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岳给毛主席递了支烟，引起了主席的警觉 - Detectiv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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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ve版 - 沈之岳给毛主席递了支烟，引起了主席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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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毛主席身边来了一个新的秘书——刚刚从抗大二期毕业的沈之岳，但不久后毛
主席又将此人调离自己身边，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
据说，沈之岳之所以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是因为他某次在毛主席身边打下手的时候，
看到毛主席的烟抽完了便递了一根上去。
主席接过后，他自己也点起了一根烟。但很显然的是，沈之岳并不会抽烟，只是在装模
作样。
毛主席敏锐发现了这一点，并且注意到沈之岳递过来的烟是自己最喜欢的烟。一个不会
抽烟的年轻人，兜里装着毛主席最喜欢的烟，又装着自己会抽烟的样子，意欲何为呢？
是不是一直在研究自己呢？
有了这层疑惑之后，毛主席便不再把此人留在身边。
这份敏锐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后来的发展证实沈之岳的确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而且是
潜入我党内部最深的特务之一。
1913年2月，沈之岳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自小家境殷实。1930年5月他进入了南京中央
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学习，1933年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
复旦就读期间，沈之岳接触到了许多共产主义思想，也曾经深深为之折服。此时“九一
八”事变刚刚过去不久，日本对中华大地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蒋介石却仍秉承着“攘
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年轻而热血的学生，沈之岳也为此愤怒。
在周围同学的耳濡目染之下，沈之岳开始积极支持和参与工人运动，曾经进入浦东煤炭
公司做一名普通工人，并成为煤炭公司罢工运动的带头者之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
也因此被捕入狱，坐了国民党的“黑牢”。
但沈之岳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口才也很不错的人。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既没有怒斥
，也没有狡辩，而是号称自己在国民党高层中有一个亲戚，此次是“奉命行事”，事关
机密不得透露。
负责审讯的人被他唬住了，他也因此没有受到刑讯，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比较悠闲的日子。
国民党的人也不是吃素的，暂时被谎话唬住是有可能的，过后必定要去查证。几番查证
后，他们确定了沈之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高官亲戚。一怒之下，这些负责审讯的特务打
算变本加厉地报复沈之岳。
不得不说，沈之岳的运气还是很好的。还没能这些特务报复性地审讯甚至刑讯他，戴笠
就得知了此事。
作为军统局的头头，戴笠十分欣赏在狱中临危不乱的这名年轻人，认为他有做特务的潜
质，便让手下将沈之岳带到了办公室，与他亲自详谈，邀请他加入军统之中。
我们不知道沈之岳是被说服了，还是权衡利弊之后觉得加入军统之中才能维护自己的生
命安全，总之，他选择了加入军统局，成为一名国民党特务。
戴笠对这名自己偶然所得的“人才”非常满意，尽了心去培养。为了让这名特务起到出
其不意的效果，甚至在军统局的特务册中都没登记沈之岳的名字，戴笠亲自与他单线联
系。
在戴笠的指挥下，原本就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沈之岳继续了自己在复旦期间的工作，只不
过这次是“扮演”一名进步学生，他的头上也真的有一名国民党高官了。
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持续有出色表现的沈之岳被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很快加入了中
共外围组织之中。
戴笠培养沈之岳的目的不止于此。沈之岳本人曾经读过《社会主义ABC》等书，通晓英
语和俄语，如今在军统局的培养下又精通枪法。
这么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戴笠是希望他能够进入中国共产党核心圈，甚至对中共
的几位核心领导人形成威胁的。
为了进一步提高沈之岳的水平，戴笠将他引入自己控制的浙江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正
式加入了国民党。
沈之岳也没有辜负戴笠的“信任”。凭借自己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
以李国栋之名成功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中共外围组织，在抗战初期还曾经在上海、杭州
等地诱杀七八名共产党员。
如此优秀的特务难得一见，沈之岳进一步引起了戴笠的关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迫于外敌国民党选择了与中共一同合作抗日，但背地里的小动作依旧不少。
1938年，作为戴笠的“秘密王牌”的沈之岳开始执行卧底到中共核心组织内部的计划。
当年4月，他化名沈辉，身份为重庆中央大学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随重庆中央大学
访问团一同来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时，沈之岳表现得比较沉默寡言，但十分恭顺温和，经常同八路军一起打篮球
等增进感情。
重庆中央大学的访问团离开延安时，沈之岳和妻子以私人身份申请留在延安参加革命斗
争，并获得了批准。
