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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82 | 1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
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
迷蒙的雨雾当中，嘉陵江、涪江和渠江都只剩了影影绰绰的一个影子。山风浩荡，
在穿过树梢时仿佛还带着哨音。
2010年10月24日，北方来的寒潮侵袭重庆，重庆北部合川(古称合州)城畔的钓鱼山
被笼罩在浓重的乌云之中。尽管是周日，游人依然很少。一块写着擅入工地罚款50元的
告示牌，立在已经被彻底拆除、且无丝毫防护措施的护国寺工地上。“被拆迁”的浪潮
也没能放过那些石雕的菩萨们，这些来自仙界的“动迁户”被凌乱地搁置在废墟中，苦
候着新居的建成。只有古老的城墙垛口上，大条石满是苔藓，记录着岁月的峥嵘。
一切都十分的静谧，丝毫看不出750年前的烽火狼烟。在那同样阴冷的冬日里，4万
蒙古铁骑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亲自率领下，攻入四川，势如破竹，却在这小小的
钓鱼城遭遇惨重失败，乃至身死异域。这场改写了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为大宋王朝
延续了20年的寿命，在醉人的暖风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 山航海行”(明代杨慎
凭吊钓鱼城诗句)。
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保卫战)，成为那个柔媚政权的最后雄起。
“独钓中原”的匾额，在宣示着这座城堡骄傲历史的同时，也展现着它的无比孤独
与无奈。偌大之中国，要靠这个小小的堡垒而得以苟延残喘，这无疑是钓鱼城的自豪，
却是中国的悲哀。
750年前那一闪而逝的亮剑阳刚，俨然成为绝唱。620年后(1884年)，一位日本人告
诫他的同胞，不要被庞大的中国吓住，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
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又‘睡觉’矣”。这位日本人名叫伊藤博文
，他提醒说，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只需要韬光养晦，抓紧把自己的建设搞上去，中国自
然会等着被日本迎头赶上，并引颈待戮。十年后(1894年，甲午年)，他的预言实现了。
750年之后的今天，在一个有着同似名字、也同样十分袖珍的岛屿上，中国人脊梁
的硬度再度面临挑战。从高山之巅的钓鱼城，到大洋深处的钓鱼岛，中国人钓出了一段
怎样的历史呢?
上帝折鞭
南宋军人在钓鱼城的顽强抵抗，令小小的钓鱼城成为梗在蒙古大军喉咙中的硬骨头
。钓鱼城“独钓中原”36年，鏖战200多场，世界历史为之改观……
50岁的蒙哥大汗绝对没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为温
顺的汉人，会突然爆发出如此坚强的战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伟大的成吉思汗，而父亲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儿子拖雷，金
庸武侠小说中郭靖郭大侠的蒙古“安答”(兄弟)。蒙哥是个沉毅的领袖，寡言、节俭、
暴烈，通过血腥的内战登上蒙古的汗位时(1251年)，已经42岁。
他率领大军，围攻这座小小的钓鱼城已经5个月了，除了留下累累的尸体外，丝毫
没有进展。在渠江鸡爪滩边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着冬天成为春天、春天又成为夏
天，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帜依然飘扬在钓鱼山巅，尽管已经
被战火弄得有些残破。
他对这座城堡及其驻守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在钓鱼城东门
对面的脑顶坪上，搭起一座 望楼，设置了类似今日电梯般的车厢，以缆绳升降。
两年前(1257年)，他在成吉思汗的旧殿圣地上，洒下了马奶，誓师出征。次年5月
越过了黄河，在六盘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进攻鄂州(湖北);大将兀良哈台
率部攻击云南、广西，然后到鄂州与忽必烈会师;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也有另
一种说法，说是兵分四路，第四路负责攻击襄阳。
各路蒙古军队的攻击十分顺利。蒙哥亲自率领的主力，在以天险著称的四川，势如
破竹，南宋守军往往不战而溃。1258年3月，蒙哥顺利地占领了成都，这是他们所享受
到的位于南中国的第一个花花世界。
年底，挟战胜之威的蒙古军队，浩浩荡荡开向重庆。但他们没有料到，钓鱼城要塞
的守军并没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样，或投降或溃散，反而在山头升旗放炮，将前去劝
降的汉人晋国宝斩首示众。
在连续5个月进攻受挫后，蒙哥也与这座小小的钓鱼城拧上了劲。尽管部将们都劝
他，从战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数军队围住钓鱼城，大军可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继续
向东攻击。但蒙哥就是不听，非要将这座堡垒攻陷。
望楼建成后，蒙哥亲自前来视察。他不知道的是，从 望楼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
宋军也在钓鱼城东门上设置了专门的大炮，将炮口瞄准了这座 望楼。此时，看到翎顶
辉煌、铠甲鲜亮的大批高级蒙军军官出现，守将王坚一声令下，弹石如雨，将 望楼彻
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击中。
6天后(1259年8月17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蒙哥伤重而亡，留下遗嘱: “不讳之
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进攻四川的主力蒙军，护卫着蒙哥的灵柩，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已经包围鄂州的忽
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贾似道的求和，退军北还，与其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去了。已
经过云南、广西的兀良合台，也率军北渡长江撤离。
同时，正在中东地区势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蒙哥之弟)，也率领大军东归。
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终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陆。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
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
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
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 山蹈海身
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
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
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
，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而一
直供奉在钓鱼城忠烈祠中的王立牌位，则在后世不断地引起激烈的争论。
“山之后无中国”
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 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
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
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北京)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
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
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当时，日本同样面对着蒙哥铁骑的威胁。
