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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800 | 1 在前苏联、东欧时期，大批反体制的知识分子自愿或被迫流亡西方，这成为20世
纪一大历史现象。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喜欢西方资本主义，但与西方左派（下称西左）同
样格格不入。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波兰哲学家和观念史家柯拉柯夫斯基，在德国
街头看到西左青年的布告，将捷克流亡者称为法西斯，不准他们通行，他内心的愤怒无
以言表。这些西左认为西方的“自由”是虚伪的，提到这个词时会哈哈大笑，而柯氏沉
重地告诉他们：“我们就不会笑这个词。”
柯拉柯夫斯基1927年生于波兰拉多姆。“二战”期间，他在一所波兰地下学校学习
。战后进入大学攻读哲学，获得华沙大学博士学位。1959年至1968年，他是华沙大学的
哲学史教授。年轻时柯氏信仰共产主义，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成员。但当他20世纪50年代
受邀赴苏联访问后，对苏联的现象感到憎恶，观点发生巨变，成为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提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阐释。
1956年，波兰发生工人抗议政府的波兹南事件，接着新的波兰执政党又抵制了苏联
的干涉。事件后一年，柯拉柯夫斯基发表文章批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因而被开除
大学公职和党籍。他由此相信，斯大林极权主义不是一种偏差，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结果。
柯氏越来越着迷于研究神学前提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捍卫自由在人类追求超验事物
中的作用。在《无限的科纳科皮亚法律》中，他认为所有的教条都自以为毫无缺陷，应
当对任何声称绝对正确的思想或主义抱怀疑主义态度。
1974年，柯氏与英国新左派汤普森发生了一场笔战，起因是汤普森在一份左派杂志
上发表长文抨击柯氏，而柯氏在这封公开信中看到了“许多左派的陈词滥调”：“拒绝
分析词语，故意使用混杂的言词，有目的地混淆问题；在一些事例中使用道德和感伤的
标准，而在另一些类似事例中却又使用政治和历史的标准；拒绝接受历史的真相。”
汤普森认为，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太短，还不能判断这个制度的优劣。柯氏
则举了几个普通立陶宛人的故事，他们试图偷渡到伊朗，但遭到逮捕和非人虐害。的确
，50年很短暂，但西左却能由此判断智利和巴西军政权的非正义。在他们看来，巴西警
察的刑讯是非正义的，古巴警察的刑讯却是正义的。柯氏指出，这是一种“自我挫败的
方式”，它忽略所有不相干的经验事实，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是资
本主义造成的，凡是不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人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
柯氏讽刺地指出，西左的“制度思考”认为可以用某种制度解决人类所有问题，“
在左派的天堂，一切都是可以并存的，可以解决的”。而他则认为，人类的幸福不可能
像靠股息生活的人那样，一旦有了股息，就会永远处于幸福状态。在平等、自由和效率
这几个同样重要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互相的限制，“试图将三个价值中的任何一个看做
是绝对的，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它，不仅注定会消灭其他两个，而且这三个价值还是自
我挫败的”。
西左的思维模式就是：理论决定事实，目的决定是非。在批评西左重要人物阿尔图
塞的一篇文章中，柯氏尖刻地指出，西左似乎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分不清“说”什么
与“证明”什么的区别，分不清观念与事实的区别。总是先阐述一个说明，然后引用它
作为论据。此时的柯氏已经抛弃了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多元的社会和价值。
在波兰，柯氏不仅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观念史家受到尊崇，还是知识分子的偶
像。他的著作在波兰是禁书，但通过萨米亚特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波兰知识分子。《
新演进》的作者米奇尼克曾称他是“当代波兰文化最杰出的创造者”。
1971年，柯氏就在《希望与无望》一文中指出，1968年后，官方意识形态就不再是
一个知识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个体制已经僵化，在本质上不愿有任何
变化，只是采取失败主义、机会主义和纯粹的流氓行为。因此，对抗极权的最佳方式就
是大规模地承担责任。他预示，自组织的社会团体能逐渐扩大公民社会的范围，导致类
似后来团结工会那样的团体出现，最终带来社会的转型。
柯氏死于2009年，其名言是：“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知道怎么做或者怎么取得成
功，而是知道我们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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