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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中统”、“军统”
中共情报、保卫史分期，以作者的看法，可分初创时期、成熟时期、建设时期、破坏时
期、法制时期。
初创时期，自1927年中央特科创立、1931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
爆发。
成熟时期，自1937年中央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成立中央社会部起，跨越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至1949年9月30日建国前的中央情报部、中央军委公安部。
建设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分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央调查部、总
参二部起，至1966年“文革”前。
破坏时期，自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发动，砸烂公检法起，至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恢复
公检法。
法制时期，自1978年底三中全会决议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恢
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设立国家安全部起，制定1982年宪法，全面加强法制建设。
1938年这个年份，之所以被作者看成中国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分期，是因为，在这一
年，中国政坛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大政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大力进行组
织机构变动、方针路线调整、人事选拔培训、工作扩展部署，其变化之大、作用之巨、
影响之远，堪称中国情报、保卫史的历史分期。
先看国民党方面。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
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
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
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徐
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
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
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天真的人们以为，主要用于反共的
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概要失业了。没想到，蒋介石却于1938年4月，将“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一个局扩大成为两个局！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一处扩大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中统”。
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中统”、“军统”，这两个长期横行华夏人人侧目的特务组织，也是“三八式”呢！
1938年的时候，共产党也在调整情报、保卫机构。
上海特科于1935年11月被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4年1月随军长征，1935年10月改
称“西北保卫局”，实际上，“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都停止运行。仅余的专职
机关，中组部四科人员很少，“保安处”编制在陕甘宁边区，都不能履行领导全国工作
的职能。国不可以一日无兵，党不可以一日无情报，这种状态岂能长久！
1937年12月，中共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
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
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
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
部长陈刚。1938年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这个“中央保卫部”，也
是个“三八式”呢！
1938年，正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形成期。两个掌握军队的政党，面临抗战的共同任务
，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将军队合编；但是，两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却从来
没有放弃相互之间的警惕，而且各自分别扩大编制。所以，这1938年，开创了国共两党
情报、保卫机构的健全期。
“枪杆子”也许还能共同对敌，“刀把子”却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全民抗战、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导致隐蔽战线重要性的上升。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中社部”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
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
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
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
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
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
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
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
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
到保卫自己。三、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
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作此种
工作之干部。”①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大，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
间，苏区与白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
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
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1）
中社部存在之日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谈起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不能不
谈谈这个康生。
作者去过康生家一次，那是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去看望“曹大姐”。爸爸按说当年也是康
老部下，不知为何没有同行。可能是六十年代初期吧，记不准日子了，那时康生还不像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显赫，那次家访也就没有被当作历史性时刻牢牢记住。
那是一次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妈妈碰上出门给康生买衣服的曹轶欧，聊天之间发现两家
就在楼前楼后，走路不过五分钟，曹轶欧记得对方会画画，就说请来家里教教孙女。
康生家住景山后街的一处大院，院中几幢洋房，红色铁皮的尖顶坡度很陡，属于北欧样
式。会客室房间很高，家具很老，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这家待客用葡萄干。两个男孩还
没有逮够葡萄干，妈妈就告辞了，也不知谈了什么。那时候要知道今天写到康生，还不
多用些心思？
出门之后，妈妈教导：“不要光吃葡萄干，看看曹大姐，袖口还有补丁，曹大姐上班在
颐和园那边，自己挤公共汽车！”这就让人闹不明白，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奇怪？从小接
哥哥的衣服都有补丁。挤公共汽车不好吗？妈妈每天从地安门到酒仙桥上班要骑车呢。
那次家访康生，没有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妈妈挨斗，才想起—
—妈妈还认识曹大姐呢！妈妈却说，相识是由于延安审干的时候，曹大姐蹲点把妈妈当
做特务关进监狱！
看来我家不会沾这个曹大姐的光了。
中央文革接见的时候，红卫兵管江青叫“江阿姨”，江青大为光火，说阿姨是保姆。这
就令人诧异，那曹轶欧可是叫“曹大姐”的，论辈分大姐还不如阿姨。可是，还是没有
人叫江青“大姐”。党内党外，人们只是叫“邓大姐”、“帅大姐”、“康大姐”。直
到九十年代，作者才从一位中央警卫局领导那里打听清楚：大姐不是随便叫的。在中央
办公厅，人们只管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同志叫大姐，1927年以后的都不行！
“康老”、“曹大姐”，这两个称呼，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尊敬。据说，延安时期能够称
“老”的，也就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四位六十以上的老人，可年龄偏小
的康生居然也能称“老”！
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看清这个“康老”的水平。一个中央领导，居然能指着云南省委书记
赵健民喊：“我看你的样子就是特务！”赵健民就这样被抓起来了。看相？红卫兵抓叛
徒还要调查历史呢！康生的品德也令人鄙夷。总是喊“永远同江青同志站在一起！”临
死又向毛泽东揭发江青是叛徒，早干什么去了？到这个时候，连中学生都恨江青了！
文革结束，康生被开除党籍。人们看到，江青整老干部，大多靠康生提供炮弹。这才知
道，康生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整过许多人。
作者的父母都曾经历延安审干，二老常说：公安保卫工作在刀刃上走路，执行政策不能
有一点儿偏差！那么，长期主管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怎么那么“左”呢？父亲只说了
一句：“康生这人是个谜。”
带着这个谜，作者追问了许多了解康生的人。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
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
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
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
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
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
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
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
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
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
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王明、赵容积
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
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
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
浙同乡会”。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直接对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布指示。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
、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这叫喜从天降！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2）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
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
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
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
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
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
。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赵
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流传语言：“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
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
证明这是个最坏最坏的干部。作者不得不思索这个任命的来历。
数数延安干部，曾经担任情报、保卫战线高级职务的有：周恩来、陈云、康生、邓发、
罗瑞卿、李克农、潘汉年、周兴等人。周恩来是中央领导人，陈云另有重任，罗瑞卿主
要在红军工作，邓发、周兴参加过肃反，潘汉年、李克农在特科的地位不如康生，算起
