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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7 | 1 一曲60年的“颠倒歌” - 何清涟
今年适逢中共建政60周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是为一甲子。中共正为自己开列长长的
庆功清单，欢呼自己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评价中共建政60年的成就可以选择多个角度，但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共革命的初始
目标――“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建立一个人人 平等的社会”来考量。因为这个
口号既是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标示自身具有前
所未有的政治正确性与道德高尚性的革命目 标，更是中共建政全部合法性所在。
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
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
“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
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 命消灭了有产阶级，用政治暴力强制推行各种社会
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近亿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数百万个
家庭遭覆巢之痛。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面临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国民经济
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 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
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
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 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可以说，中共执
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将自身变为暴富阶级终。
从“四大家族”到今天的150万个暴富家庭
60余年以前，中共挟百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占长江天堑，以军事上的胜利将蒋介石
逼至台湾岛，夺得了政权。不过，人们不应该忘记中 共宣传战的威力：几乎从蒋介石
1927年取得国民政府领袖位置开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疯狂聚敛的传说就不
绝于缕，这种传说不断消蚀着蒋氏国民政 府的合法性。据说，“四大家族”一说最早
是由中共第三任总书记瞿秋白提出，经过坊间不断润色，形成了一句顺口溜：“蒋家的
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这四大家族到底聚敛多少？至今只有两个数据
，一是陈伯达在1948年间所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
了多达200亿美元 的财富；二是杜鲁门的一段著名痛骂：“他们（指宋子文、孔祥熙等
人）都是贼，个个他妈的是贼（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
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
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陈伯达那篇“中国的四大家族
”在当时堪称雄文，深得《孙子兵法》那句“凡善战者，攻心为上”之精髓。凡读了这
篇文章的人，对罔顾民瘼，汲汲以聚敛为务的蒋 氏国民政府均痛恨莫名，齐刷刷地将
自己的支持献给了许诺要建立一个“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共产党，无数进
步青年在20世纪40年代投奔“革命队 伍”，与这种宣传极有关系。
如今60年过去，在前30年的“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
，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成为掌权者；在 后30年的“改革”中，掌权者通过“
权力市场化”让自己变成了暴富阶级。暴富到什么程度？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
畸型发展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里，引用了三组数据：第
一组是2007年攀升至0.48的基尼系数；第二组亦来自国内，引用了赵晓“盛世危言：一
组组令人心惊的数字背后”（《上海证券报》2008 年12 月10日，http://news.163.com/08/1210/15/4SQH7HQ200012Q9L.html）一文资料，“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 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第三组数据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这个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 了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和不动产。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主要来源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通过大量寻租活动或市场化变现为金钱，其手段 与我10余年前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揭露的大同小异。
这三组数据由于我在为BBC写的评论“中国政府已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2009
年1月18日）中加以引用，因而广泛流传于 网络之上。广东《时代周刊》 6月25日以“
权威报告指中国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亿元户91%是高干子女”再次引用了这些数据
，导致“亿元户当中91%是 高干子女”这一结论不胫而走，从而证实了中共牺牲了数千