按照规定，边区保卫处对沈辉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周兴处长与他进行了两次深谈都没有
发现大的破绽。
保卫处审核过后，实在不放心的周兴又请从重庆的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重庆中
央大学的情况。
但此时戴笠已经在中央大学伪造好了一切，沈辉的学生身份有充足的证明。自此，在共
产党他是进步学生沈辉，在国民党他是特务李国栋。
沈之岳自己则回忆，当年他奉戴笠之名深入延安，以自己“曾经为共党做过各种艰苦的
工作”骗取了信任。随后申请去了延安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
很快，他接到了由时任军委主席的毛主席和总书记张闻天联合署名的电报，要他去西安
见叶剑英，由叶剑英派人送他到延安。
接到信的时候他觉得很诧异，明明西安是东北、西北军“剿共”总部所在地，叶剑英怎
么敢在“龙潭虎穴”中见他？
去了之后才知道杨虎城部已经和中共合作无间，甚至国民党拨给西北军的物资和军粮都
和延安公用。
这些信息，同中共内部的机密信息一同被沈之岳传给了戴笠。随后，他进入到抗大第二
期学习。
因为他此前的履历中以学生运动为主，还曾经进过国民党的“黑牢”，所以很快赢得了
人们的信任。狱中叛变这一段时间知者甚少，因而沈之岳很轻松就掩盖了自己间谍的身
份。
他出色的心理素质和谨慎的行为也成功帮助他掩盖了自己的身份。由于经常在党内、延
安周边抓到国民党特务，中共方面反敌特的意识非常强。
某次抗大上课时，授课教员突然指着后排叫道：“你看，那个是国民党特务！”
教室中立刻有一些人变了脸色，隐藏在学生之中的保卫人员盯准了这些人，把他们全部
带走了。沈之岳则沉稳异常，面不改色，没有露出丝毫马脚。
在抗大之中表现十分出色的沈之岳学习期间担任了区队长，一年后升任为队长，毕业后
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工作。
这份工作让他很轻易地获知许多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情报，并悉数秘密转移到重庆。
在此期间，他还接到了一个极其特殊而关键的任务——刺杀毛主席。
这原本就是戴笠所希望的：有一批精锐特务潜入延安，伺机刺杀毛主席、张闻天、周总
理等中共中央核心领导。
但当时延安成立了中央警卫营，所有靠近毛主席的人都不得携带武器，也从其他方面加
强了当地的警卫工作，特务工作很不好开展，遑论刺杀毛主席。
某日，沈之岳在自己居住的窑洞前方发现了同伙留下的标记，顺着标记他找到了一张折
叠起来的旧烟盒纸，上面用暗语约他次日去甘泉县的杜甫祠堂一叙。
接到信后的沈之岳辗转反侧一晚上，仍旧觉得当下并不是刺杀的好时机。他干脆“鸽”
了自己的特务同伴，第二天并没有去赴约。
不久之后，延安宝塔山下一名形迹可疑的僧人便被陕甘宁边区保安抓获。经审讯，这个
名叫孟知荃的僧人就是中统派到延安的特务，已经潜伏了两年之久。
沿着孟知荃的联络网，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拔出了一整条的特务线。其中一名特务供述出
了戴笠的大计划：已经有一个特务潜入延安，他的任务就是刺杀中共最高领导。
但由于沈之岳之前没有去和自己的同伙碰面，所以这名特务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接下了刺
杀任务。就这样，沈之岳逃过一劫。
抓捕孟知荃的特务行动并没有影响到沈之岳在中央苏区的地位，他甚至被调到了毛主席
身边做秘书。
但毛主席对他产生怀疑之后，又因为没有证据不能抓捕，就将他派到了浙江的白区工作。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当时的确向中共中央请示，希望能够派出江南籍贯的同志
协助进行新四军的郑钧工作。沈之岳刚好是浙江人，随即被派遣到了南昌。
调到新四军工作，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方便了沈之岳作为特务的活动。他一方面在中共
方面做着收编和整军的工作，一方面又与戴笠派来的特务紧密联系，将新四军中的诸多
机密情报都传递到国民党军统中。
与此同时，他还在新四军中布下了紧密的特务组织，只要一听号令，这个特务组织就能
立刻发动，给新四军以重创。
1941年1月5日，沈之岳在新四军中的所有布置派上了用场——这一天，叶挺和项英率领
新四军北上至茂林时，遭到了国民党军包围突击。叶挺将军被国民党扣押，项英等人遇
害，新四军番号被取消……
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变，沈之岳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后来台湾方面的说
法，皖南事变：“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
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经考证，有关新四军动向的情报，的确是沈之岳传递给戴笠的。
新四军当时的行动是非常隐秘的。1月4日皖南新四军北渡的最终计划是在部队出动的前
三天才确定的。
此前，蒋介石的确已经蠢蠢欲动，且国共两方在1940年的所谓“划界”谈判已经宣告破
灭，中央中央对于蒋介石态度的判断也在游移之中。
在北移之前，即便是深恐部队被国民党部特别是桂系军队围歼的项英，也没有怀疑过蒋
介石和顾祝同会“诱歼”新四军，只是怀疑桂系军阀李品仙会否继续防堵部署阻止新四
军渡江。
毛主席同样深知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也相信蒋介石、顾祝同不会阻碍。直到
十二月中旬以后毛主席才意识到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开始催促叶挺和项英尽快北移。
12月27日，国民党徽州军事会议召开，部署了剿灭皖南新四军为要指的军事行动。此时
的顾祝同实际上还是抱有善意的，甚至提议要给新四军先发军饷和弹药再让他们上路。
蒋介石虽然不同意顾祝同的意见，但也表达了北移到达指定地点后会配发军饷和弹药。
综合考虑两人“变卦”的可能性，皖南新四军部分更改了蒋介石定下的北移路线，并于
1月4日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开始北渡。
正因沈之岳和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在新四军之中，他们将部队的行进路线第一时间报告给
了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才能够准确地向顾祝同等人下达指示：朱、叶各部没有按照原命
令向黄河以北移动，要“强制执行”、“迫其就范”，避免该部“影响大局”。
得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等人从1月7日凌晨开始对茂林地区的新四军部
队进行了围剿。
此举也算是“先斩后奏”，因为顾祝同8日才正式电话通知蒋介石此事。蒋介石顺着自