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深层原因可能不止于此。一些曾在康生领导下工作的老保卫干部说，当时康生总是强调
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不能低估共产国际在这个阶段对于中共的影响。从组织关系上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
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是上级领导关系。特别是在中共内部的争论中，共产国际更起
着关键的仲裁作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还是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表态，才使张
国焘接受中央领导。这次王明、康生回国，行前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共产国际执委
会书记处在8月专题研究中国局势，讨论通过王明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中
心任务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党派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
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从国共对抗转为国共合作，这将要求中共实行180度的政策转变，异常困难。共产国际
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国内干部的力量，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
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选中并派回的这种干部，主要就是王
明和康生。
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在中共党内仅次于王明。康生在国内也有相当资历
，曾在上海从事基层工作，曾经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且，还有
中社部职务所需的情报工作经历，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而且，康生曾在共产国际参与
情报工作，学得不少“特别工作建设”经验。
正在健全情报、保卫工作组织的中共，当然也会重视这方面的国际经验。那时的延安驻
有苏军情报组。中共中央和中社部都住在枣园，苏军的情报组就在中社部后边，专门盖
的砖房，还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毛泽东直接掌握，通过
化名“农委”的电台收发，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联络，则全部经由苏军情报组电台收发。
毛泽东重视与苏联情报人员的关系，苏军情报组组长孙平要求学习中共党史，毛泽东就
亲自为他讲解。曾在苏联参加过格伯乌工作的师哲，被共产国际派回延安了解情况，立
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用，做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实际又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经手与“
远方”来往的全部电文，后来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具有国际经验的康生，又多了一重担任中社部部长的条件。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
。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
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
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
经验；康生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康生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康生
能够在延安称老，也有些来由呢。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
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格伯乌
头头也不逊色！①②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
。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十七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
杂文，十九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
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
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
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
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康生部长、潘汉年、李克农副部长（3）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
”（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
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
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
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
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
面。1930年，潘汉年负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
”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
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
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自从1931年参
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
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
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于白区一线活动
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
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待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10月，中
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
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
多重要战略情报。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作为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曾多次往来于敌我之间，解放后被错定为“内奸”逮捕关押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受迫害的干部亲属纷纷要求平反，可是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均已
去世，没有留下后代。但是，特科的老同事始终在怀念潘汉年。年迈的陈云向中央提出
为潘汉年复查平反的要求。1982年，潘汉年于去世五年后得到平反。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
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长篇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一个潇潇洒洒的中共情报英
才形象，传遍中华。①②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
克农。
抗战初期李克农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先后组建西安办事处、上
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在国统区建立许多情报关系。1941
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中社部
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中情部副部长。康生把主要精力用
于整风审干，就由李克农主持中社部和中情部常务工作。1946年底，搞“抢救运动”声
名狼藉的康生，不得不离开延安到晋绥搞土改，中社部和中情部就由李克农负责。抗战
胜利后国共和谈，李克农又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建国后，李克农任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主持朝鲜停战谈判，
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情报工作与多方面工作结合起来。李克农一直主管情报工作，提出
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情报工作的体系。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规
定中共情报工作不能使用金钱、美色、暗杀手段，标志中共情报工作的成熟。而国际情
报界，包括美国、俄罗斯等情报大国，直到2002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开始检讨恐
怖手段。
李克农一生处于中共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
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
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至于康生之谜，还要慢慢分解。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边保”（1）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
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
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单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这么说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
毛泽东还大！这不过是句笑谈，那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
，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儿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
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
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
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明朝时分，南京有个沈万三，富比王侯，出钱帮助皇帝修筑城
墙，人称“沈半城”。延安的周半城，虽然没有沈半城那样富，可也是兵强马壮。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
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
”：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
察部门的职能。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
“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
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
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别的部门首长手下
只有一两个科员，保安头头下面却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
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
，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
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
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
察、情报、审讯。在这三个部门主管时间较长的人是：侦察的赵苍璧，情报的李启明，
审讯的叶运高。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
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惟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
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
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
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
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
局长。
延安市局在全市设有4个派出所。第一派出所桥儿沟，所长邵炎出身官僚家庭，22岁就
带着少校肩章主管一个电话局，却要来延安吃苦，建国后任公安部局长。第二派出所所
长杨开明。第三派出所所长朱化龙是知识分子干部，建国后任职石油部。第四派出所李
