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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陈小雅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30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未来的发
展道路，成为近期思想界和民众热议的话题之一。中国大陆独立学者陈小雅早有研究中
国“解冻史”“改革史”的计划，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她的父亲
方克也是她的采访对象之一。方克“文革”后复出，从1978年4月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红旗》杂志，以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的身份，亲身经历那段岁月，对高层领
导人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复杂互动过程有直接的观察。陈小雅用回答我提问的方式，介
绍了父亲亲身经历的这一段风波和相关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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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以下简称“高”）：最近，中共第四代领导重提“思想解放”的口号，把它与
政治民主、国家富强、和谐共处一道，作为新时期的奋斗纲领。2008年恰好是《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30周年，由它而引发的一场声势空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你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能不能与读者交流一下心得？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第一回合
，实际上是由“真理标准”讨论、西单“民主墙”运动和“理论工作务虚会”这几件相
对独立、又前后有机相连的大事组成的。过去，我一直比较关注其主流，对于构成这次
思想解放运动之整体的侧翼，则满足于表面的认识，2005年以后，我有了一点新发现。
一个来访电话，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由胡耀邦亲自主持，中共中央召集宣传理论战线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召开的这次务虚会，是以我父亲执笔的一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为直接
导火索的。十年以后出版的《党的文献》记载，邓小平1978年10月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
“……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即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看到《红旗》那篇文章（按：指《重温〈
实践论〉》）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
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谈到：“叶帅提议召开
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则刊载了胡耀邦在这次会议的“引言”中的一段话
，说：
叶剑英看到此文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
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问题解决一下。”
高：从这几段引文看，这篇《重温〈实践论〉》似乎引发了很大争议，以至于中央要开
这么大一个会议来讨论。
陈：直到最近的过去，我都以为，这大概是一篇理论上陈腐，政治上颇为反动的文章。
因为谁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个极其浅显的哲学问题，这场大讨
论的历史功用，在于打破“个人迷信”对于面临新时代、新任务的人们的思想束缚，而
这场讨论的“关键词”是邓小平的那句话：“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也不能出来工
作。”这就无形中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有人阻止他的复出，不同意“实践标准”就是反
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不久前，一篇文章仍在说，这篇文章是“从理论观点上以‘两个凡
是’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认为是“陈年铁
案”。
高：那么，后来有什么变化吗？
陈：直到2005年，邓小平百年诞辰电视剧组的一位女工作人员给我们家打电话，我父亲
的回答，改变了我原先的一些印象。
高：电话谈了什么事情？
陈：来电说，1978年谭震林投给《红旗》杂志一篇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
思想的发展》，《红旗》不发，事情告到邓小平那里，邓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她们想拍
摄这个批示，但没能调出档案来。别人告诉他们，我父亲见过这个批件，并且也是他在
杂志社内进行的传达。她想请我父亲回忆一下，当时送审的纸张是什么格式的？有多大
？她们好照猫画虎，在镜头上比划一下。
