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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41 | 1 黄万里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对三门峡工程的正确主张。
（网络图片）
（一）
黄万里(1911年—2001年)，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上海人。他父亲是中国现
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抗战后期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建
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
黄万里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就读，无论中文、英文、数学
、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
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当时就为学校出版，并由著名工
程学家茅以升作序。毕业以后黄万里曾经担任过铁路桥梁工程师。当时国内水患频仍，
1931年长江爆发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水漫
千里，一片惨象。这些灾难让黄万里极为震动，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学水利。父亲黄炎
培对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
生与他相识。许先生鼓励他要学好水文学，告诉他：江河大水后作过调查，中国从事水
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
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
1934年元旦，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从天文、地质、气象
、气候等基础学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
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26岁时获
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
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
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为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
，在美国期间，他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
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请他坐船
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这次穿越汹涌波涛的旅程，使他对治理祖国的江河有了更多的
思考和感悟。
1937年，26岁的黄万里博士学成归国。当时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都来聘他任
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因为
他当时迫切希望到江河实地进行勘察、调查，边做实事边积累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
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来到内地，担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师
、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黄万里从长江走向黄河，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他走遍了黄河两岸的穷
乡僻壤，亲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严重，也深深体会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凉。他通过不
断的勘察和思考，积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资料和知识，也进一步认识了黄河的特性和规
律。这是他此后对治理黄河长江提出种种真知灼见的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黄万里曾一度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华将近五十年，直
至去世。
（二）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一直困扰着中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多次议论治理方案，但
是由于认识不一，始终没有统一的方略。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 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实施
，其中就有黄河治理一项。第二年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勘查，
几个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门峡设坝建水库的方略。既然是苏联专家的主张（尽管后来苏联
真正的泥沙专家讥讽我们请错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绿灯，诸如在苏联专家指
导下制定《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政务院研究同意并提请在全国人大会上
举手通过、委托苏联有关部门设计三门峡工程方案、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方案并组织施工
等等，两年间种种过场尽皆走完。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就正式开工了。
可这时黄万里始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基于丰厚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基于
对国内外河流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对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深切关怀
，极不赞同当时这套治黄方案。1956年5月他终于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
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在这份《意见书》里，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
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
他认为，许多“专家”对于泥沙还有许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须明白，在坡面上的水
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要督促它们继续
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
。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
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
他建议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
，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当时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见到“圣人出、黄河清”的人们，对黄万里的《意见书》几乎
不屑一顾。鉴于工程界存在种种不同议论，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
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动工两个月之后，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
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黄万里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批评现行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
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怎么能又清又慢呢?于是
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库：多大才够
呢?于是算出坝的高度来。黄万里说:：“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堤工
、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
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
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他指出当时这种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
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
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三门峡以下河
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鉴于三门峡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执意要在三门峡修水库，建议“坝下留底孔或
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这样，“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
，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
这次会上，还有一位年青的技术员温善章力主降低坝高，建议修筑低坝。其他也有人提
出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意见是一边倒地诠释苏联方案的正确、中央决策的英明。黄万
里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境地。这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由于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
已在学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围攻；但他完全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
迫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所谓校报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题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内容简介附后）。清华大学时
任校长蒋南翔将它呈送到最高领袖那里，最高领袖读后忿然说：“这是什么话！”于是
，《人民日报》就出现了一个专登“右派”言论的栏目，冠以“什么话”的栏名，“花
丛小语”当然也在其中。而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苏联方案，就成了又一个重大
罪状。接踵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批判会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异口同声地声称，黄万里企
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反对苏联专家”、“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
个道地的“右派”。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过，“你家也分左、中、右啊！
”两年以后，毛泽东又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足见黄万里“右派”的钦定性质了。不过当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他为“