所长是个长征干部。局机关：一科侦察，科长苟良法，在南京地下党时掩护职务是国民
党警察，建国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二科治安、户口、消防，科长杨开明。三科司法
，公检法的事情都管。四科总务。市局的干部配备很强，局本部大多是老资格的江西、
四川红军，只有梁济一个延安人。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长征后调到市局工作，先后当
过警察队指导员、第二、第一派出所所长。骑巡队指导员曾绍东建国后评为少将。
最显眼的是一支警察队。以往，中共保卫系统的武装力量，都称为警卫队、保卫队、特
务队等，编制体制与军队相同。这次延安成立的警察队，就是中共的第一支警察队伍。
警察队的服装，与军队的灰色制服不同，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領章用铝合金特制，上
有“边警”二字。战争中，作战双方的服装不能混淆，久而久之，军队服装式样的象征
意义就十分强烈。中共军队的服装从样式到颜色，向来与国民党严格区分。红军改编为
八路军的时候，多少战士舍不得那顶红五星八角帽！延安警察的服式则与国民党的“黑
狗子”一样，改装时不少战士闹情绪，还做了几天思想工作。警察队创建之时只有35人
，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副队长张智理。不久，又由三个班扩编为三个区队，
140多人。就这一个连，就是维护边区首府延安的全部治安力量。而且，中央首长的警
卫员往往也从警察队中选调。林彪的警卫向彪、董必武的警卫冯文斌原来都是延安警察
。延安城里主要路口，设有6个警察哨岗，兼有维护秩序与疏导交通的重任。警察队还
要定期不定期地配合公安局治安科查户口、查旅店，延安城内有客店、骡马店十几家，
商店上百家，居民近千家。延安经常召开报告会、群众会、文艺演出等各种大型会议活
动，警察队还要负责警戒保卫集会安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边保”（2）
延安市，外面说是边区的首府，内部说就是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市公安局就是首都公安
局，民警多至300多人。市局的警察队任务重要，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武器之外
，又给配备了乘马。那时的八路军马匹数量很少，能够有马骑的干部，可比现在乘坐专
用轿车的官员少得多。延安市局的骑兵巡逻队有100多匹战马，由一名前国民党骑兵师
教官担任教练。延安开大会，骑巡队每每出动表演，一声令下，战马一齐卧倒，用身体
作为主人的射击掩体。骑术精湛的警察还可以站在马背上奔驰，惹得群众一片喝彩。每
逢迎接外国或中央政府来宾等重大场合，都要由这支骑巡队出马警戒。那威风，绝对不
下于现在驾驶进口摩托的“国宾护卫队”。
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留守兵团。边区最高军事指挥部门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
是西北局书记高岗。还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司令员由驻扎边区的部队首长担任，先后有
王震等人，副司令一职，一直由边保首长周兴担任。周兴此职绝非挂个空名，边保麾下
，有个装备齐整的保安团呢！
保安团的前身是红军保卫局下属的保卫队，初期只有100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到
达延安后扩编，从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百分之八十是
党员。3个保卫营，一个营警卫党中央，一个营保卫军委总部，一个营保卫地方政府。
团部设有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后来又取消营的编制，直辖7个步兵连队，还有机
枪连、警卫排，共1500多人，武器有轻重机枪，长枪，还有大量驳壳枪，但是没有炮，
属于内卫部队的编成。可以说，延安的保安团，就是今日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
保安团第一任团长李文昌是江西宁都起义的红军，第二任团长李志舟是陕北独立师干部
，第三任团长是刘镇，政委由保安处政治部主任邹衍兼任，建国后邹衍任沈阳军区副政
委。第一任参谋长王志，第二任参谋长夏飞，建国后任总参二部武官。保安团由边保和
联防司令部双重领导，编制训练归联防司令部管理，执行任务则由边保指挥。保安团的
任务很多，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警卫，首长警卫员的训练派遣，会议与首长出巡警卫，
社会治安巡逻，看守犯人，边防检查站与路口警卫，防空哨与机场防卫，延安警备司令
部站岗，都由保安团派出兵力。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边保秘书李
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
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
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
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帝国向来重视间谍工
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
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
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
、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有识人士道：看人才！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长征干部周兴（1）
边区保安处的首长，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副处长前期是杜理卿、谭政文，中期有刘海
滨、刘秉温等人，后期有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前期的杜理卿、谭政文，都是
来自中央红军的老保卫干部。杜理卿在长征前就是红九军团保卫局长，长征后期任中央
组织部四科（中央特工科）科长。刘海滨任职副处长时间最长，现存的边保文件大多由
处长周兴、副处长刘海滨签署。刘海滨于1932年参加国家政治保卫局高级保卫训练班，
听过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李克农讲课。长征时任二师特派员，战斗中受伤，一条腿
拐了，调到地方工作。
刘海滨长期在边区保安处工作，建国初期，周恩来抽调一批公安干部到大学担任党委书
记，刘海滨就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后来还和陕西省委书记胡耀邦成了儿女亲家。后期的
三位副职，都来自陕西当地组织。
边保的领导层中，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三人从事保卫工作的时间较长。周兴是中央红
军长征干部，赵苍璧是陕北当地干部，李启明是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三人恰恰代表边保
干部来源的三大类别。
周兴是毛泽东熟悉的干部。
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周兴就在江西省保卫局工作。后来。周兴任
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副局长，毛泽东则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能够证明周兴与毛泽东关系
的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件事。文革初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愤而自杀，省长周兴就
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众矢之的。中央把云南的造反派和干部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两派群众
对于是否“结合”周兴争论不休。这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接见云南学习班，大家都
无比激动，也有些人心中嘀咕——毛主席会支持谁呢？
毛泽东走进会场，没有理会那些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径直问道：“周兴在哪里？”
勉强获得“解放”的周兴正躲在远远的角落里。
毛泽东招呼周兴站到自己身边：“来！我们照个相！”
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态度！周兴立即进入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的“三结合”领导
班子，成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张合影照片中，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身着灰色中
山装，泰然自若。身边的周兴，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手举红皮本子《毛主席语录》，
诚惶诚恐地望着毛主席。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周兴对毛泽东还是比较随便的。1962年毛泽东视察山东
，省委汇报小麦估产40亿斤以上。毛泽东不放心，又召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周兴。主
管农业的周兴坦率地说：今年刮黄风，受灾减产，顶多有30亿斤。
后来，在一次批评右倾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人刮黄风，此人就是周兴。”
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下传达时，隐去了周兴的名字，周兴却当场说：“这指的是我！”
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材料写道：“周兴当时还恶毒地笑了一下！”
黑材料也会变成红材料。现在看来，正因为同毛泽东相熟，周兴反而敢说真话。①赵苍
璧是陕北土生土长的干部。陕西人的“倔”是有名的，陕西古属雍州，“雍”，雍塞不
通也。人们往往以为，这陕北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殊不知，陕北一直是多民族交融与
商旅往来之地，陕北人面朝黄土埋头务农种地，抬头高唱信天游赶驴经商，个性张扬而
灵活。自从出了打翻明皇的李自成，从南京到北京，中央政府提起陕北流民就头疼。
赵苍璧的家乡清涧县，正是陕北“闹红”的重点地区。赵苍璧小时就读的赵家沟私塾，
居然走出一批共和国的省委书记和部长。赵苍璧14岁入读清涧第二高小，白明善等老师
是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学校所在的高杰村又是毛泽东后来吟诵《沁园春？雪》的地方。
学业优秀的赵苍璧，又转入县城就读清涧一高，这里又是谢子长1927年发动“清涧起义
”的地方。在学校接受革命思想的赵苍璧，回乡当了小学教师。1932年冬，谢子长到清
涧一带开辟根据地，18岁的赵苍璧投身革命，1934年任延水县第一区苏维埃主席，1935
年2月任延水县保卫局秘书。那时的保卫局局长没有文化，工作依靠赵苍璧这个知识分
子，群众戏称保卫局是“秘书专政”。
1935年，听说党中央到达陕北，赵苍璧这些陕北干部别提多高兴。可是不久就听说，中
央在瓦窑堡遭受敌人袭击！赵苍璧心急如焚，单人跑去寻找。路上传言：“中央被打散
了，毛主席跑到苏联去了！”赵苍璧不信，谁能打散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红军？赵苍璧辗
转百里四处寻找，终于在保安县找到西北保卫局。从未走出陕北山区的赵苍璧，正好参
加保卫局在当年10月举办的保卫培训班。
聪明机智的赵苍璧培训毕业后被留在西北保卫局任秘书。不久，保安县发生一起运输军
用物资的马队被抢劫的案件，周兴派赵苍璧破案。巡视员赵苍璧率领20多名便衣，秘密
潜入顺宁镇，百日侦察，终于查明是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所为。同事建议调兵围剿，赵苍
璧却不急于动手。远隔百里的民团，如何得知我们运输队出发的情报呢？赵苍璧带领一
个侦察员，化装潜入民团团总家中，把团总父亲抓出来审讯。这下查明，民团在中央驻
地安排了一个钉鞋的当坐探！
案件圆满侦破，周兴更加重视赵苍璧的才能。曲折复杂的侦破历程，也激起赵苍璧对侦
察专业的浓厚兴趣。那个年代，许多干部的职业选择只是服从革命分配，而赵苍璧走上
保卫工作道路，却包含个人的爱好。一次，保安处侦察科长赵苍璧到三边检查工作，正
逢犯人逃跑，看押干部急着追踪，赵苍璧却说别忙。思索片刻，赵苍璧布置某某时间到
某某地方设伏。果然，逃犯就按照赵苍璧估算的时间地点落入埋伏。老百姓赞叹：“保
安处不得了，有个赵科长能掐会算，一摸鼻子就能算出坏人在哪儿！”赵苍璧是有个思
考时摸鼻头的习惯，其实是盘算那个犯人会利用夜暗回家，什么时候该走到什么地方。
这些招数在当时也算高明。小学文化的赵苍璧好动脑筋，破案时总是苦苦思索，实在为
难就把脑袋浸在冷水中思考。赵苍璧后来成为公认的“侦察专家”，离职休养后还写了
一本《政治专案侦察概论》。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长征干部周兴（2）
陕北这块干旱的土地，庄稼一旦得到天外雨露的滋养，总是生长极快。迷恋侦察业务的
陕北干部赵苍璧，历任三边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绥德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处的便衣
队队队长、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解放战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建国后，又在北
京市、南京市、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历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西南
政法学院院长、副省长，197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
从县保卫局秘书到国家公安部长，赵苍璧具有完整的公安保卫工作经历。许多公安干部
称赞，赵苍璧具有丰富的侦察经验、缜密的工作作风、和蔼的待人态度，堪称公安保卫
干部的楷模。①李启明走上情报保卫战线的经历更是奇特——抓进来的！
李启明是山西人，1929年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方，看到日
本共产党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参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个
