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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10 | 1 一、官本制度下的悲剧：清官为何成了一种怪物？
我们历来有一种幻想，或者说有一种幻象：无论在怎样糟糕的历史中，总能窥见一丝体
制内的良心光彩。但只要稍做较真儿的思考，便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皇权、官权至高无
上的国度，清官只能是作为一个怪物的形态出现，而这个怪物，有时甚至会产生比贪官
还要大的破坏力。
以道德力量维持运行的国家，往往走向不道德；以清廉不阿维系公正的官员，往往制造
更大的不公正，只要这一切，发生于官本制度之下。
官僚架构严密成熟，文官集团势力强大的明朝，一方面，官员保有一种节劲的传统士大
夫风骨，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低效和无能则使文官集团普遍贪腐。但在制度性堕落积
重难返的情形下，仍可以有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员出现。
海瑞的胆略表现出了一个儒家理想主义者的勇气和操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清廉
绝对不是作秀，然而这个明朝最正直的官员，尽管官至二品，但终其一生却无大作为，
张居正认为他轻率躁进，万历则直接斥其迂憨。
和其他有史可查的清官一样，海瑞在当时的声誉极高。这个严格自律的好人，认为君子
之所以志于仕途，只应该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因此不贪和刚直是为官的基本要求，
哪怕只有微薄的薪水，也只能毫无怨言地接受。
海瑞甚至还骂过嘉靖皇帝，对其他官员也是刚直狂狷，不讲情面。表面上清官是反制度
的，而实质却是制度狂热的建设者。清官是无能制度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也是这种制度
的一块贞洁牌坊，他既不能超越官本制度有所变革，也不能于体制之内有所作为。
海瑞的失败，是个人力量挑战国家机器的失败，更是一种无法洞见制度弊端的文化失败
。举凡官本制度，权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世故大于法，清官们越是追求被压抑扭
曲了的法律得以严格执行，便越是鼓动起权力、道德、人情的抗逆，而这种清官，也根
本不可能逃避权力、道德、人情的笼罩，只不过，清官的自我要求更高而已。
海瑞追求明朝立国时的真纯境界，甚至上条陈提出恢复洪武年间对贪官“剥皮实草”的
极刑。在海瑞的理想中，开国时的峻厉法典是保持国家公正清明的最好方式，而像海瑞
一样对开国吏治的仰慕，似乎是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个成例。
官本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即使是不太坏的制度，也是无能的制度，这
种无能恰恰就表现为有正义感的人难以超越成例，清官就只能成为时代的怪物，不可能
有创见性地改革。
清官之怪，一是狂悖，一是固执，一是峻苛。狂悖表现为特立独行，固执表现为孤意专
断，峻苛表现为不近人情。此三种品性如若不是在官权体制之下，堪称美德，但在这种
体制之下，则为十足的怪物，甚至对社会还有很大的破坏力。
海瑞以节操著称，但他的节操虽令人佩服，却很难为大家效仿。他个人生活极端节俭清
贫，在他治下，严禁民间制造、使用奢侈品，其中包括丰盛的宴席，甚至是一块华丽的
头巾。做他的属下亦极其艰难，据记载，海瑞连一张公文用纸的发放也要经过严格的审
查。有官员曾参劾他说，在他治下地主不敢放租，农民不敢还钱。一个真诚的清官，本
身就是官本制度思想造就的产物，他的出现，不过是追求这种思想最真纯或最完美的境
界，以图创造一个更加压抑的社会。
所谓官本制度，除了权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
整体的绝望，这一点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官本制度必然臃肿拖沓，监管上的漏洞几乎难以被有效封堵，
贪腐易如顺手牵羊，而道德上的惯性却又让管理者不可能对腐败视而不见，道德则自然
成为权力博弈的砝码和重武器，你整我，我整你，官员深陷其中，朝不保夕。在这种绝
望的制度里，贪腐常常表现为自上而下，而不是相反。
清官的作用，一则引发体制内的恐慌，一则又给体制的残喘打上一剂强心针，这就是为
什么官本制度下总是需要人为塑造典型的原因。就算没有典型，也要假造一个，虽然这
个典型和制度精神格格不入，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因为人们需要信仰。
海瑞这个怪物其实在一个制度走向堕落的时期也几乎算得上是孤例，连张居正这样厉行
变革的国之重器也一样上下其手，贪，已经成为了薪俸不多的官员们流行的创收方式。
官本制度下难以遏止贪腐完全是一个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没有哪一种制度是认可贪污光
荣的，明朝官员们实行薄俸的最初原因确实是在践行一种良善的道德理想—做官是出于
恻隐和义愤之心，是一种抱负和理想。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明朝开国君主和官员们
的理想道德标准，然而，理想终究敌不过糟糕的制度设计。
于是，清官这种怪物，如不是百年难遇的奇迹，那就是制度性造假的结果。清官出现得
越多，宣传得越频繁，一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就越严重，而一个健康运行着的社会，是没
有必要塑造或者自造清官的，只需要做到“恪尽职守”四个字就足够了。
二、王朝腐败周期律：专制帝国是如何走向灭亡的！
腐败，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顽疾，和专制王朝相伴始终。但是，腐败的表现既有
高潮，也有低谷，呈现出周期规律。大致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比较清明，
君臣相对廉洁，腐败的问题并不严重，但经过几代人之后（往往只要两三代），官场变
得昏暗，腐败层出不穷，继而如决堤洪水一般汹涌而出。到王朝的末期，官场黑得像墨
一样，腐败问题常态化，弄得民怨沸腾、人心尽失之时，王朝末日也就来临了。下面我
们仅以清朝为例，看看这个腐败周期的表现：
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们还保留着不少关外游牧民族淳厚朴实的作风，和晚清
官场的贪墨胡为形成鲜明对比。有些贪官污吏在明朝没有遭到惩处，卖国求荣、归顺清
朝后却因为贪污而遭到严惩，即使立有建朝大功者也不能免罪。顺治十年（1653年），
顺治帝亲自对朝野官员进行大范围的考核，共有969名官员因为违法违纪问题而受到革
职、降调、致仕的处理。此后，朝廷对官员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
康熙年间，天下欣欣向荣，国库开始充盈，但朝廷继续保持相对廉洁。当时的宫廷人员
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甚至还出现
了于成龙这样堪比海瑞的一代廉吏、万古楷模。接下去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有所抬头
，但雍正皇帝雷厉风行，严刑峻法，自上而下对腐败保持高压，处罚了上至亲兄弟，下
至地方胥吏的腐败分子。因此，腐败势力在清康、雍、乾盛世的前期，还不敢公开抬头。
乾隆时期，腐败现象走出谷底，开始强劲上扬。乾隆四十年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
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
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狭制，无可如何”。官场
