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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发帖数: 1846 | 1 李巧娟18岁,但已经能望见自己单调无聊的一生:找个打工的男人结婚,回家生孩子,
生完进个大厂上夜班,年纪大了做清洁工。除此之外,她几乎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性。
高一暑假那年,李巧娟从老家汕头去了父母打工所在地深圳宝安黄田。没几天,父
亲跟她说,你也出来打工吧,家里实在没钱了。和大多数打工女孩一样,钱总是最致命
的辍学理由,她理解家里的困境,“爸爸玩六合彩欠了十几万,三个弟妹还要读书”。
她的成绩在班里总能排上前十,但16岁那年,学校生涯结束了,她成了工厂女工。
她最开心的事是上厕所,经过一个楼梯口,在那里抬头便能看到天空。
16岁低于许多大厂的最低年龄要求,她只能先去了一个做充电器的小厂,没有五险
一金和加班费。工作内容是将两个电容插进固定小孔。流水线上,她不需要动脑子,但
得聚精会神,连发呆的时间也没有。为了提神,她会哼几句歌曲。
流水线工作不能离岗,零件一堆积,后面的工人就会骂骂咧咧。她经常“憋尿憋死
了”,眼睛也酸得睁不开,一天坐十多个小时,屁股僵硬,肩胛骨酸得发麻。她痛经也
变得厉害。
过了半年,她跳到一家做手机屏幕的小厂。工作同样简单,就是重复地在一个胶框
上贴反射膜,贴一个1分钱,一小时贴600个,一个月贴20万个,工资为2000多元。她晚
上加班到一两点,一直做到手腕发疼。
计件工作容易引发幻觉——越是干得拼命越有钱。她和同事们会主动将休息时间压
缩到二十分钟,上了发条一样机械苦干。但结局并不尽如人意,身体过于疲乏,效率反
而下降,还是无法达成总量。
“对年轻人来说,加夜班是最痛苦的。”眼前的流水线不断地流动,每次看手表都
才过了几分钟,下班时间似乎永远不会来临。她做了一年,终于熬不住,又跳到深圳关
外一家做口罩的大厂。
这里不是流水线作业,她偶尔可以找搭档替岗。封闭的无尘车间看不到外面的天空
。她最开心的事是上厕所,经过一个楼梯口,在那里抬头便能看到天空,偶尔还有风吹
过。“感到自己又活了。”但每个车间都有电子监控器,上厕所必须跟拉长申请离岗证
。像隐私曝露在阳光下,这让巧娟尴尬不安。她每天上午只喝一杯水,上一次厕所。
但她的眼睛更酸了,白炽灯、白口罩,整个车间是刺眼的白亮,加上强烈的反光效
果,她的近视眼已达300多度。
速度永远是第一标准,最能体现这点的是刷卡时刻。第一次,巧娟不懂规矩,排队
轮到她时,刚刷卡,机器还没反应,四五个人涌上来,啪啪往上刷,谁也没成功。一些
同事想了个办法,搭档在后面用手臂挡着人群,前面的人负责刷卡。“像螳螂打功夫似
的,”巧娟觉得好笑,“大家都想快,其实是最慢的。”
随着劳动力短缺,工厂开始行走在政策边缘,招工年龄限制从18岁降到16岁。不少
工厂会以实习名义招收女学生。
在沿海地区,在大小工厂聚集的城镇,总能找到像巧娟这样的女孩。她们涉世未深
,却已经在为城市人制造生活用品,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却看不到生活的全貌。从
上世纪90年代起,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潘毅就开始研究内地打工女孩现象,她注意到,
女性劳动力有年轻化的趋势。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处在劳动力剩余状态,很多女工要
进工厂都有困难。但随着劳动力短缺,工厂开始行走在政策边缘,放宽女工年龄限制。
拿富士康来说,招工标准已经从18岁降到16岁。不少工厂会以实习的名义招收女学生。
巧娟身边的女孩出来打工的原因参差百态:有些是成绩不好,有些是向往外面花花
世界,有些是家境实在困难,有的只是想跟男朋友在一起……
大部分女工都更愿意跑到小厂。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小厂无需两班倒。“通宵在流
水线上,对年轻人来说实在太难熬。”潘毅的研究团队在富士康调研发现,十五六岁是
女生关键的生理成长期,很多人刚来月经,两班倒的工作会造成生理周期的严重紊乱。
一些生产线要求站着,女孩们更易发生痛经,有不少女孩晕厥。在潘毅的调研中,遇到
过一名叫姚泽兵的女工,她17岁时曾经在富士康上夜班,由于内分泌严重失调,长了一
脸痘痘,跟家里人借钱看病,却被父亲骂。
对于巧娟来说,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学者调研的,只要随意瞥一眼街上女孩的脸色,
她便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在上夜班,“几乎是苍白的”。
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复,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和打工的父母在同一个城市。但现实
是,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城。
2010年,还在老家念书的巧娟,看到富士康发生十连跳的新闻,“实在不能相信”
。但现在的她很能理解那份绝望。对她来说,最艰难的不是累,而是空洞与无聊。大部
分岗位不需要任何培训,工人们随时可以被人替代,她觉得自己像不会思想的机器人,
“知识永远停留在高一物理课本上对电容的定义”。
工资也无法带来兴奋感。因为“里面只有汗水,没有心血”。
从流水线上下来,她会觉得传统手工很神奇,她蹲在街上,痴痴地望着一个中年男