被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于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
加冯玉祥举办的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共产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
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古北口战役。同盟军遭受日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围剿，李启明等地下
共产党员被迫转到绥远，1933年又到陕西苏区加入红二十六军。这里正缺有文化的干部
，刘志丹将李启明调到红军学校工作。肃反开始，外来知识分子干部遭到怀疑，有人揭
发李启明是特务，于是两人一起被捕。在陕北肃反关押的干部中，李启明是比较年轻的
一个。
中央到来后制止肃反，改组西北保卫局。秘书耿红发现，肃反关押的干部之中，有一个
李启明政治品质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兴建议调来帮助工作。数十年后，耿红还
为自己的眼光而得意，因为，这个李启明从西北保卫局的基层一直干到最高领导，连李
克农也向自己了解这个未来女婿的情况。
省城名校的高中生甘心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学生从军自愿沉入外省基层工作，李启明的
人生选择高起高打。肃反中与苏区最高领导人一起被捕受审，解脱后直接进入核心部门
工作，李启明的人生际遇又是大落大起。
如果说军事工作需要“勇”的话，情报保卫战线则更强调“智”。李启明的才智正适于
搞情报，秘书、检查站、训练班、外勤、情报科长，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成为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最年轻的副处长。建国后，这个西北公安部长又是各大区中最年轻的
。中央本来准备调李启明去国外当大使，可是李启明的岳父李克农却说：不懂外语何必
去国外受洋罪。后来，李启明一直留在陕西，文化大革命前任陕西省省长，文化大革命
后任云南省委常务书记。①分析周兴、赵苍璧、李启明这批边保干部的来源，可以看到
，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配备正在发生变化。
中共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
。邓发是海员出身，周兴、陈复生、欧阳毅等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
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并没有保证不犯李韶九那样的严重错误。
经历挫折的中共更会用人，新配备的保卫干部来源多方：既有一批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老干部，又重视培训陕北当地农民干部；既有许多来自红区的工农干部，又充实来
自白区的地下党干部，还特别注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人事上的变化，是否显示情报保卫工作整体的变化？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1）
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
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
于1928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20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
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查不全了，据说有李士英、周兴
等人。第二期学员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
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
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合，又到红军总
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
员会工作。吴德峰是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1921年入党，1925年国共合作时任武汉
市公安局长，国共分裂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后来在中央苏区任湘赣省保卫局
长，到达延安后曾任中央交通科科长，又到西安创建一个秘密情报系统。
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年7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
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成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
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12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
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罗青
长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的情报系统，还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后来，罗青长
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①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
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激赏。罗青
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
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
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
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人们都记得，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
是罗青长。
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
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岁入党，没
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王炎堂又在陕公
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
中央领导和老情报干部多次到这个班讲课。王炎堂听到：情报、保卫工作是最光荣的工
作，情报、保卫工作也是最艰险的工作；情报、保卫干部是最受信任的干部，情报、保
卫干部也是无名英雄。思想单纯的王炎堂，从此决心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奉献终身。
培训毕业，王炎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这个15岁的青年只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
，日常接触的干部都是老师。既有康生、潘汉年、李克农这样的经历丰富的文化人，也
有周兴、谭政文、叶运高这样的任劳任怨的老红军。王炎堂边干边学，起初不过是收发
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
经常手把手地指导，王炎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
”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王炎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
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
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至今注重学习研究，着力总结历史经验。②
第四期训练班学员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
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
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之初被急调北京
任公安部一局局长。一局负责政治保卫，陈龙经手诸多重大案件，还提出中国侦察工作
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①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
早，是第七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长征时
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
延安任中央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有人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汪东兴
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
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
视察大江南北逃脱林立果的暗杀，一生涉险的毛泽东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
工作有功。②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2）
凌云1941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
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国民党特务案件。文
化大革命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
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③前上海市
公安局长王鉴是第八期学员，这最后一期结束于1941年。
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
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
，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④1992年6月24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
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
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
整整54年前，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
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
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
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
的三十里铺训练班。你七里铺称为“黄埔一期”，别家怎么算？
老人们笑道，这“黄埔一期”不过是一句笑谈。然而，这七里铺训练班称为黄埔一期，
还是有些道理的——出干部啊！就说1992年应国家安全部之邀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
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
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秘书
长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谢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院长房
照义、作家柯蓝、邓涛、杨黄林、柳峰、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
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
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
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
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
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年
6月，这里突然来了36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
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
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保卫部长布鲁。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
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
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都是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
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
王，吕璜来自四川的大学，谢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
个文化程度高。
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
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
生入死的考验！陈云说，做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