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
，再用权力将“公 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这个数据实在
太具有杀伤力了，党的最高喉舌《人民日报》终于忍不住出来“辟谣”了，于8月6日发
表一篇 “人民时评：吸引眼球的未必都是真相”，让《时代周刊》报导中出现的全国
政协委员蔡继明出面否定他所引用的资料。而赵晓文章所引资料，因其引证时说明是据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
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引用者与这四个单位均在国内，于是由上述 4个单
位中的“中宣部政研室有关负责人”出面否定本单位从未做过这类研究。其实，赵晓的
文章发表于将近一年以前，网上亦多有流传，如果他引用的数据为假，这期间上述4个
单位为什么一齐保持沉默？只有波士顿咨询公司因为地处美国，为中国政治权力鞭长莫
及之处，近期内可能该公司也无大笔中国业务可做，因此中 国政府无法挟制该公司出
面澄清“数据错误”（象2006年5月迫使安永公司出面承认其公布的中国银行系统坏帐
数据高达9,110亿美元是个“错误”一 样），《人民日报》也就只好暂时放这家公司一
马，避而不提了。
中国政府可以否定亿元富翁中高干子弟占91%这一具体数据，但无法否定特权阶层
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与收入差距过大这一社会现实， 因为这一现实每天都在刺激着中国
的民众。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
依然处于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污腐败比 60年前更上一个台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不比
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
无处可去），只是夺去他们 土地的并非地主而是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
命的正义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
人的生命，彻底打破 了形成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
缘的部分无产者（即中共“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
了原来的统治 阶级，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
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
如果要说今天的中共政府与当年的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有这么几点：第
一，国民政府时代，能够出国“在纽约置办房产”的 必须是高级权贵，而如今的中低
级官吏也享有此等特权。加拿大容留了近半数中国通缉的外逃官员，这些被通缉官员中
，有不少不过是处级、科级而已。这表明， “经济发展”使蛋糕做大之后，统治集团
当中可以切到蛋糕的人多了一些。第二，当年由于新闻管制远比今天松驰，许多相对独
立的媒体（其中也有中国地下党领导 的）还颇受读者欢迎，嘲讽蒋介石的文字不时出
现报端。因此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一般是闷声发大财，未闻孔二小姐之类在《中央
日报》或者其它媒体上发表长 篇文章说，“我所有的钱全是凭自己能力挣来，与父辈
荫庇无关”。而今天不同，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在其父亲的老地盘电力界经营多
年，荣登中国电力界 “一姐”宝座，居然借助党的喉舌媒体宣称，对她来说，“能力
之外的资本等于零”[1] ――沾了便宜还拿中国民众的“能力”大大涮了一把。第三，
国民政府时期，官员们还要表面上顾及“礼义廉耻”，不便在政府机关办公室里堂而皇
之地“性骚 扰”，用私囊（哪怕是贪污得来）养个小妾或外室，也只能悄悄地做。如
今则不同了，办公室里的“潜规则”已经普及，上级官员将下属发展为“情人”、或把
情人 安排成下属，然后“堂堂正正”地提职重用，既不影响 “官声”，也不耗用私财
。比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情妇刘红薇便长期身兼上海市财政局长与税务局长
两职，双方结成了很铁的腐败同盟。所以，研究贪官的情妇现象，现在成了研究中国腐
败的一个重要“课题”。第四，原来的“四大家族”当中，至少有孔宋两族原 来就是
富豪阶层，不象今天的高干子弟，其父辈都是无产阶级，财产全凭权力巧取豪夺而来。
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严加管制的现代史研究目前也有松动，已经有人论证“蒋宋
孔陈”四大家族并未捞取巨额财富，以前陈伯达的上 述说法是因为国共对峙的关系，
带有敌视意义。这真是应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由于中国权贵阶层积累
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当年国民政府的“四大家 族”，为了不让民众产生联想，连历史也
“与时俱进”地做了相应调整。建议对专制国家权贵子弟这一身份含金量有兴趣的人去
读一本书－－《经济匪徒》 （Economic Gangsters ），书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
学教授Ramond Fisman 与加州伯克利学院经济学教授Edward Miguel。该书讲述了全世
界各地关于腐败、暴力、贫穷和独裁的故事。为独裁国家的太子党们拥有的政治背景作
市场 “估价”，是作者的研究强项，也是这本 书的中心。
“五鬼”依旧闹中华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会成为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为何会从乾隆时期的“天
朝上邦”沦落到连日本这种“蕞尔小国”都敢任意欺负 的地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
个问题让几代中国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想烂了脑袋仍是众说纷纭。“五四”时期，持改
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 认为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
卑。胡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
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 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2]―
