對蔣介石的憎惡盡顯其表了，更是一再地予蔣介石以種種的指斥和栽臧了。就本篇采訪錄而言，他開篇就稱蔣年輕時就是一個遍身毛病、優點全無、令人厭惡的人。繼之，又斷言蔣“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用以否定蔣介石的一切政治成就。接著，他又用”狸貓換太子“的陰謀治史手段，向記者宣佈了他閱讀蔣介石日記的“重大突破”，就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權”還是他蔣介石的，企圖对人民已经認清蔣介石“是抵抗、而不是不抵抗”的真实历史，实行胡共政权为 “维稳”所迫切需要的再翻案，妄图把蒋介石重新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之後，竟站在馬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立場上，指斥蔣介石的“土改”，搞的是“階級調和與改良土改”，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足以令人噴飯。然後，他雖然提出了評價歷史人物的三大標準，卻壓根兒就不敢依據自己的三大標準來評價一句蔣介石，只敢枉顧左右而言他。最後，他还要連廉恥也不顧地為中共的 “蘇區”辯護，指斥蔣介石殺了本國“蘇聯佔領區”的26萬共產黨員和人民。待到他已經“按照共產黨政治需要 ”，把蔣介石糟蹋夠了以後，他又要教導世人如何才能做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了……。夠了，我們還要再為他總結下去嗎？不必了。但是我們還想再問一句的是，中共學者的上述蔣介石研究成果，除掉使了“掉包計”的“還是不抵抗”和“蔣愛宋是真情”以外，其所有的成果，所有的突破，所有的指斥和污蔑，又有哪一點與閱讀蔣介石日記有關呢？又有那一處不是在“假托閱讀蒋日記之名”，實為诬蒋而“早有謀定在胸”呢？當然，我們還是深為這位中共學者可惜。因為，我們認為，他雖然是太聰明，但也正因為他太市俗，太勢利，黨派性也太強，所以，他大概是永遠也寫不出具有高度真實性的歷史著作來的。因為，他依靠逢迎、拍馬的手段，特別是一定要按照“共產黨的政治需要”，來任意“打扮”歷史這個小姑娘的“研究路數”，只能促使歷史這個小姑娘更早的覺醒。何況，這個小姑娘，在人民的艱難而又痛苦的歷史反思中，早已經在走向蘇醒了呢？中共學者，你是白費心思了。誠如我們大陸的一位網民在本文（之一）的跟帖中所說﹕ “中共学者——其实就是共匪的爪牙鹰犬，御用奴才。他们的欺骗伎俩除了骗一下那些长期被洗脑的愚民之外，早已失去了作用。”（註十三）也就是說，中共學者的這些“ 假歷史”，是“誤不了國、誤不了民，也貽害不了千秋萬代”的。只怕是“到頭來，反誤了卿卿性命”。（暂停）註釋：註一：參閱北大李玉貞譯著：《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 1920-1925》臺灣東大圖書公司。註二：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註三：孫中山接受英國記者亞瑟.索朗姆採訪錄。註四：參閱楊樹標：《蔣介石傳》，1991，北京團結出版社。註五：1926年11月中共中央決議：“迎汪複職，以與蔣分權”。註六：參閱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註七：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五章第四節：“中華民國與內憂外患下的民主建國成就”。註八：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七章兼論：“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和革命與改良的應有關係”。註九：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注2，第363頁。註十：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二章第三節。註十一：最近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一旦中國發生動亂將如何處理黨的歷史檔案問題，見各大網站報導。註十二：參閱李剛譯：《共產主義黑皮書》，黃花崗雜誌連載。註十三：國內外網站跟貼：2010-07-23 厚薄規：“中共學者——其實就是共匪的爪牙鷹犬，御用奴才。他們的的欺騙伎倆除了騙一下那些長期被洗腦的愚民之外，早已失去了作用。共匪現在在大陸已經是天怒人怨，眾叛親離，他們滅亡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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