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陈云举起右拳，
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举起左拳，代表共产党的力量，形象地讲述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央
苏区遭受五次围剿时，右拳比左拳高，但是，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
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长征到抗日，左拳逐渐上升，右拳逐渐下降，将来，左拳一定
会压倒右拳！
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
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
信念，决心永不叛党。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
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反托派斗争。
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
。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
农，抓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非法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
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国特监视，李克
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特科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
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刘鼎介绍，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
香烟太高级被日特识破。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3）
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一期结业。①七里铺第二期于1939年2月开始，11月结业
。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
二十几人。郝苏虽然在抗大入了党，但填表写的却是“地主”出身。文化大革命时期红
卫兵辩论出身问题，不免诧异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当上军队的保卫干部。
郝苏回答：抗战时期吸收知识分子，不重出身。
年轻人不信，不讲出身也用不着招收“地主”子弟呀！
作者采访杜定华时，才搞清了这个问题。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这些人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
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
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
党特务拉拢。
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知识分子，
有的还来自城镇，班主任却是个农民，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赵苍璧性格温和，不摆老革
命架子，很快同学员打成一片。午睡时，调皮的学员用草根挠赵苍璧的脚心，赵苍璧被
弄醒也不恼。赵苍璧还带着学员用辘轳压出一块平地，栽上一根木桩，安上当地铁匠打
就的铁圈，建成一个简易篮球场。学员招数也多，严夫挖了个沙坑，大家玩起了撑竿跳
。起跑距离太近，就从赵苍璧住的窑洞里面起步。休息时分，赵苍璧常常弹弹陕北流行
的三弦，与学生合奏。有时，赵苍璧也会躲到崖顶独自吹箫，那就是琢磨他的侦察专业
呢。
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
之，教授如何密写。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从
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
干。建国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据说，因为历史上情报功劳太
大免于处分。刘鼎讲无线电通讯。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之后，刘鼎又到德国学习军事
机械制造，到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
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
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
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这位
擅长技术的刘鼎，建国后任第一机械部副部长。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相不相
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
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
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
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
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
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
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①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
学时就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
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期女生吕璜则不愿服从分配，潘汉年都没有谈通。好不容易从黑暗的地狱来到光明的
土地，怎能明珠暗投？还是来自白区的布鲁体谅这种心情，吕璜得以留在心爱的边区，
也对这位领导留下很好的印象。
二期学员阎又文，先是进入西北马鸿逵部队，又转往晋军傅作义部队，成为埋伏在国民
党高层的情工人员。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原来，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到遥
远的陇东去了。薛克明当了陇东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②
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
要工作。①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
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
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
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
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
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
科长时才18岁，从籍贯从资历都找不到优势，就是重视文化。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
，1939年1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
员。7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
，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4）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的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
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
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
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
多为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
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作者就此询问当时边保的干部科长，郭步岳说：中央当时重视使用知识分子，保安处的
周兴等领导也重视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干部部门非但不会歧视这些知识分子干部，
反而更加重视提拔使用他们。
赵苍璧夫妇都是陕北红军。丈夫在边保当领导，惠玉秀就在机关附近种菜养猪贴补家用
。邵炎、郝苏等城镇来的知识青年，没事就到惠玉秀的菜园讨瓜吃，临走还抓上一把瓜
子，谁也没把谁当外人。
作者写东西偏好追踪真相，哪怕是不受欢迎的真相。采访边保老干部的时候，总是追问
人家，边保内部有什么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是小字辈，怕是没有资格闹矛盾，那么大干部之间的关系呢？工作矛
盾不好说，生活习惯呢？
就说吃饭。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
带着孩子去吃大灶。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
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是南方人，却吃不到
大米，虽然副处长级别也高，谭政文却宁愿辣子盐巴小米饭，这个红军干部鄙夷讲究的
生活。赵苍璧吃的小灶是自家伙食，妻子惠玉秀就在保安处附近开荒种菜，省下粮食捎
回贫穷的老家。就是这样，赵苍璧的爷爷还饿死了。①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
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
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自己，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
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
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
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
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人们说，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
爱训人。人们又说，周兴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人们说，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
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
李启明其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白区干部，还当过红军，也算当地干部，几类人的身
份都有，正是作者追踪内情的对象。李启明坦率地回答：那时候争吵不算什么，周兴那
人主观爱训人，我就顶过他。作者追问怎么顶？李启明笑了：周兴骂我，我就打了他一
拳。秘书打处长？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如今的公安部门会有什么后果？反正当时李启明
是没挨整，而且提升比别人快。
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
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中共干部本来在品
质和意志上远超国民党，只是文化程度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
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尚未具备开办正式学校的条件，只能通过训练班来培训干
部。中社部、保安处，还有其他根据地举办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起到快速培育人才
的作用，称为情报保卫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是差强人意。
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符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
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作者一一采访这些“中国的特务头子”。这些年届八十的老人，回顾一生波澜起伏的生
活，都说当年训练班的生活最值得怀念，都说训练班的同学最亲切。
那是青春的记忆啊！
一个人的青年起步阶段，往往影响一生道路。这些青年时期曾经穴居窑洞的老人，尽管
后来都担当相当重要的工作，都担任相当高级的职务，但都有共同的个性：不肯夸耀自
己个人的功劳。当年他们入学的时候就被告知，要保守秘密，甘当无名英雄。
出于采访写作的需要，作者非得动员他们说出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理由是不能埋
没革命历史功绩。但人家只肯讲集体，不肯讲个人！作者又要解释读者爱看个人经历，
历史总是由个人组成的嘛！
作者发现，这些采访对象都具有党性强、品德好、政策水平高、工作严谨、作风扎实的
特点。这是否来自延安窑洞训练班的特殊培养？
老情报保卫干部却说：这本来就是中共情报保卫干部的特质！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邓小平择偶（1）
“黄埔一期”，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八个女学员。情工人员就够神秘的，女情工，岂
不更添一份神秘？
