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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 | 1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相当严重。作为应对，国家层面二孩全面
解禁后，辽宁、天津等地还制定了“奖励二胎”政策。当下的这种人口危机，约40年前
，学者梁中堂（曾任山西社科院）已有准确预见。可惜的是，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预言将出现空前人口老龄化
梁中堂的理想本是研究哲学，1978年进入山西省党校后，阴差阳错被指定研究人口学。
自此，梁中堂成为“强制计划生育”及“一胎化政策”的坚定反对者。
为控制人口数量，当时制定的人口控制方案是：
通过大范围实行“一胎化”，在1980年将人口增长率降至10‰的基础上，1985年降至5
‰以下，2000年实现零增长。
针对该方案，梁中堂发表了生平第一篇人口学论文《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
几点意见》（1979年12月）。文章指出，一旦2000年及之后实现人口零增长，必会出现
人口老化（当时尚没有“老龄化”一词）问题，将导致数以亿计的老人无子女照顾，并
使劳动人口负担大幅增加。①
在稍后撰写的《中国人口变动五十年展望》（1980年春节）里，梁中堂推算了中国的老
龄化进程：
“我国人口老化的这一过程从速度上来说是相当快的，特别是二〇〇〇年以后，步子越
来越快，如果以二〇一〇年为一百，十年后老化程度增长到百分之一百三十二，二十年
后增长到百分之一百八十。高峰时，老年人口将达到四亿左右。也就是说，每十个人口
中，将有四个人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②
他认为，到时候，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超过所有国家。
还是在《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中，梁中堂参照相关数据，通过
反复推算，得出如下判断：
“我国人口按这一模式发展，比世界或日本的老化程度都要严重。特别是二〇一五年后
，十五岁以下的人口要比老年人的绝对数少得多。”“以劳动年龄为中心的三代人口的
比例将是4:2:1。这就意味着二个劳动年龄的人口将抚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并且还
是半数老人身边无人照顾其日常的生活。”
现今，中国城市的大多数家庭，正是“421”模式。
梁中堂的部分著作，有的至今未能出版
在梁中堂看来，这种人口变化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其理由是：
“第一，虽说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而延长了劳动年龄，但这总抵不上其缩小再生产失去
的劳动年龄的人口。
第二，年龄大的劳动者虽然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但就平均生产效率来说，仍然要低于
公认的劳动年龄内的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第三，老年人的绝对和相对的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导致养老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绝对
量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化还未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再高的社会赡养费也无法弥合不完全的家庭（没有儿女的家庭）所造成的生活上及精神
上的缺陷。
第四，那时将面临一个在扣除巨额的养老基金以后，还能提供多少扩大再生产的建设基
金，用以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严重问题。”
在预见问题的同时，梁中堂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控制方案，即“晚婚晚育二胎”：
“从一九八〇年起，在每对夫妇只生二个孩子的基础上，将两胎的间隔严格控制在八—
—十年，即按目前城市晚婚年龄二十五岁左右结婚的夫妇，其两胎间隔为八年，按目前
农村晚婚年龄二十三岁左右结婚，其两胎间隔为十年。另外，再辅之以一定比例的一对
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按此要求，可望在二〇一〇年，人口达到十一点一亿时实现
零度增长。”
相比于“一胎化”方案，梁中堂的方案更容易让人们接受，也可以避免过多无子女照顾
老人的出现，不至于产生过于严重的人口危机。
反驳支持“一胎化”的种种谬论
为申明以上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梁中堂不断反驳其他学者。
比如，有学者认为，人口老化问题在2020年前“不严重”。梁中堂在《也谈我国人口发
展》（1980年3月）中反驳道：
“这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知道，二〇二〇年是我国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才
开始退出劳动年龄和进入六十五岁以上老年层，它当然是不严重的……我们不能把关键
性的数十年隐而不谈，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困难局面出现之前。”
梁中堂指出，这个问题不容视而不见：
“直接涉及的并不是子孙万代以后的事，而是二十五岁以下，并且已经出生的人的事情
。说得更具体点，乃是二十五岁以下这一代人晚年的事情。”③
我们现在知道，当年的“二十五岁以下这一代人”，他们的养老危机已然出现。
还有学者认为，在1980年后的20年，每年还会有1000万人出生，因此不会出现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
梁中堂说，1000万的绝对量不小，但“也要看放在什么样结构的人口群和多大量的总人
口中”。他拿苏联、东欧、西欧和北欧举例说，这些地区的人口总数是6亿多，每年出
生人口是960万，可“这些国家是世界上劳动力最紧张的地方”。
也有学者推断，只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劳动力就不会成为问题。梁中堂反驳说，欧洲发
达国家的出生率比中国预期的高，它们都还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有什么理由能在比别人生产力和出生率都很低的情况下，讲什么劳动力一定会很
充足呢？”
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集体或国家发放养老金解决，
不需要家庭负担。梁中堂的反驳直指核心：
“无论成倍数的老年人是由家庭或社会直接负担，其担子都是压在劳动年龄这一代的人
口肩上。”
他在《中国人口变动五十年展望》一文中，有更具体的说明：
“社会保险不可能解决大部分老年人的问题。西方那种社会保险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
，它具有经济、文化、社会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并不是一下子能够形成的。单以经
济条件来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每年投资数百亿金额的部门，无论如何在几十年内
是没有条件达到的。”
如其所言，大规模的养老金缺口，在今天已然出现。
对于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一些学者表示赞同，但他们认为，等问题出现后
，再鼓励生育，也为时不晚。梁中堂不以为然：
“讲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人的再生产周期很长。并且，因为人们感到负担很重，
你要求多生孩子，这无疑更加重人们的负担，能有多少人承担这种牺牲？更何况那时每
年进入初婚年龄的妇女并不像现在这么多……要求低出生率向高出生率发展，至少同要
求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发展一样困难”。
此外，梁中堂对西方传来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爆炸论”“适度人口”等理论，都有
极具说服力的批判。④
他坚信，人口只能是发展的动力，而非负担。
“我说的没有任何深的东西”
梁中堂的研究，并未能阻止“一胎化”政策的全面推行，只是1985年同意他在山西翼城
建立一个“晚婚晚育二胎”实验区。
统计显示，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25.5％，而翼城增长20.
7％。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8，翼城则为106.1，男女比例更为平衡。⑤翼城的实验
证明，开放二胎不会导致所谓的“人口爆炸”。
通过翼城实验，梁中堂确信，允许生二胎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计划生育方式。在他看
来，让农民普遍接受“一胎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很多地方，计生干部让妇女流产后
，“她还是会继续怀，直到能生下来。看起来计生工作有很多‘成绩’，实际出生率却
不见得控制住了，平白增加了很多妇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即便是在山东冠县著名的“百日无孩”运动期间，也同样有家庭愿意冒险偷偷生下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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