―仅凭这一点，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到联合国申请一顶“长期反贫困战略思想”原创者
桂冠，因为今天风行世界的 “反贫困理论”，其中的“长期反贫困战略”，无非就是
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让更多的穷人能够通过大学这一“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脱贫
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不过，胡适的“五鬼闹中华”之说实在是生不逢时，当时就有梁漱溟等人认为他是
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 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
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
上的三座大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推翻 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
病、愚昧、腐败等一切社会弊端便迎刃 而解了。至今为止，中共官史还是如此书写：
“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最能说明毛泽东一生丰功伟绩的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
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当年批评胡适说的“‘五鬼’是中国落后之因”没抓到根本，我也赞成，因为“五
鬼”确实是社会病的表现，并非病源。但今天的社会现实也让人们对毛泽东的“丰功伟
绩”充满疑惑：
1949年中共确实将帝国主义赶走了，但1978年又以“引进外资”的名义让“帝国主
义夹着皮包回来了”――不过，“帝国主义” 之名已经弃而不用，而转用“外国资本
”或者“跨国公司”等词。尽管工人们仍然需要在“血汗工厂” 辛苦工作，但在外商
面前，中共政府官员确实“站起来了”，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来投资，
先拿买路钱来”！那么多的外商贿赂中国官员，国家商务部那条粗粗的寻租腐败链条就
是中国官员在“帝国主义”面前站 起来了的标志。
封建主义的特质是专制，毛建立的“新中国”是比专制更坏的极权政体，邓小平时
代是后极权，今天是新极权。如今之中国，与封建王 朝时代一样，当官的仍然要“为
民作主”，国人依旧是匍匐在地的“子民”，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不可擅自结社，文字
狱更是屡兴。相比之下，“万恶”的封建社会 倒还相对自由些。比如始自宋代的行业
协会便是真正的民间组织，朝廷从未派官员去担任会长、秘书长；明代的复社这个以江
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比之今日杨 子立的“新青年学会”要成熟百倍，而且经常
风评时事，干预朝政，未闻被朝廷取缔，或将其领袖以“成立非法组织”之名投入监狱
（少数成员被投入监狱者是因其 它政治原因）；即使在“反动”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除了《中央日报》是党的喉舌之外，民间办报还是主流，国民党也未敢规定所有媒体
必须成为“党的喉 舌”……凡此种种，真让人疑惑，封建专制这座大山是搬走了呢，
还是以更沉重的形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官僚资本主义这座大山的变种，较之当年国民政府时期的四大家族尤甚。所有与公
共事业及资源相关的企业，全由国有企业经济寡头垄 断，价格听凭垄断企业说了算，
政府偶尔召开的听证会权当走过场；非国有经济部分的企业主则必须与政府官员结成利
益同盟，手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们成了“造 就国王的人”，官商结合已经算是“良
性发展”，渐成潮流的官黑结合才是民众生活的真正威胁。比如，重庆前公安局副局长
文强这种警界实力派人物，庇护当地 20多位黑道富商长达十几年，硬是古为今用地将
昔日的袍哥文化纳入今天的红色政治文化。这种官黑资本主义较之当年的官僚资本主义
不知恶劣了多少倍。国有资 产流失的秘辛无人过问，工人随便给点钱算买断工龄，生
活无着没人过问。我写此文时，吉林通化钢铁厂事件余波尚在，河南林钢硝烟再起，中
共革命曾经依赖的主 要社会基础“工人阶级”早已被迫抛弃“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
目标，只能苟且地保住饭碗，甚至被砸了饭碗依旧怀念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伟大
”领袖毛泽 东。
60年后看中国，党的“丰功伟绩”虽然被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全方位地歌颂着
，但 “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却依然徘徊在中国大地：
贫穷从未离开过中国。中国人均GDP早在2003年就超过 1,000美元，2008年中国人
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短 短5年之间人均GDP涨了两倍，国家统计局宣称中国已经
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众多国民却未敢分享这种喜悦，反而感觉度日艰难，连
“小康”的边都没 摸着。在言论“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许多人表达了对国家统计
局所公布数字的质疑：我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真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由统
计局统计出 来的数据是真实的吗？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为何比人均收入要低呀？网友
们由此还发明了一个网络新词：“收入被增长”。最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被迫回应种种
关于 “收入被增长”的质疑。
姑且将收入是否增长这点放置一旁，中国事实上还存在数以几亿计处于赤贫状态的
穷人。为了“大国崛起”的面子，减少中国的贫困人 口与政府财政负担，中国政府将
农村贫困线设定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币，这样一来，中国只有约8,000万左右的贫困人
口。[3]而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贫 困线标准（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 2,500元人民
币），中国的贫困人口应为3亿。[4]