延安本是偏远小城，本地人口不过千把。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的到来，迅速改变人
口构成，最大特点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男性老干部、老红军找不到妻子，大家
都是光棍，眼睛就瞄准当地女青年。别看陕北是个穷地方，男人女人却形象出色。这里
古来为各族征战之地，当然也有血统交融之优势，陕北人生得身材高挑，鼻梁挺直，米
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美得很。
杨玉英是清涧人，十几岁就是个俊俏姑娘，被招收到红军宣传队。保卫局不少人盯上杨
玉英，组织上却先照顾领导，于是周兴得以较早成婚。尽管男人们主动进攻，可陕北当
地的姑娘资源还是太少，组织上想了很多办法还是不够调剂。抗战开始作战部队大多开
拔，新来的知识青年大多还是男性，据说，延安的男女之比是：18∶1.新来的知识青年
中有不少女性，知识女性的来临改变了延安的风景。这些女性无不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又大多来自大小城镇，仪容时尚，气质文雅，立即成了男性的觊觎目标。杨玉英悄悄
告诉作者：知识分子来之前，周兴已经和我结婚了，可是，新来的一个女大学生老是接
近周兴，我就敲打他！
到底是很早参加革命的妇女，战斗力就是强，杨玉英牢牢掌握自己婚姻。周兴到底是个
老干部，面对夫妻文化差异，没有喜新厌旧，而是送妻子去上学提高。杨玉英同侯波、
高桂廉三人一起去边区中学补习文化。周兴此举得益终生。文化大革命周兴挨斗的时候
，杨玉英每天悄悄给他炖鸡汤。造反派动手，杨玉英就带着周兴躲到老工人家里。许多
老干部能够挺过文革灾难，都靠家庭在背后支持。①男干部择偶难，不止是基层情况，
高级干部也难。别看延安来了不少女青年，但人家未必看上老干部。2002年，邓小平逝
世5周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采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起自己在延安与邓小平的婚
姻，卓琳说了一个能够证明当时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差异的故事：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
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没什么好看的。
面对电视镜头，卓琳还是有所保留了。这个故事是当年延安流行的段子，作者从母亲那
里听到的是：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
当时的洗脸盆是铜制的，黄色，圆形。虽然可说貌似月亮，但如此比喻实在缺乏情趣。
女知识青年中流行这个段子，说明她们对地位较高的老干部并不看中。据说，薛明、李
宁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曾经约定：不嫁老干部！
能征善战的老干部，在情场上未必没有本事。贺老总就骑马到中央党校去找薛明。关键
时刻，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找薛明训话：你有文化，你能代替贺老总当司令？小资产阶
级毛病，还要贺老总来追你？
还是组织威力大，立即促成贺龙与薛明的终生婚姻。①邓小平也有择偶问题！
第一个妻子在白区斗争中牺牲，第二个妻子在苏区离婚。被打成毛派头子的邓小平，作
为红军报总编参加长征，“跟到走”。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重新得到重用，现任八路
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可是没有老婆。战友们都为小平帮忙，可是，延安的女青年还有那
个铜洗脸盆的故事呢！
还是邓发消息灵通。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得知保安处办了一个训练班，八
位女生个个政治可靠，品貌端正！邓发带着邓小平来找周兴。
邓小平同保卫系统很熟，1928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住一个房间，了解创建特科的过程。长
征期间，行军艰苦，一匹马有时就能决定一个干部的生存。因为是“毛派头子”而挨整
的邓小平，在总政当巡视员，乘马摔死了没法补充，全靠步行，脚都走肿了。一直暗中
关心邓小平的毛泽东看到了，悄悄布置中央纵队的特派员肖赤给邓小平找匹好马。还是
保卫干部权力大，肖赤到骑兵连挑马，特意为邓小平找了一头矮小结实的骡子。毛泽东
听肖赤说给邓小平送了骡子而不是马，脸一下就沉下来！肖赤赶紧解释，骡子比马耐力
好，小平脚肿，马太高爬不上去。毛泽东这才转怒为喜。1975年，刚从软禁地回京尚未
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特意把肖赤请到家中，感激当年的救命之情
。肖赤一再说，这是毛主席让我送的。邓小平深情地说：毛主席、周总理一直保护我。
毛主席过去尽做好事，到了晚年做过好事，也有过错，不过总是功大于过。②周兴在江
西苏区时就同邓小平相熟，邓小平任瑞金中心县委书记，是省保卫局的父母官。现在邓
小平遇到问题，周兴当然热心帮忙。
此时，黄埔一期已经结业，八位女学员被分配到延安邮电检查所工作。检查所设在边保
的一排窑洞里面，周兴陪邓小平悄悄来看了两次。而后，周兴就悄悄问也在检查所工作
的秦平：那个浦群英有没有恋爱对象？
浦群英端正俊雅，性格活泼，和同志们关系融洽，确实是个合适的对象。秦平表示可以
问问浦群英的姐姐。
浦群英的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姐姐浦时
英的丈夫罗绍华，正是秦平来延安工作的接头人，两人相当熟悉。罗绍华告诉秦平，浦
群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邓小平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
找浦群英谈话，把浦群英调去中央机关工作。①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邓小平择偶（2）
组织上介绍浦群英与邓小平结识，起初浦群英并不乐意。2002年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
，浦群英自己说了这个情况。不过，作者了解的情况，好像更为严重一些。在一期班中
，浦群英、吕璜、邓涛三个女生分外要好，曾被领导批评搞小集团。吕璜知道，当年动
员浦群英和邓小平谈恋爱，组织上施加了压力！
这个浦群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到：“作为一名
公安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只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
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后进去，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
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
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
影响。到了党中央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生伴侣。可以
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②正是周兴等热
心人的精心安排，终于使卓琳和邓小平走到一起。
以后，这两家一直交往不断。解放战争，统帅二野大军的邓小平，攻打国民党首都南京
，特意向中央要人，请边保处长周兴首任南京市公安局长。后来，二野进军西南，邓小
平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周兴任西南公安部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1973年，邓小平还
在软禁之中，从云南到北京开会的周兴，悄悄前去探望老首长。邓小平复出之后，周兴
有了可以讲心里话的上级。一次，江青无理指责周兴对她搞特务工作，周兴当场顶撞。
会后，周兴心中难耐，向老首长邓小平讲了对江青的意见。邓小平想了一下说：“老周
啊，算了，算了，她随便说的，她也不能代表中央，也不能代表主席嘛！”1975年初，
中央发出解决云南问题的文件，离开北京前，周兴又去请示邓小平。8月，周兴病重，
中央派专机把周兴接到北京治疗。住院第三天，邓小平就亲自到医院看望。10月3日，
周兴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周兴病危时，中共中央副主席、老战友汪东兴守在
病榻旁。逝世后，第一个赶来致哀的中央首长就是邓小平。
卓琳与邓小平定情之后，还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
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叫做“三不沾”！这“三不沾”纯属
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
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驻地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卓
琳的中社部同事。①卓琳的运气很好。邓小平这个老干部，不但有很老的革命经历，而
且还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
邓小平的眼光很准。卓琳从此伴随邓小平一生。女儿毛毛写道，邓小平躲过文革冲击的
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在男人眼中，女人一般毛病多些，女干部能让男干部称好更不容易。作者采访的保安处
干部，普遍称赞卓琳。1996年保安处一期训练班同学聚会，卓琳因事没能参加。1999年
3月16日，一期训练班60周年，腿病行走不便的卓琳，特意把老同学请到自己家中，还
特意请上老领导周兴的夫人杨玉英。卓琳紧紧拉着吕璜和姜鹏两个女同学，和邹瑜、谢
衡、杨黄林、刘平等几个男生一起合影留念！
保安处训练班的女生人才出众，不止邓小平到这里择偶，作家刘白羽、周立波，保卫干
部汪金祥、谭政文都到这里找到终生伴侣。
现在的青年看到这种由组织介绍的婚姻，不禁会想到是否干涉了个人权力。可是当年，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白区工作有“住机关”之说。为了掩护身份，男女地下共产党员，
由组织安排，假扮夫妻住在一起。日久生情，假夫妻往往变成真夫妻，可是，工作需要
分开时，真夫妻又要分离。有对干部住机关四年都保持独身，到延安重逢后才真正结婚
。当时，这种结合与分离，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无所谓结婚和离婚。文化大革命斗争
白区老干部，说这个有三个老婆，那个有五个老婆，其实都是这种“住机关”，并非喜
新厌旧。红区干部的婚姻，也难能全由自己做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到
苏区后，没有夫妻生活，到处追女人，组织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妻子。战争年代，生死
存亡第一，爱情与婚姻都要有所服从。
其实，组织安排的婚姻，前途未必不好。邓小平与卓琳就度过幸福的一生。毛泽东与江
青的婚姻，倒是个人的选择，并未接受保卫部门的意见，反而铸成毛泽东晚年的极大不
幸。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1）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始人周恩来这样评价保卫工作的重要：“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
毛泽东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可是，尽管中共领袖十分重视保卫工作，我们却很难在他们的文稿中找到有关保卫工作
的专题文章。难道毛泽东从未专题写作或谈论保卫工作？
196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找到汕头地委书记邹瑜，询问一份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下落
。说起这份记录的丢失，邹瑜真是万分遗憾。那可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惟一的一次长篇
专论保卫工作！
那是1939年9月3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人员大会，主持人周兴特地请
毛泽东到会讲话。
毛泽东这天兴致勃勃，一进周兴的窑洞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前两天，德
国把欧洲的侵略战火烧到波兰。毛泽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战事的扩大
，必将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保安处小礼堂，毛泽东详细讲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保安处的干部大多工作在
偏僻的农村地区，能够听到毛泽东的讲演十分入神。会场有个长方桌，毛泽东坐在一端
讲话，保安处文书科长邹优瑜就在旁边记录。
毛泽东讲演中关于保卫工作的主题是：“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的
关系”。毛泽东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
战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
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
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精
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
显然，毛泽东将他正在研究总结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保卫工作的认识。而他辩证地阐述
保卫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批评了将保卫工作简单化
、神秘化的做法，也强调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毛泽东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鸦雀无声。
毛泽东讲话后，中社部部长康生发言：刚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示目前抗战的新阶段及
由此而产生的紧急任务，这是大会一切工作的指南，是我们决定反日隐蔽战争的战略战
术的主要基础。
周兴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因为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系统论述保卫工作。周兴