高：你父亲是怎么回答的呢？
陈：他耳朵已经聋了，而且行动不便，见到我写的转述就生气了：“怎么是我们不发呢
？谭震林的文章是我提出约请他写的嘛。”至于送审和批复的纸张，他记不清楚是什么
模样了。
之后，他拿出了《中共中央党刊史稿》下册2，翻到有关段落说，“所有的事实都在这
里面”。把书给我以后，他又拿起正在看的报纸，回到他“亘古的沉默”中。
当我看完该书的有关陈述后，多少有些吃惊。这和外界的传言，以及我多年的印象是不
一致的。
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内部的斗争
高：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陈：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自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
践标准”）发表以来，《红旗》杂志3的编辑们也跃跃欲试，想参加到讨论中去。哲史
组就向总编辑熊复请示过两次。但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却叫《红旗》
“按兵不动”。他多次指令熊复“不准介入”，要求他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
遵守。自6月份以后，汪东兴每期都要亲自审稿，凡是文中涉及这个话题的文字，一概
删除。还命令熊复“不要轻举妄动，自作主张”；鼓励“《红旗》要一花独放”。熊复
并没有将上述汪东兴的指示传达给任何人，包括副总编的方克、卢振川在内。（见1979
年2月5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6页）
对于身为党刊的《红旗》杂志的冷漠态度，外界意见极大。有人说，“实践标准”在全
国各地都转发了，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红旗》。言下之意，《红
旗》已经成为汪洋大海中最后的“反动堡垒”了。海外也有人猜测，这是高层权斗的征
兆。害得邓小平不得不向来访的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作解释。过去，人们把在《红旗》
刊文视为荣耀，而这时，编辑们连约稿都有些困难了。杂志订数骤降二百万份。5所以
，杂志社内部怨声载道，但没有人具体想出“突围”的办法。
我父亲大约是1978年7月到《红旗》工作的（调令可能要晚于他实际到达的时间），任
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据他自己回忆，他很快便想出了两条主意：一是自己动
手写一篇文章，打着学习毛的《实践论》的旗号，参加到讨论中去，这样既可以免除“
砍旗”和“非毛化”的指责，也可以摆脱政治上的被动，突破僵局；二是借纪念毛诞的
机会，请当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撰文。这就是上述电话来访所说那件事情的来历。
历史证明，这两件事都引起了非同凡响的结果。
高：后来的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呢？
陈：经熊复和编委同意，两件事分别于当年7月底和8月中旬展开。向谭震林约稿，是8
月17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陆德生布置文艺组负责人雷声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借调到杂志社的张炯、陈素琰三人一同前往的。他们向谭震林谈了要求后，谭欣然同意
。并说，要我写，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证
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说，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
《红旗》已经很被动了，他愿意给《红旗》一把梯子“下台”。随后，三位编辑按照谭
震林的意思，走访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张炯为主，写出了初稿。谭看后，略作了增补。
但谭的稿子，在熊复那里没有通过。他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三位编辑
谁也不愿意转达这个意思，大概是出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考虑，他们死活拉上了我
父亲，一同前往谭府。
不出所料，“谭老板”果然火了。但怒火并没有扰乱他的思维，他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
话：
“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
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
相对抗。”
“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
糊。”
父亲于是当场向谭老板托出第二套方案：矛盾上交，请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定夺。
《红旗》的报告送上去了，大树已倒的汪东兴不敢得罪谭震林，文革“二月逆流”谭老
板“大闹怀仁堂”的故事尽人皆知。加之，当时党内已经出现“讨汪”呼声，而且来势
甚猛。所以，汪阅后即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
几个人的批示颇有意思：华在自己的姓上画了个圈。叶当时远在广州。李开始批示说：
“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邓则动真格的，批了
那段著名的文字：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