从“东亚病夫”到疾病大国：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深为 “东亚
病夫”这一称号感到羞耻。1932年东北运动员刘 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被中国视
为雪耻之举。自中共建政以来，举凡建立低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展金牌体育无不是
为雪“东亚病夫”称呼之耻。奥运金牌之 梦倒是因为不计成本地“举国投入”圆了梦
，成了世界第一的金牌大国（有“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 之说），但公共卫生系统的建
立却乏善可陈，各种疾病开始蔓 延。以下仅列举中国卫生部及其它政府部门公布的统
计数据：
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曾消灭了梅毒与血吸虫，现在这两种病又卷土重来。1993年，
中国每10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 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10万人当中
有5.7例，但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被严重低估。梅毒母婴传染率在1991年到
2005年之 间，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
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5]被称为“瘟神”的血吸虫病曾在中共建政前 十余
年得到控制，毛泽东为此专写的那首“送瘟神”词曾脍灸人口。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
随着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的血防系统崩溃，血吸虫病又卷土 重来。目前全
国受血吸虫病威胁人口达6,500万人，血吸虫病人高达80多万。[6]
其它各类疾病的人数同样惊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千万人，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
[7]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结核菌感染 者4亿人，结核病患者 500万人）[8]。
此外还有3千多万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9]高污染导致癌症村遍布全国的
报道更是时常见诸报端 [10]，污染受害者走投无路的绝境，让人读后顿生窒息之感。
2009年7月河南民工张海超剖胸验肺之举[11]，让国人既震惊又伤感，殊不知那只
不过是全国64万尘肺病人当中的一个而已。据CCTV报道，全国有1,600万家有毒有害企
业，受到职业病危害人群2亿人，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12]
我已经不忍心再列举更多的疾病数据了。这些疾病的蔓延既与中国那种饮鸩止渴的
发展战略有关，也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 如果说失去社会公正是中国底
层人民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那么失去健康则是全体中国人为经济发展支付的代价。
面对政府的“面子”――那一块块昂贵的奥运金 牌，与民族的躯干――国民的健康，
任何政府都应该惦量出二者孰重孰轻。中国近年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的崛起，但如果考
虑到中国的社会现状，讨论如何才能让崛 起不至于成为一个自慰之梦，可能更为现实。
愚昧：从阿Q到今日愤青。衡量一国国民的愚昧通常有软硬两套标准：硬指标是国
民受教育程度与文盲率；软指标是国民的素质，比如 对历史与现状是否具有独立思考
能力，对权力的态度是盲目服从还是保持一定的独立，对外来文明是开放接受还是盲目
排斥等。中共统治60年正是世界各国大幅提 升本国国民教育程度的60年。中共比较乐
于纵向比较，总说自己与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了多少、文盲率又下降
了多少；但如果横向比较，则乏善 可陈，与台湾、香港两地都相差一大截。从国民素
质来看，现阶段的民智自然要比毛时代开化得多，但阿Q精神却仍然表现为不少国民尤
其是今日“愤青”的精神特 质――所谓阿Q精神，其实就是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
自大狂相结合的产物。前者是百余年沦为落后民族的深重屈辱，后者则来自于五千年文
明的骄傲。这种极 度的失败感与骄傲感的结合，使“愤青”在遭逢到的各种屈辱面前
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灵魂
。比如，明 明是本国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外国资本的压迫。毫
无疑问，“愤青”现象是被统治者不自觉地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思想俘虏的可悲现象，它
标识 着中国人政治理性的成熟还需要假以时日。
贪污腐败已经天怒人怨。全国县处级以上官员犯罪率逐年上升。据统计，2003年至
2008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官员共计 2万余人，[13]其中有35位省部级高官。[14]
政治领域（买官卖官）、公共采购领域（如中国的土地批租）、医疗卫生领域和司法这
四个领域既是腐败高 发领域，也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领域。一组数据表明
，公务员群体尤其是法官群体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
400；国家 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司法机关人员犯罪
率为1.5/100，其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15]司法腐败表明中国的 政治制度已经
烂到了根子上，无药可救。
扰乱。这扰乱在今天的内涵远比国民政府时期要丰富，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国民
与政府之间缺乏互信这种社会信任的缺失，也表现为 因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的
安全感下降，更表现为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社会反抗。作为中国人的悲哀在于，目前从生
活环境、工作环境到居住环境，没有一样堪称 安全。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
事件”，只是掀开了中国食品安全隐患的一只角。但中国政府目前只在意防范社会反抗