当即指示，把这份重要讲话的记录存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转移，大量档案被销毁
，少量档案被敌人挖走，这份记录稿至今没有找到。能够看到的，却是康生的一次例行
发言。①尽管我们没能看到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但是，邹瑜等人的回忆，还有此后中
社部发出的文件，却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在对中共的保卫工作实行路线调整！
1935年的遵义会议纠正军事路线的左倾错误，1938年的六届六中会议纠正政治路线的右
倾错误，毛泽东正在逐步调整全党各方面工作的路线。
情报、保卫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刀把子”啊！枪杆子固然重要，可那还是用
于对外作战。这刀把子，却是负有巩卫内部的使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里面有
领导权！古今中外，无论帝王还是领袖，最高领导都要紧紧把刀把子握在自己的手中。
国民党那边，无论中统还是军统，凡是特务组织，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他任何人不
容置喙。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是谁呢？
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独行，这个区别极大。
苏联向来实行个人负责制度，苏联的保卫部门更是独立系统，垂直领导。各级保卫部门
都由上级保卫部门领导，最高的保卫部门则由斯大林个人领导。向苏联学习，中共的保
卫工作起初也采用独立系统，垂直领导体制。苏区流行“三驾马车”之说，在一个单位
，党的书记、军事或行政首长、保卫局长或特派员，三人平起平坐。特殊情况下，一个
单位的保卫局特派员可以不经军政首长批准而直接下令逮捕人犯。在更为特殊的情况下
，特派员甚至可以逮捕同级首长！肃反时期，保卫工作的权力更是膨胀到惊人的程度。
刀把子已经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砍伤主人的手！
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痛定思痛，到达延安的中共中央开始吸取肃反
的教训。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开始改变领导体制，其中也包括保卫工作的
领导体制。
毛泽东向来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1927年7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实行“三湾
改编”，首创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
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军队与地方工作的领导核心。1929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肯定毛泽
东的经验，这种制度被写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
1931年王明占据中央领导地位以后，却严厉指责“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要求“把
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
”。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同级
军事首长、同级政治机关乃至同级党委，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治一长
制”，把最高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一旦遇到一个素质很差的领导，或是最高领导出现
严重失误，就会导致无法制止的错误倾向。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大批杀害自
己同志，甚至杀害高级领导干部，就与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相关。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2）
中共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由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决定。七大决定，党的各级
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
1946年，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率先在所属部队实行党委制。1947年2月，中共
中央肯定和推广晋冀鲁豫的做法。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
例草案（初稿）》，规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军队中建立起
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
一切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虽然这种正式规定颁布于七大以后，但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强
调党的集体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成立后，在1936年7月14日颁布《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条例》，规定
：特派员在工作范围内应受同级党、政府、红军部队政委领导，并在党、政府、红军部
队或他种机关同意之下，可以列席其会议。“这是保卫系统首次改变完全的垂直领导体
系，首次规定接受同级党政负责人领导。
西北政治保卫局在1936年9月20日颁布《政治保卫局暂行组织纲要》又明确：“政治保
卫局是苏维埃政权与一切苏区内部反革命斗争的权力机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负责保卫
苏维埃政权，保卫民族革命利益与保障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和战斗力加强。”这是保
卫局条例中首次提出在党的领导之下。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各地各部队成立军委分会或军政委员会的体制，缩小政治委
员的职权，扩大党务委员会的权力，实行事实上的集体领导。1938年10月23日，中央军
委、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军队中锄奸工作及组织条例的决定》，明确军队各级锄奸部门
是该级政治机关的一个工作部门，受同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直接领导，上下级锄奸部门
为业务指导关系。这就改变了红军时期实行的保卫局垂直领导的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2月政治局会议，中央
决定成立情报保卫的专门机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央最高委员会，对外称
为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就意味，中共的保卫工作，正式实行党的集体领导。
中央社会部于1941年提出《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加强与提高保卫机关的工作，
纠正锄奸工作的扩大化、简单化、一般化、神秘化的错误。”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虽
然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肃反作出全面总结，但是对于肃反中发生的严重错误，党
内已有认识。而且，明确提出保卫机关的倾向性问题。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在情报、保卫工作系统，一直着力调整领导关系，试图解决党的领
导与专门机关领导的关系。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情况还要复杂些，既有党的领导关系，还有政府领导关系。保安处
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西北局和边区
政府都对保安处有意见。内战时期养成的特殊习惯，到了延安还在延续。保安处的工作
网遍布党政军机关，一些保卫干部习惯于“三驾马车”，并不尊重同级党委与政府领导
。后来，保安处的红军工作部取消，军队的保卫工作由部队的政治部锄奸部管理，保卫
机关的过高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军队有武装，保安处也有武装；军队有电台，保安处
也有电台；一个县只有三匹乘马，县委书记一匹，县长一匹，还有一匹就是保安科长骑
！别人还是有意见。
周兴这边也有意见。保安处长周兴虽然是西北局委员，却迟迟不能进常委。保安处有武
装、有电台，都是工作需要。特殊的工作，当然要有些特殊权力。
不过，保卫机关在历史上过高的地位，却是不可避免地下降着。1942年12月，周兴在西
北局高干会议上，检讨保卫部门闹独立性的问题，“天大地大独立系统最大”，还特别
批评对县长闹独立性最多的陇东地区。1945年8月16日，边保专门组织各地的地委书记
、专员、保安分处处长，座谈关于党委、政府与保安科关系问题。明确：保安科是政府
的一个科，又是党委的一个部；调动任免保卫干部要经过党委、政府商量同意；保安科
逮捕人犯，没收违禁物品要经县长核准；保安科上报文件要同时报书记、县长一份；保
安科长的生活待遇与其他科长相同，不得另吃小灶。甚至具体规定：保安科长出门骑马
带警卫员，如因工作特别需要，要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如非工作需要，则不必骑马
带人。这就明确了情报、保卫系统在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之下工作。1948年西北局义合
会议集中批评保安处，批评周兴。1949年保安处文件《对保卫工作的组织、任务与领导
关系的意见》提出：过去保安处虽然是西北局的社会部与政府的保安处。但在组织上、
实际上均既不同于西北局之一部，亦不同于政府之一厅。制度上更是独自的一套。总之
，过去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并未完全取消垂直系统。对于今后的关系，文件提出：“明确
领导关系，划分工作任务。西北局成立社会部，保安处成为政府之一厅。”“西北局社
会部统一管理政府的、军队的、敌区地下党的保卫工作。”①这些逐步推进的制度变更
，完全落实了党对情报、保卫系统的领导。建国前夕，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体制，已
经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党中央的规定调整到位。中国的公安系统，至今编制为地方政府
的一个机关，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并不实行垂直领导制度。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遗失的毛泽东讲话（3）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如何领导最高情报、保卫领导机关“中央社会部
”？
中共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1937年成立的中央最高委员会都由周恩来任主任
，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可是，周恩来从未担当中共的最高领导
。而且，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驻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离开延安达十
年之久，显然，在此期间，周恩来难以具体领导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在反击
国民党的同时，中共也从内部吸取教训，发出两个著名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中央调查研
究局，毛泽东亲任局长。这个局的任务是：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下设三
个机构：调查局，负责调查敌我友各方的军政情报，着重战略情报和相关研究；党务研
究室，负责根据地的政策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政治研究室，负责中国政界各
方面的研究，办公在中央办公厅驻地。毛泽东任局长的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其权
限包括政策研究内容，显然不止是一个情报机关。对情报史深有研究的王炎堂认为，这
说明毛泽东强调情报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而且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联想毛泽东1939年在边保的那次讲话，也是强调保卫工作要为党的整体战略服务。如此
认识情报、保卫工作的性质、作用，应是中共情报、保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成熟阶段到来了。
毛泽东亲任调查研究局局长，当然表明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视。可是，这并不
意味毛泽东亲自担任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这个调查研究局后来又进行改组，党
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划入中央办公厅，调查局则演变为“中央情报部”。中共的调查
研究局的职能，不同于国民党的“中统”，不能全部判定为情报机构。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毛泽东曾任调查研究局
局长，周恩来曾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任弼时分工负责交通局，刘少奇曾任中央
反内奸委员会主任，朱德曾任八路军保卫委员会主任。看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于
情报、保卫工作，不像苏联和国民党那样由最高领袖一人专断，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其
后的发展证明，集体领导制度有效地防止重犯历史上肃反的错误，共产党很快夺取全国
