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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版 - 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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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做一只在历史黑洞中发亮的萤火虫--悼旧友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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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
,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
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全天候Monitor长达将近两年,
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
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
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
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
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
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
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
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
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
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 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
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
有机会,我 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
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
出了 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
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
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
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
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 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
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
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 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
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
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 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
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
术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 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
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
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 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
,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但可能还是会很拥挤。
那 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
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
教师 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
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
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
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 后写高
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
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 来的》,于是
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
。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
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 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
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他
是此 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高华与这本书,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
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
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
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
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
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
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此雅兴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
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
。 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
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 说
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
。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 容易被“
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
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 焦急的样子,心
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 初到美国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
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
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 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
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摆脱“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
有这方面体验的人, 无法知晓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
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
自己植根于斯 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
只是在2000年7月中旬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
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
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
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 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
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
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 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领教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
在会议期间共 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
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
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都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人不少,高华那张
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 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高华是第
一次见到晓农(学勤以前曾在普林斯顿见过晓农)。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 边
,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 到彼此的
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
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 何清涟,是你爸
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
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 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
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
夜难眠。
高 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
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 微
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
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 酷评,相
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
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 他,还有我,以
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转自何清涟的搜狐博客 2011-12-30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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