在钓鱼城投降前5年(1274年)，忽必烈派军3万、战船近千艘，东渡大海，攻击日本
。元军在博多湾登陆，进展顺利，但遭遇台风，死亡人数高达13500多人，被迫撤军。
此为日本史上的“文永之役”。
钓鱼城投降2年后(1281年)，忽必烈再度讨伐日本，东路军4万人、战船900艘，从
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江南军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庆元(宁波)渡海攻击。军队甚至
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屯田，永久占领日本。大军在日本节节获胜，会师后却再度遭
遇强台风袭击，“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死亡人数高达5万~6万人，余部被日军击
垮，逃回人数只有不到3万人。日本史称“弘安之役”。
蒙元大军两次征日，都败于台风，日本因此将此台风奉为“神风”，这也是二战中
“神风敢死队”名称的来源。吊诡的是，数万元军于“弘安之役”中被俘后，日本人将
其中的“南人”(元代种族歧视政策下最下等的民众，指原南宋政权下的百姓)甄别出来
，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他所有“靼虏”(包括朝鲜人和北方汉人)，屠戮殆
尽。清代思想家徐继畲在其那篇被锩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碑上的巨著《瀛寰志略》中
说：“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 (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22日1850期D7版
雪珥专栏《华盛顿的定情信物》)其实，日本人并非“轻中国”，而是“轻”占领了中
国的“鞑虏”及被占领的汉人。
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
”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
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
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
(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
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
”，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
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
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
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
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鞑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
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中国武士道”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日
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
中国的文弱，普遍认为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
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
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
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
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清初思想家颜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
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
，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
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他甚至痛骂道：“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
，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
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古之
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德川幕府《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
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虽然很早
就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
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日本的
精英们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
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
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
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精英们，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
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
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日本精英群体已然具有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
，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70多
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
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
混沌度日。
当梁启超呼吁“中国武士道”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
：革命派推出了岳飞、洪秀全，标准是种族革命;而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
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在一个尚武年代到来之时，中国却又悲剧性地陷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难题之
中，“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传统剧目持续上演，经久不衰。
尽管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他人都在使用更为有效的拖网甚至炸鱼的
方式，国人却依然喜爱“钓鱼”的闲适感觉。而钓鱼城上那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阳
刚，似乎被滔滔的嘉陵江冲走了。
“独钓中原”，固然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勇气，可也是一种十分可耻的孤独。什么时
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指望一竿独撑，不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
呢?
1925年3月，一位26岁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纽约写下了7首诗歌，组成《七子之歌》
，他的名字叫闻一多。其中的“台湾”篇提到“琉球是我的群弟”，而这群“弟弟”中
，最小的那位正好也名叫“钓鱼”：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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