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倒是十分冷静，而且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伽里略虽然被投进
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在转！”
（三）
因言获罪成了“右派”之后，黄万里在政治上已划入“敌人”阵营，尽管工程安危、人
民疾苦还萦绕心头，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发言权。而三门峡的命运，一如他的预料，真
的是越来越糟。
1958年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9月大坝建成，拦洪蓄水。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
，水位涨到332.58米（离设计高程360米尚远）时，泥沙淤积迅速发展；蓄水一年半后
，有15亿吨泥沙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
大堤，以后泥沙不断向上延伸，威胁关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镇。至1963年，潼关河床已
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库内淤积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乎是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
民上下来回迁徙，背井离乡，啼饥号寒，怨声载道。为挽救危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
对工程作了两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实施“两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条钢管、增建两
个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库淤积略有减缓，但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仍在延
续。第二次于1969年，决定打开坝底八个导流底孔。这几个底孔是1957年专家会议上黄
万里力争保留的，可是施工时又根据苏联专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这次化了八千万元资
金将它们打开，可是淤积情况已无法改变，改建后潼关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
积趋势依然无法遏制。
三门峡水库反复折腾之时，黄万里教授已被发配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农场劳动。1971年这
个清华大学农场因遭血吸虫肆虐致人死命而停办，黄万里被安排到三门峡工地继续“改
造”。据他后来自述：“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
想黄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许在别人监视下进入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河势。他后来
回忆道：“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
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他在《倾听华
县毕家公社主任宇东梅报告三门峡坝建成的灾害》一诗中沉痛抒怀：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怀，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补救方案和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
直到1979年才被容许在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讲述自己的主张，但也得不到重视。三门峡水
库后来只得以报废告终。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严重，但却酿成50年未遇的大灾，受
灾人口515万、农田1080万亩。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考察后坦陈：“三门峡水
库建成后，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为代价的，渭河变成了悬河了。”到这时候，连曾
经力促工程上马的前水利部长钱正英、院士张光斗也只好参与呼吁“三门峡停止蓄水、
放弃发电”。但是四十多年间它带来的重大损失和灾难，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时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又议论在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上拦河筑坝，
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峡工程呼之欲出。此时的黄万里已经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
经甩进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就他“平生积学”发言，一展他造福苍生的襟
怀了。可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长叹而已。关于三峡工程问题，他曾
六次上书中央（直至总书记）加以阻止，并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讨论，但全部杳
无音信、不予理睬；1992年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议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
小时听他陈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书中有一段十分精炼的说明：“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
像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
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
，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
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
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
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他在接受记者戴晴访问时，曾经解释过他的观点：“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
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
。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
和襟怀，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
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干流
的淤积河段不可修坝”，这是他积几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已被三门
峡的实践所证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执地不予理会。
当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执政者已没有五十年代的执政者那样的底气、可以动辄以
言问罪、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是，他们手中有权，他们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
会议、一切公共平台，让你出不了声（甚至当人民代表黄顺兴1992年在人大会议讨论三
峡提案时，事前报名要发言却不给他机会，会场上他举起了手执行主席却视而不见，他
站了起来拿起话筒可是扩音器却突然不响了，他只好推出会场以示抗议）。当然，这些
已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了，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著名记者戴晴写的有关水利的多篇深度
报道，就会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尽管一再遭到过滤和删除
，但总还有“漏网之鱼”可寻，本文就不赘了。
黄万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终挂记着黄河、长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
寿过后不久抱憾辞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
、“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
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他在遗嘱中只字未提个人及家
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祖国的江河安危，拳拳爱国爱民之心，真足以光照
江河，彪炳千秋！
附：黄万里1957年写的小说《花丛小语》梗概
小说以一首题为“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的词开头：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艳，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
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
，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
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
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
，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
，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
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
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
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
—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
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
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甄无忌兴之所至，竟指名道姓地点评起自己身边的当红学者来：“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
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
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
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
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
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
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
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
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
，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
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
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
，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
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参阅《同舟共进》2004年第3期所刊党治国、林祥榕、
丁弘等人文章，《读书》2002年第8期曾昭奋的文章，以及戴晴女士有关黄万里、黄顺
兴的水利系列深度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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