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成了商品。
进入嘉庆、道光时期之后，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细微
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官
场一切公事，皆点缀了事，就连御林军官兵都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
，甚或相聚赌博”。
咸丰以后，清朝加速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天地会曾在告示中称：“照得天下贪官甚于
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太平军颁布的檄文则说：
“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民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
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可见，腐败问题不仅放大了其他社会矛盾，对晚清乱象
推波助澜，还要为清朝的灭亡和晚清中国的沉沦负上很大的责任。
这样的“腐败周期律”并不只存在于清朝，放到其他朝代也同样有效。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周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套用现代用语，就是官场中人的“信仰”不断丧失
所谓的信仰，在古代官吏的身上体现为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的个
人操守的坚持，对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执政理念的实践。在王朝建立之初，新政权的
君臣们因为亲身经历了前一个朝代的覆灭过程，或深受其害，或是前朝的背叛者，因此
，他们对腐败问题和人亡政息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对个人操守比较坚持，再加上社会
刚走出混乱，百废待兴，他们的进取心也比较足。所以，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政治清明
，君臣廉洁。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连剥皮抽筋、诛灭满门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为
什么？因为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遭受元朝贪官污吏的剥削迫害，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家
破人亡的悲剧。父母死后连包裹尸体的破草席都没有，还是幼小的朱元璋和哥哥拖着双
亲尸体去荒郊野地埋葬的。此后，朱元璋当小沙弥、做乞丐、扛枪造反，真正是苦大仇
深，和贪官污吏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一接到某人贪污或枉
法的报告，很可能就联想到贪赃枉法的元朝官员、父母的悲惨结局。这样一来，贪官污
吏在朱元璋时期还会有好日子过吗？
遗憾的是，这种仇恨会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而消失，进取心也会在安逸中被消磨殆尽。
朱元璋的忆苦思甜，对嘉靖、万历等后辈皇帝是没有作用的。清朝定鼎中原的实际主持
人、摄政王多尔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
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
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幸进……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
”这样的认识，清朝的末代摄政王载沣是万万没有的。就连清朝中期的曹振镛，虽历事
三朝，也只有多磕头少说话的认识。
第二个原因，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单单说皇帝，而不说大臣呢？因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居
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条条权力线索、不同的官僚系统，最后都要归结到皇帝那里。随
着朝代更替，君主专制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清朝，相当于丞相的军机大臣们都只能跪
着记录皇帝的旨意，皇上由此实现了绝对的独裁。因此，皇帝个人的优劣关系到整体政
治的好坏，也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重要因素。
同时，皇帝是贪赃枉法最大的受害者。官吏贪污的公款说到底是皇帝腰包里的，胡作非
为败坏的是皇帝的圣旨律法，不作为则是将皇上的谆谆教谕当做耳边风，分明是把皇帝
当做买单的冤大头。更可气的是，贪官污吏们腐败的恶果却要由皇帝来承担：国库被掏
空，民心被弄丢，政务被败坏，最后皇上的江山也危险了。所以，皇帝比任何人都有反
腐肃贪的动力和要求。
在实践中，权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专制的君主政体对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因为他要日理万机，每天翻阅如山般的奏折
和文件。从汉武帝开始，每天就有太监不断地把竹简抬过来让他批阅，到雍正皇帝时虽
然竹简已经改为纸张，但他每天还是要挑灯夜战批阅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时候睡上几个
小时。每天面对文山、案牍是非常枯燥无聊的工作，没有超强意志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是
接受不了这份终身职业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为要不要按时上班和开会，和大臣们
闹了一辈子的矛盾，而万历皇帝则干脆拒绝履行皇帝的职责，躲进深宫几十年不出来。
其次，皇帝还要有健壮的身体和极强的能力。既然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
承担越来越大的工作量。
皇帝的工作是终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难题、抱怨、告状、
申诉、邀功和鸡毛蒜皮中发现真相，分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份工作，真不
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们总是能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西汉的刘邦，东汉的刘秀，唐朝的
李渊、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赵匡胤，清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都是真刀真枪在社
会动荡中杀上来的。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而且对自己亲手奠定的江山十分珍惜，所以干
起活来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然而，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样对腐败恨之入骨的工作狂也
