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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702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Irrational (Herzog),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从厦门爆炸案谈谈如何对待反社会分子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n 8 12:15:43 2013, 美东)
如果一个人跑去炸公交车，显然是将这个除他之外的绝大部分人都视为“杀之而后快”
的敌人了。无论如何，炸公交车是不能用任何理由加以合理化的。按西方话语体系来描
述，就是一个反社会分子。那么，如何对待反社会分子，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呢？
首先来说，一个好多亿人的国家，假设遵守正态分布，就会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不
正常”人类。这几百万或者上千万人里，有可能存在那么几万几十万的人极端敌视社会
。这么估计应该合理吧。
比如美国三亿多人，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美国却关押了世界上最多的囚犯。如果再
加上接受假释的，社区劳动的，这个人数竟然高达600多万，意味着美国2.9%的人口是
犯罪分子。这是否可以推论出：美国的反社会人群是全世界最高的，无论是绝对人数还
是相对人数，尽管美国很发达很富裕。
再来看看苏联，古拉格也曾经关押了很多人，按照维基上的数据，从51多万到170万。
这么看来，其实古拉格关押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了，因为苏联人口也是从1亿多到3亿多的
水平。苏联在历史上，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也是很发达的，超级大国，但是一样是有不少
反社会分子。
再来看中国，跟美苏相比，罪犯并不是特别多。我们就没有苏联那样要搞古拉格，或者
美国那样要搞关塔纳摩。当然了，有一些人把夹皮沟说成是古拉格，说当年多少右派都
丢在甘肃劳改营里活活饿死了。结果呢，一个在甘肃条件最差的地方劳改了几年的右派
，叫刘德伟，1961年回家，到处游山玩水探亲访友，拍了好多照片，留下了那个“大饥
荒年代”难得的物证。自从这些照片出来之后，好像也就没有几个人再提什么夹皮沟古
拉格了。
如果我们把这几十年来的极端报复社会事件都标记出来，或许会得出粗略的印象：建国
初的三十年里，中国基本很少极端报复社会的事件。当然，这得剔除建国初国民党土匪
残杀共产党干部和群众，比如说把十几岁的丁佑君脱光衣服游街，轮奸，残忍打死。剔
除这些国民党土匪干的坏事，建国的头儿三十年里，不论是内地，还是边疆，很少有这
种报复社会的极端案件的。大家也可以找资料，验证一下我说的对不对。那么，什么时
候报复社会的案件开始多起来呢？比如炸火车，烧公共汽车，劫持飞机，还有那种杀了
几十人甚至更多的系列杀人犯，应该是从80年代之后开始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80年代之后，突然社会上多了仇视社会的人？经济发展的不
是很好吗？大家不是都富裕了吗？生活水平不是都比毛时代的“贫穷”状态改善了很多
吗？为什么人们生活改善了，反而更加仇视社会？
我的理解是，80年代之后，社会都趋于各顾各，忙着挣钱。但是有一些人，的确是不会
挣钱，也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或者性格也有问题？孤僻偏执。我以前接触过这样的，喜
欢抱怨，怨这怨那，你听了这种人的血泪控诉，的确是很可怜的。但是呢，架不住天天
唠叨啊，再有同情心你都会有点烦了。如果这种人生活里受了冤屈，平常大家都忙着挣
钱，没人去管这种卢瑟，上访了官僚再推诿一下，那的确是可能让有些人变成了仇视社
会的定时炸弹。
那么，六七十年代就没有这种人吗？当然也有啊。但是那个时代，共产党曾经有过一个
前所未有的重大政策。那就是，共产党是特别鼓励群众反党反官僚的，也就是说，当时
是很鼓励群众提意见的。这个鼓励程度以至于到了极端的地步：你批评的对，马上就可
以当大官。
大家都知道张铁生，他不就是在考学时对社会有意见，所以就刷刷刷写了一封信，批评
当时的考试制度。结果就提拔他当了高干，管教育。还有李庆霖，在57年反右里被打成
了右派。大家知道吗？什么人最容易被打成右派？就是爱提意见的人啊。李庆霖就这么
变成了”黑五类“。但是文革里号召上山下乡，他儿子下乡，当地干部不关心知青，刁