子将鲜嫩青草折成活“蚱蜢”。“太神奇,太有成就感!”她将那只“蚱蜢”买回家,
直到它干枯变形才舍得扔。
在工厂里,没人会开心,无论男女,人人都脾气暴躁,嘴巴里都不停骂骂咧咧。巧
娟也跟人聊天,但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复,“实在找不出话可以聊”。
另一方面,难熬的孤独,被认为是严重影响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
很少工友会问对方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匿名的。他们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代表普
工、质管、拉长三种级别——这就是他们的名字和身份。这几年,巧娟换了三份工,只
记住十来个工友的名字。
她曾住过一个月的宿舍,下班以后,到处都要排队,连洗碗也要排队半小时。宿舍
里没有人有力气聊天,只是麻木地坐在床上,刷着QQ空间,“脑子空白”。
潘毅的研究团队曾遇到过一失语女工,其声带无任何病变,但她曾有一整个月没有
说过一句话。2010年,不到17岁的深圳富士康员工田玉自杀未遂,在她的记忆力,那时
没有手机,没有钱,宿舍的人冷得像石头,气糊涂了才跳楼。
在潘毅看来,不停地跳槽,也会导致女工无法形成固定朋友圈。姚泽兵在三年内换
了10份工作。“哪里都是一样辛苦,跑不动了。”
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父母。但现实是,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
城。母亲在工厂上夜班,她只有周日能见到。就算见到,也是一张暴躁不快乐的脸,母
女俩无话可说,从不坐在一起看电视。父亲从早上6点到12点在外面开摩的,家里从来
没有客人。她想起和爷爷奶奶在家乡的大客厅里看电视的场景,泪水开始打转,“我以
前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其实留守还更开心”。
这个城市似乎被压缩成从家里到工厂的小路,日复一日地走,但毫无记忆点。去过
一次深圳市区:“没啥感觉,那些繁华与我无关。”
巧娟当下最大的欲望是求知。她曾被一张传单上“图书馆”三个字所吸引,加入了
手牵手工作室。除了参加工作室组织的讲座,她阅读NGO成员送给她的书籍,她房间的
桌上垒着几本书,《女性主义浪潮》、《女工手册》……这也许是她房间唯一有生气的
物件。她想有个智能手机,吸收点知识,“比如科学松鼠会,很好玩呢”。
聊起开心事,巧娟咯咯地笑,两只手比比划划。这个时候,她仿佛恢复为一个少女。
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屡见不鲜,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女
工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比起工业园许多被迫堕胎的少女,感情生活空白的巧娟还算幸运。
工业园的少女们会被派送一些免费“杂志”,里面充斥着“三分钟解决烦恼”、“
快速安全,第二天即可上班”等无痛人流广告语……路边的墙上满目皆是招公关小姐、
二奶情人的广告。宾馆遍地开花,从24元到150元的价格不等。
“都是黄色笑话、色情故事,”巧娟从来不看这些“杂志”,她只读一读前言,“
比较有思想,会讲讲梦想。”她同情堕胎的女生:“一个朋友,男孩并不喜欢她,只好
一个人去医院,真可怜。”
“这里的性自由是被利用的,是虚假的解放。”在潘毅看来,成排的堕胎诊所、宾
馆、KTV以及网络上的色情广告,无疑是在刺激少男少女们尽情地释放性欲。但问题在
于,“性行为比例上升的同时,避孕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却没有跟上。主流的话语不会
提供应有的知识,相反,希望你跟不上,(他们)才能赚钱”。
2012年,一份在东莞工厂做的研究指出,有近三成的外来女性曾有过非意愿怀孕人
流,当中超过三成有过两次或以上经验。潘毅有类似结论:“堕胎率越来越严重,其中
许多是未成年少女,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 17岁的广西女孩吴契珍在深圳打工时堕
胎,“刚从农村出来,根本不知道有避孕套”。
潘毅了解到,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也屡见不鲜,刚从农村出来
的女孩只能忍气吞声,个别胆子大的会骂回去。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大部分只是
玩玩而已,女工们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让潘毅更为不安的是,以前的女性遇到堕胎问题,会因为没面子去跳楼。但她刚接
触到一个案例,女孩直接把婴儿遗弃在垃圾桶。“这一代年轻女性的价值观紊乱,很容
易成为交易场和权力场的消费对象。”
巧娟从没想过结婚的事,她不想一辈子做单调无聊的工作。但年轻女工的选择很有
限,当她发现报考大专院校要求高中文凭时,尤其沮丧。等到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她
决心去报个电脑培训班。这是她能想到的,为未来做的唯一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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