己前一封电报的意思，批准道：“积极肃清”。
若论为什么国民党要发起“皖南事变”，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蒋介石生恐中国共产党
在后方“叛乱”。
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行为，是将自己的争权夺利思想转嫁到中共领导人身上的
行为。
大敌当前，或许只有蒋介石心中还能想到国内的这块所剩无几的蛋糕要怎么分，中共方
面的第一要务始终都是应对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国民党。
历史无法改变，人心也极难揣测。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坚持策反中共党员、向中共
内部派遣大量特务的行为，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收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
而为了共同抗日的大局，毛主席还是下定决心将此事暂时搁置，仍以抗日为首。
当然，舆论上的批评是免不了的。周总理等人以重庆为基地组织了一大波宣传攻势，苏
联、美国等均对国民党此举进行了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同样出现了意见纷争。
以张冲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皖南事变之后对着周总理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
；宋庆龄等联名上书蒋介石痛切陈词……
本以为自己的处置可以“发生有效而良好的反应”的蒋介石，一时之间进退两难。
因日军借皖南事变之机大举进攻河南，此事最终在形式上告一段落。国共两党的关系自
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七千名新四军战士的姓名和“新四军”这个番号的撤销，用血的教
训告诉了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人的真面目。
虽然新四军的番号被撤销，这支队伍却没有消失，反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兵力也
日益发展壮大，其控制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一一被驱逐或者消灭。
中共方面自此断绝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开始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
定法规，实际上两党之间已经成水火之势，只待抗日结束一朝爆发。
促成这样大的变故的沈之岳反倒是全身而退了。皖南事变后不久，因沈之岳推荐的一名
敌后工作人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也被迫返回重庆。当年冬天，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沈
之岳，并任命他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队借助海军之力撤往舟山，沈之岳也担任了
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
在这里，他通过地毯式地过滤舟山岛上的四五十万军民，抓住了中共华东局的女地下党
员朱谌之，避免了她携带的机密情报外泄，从而避免了“中共大军登陆台湾。”在蒋氏
父子眼中，这是功勋与忠诚的表现。
更让蒋氏父子觉得贴心的是，中共解放浙江之后本来担心蒋家会被毁家挖坟的他们，收
到了一份来自沈之岳的特别礼物：蒋氏故乡奉化溪口的最新照片。
这些照片中拍摄了蒋介石母亲的墓穴、蒋氏的报本堂、雪窦寺等诸多景物，安了蒋介石
的心。沈之岳在台湾的飞黄腾达之路就此开始。
戴笠飞机失事后接替他把持特工系统的蒋经国正需要一名“首席特工”，他一眼相中了
贴心又立下奇功的沈之岳。
1950年5月，蒋介石将沈之岳任命为“总统府资料组”训练班副主任，协助蒋经国办理
培训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自此，沈之岳成为了蒋经国的绝对心腹。
根据王芳的回忆，1956年4月20日，沈之岳曾经奉蒋氏父子之名潜行到澳门，在当地部
署特务机关，针对大陆展开骚扰和情报活动，甚至试图刺杀当时出访柬埔寨的刘少奇。
只是这次，率先掌握情报的成为了中共方面——在沈之岳离开台湾前一天，他此次的行
动任务、接见人员、相关电报等情报都经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
中央原本决定直接将这个大特务捉拿归案，也算是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看。后来考虑到
此行的影响，还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将这些活动以及一批活动人员的情报给了澳
葡当局。澳葡当局当即逮捕了一批特务，为首的沈之岳被驱逐回台湾。
这次行动的失败没有影响到沈之岳在台湾的地位。在蒋经国的力荐下，他依然在1964年
6月担任了台湾“调查局”局长，并因此有了台湾“调查局之父”的称呼。
1979年3月退休时，蒋经国仍旧不许沈之岳离开自己身边，聘请他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都是国民党最为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调查局期间的沈之岳曾经大力打击过“台独”势力，甚至成功策反了台湾民主独立党党
魁廖文毅，并以此为突破口策反了台湾独立民主党十几名中央委员。那一时期台湾调查
局的努力瓦解了许多日本支持下的台独势力。
前国防部长张爱萍曾经评价沈之岳：“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沈之岳的才华的确曾经被我党认可，晚年的沈之岳为了看病也曾经来到北京，下榻钓鱼
台国宾馆。
本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心理，甚至由小平同志亲自接见了沈之岳
，杨尚昆也与他的夫人徐露会面谈话。
因此，张爱萍的这句评语曾经导致沈之岳被台湾方面认为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
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
1994年2月14日，沈之岳在台北荣民总院病逝，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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