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
可能就是卷入。”
得知邓的批示后，李又作了重新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
。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邓的批示下达《红旗》的时间，是11月23日。这样，经过三个月的来回拉锯终于有了结
果：谭震林的文章，在《红旗》1978年12月号刊出了。
此事直接引发了《红旗》社内的“批熊”浪潮。大字报又重新出现在图书馆的西墙上。
有一位副总编还领衔签名“倒熊”……
这中间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插曲，谭老板发火时，讲了一些类似“《人民》上天，《红旗
》落地”之类的话，加上邓小平的批示，这可把《人民日报》的人给乐坏了！《人民日
报》当时在胡绩伟、王若水的主持下，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坚力量。他们还
试图通过关系，向《红旗》的编辑运动这篇稿子，说是要落实领导的指示啊。但自我解
放了的《红旗》编辑，又变得很矜持了，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约不来这样有分
量的文章”。
谭震林文章的执笔人是谁？
高：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后，华国锋、汪东兴的政治生涯的终点已经倒计时了。在
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为“两个凡是”作了检讨。如果《红旗》不闹事，只
要等几个月，是不是自然也会被解放？
陈：被别人解放和自己解放自己当然就不一样了。何况全境的解放都是由局部的突破组
成的。与这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中国青年报》复刊号事件（指汪东兴扣发1978年
11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那也是局部战斗的
一个案例。
高：网上有一些“回忆”文章，说此文是谭震林本人执笔的，还有“夏日炎炎”、“奋
笔疾书”之类的描述。据你所知，到底是谁执笔的？
陈：这事我问过我父亲，他也认为是谭震林自己写的，他说谭“不是那种人”，指他不
会让别人代笔，署自己的名字。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雷声宏先生在《〈红旗〉
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所说的是实情。理由有三：
第一，我父亲当时在专注写《重温〈实践论〉》这篇长文，对约稿以后的具体情况就没
有过问了，所以他对于这个具体情节，可能并不知情。
第二，谭震林当年已经七十六岁，五年后就去世了。
第三，如果这篇文章是谭执笔，那么，它肯定应是谭一生最重要的文字，但出版的《谭
震林传》中，写到这一段时，没有详写这么大一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而是只谈了谭的
指导思想，还引用了两段文字。我认为，那两段精彩文字的确是谭震林所写，而且是画
龙点睛之笔。这足以证明谭是此文灵魂的赋予者。但是，在这本传记的附录部分，没有
收入这篇重要文章。
总之，这篇文章的原稿肯定已经存档，雷先生不会没考虑这一点。
高：还有一个问题，你父亲当初提议向谭震林约稿时，就估计到谭震林会那样写吗？约
稿时是怎么谈的？
陈：《谭震林传》第381页写道：“此文原是应《红旗》杂志社之约，为纪念毛泽东诞
辰85周年，批判‘两个凡是’而写的。”我父亲则说，他“熟悉谭震林这个人，估计他
会这么写”。
我父亲1942年奉抗大总校的派遣，前往淮南军区帮助新四军办抗大。当时的军区司令员
罗炳辉就是八分校的校长，政委谭震林经常应邀给学员做报告。直到1945年，他们一直
在一起工作。文革后期，我也曾听母亲说过，1959年我父亲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
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但遭批判的言论中，有不少这位谭老板的语录。可见我父
亲尽管后来到地方工作，但仍带着军队的渊源。文革前他上交的一把袖珍小手枪，就是
聂凤智送给他的。
我相信父亲不会撒谎，但我也不能保证，1971年遭受头颅粉碎性骨折的他，这么多年过
去，记忆不会发生误差。所以，我曾经向雷声宏和远在安徽的陆德生两位前辈求证此事
。雷声宏记得，约稿时没有谈反对“两个凡是”的问题，讲的就是写一篇纪念性的回忆
文章。陆先生经历过较多曲折，一下子回忆不起当年的情况。
我也想过，如果是约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为什么不是哲史组的人出面，而请文艺
组的人出面？但文艺组的事情，为什么要拉我父亲去“擦屁股”呢？他并不主管文艺。
总之，这件事情仍然可以留待后人去考证。但我们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应该知道，一
个编辑向什么人约稿，肯定是有思想的。对他的政治态度应该是了解的。更何况谭震林
这样有名的“大炮筒子”，绝无沽名钓誉之好，谁想利用他，那简直是找死！
《重温〈实践论〉》六易其稿，胎死腹中
高：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你父亲只是想借谭震林之手，唱一唱缅怀毛的陈年
伟绩的老调，那么，由他执笔的“重温”，思想必然不会太解放；如果他有意请谭震林
帮助《红旗》突围，“重温”就不应是一篇坚持“两个凡是”的文章。也就是说，它可
以从旁佐证向谭约稿的动机。那么，事情就回到这里：“重温”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
？你看到过原稿没有？
陈：我第一次看到为“重温”说话的文章，是郑仲兵先生的《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