，社会成员缺乏互信及国民对政府 的高度不信任所引发的问题已不在政府考虑之列。
由于这些内容我在过去多篇文章中均有分析。在这里我只分析“扰乱”之源头究竟
在哪里。海外的中国研究圈经常盛赞中国的“经济奇 迹”，但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
社会危机与“经济奇迹”的同一根源，即承担资源分配功能的中国政府既是经济奇迹的
推手，又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我曾在“改革 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
一文中，很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又是制
造诸多社会矛盾与环境危机的根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于
地产、矿产资源、金融、股市等几个特定领域。而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农民反抗征
地、城市居民反抗拆迁、 全国各地城乡针对环境污染的社会抗争、血汗工厂劳工的反
抗等，均与上述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系。不少行为恶劣的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就是中
国社会的不安定因 素。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如执政为民、追求社会公正、建立廉洁
政府、人民当家作主、保护环境使中国可持续发展等，完全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背离。
乱之源及理乱代价
中共当年认为，“五鬼”非乱之源，乱之源乃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如今“五鬼”仍然猖獗，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环境高度 污染，乱之源为何？难道不是
这个独裁政体以及这一政治体制养出来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令人绝望的是，目前还看不
到改变这种体制的任何希望。政府对所有的不同 声音（凡不合政府官员利益需要的意
见均囊括在内）的打压极为严厉。于是，希望通过“民主革命蓝色运动”等敦促中共实
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郭泉，被当 局以“颠覆政府”罪指控；即使是一直对政
府抱有良好愿望，只从事公益活动的四川谭作人、北京许志永，也被当局控以莫须有的
罪名。对良心犯与思想犯打击从 严，正好与对贪官处理从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渎
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以及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上升到2005年的
82.83%。[16]
60 年过去，中共以“消灭阶级与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为号召，最后
却造就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身份型社会，用中 国的现状证实了所谓“共产主义
理想”的欺骗性。有趣的是，当年以批判四大家族腐败为由动员人民推翻国民政府、剥
夺有产者时，中共自称其“革命”是正义的； 今天权贵们藉改革之名化公为私时，中
共仍然宣称其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在沧海桑田的60年变迁之中，中共反复向国民灌输这
样一个观念：共产党是中国、中华民 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必然代表；近年来随着孔子
学院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俨然又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这多重代表的资格，其历史可追
溯至中共诞生之日，后来又经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确定。但最近这观念却
被几位基层政府官员不经意之间解构了。如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时那
句著名的“你是准备替 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7]，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
利益的完全分立；又如，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村民住房时那句“我
们只讲党性 不讲人性，拆！” [18]，更是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人民的人
权居于多么微末的地位。
至于当年那“庄严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中共不仅不做自我检讨，也不允许任何
人加以讨论。为了粉饰60年庆典，除了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之外，就是不遗余力的
钳制舆论，使用国家暴力对付一切社会反抗。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辛亥革命虽然使中国的道统、政统与法
统“三统”齐断，民间毕竟还保持了绅士阶层与某些 传统道德基因，经济上仍然保留
了私有制。而中共的统治不仅在消灭了绅士阶层的同时扶持了流氓无产者，横扫了中国
的儒家传统文化，还彻底颠覆了经过千百年来 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将那种“把手伸
进他人口袋”里的“水浒文化”合法化，60年前的“化私为公”与现阶段的“化公为私
”都源于这一伦理。从结果来看，这 场“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付出死亡
上亿人的代价，只是将原来的统治阶级拉下马，再将新的红色贵族送上统治宝座，连社
会结构都未能加以改善。目 前，中国民间流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又到了”的说法
并非笑话。不过，这种只有改朝换代意义之“共产革命”，除了受益者主体变更之外，
恐怕于社会进步不起 任何作用。中国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建立保障个人自由并实现社会
公正的社会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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