难他，他儿子吃不饱饭。所以李庆霖就很难过。
这里说明一句，当年知青下乡，并不是政府不管，把人从城市赶到农村就完了。有些观
点认为，下乡是因为城市没法就业，所以要把失业青年弄到农村就业，甩掉国家的财政
包袱。这么说是不对的。当年政府花了许多钱来安置下乡知青。第一年下乡是带着粮票
下去的。直到分地种地了，才不发粮票。安置知青的费用有多少呢？整整300亿。
但是知青到了农村，也不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政策正确了，还要得到干部的有力配合
才行。中国那么大，如果你碰上一些不是那么支持知青的干部，给你分的地又远又贫瘠
，知青是要吃苦头的。李庆霖儿子就是这样的情况。李庆霖自己是黑五类，叫屈无门，
最后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那个年代，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写信给中央，不存在截访。毛
主席就给他寄了300元，以解燃眉之急额。后来李庆霖这个反党的右派老师就一步登天
，当了副部级干部，专门负责知青生活问题。
类似张铁生李庆霖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当时社会上就是这股风气，鼓励那些”反
社会分子“出来揭发社会黑暗面的，美其名曰”反潮流“。当然，到了改开时代，就不
这么搞了，是不允许群众给党提意见的。所以就把李庆霖判了无期徒刑，张铁生也判了
刑。所以呢，改革后有小说家啊文人啊出书立传，控诉毛时代如何黑暗，这其实也是在
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揭发官僚黑暗面，在反潮流。只不过因为文革后禁止这么做，所以
这些人就玩心眼，把这些事件的时间提前到毛时代。比如说，余华写卖血，明明是改开
时代，但是要说成是毛时代；莫言写过一本小说《蛙》，是控诉改开时代计划生育强制
一胎的，但是呢，时间也要改到毛时代。还有一位作家，路遥，写了《人生》，还有《
平凡的世界》，也是要把一些时间起点定在毛时代，这样才能出版啊。否则路遥是没法
出书的。他就是“三种人”，文革里响应号召反对官僚，夺权闹革命，18岁就当了陕西
省延川的副县长。文革后被打成“三种人”，女朋友没了，工作没了，生活没有着落，
很惨。所以只能拼命写小说，40出头就活活累死了，和王洪文是同一年去的，但是比王
洪文逝世的年龄更年轻。
上面东拉西扯，其实就是要说明一个事情。哪怕经济富裕到美国的程度，军事强大到苏
联的地步，或者改革到如今要中华复兴的地步，社会上的反社会分子还是会很多的，几
百万几千万。这些人的破坏性都很强。比如说这个厦门的公车爆炸案，他花几十元买桶
汽油，就造成了那么多伤亡，触目惊心，最后政府不知道要出多少个百万，也不能抚平
这个事情给人民留下的创伤。而为了应对这些坏蛋，全国又要多支出维稳经费，要花好
多亿来提升特警装备，要反恐。是不是？会有效果吗？我看很难啊。这些极端坏蛋，平
常也都是很老实的，你怎么知道他哪一天突然不高兴了就去跟社会同归于尽？
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看看建国头几十年的一些做法，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比如说，对上访的，对社会上的潜在敌对分子，能采取一些和现在这种做法不同的做
法呢？也不能什么都跟美国学啊。美国那种到处搞特务监听的做法，并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才出来波士顿爆炸案，所谓装备精良的swat就是一个事后收尸的角色。任何事情，
还是防微杜渐，提前化解更好，社会成本也低得多。我昨天也提到一个建议，那就是，
全中国应当马上扩建城管队伍，凡是那些无业的，失业的，或者干活太累不想活了要自
杀的农民工或者底层人民，都可以马上到当地政府报名当一名城管，享受部队待遇，也
就是说，只发津贴，管吃管住，平常参加训练和文化知识培训，三年后就培养成社会有
用的人才。全国如果能扩充一亿城管队伍，或许就可以减少一亿精神病。
同理，对于那些老上访户，我建议政府马上摸底，把全国的所有上访户全部录用为上访
办公室的公务员，专门接待上访户。也就是说，只要上访的，都可以直接录取为公务员
，分配到国家各个部门，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你上访拆迁，那就分配你到拆
迁办，和钉子户打交道。这样或许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社会极端分子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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