》（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四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
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次印刷），其中说到：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强调“实践标准”的
，后被删改成与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不久前，有朋友把网上的有关文章寄给我，我
把其中涉及到我父亲的文字拿给他看。开始，我以为他会发脾气，或者心情郁闷。出乎
意料的是，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格格地笑。我好奇地凑过去问，你看到哪里了，有什么
好笑的？又不料，他把文章统统塞给了我，只是长长地感叹了一句：“你这都是哪里来
的嘛？”
这一次，他终于打破“亘古的沉默”，提起他的拐棍，开始指挥我：“找原稿，只有原
稿能说明问题”。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柜子、资料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陈：最后“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发现暖气罩上垫药盒子的一摞颜色发黄的大纸似曾相
识，便指点我看。我一看，果然就是该文的初稿（41页）、三稿（送中央常委送审稿，
40页）、六稿（定稿，22页）。其中放置在面上的第三稿损坏最严重，稍一碰，便纸屑
纷飞……不过，好在唯独这个第三稿有两份。
因为有老郑文章中的那句话先入为主，我率先拿起初稿来看，而父亲则迫不及待地拿起
了第六稿。看初稿，第一眼就很说明问题：该稿落款是9月11日，说明从7月下旬开始准
备到初稿出炉，花费时间不到两个月。二万三千字的文章用手写，效率应该算高的。可
见参加讨论之心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原标题竟然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础》。这哪里是用“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文章？
再看第一段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而且关系到……具
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接下来，文章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现象，其中说到“动不动就抓住某个‘本本’上
的片言只语，去反对许多重大是非问题的澄清。”例如抓住老毛“八级工资制……和旧
社会差不多”一句话，反对按劳分配讨论；抓住“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半句话，抵
制批判四人帮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等等。
在讲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存在很大盲目性时，文章说：“对待这些情况和新问题，
我们是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献上面，去向老祖宗寻求现成的答案呢？
还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通过实践，独立分析情况，找出答案
呢？而在我们自己求得答案后，我们又以什么作为检验答案的标准呢？是搜寻革命导师
们的片言只语……还是以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作为检验的尺度呢？”答案是不言自明
的。
该文第二段专门论述“必须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是论述实践检验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这虽然看起来与当时的讨论有些不同，但却
是能经受历史和认识规律检验的。因为在局限的历史环境和实践条件下暂时证明是“真
理”的东西，在今后的实践中有可能被证伪。第三段“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
理标准的罪行”，批判了五种错误标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本本之是非为是非，
以权力之是非为是非，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以阶级之是非为是非。阐述的是客观真理
超圣人、超本本、超权力、超吾心、超阶级的属性。
第四部分，也是该文最冗长的部分，论述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的“检验”作用是
两码事。它清楚地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呢？回答是否定的。”“一切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都要接受
实践的检验。”同时，它也说明强调实践检验，却不能忽视理论作为“认识工具”的作
用。中共的革命实践，不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吗？而且这个实践曾经取得很大的
胜利，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它未必就是永恒真理。所以，文章不仅赞同“实践”的检
验作用，还强调了“时间”的考验作用。包括实践，也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这看上去有
些令人不舒服，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学理上也是正确的。