政权。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再次证明个人专断的危害。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刀把子也要永远听党指挥。
延安时期，中共的多项工作，包括情报、保卫工作领导体制的变化，都显出不同于苏联
做法的中国特色。这种摆脱教条主义的倾向，应该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作者反复思考：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这是一个
不好回答的问题，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肯定的事实是：中共情报、保
卫工作的创建时期，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经验，周恩来曾经参观过苏联的有关机构，顾顺
章、陈赓、邓发等人还受过苏联培训。延安整顿情报、保卫机构，也相当重视国际经验
，还先后把从苏联归来的毛诚、师哲派到边保加强工作。但是，李启明明确地说：中共
的情报、保卫工作创建伊始，就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逐步形成与苏联不同的体系。
确定的事实是：中共倡导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与苏联完全不同。
有趣的是，中共这项制度却同国民党有相近之处。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时期，曾在北伐军中实行党代表制度，掌握全国政权之后长期不搞
选举，径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政府人选。王明领导的中央曾在1931年批评红军总前委“存
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美国也批评国民党“以党领政”。
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立的两党，都不照搬老师的体制。这是否说明：在中国，实
行党的领导更适合当时的国情。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保卫工作体制由独立系统、垂直领导，转向实行党委集体领导。
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的成效。
可是，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司法战线的领导体制又
走向新的变化，强调党委不要直接管案子。而且，重新实行公安、检察、法院互相制约
的机制。后来，又逐步恢复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
这是否又转回去了？
有识者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也决定制度。
战争时期，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连政权都没有，照搬苏联的法律制度并不现实。革命
时期变动剧烈，实行党委制有利于集中意见，依照党的政策行事也机动灵活。可是，待
到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还由党管一切就不合时宜，甚至会导致只重少数先锋队的
意愿，忽略最大多数的群众的利益。
掌握政权的党，应该将自己的政策变为法律，通过人民选举的国家机器实施领导。将党
的领导、依法治国、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
历史在演变，演变不等于循环。列宁曾经把历史的演进比喻为“螺旋式前进”。中国情
报、保卫工作的体制，也在演进之中。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延安防线（1）
经过中央的大力调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有了完备的组织体系，成批的新生力量，各
项工作就很快部署开来。
延安内外，构筑公开与隐蔽的防线。
防守边区的公开合法力量，首先是留守兵团，其次是政府的保安部队。中央机关的警卫
任务，由保安处移交给中社部。把守交通要道的是保安系统的检查站。
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设在面对西安方向的南门外七里铺。抗大毕业的东北学生赵去非
任站长，江西红军丁尚柏任指导员，警察队一个班值勤。检查站检查进城人携带的行李
，主要查禁爆炸物品。对于前来报考抗大的学生，则由站长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后向抗
大转报。后来，这个检查站改为直属边保的第一检查站。第二检查站设在更南面的富县
茶坊，由红军干部程洪义（后名陈平）任站长，李启明任指导员。第一站在延安门口，
第二站在边区门口，等于给延安加了两道门闩。第三检查站设在延安东面的永平，站长
惠锡理，第四检查站设在更东的黄河边的临镇，站长张金华。这两站又给延安东面加了
两道门锁。国共合作初期，四个检查站在1938年秋撤销；国民党搞磨擦，1939年初又恢
复设站。开始设在三十里铺，站长刘金明。后来回撤到茶坊，站长罗光。
检查站把守延安与西安之间的必经之路。1938年4月张国焘逃离延安，就经由这个检查
站。那时，张国焘带领一个排警卫，乘坐两辆卡车出境，没有检查。张国焘叛逃后，张
国焘的妻子、小姨子、儿子三人，也乘坐一辆卡车从这里出境。检查时，张国焘的妻子
声称自己去西安做统战工作，检查就是个手续，简单看看就行了。赵去非早已得到保安
处科长布鲁的通知，亲自带人详细检查。经查，所带行李之中没有文件，也就放行了。
后任站长罗光，从三十里铺训练班毕业，又留在三十里铺检查站工作，还娶了个三十里
铺姑娘为妻，先后在这里任检查员、副站长、站长。罗光工作细致认真，查出国民党二
十二军过境车辆非法携带的鸦片、银元，还没收不少日货。边区北边有十几个国民党管
辖的县，县长们去西安开会路过边区，带了一大堆行李，有的检查员说都是县长放过算
了，罗光却坚持全部开箱检查，终于在一个箱子里发现大批反共文件。检查站派了一个
架窝子（两匹牲口架驮一个大筐），连夜送到保安处，保安处又立即上报中社部，中社
部将这批国民党反共文件全部拍照留存。中共首次看到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
也是罗光查获的。为此，罗光在1941年出席边区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如果有特务通过了检查站，那么，延安城里还有秘密机关等着呢！中社部二室在延安城
里开了家西北旅社，专门招待来往客人，先后由汪金祥和曲及新任经理。新市场有家时
髦的照相馆，也是中社部的掩护点。保安处和延安市局的掩护点就更多，一些小商贩也
向公安局提供情况。
边区政府的交际处里面，也由保安处干部王再天担任处长金城的秘书。这里接待的客人
多是国民党官员、记者，还有外国人。与中共友好的国民党将领邓宝珊从榆林到西安，
经过延安时总在这里受到热情接待。绥德的反共专员何绍南借宿的时候，保安处暗中监
视。国民党曾经组织庞大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其中安插了好几个中统、军统特务。
中社部与保安处都派人严密监视。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常年在交际处居住，保安
处派遣一个专门小组，安排了几个机灵的接待员，专门对其开展工作。
延安城里还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便衣队。便衣队，寻名责实，就是不穿制服的秘
密力量。而且，这便衣队非但对外保密，就是保安处的内部人员也不知情。便衣队成员
主要任务是跟踪嫌疑人员，控制社会秩序，担任警卫任务。但是，执行任务时一律以各
种公开身份掩护，隐蔽行事。喜爱侦察的赵苍璧任便衣队长，来自大后方重庆的十七岁
青年蔡诚任秘书。便衣队整天琢磨延安内外的各色人等，将各个隐秘角落纳入保卫视线。
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保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
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在边保的领导下领导各县工作。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
，形成5大分区的布局。
边保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分处加强工作。
关中分处处长汪锋，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处长
于桑，建国后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陇东分处处长赵
苍璧，后任边保副处长，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科长、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西南
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公安厅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三边分处处长赵文献
。副处长邓国忠，建国后任陕西省西北公安部人事处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副省长
兼厅长。绥德分处处长刘子义。副处长布鲁，后任处长、松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
长、吉林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长、江西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厅长，建国初接管广
州，任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除专门机关外，边区上下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
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于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
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
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①
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延安防线（2）
随着路线的转变、经验的增加，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方式也在转变。以往大多采取守
势，逐步转为针锋相对。以往情报工作多由中央特科一家承担，现在各根据地、各级公
安机关都向外开展情报工作。边保发出的打入敌区的指示中，有了“红色间谍”和“政
治侦探”的名称。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成功完成路线调整、机构重组、任务部署、人事
储备，奠定纵贯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基础。1938年到1941年这几年，堪
称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成熟时期的开端。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此书的章节划分，与作者建议的历史分期
略同。此书还系统介绍中共情报、保卫机构的组织沿革。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11月27日采访。罗青长熟悉中共整个情报、保卫
系统的组织设置。
②李启明：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2000年采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李启明熟悉这一系
统的情况。肯定地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搞过情报工作。
①梅黎：前中社部干部，1998年12月8日采访。梅黎与丈夫张惟一都是潘汉年系统的重
要情报干部，曾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谈起潘汉年当年的音容笑貌，70多岁
的梅黎依然敬佩有加。潘汉年去世已经多年，一些老同事还为他树立一座铜像。
②尹琪：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馆长，1998年12月10日采访。尹琪长期研究潘汉年
历史，直接查阅有关档案，撰写《潘汉年传》。
①黄彬：前国家安全部副局长，1995年3月1日采访。七里铺的训练班连续办了多期，头
两期人数最多，第三期只有五个人，以后规模也不大。
①姜鹏：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1998年10月26日采访。姜鹏是个外来知识分子，对于丈
夫谭政文的俭朴生活，还是逐步习惯下来的。
①杨玉英，前公安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002年采访。周兴去世后，杨玉英找中央副
主席汪东兴批准，把家搬到北京，将七个孩子都安顿下来。又找周兴的老战友写文章，
主编了一本《怀念周兴》。与杨玉英一起上学的高桂廉嫁给延安市公安局局长王卓超。
①郝在今：《中国法制家彭真的一个世纪》，当代，2002.4.这段故事由彭真的夫人张
洁清告诉作者。
②肖赤：《长征前后回忆》。肖赤记述的这段故事，生动地显示毛泽东同邓小平的亲密
关系。
①秦平：前石油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保卫部长，1994年10月5日采访。秦平等一起工作
的同志对卓琳反映都好。
②卓琳：《我所认识的周兴》，《怀念周兴》，群众出版社。邓小平择偶的故事，以前
似乎没人写过，连毛毛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作者在采访中虽然得知一些经过，也要慎
重。后来，卓琳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又在电视采访中讲了，作者就在这本书中补充了一
些具体情况。
①解衡：前公安部顾问，1998年2月采访。解衡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受邀参加这次“
订婚宴会”。
①邹瑜：前司法部部长，1995年10月11日采访。邹瑜至今遗憾，这份毛泽东发言记录没
有保存下来。目前尚未发现台湾文章引用，说明这份文稿也许没有被国民党搞走。
①《周兴自存档案》。以上引文均见周兴自己保存的文件。
①邓国忠：前陕西省副省长，1995年9月采访。邓国忠是陕北地方保卫干部，曾任三边
分处副处长，建国后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熟悉陕西保卫机关的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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