不能根绝腐败，那我们又怎么能奢望那些生在温柔富贵乡中，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子孙
后代们会更加尽职做得更好呢？因此，皇帝的能力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力
度一代不如一代，腐败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宽松。
第三个原因，作为腐败主体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强大
无论什么样的信仰，什么内容的政策方针，都需要官僚系统来落实和执行。强大而稳定
的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特色。一般来说，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创的政府机构规
模还很小，官吏人数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所以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突出
。但几代人之后，官僚系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很容易背离应有的宗旨，发展出独立
的逻辑。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逻辑，以自私求利为目的。于是，官僚系统的部门利益
超过皇帝和百姓的利益，也超越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随着机构与人员
的膨胀，官僚系统独立的逻辑会不断强化，整个系统会越来越强大。
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
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
的好事，但却遭到了官僚系统的激烈反对。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
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便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裁员不仅直接损害被裁撤掉的
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损害了与之相关联的圈子、部门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计和发展，
多少部门的面子和权力都寄托在上面，他们哪能善罢甘休，能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
，必欲除之而后快吗？所以，不断有人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
杨家射箭，或者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行刺。最终，杨廷和在强大的官僚系统
面前败下阵来。这个事件警告后人，给官僚系统“瘦身”是异常危险的事情。
官吏们身处官僚系统之中，目的已经不是为国为民，而是纯粹追求个人利益。金字塔形
的结构决定官员要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必须向上攀爬，追求升官。于是，王朝发展到中
期，官僚系统无不以钻营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嘉庆初年，被官场斥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
类型，并感慨地说：“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
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
不可解。”这样的官场风气，使得各级官吏将公事视同虚设，甩开膀子贪赃、乱作为和
不作为。比如清朝中后期，军队极端腐败。军官们的腐败手段远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
负责财政和司法的文官们广泛，可他们依然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搜刮手段，如吃空额、
克兵饷、冒功请赏、参与走私、贩卖鸦片等等，大小军官“全不以军务为事”，“寡廉
鲜耻，营私肥己”，部队中官兵关系紧张、派系林立、纪律散漫、操演废弛，以至于出
现水兵不识水性，骑兵没有马的怪事。就是这样的军队，清朝一直整顿不得，更是裁撤
不得。因为军队的官僚系统已经强大到欺上瞒下、抗拒监督的地步了。
乾隆年间，甘肃赈灾案爆发，牵出集体腐败的甘肃官场，其中仅布政使王亶望一人即贪
污白银三百余万两。若依法办事，甘肃府道以上官员要为之一空。这显然在实践中难以
操作，乾隆不得不从宽处理，法外开恩，没有将甘肃官员全部拿下。但即便如此，仍有
56名甘肃官员被杀，46人免死发遣，而革职、降调、罚赔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在这里
，官僚系统的集体腐败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让执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办事。王亶
望是捐纳做的官，乾隆皇帝认识到“纳资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孙子道光皇帝也感叹
：“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
一字，诚有难言。”可祖孙俩就是不能废除捐官。直到八国联军把北京给占了，光绪皇
帝才终于痛下决心，以上谕形式明确严禁全国捐纳买官。然而，因为捐纳涉及到地方和
中央的关系、官府的财政收入、人情网络等等，所以一直到清朝灭亡，捐纳行为始终存
在。
一个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许多制度，到中后期看来，仿佛就是天方夜谭。比如顺治帝对官
员的三年大计，到乾隆以后就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过场。顺治帝一次性免去
969名官员顶戴的壮举，到后期竟变为一个传说。再比如，顺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
“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
流徙”。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照此标准，清朝中后期告别时互
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冬两季地方官员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
”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不过顺治曾规定御史奉差之后“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
书吏，不赴宴会饯送”，以杜绝腐败。这应该说是可以做到的规定，但如果后代御史不
进行人际交往，不用书吏，事事都亲力亲为，估计没几天就被人搞下去了。这就是王朝
腐败周期律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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