当然，今天看来，此文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那就是为了证明实践的检验作用，它
大量地引用了马恩列斯毛语录，这即是父亲知识结构和论述能力的局限性，也是那个时
代中共党的理论工作者普遍的政治局限性。
这篇文章，是准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
是集体劳动和思考的成果。刚才我们曾问，为什么约谭震林的稿子，不是哲史组出面？
哲史组这时干什么去了呢？他们全力以赴准备这篇理论文章去了。据哲史组的负责人牛
欣芳回忆，此文的着手，是从7月29日开始的。在整个8月份，有关同志都在协助搜集资
料和提供思想。期间，他们还到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所和中央党校座谈，请提“宝贵意见
”。可见开始的气氛是很融洽的。至于我父亲的观点，牛欣芳先生的回忆提供了两点证
言，一是8月7日他们第一次座谈时，我父亲曾表示：“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我完全同意”。二是汪东兴对初稿提出意见后，我父亲曾表示：“不
直接讲实践标准这样的文章我不写，那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牛先生还证明，此文改到第三稿，才改名《重温〈实践论〉》。
高：汪东兴对文章提出了什么意见？
陈：汪最早是不同意写“重温”的（见1979年1月6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讲话，第14页
），后来看到已经写了，他又提出两条：（1）不要专讲真理标准，主要讲《实践论》
，顺便讲真理标准；（2）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估价太高了。
这明显是在刁难。但时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的意见就提得很好，说《红旗》不要摆出“
做总结”的样子。这就点出了这篇文章为什么会被熊复同意写的复杂内幕。
高：真的很复杂吗？
陈：在一个高层意见并不一致的党，写一篇代表党刊的言论，最终结局肯定不取决于理
论的对错和文章的好坏，而是取决于政治较量的结果。在后来检讨时，熊复一会儿说，
这篇文章是他布置写的，甚至说他本来自己想写，后来我父亲来了，就让我父亲写了。
一会儿又说：“在一篇文章里写几句这样的内容（指“实践标准”）我可以负责，而写
一篇全文论述这样内容的文章我不敢负责。”既然他连责都不敢负，怎么会写呢？不过
，我也相信他曾经真的想过要写一篇文章，这与我父亲想写并不矛盾。问题是二人写作
的动机是否一致？我父亲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觉得“被动”了，想“参加进去”，心情
和大多数编辑一样。为寻求帮助，他当年10月还找过耀邦。耀邦给他支的招儿，也是变
着法儿的参加（见1979年2月5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3页）。
高：熊复的动机有谁能知道呢？
陈：事实上，在邓小平批示传达后，《红旗》原定的整风运动转变为批熊斗争，人们揭
发出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内容。限于篇幅，我只能简单地归纳几条：（1）对邓抱有深刻
成见。直到1978年，他还说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样的话。（2）对胡耀邦主持的
中组部来的文章，坚决抵制。（3）对平反“四五运动”不积极。（4）除忠实执行汪东
兴的指示外，他还说过，目前的讨论是“放”，说“中央在观察动向”（见1979年2月5
日熊复检查，第7页）。而且，他说自己一点也没有被动的感觉。这些言行，难免被人
怀疑有“秋后算账”之心。后来，他确曾检讨说，自己真有“摆出一种架势，来总结这
场讨论”的意思。（同上，第11页）。
如果总编辑是这样一种思想和心态，这篇文章的难产就是必然的了。事后，熊复的检讨
也写得很清楚，“重温”后半部分遭到务虚会参加者严厉批判的两大内容：批判怀疑论
、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都是他授意并提供的材料。（见1979年1月6日熊复在全社
大会上讲话，第18页）
高：你父亲是如何处理与总编辑的矛盾的呢？
陈：上面谈到，他曾以“不干”对抗汪东兴的指示；但他显然不得不按照熊复的要求写
；为了能与自己的上级抗衡，他试图寻求社外力量的支持，并希望高层领导介入仲裁。
试想，如果事情不闹到社会上去，在杂志社内部，谁有优势呢？如果事情不闹那么大，
中央会召开务虚会吗？再试想，如果我父亲不赞成“实践标准”，他干嘛要把事情搞大
？当然，《红旗》内部的人也会往外捅，但印发“征求意见稿”，向哲学所、党校、《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毛着办发送，却是组织行为。
正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到第六稿的时候，熊复加进去的那些内容就都删掉了，41页的文
章只剩下22页。所以，我父亲对唯一一个为他说好话的老郑也不满意：“明明是越改越
好了嘛，怎么说后来被改成和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了呢？”他急于从第六稿中寻找证
据，这也是一个很滑稽的情节。
高：那么，这篇文章后来发了吗？
陈：没有。汪东兴最后拍板，不发。
高：但是，我听说后来在务虚会上，你父亲遭到“民主派”猛烈的攻击……
陈：完全有可能。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艰辛。我唯一觉得滑稽的是，那时的父亲，好比
一个从囚牢中挣扎着自我解放出来的人，刚刚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却被解放大军一鼓踏
平了！
当然，我父亲肯定也有得罪人的地方，譬如，把别人说成“说三道四的批评家”，就不
是一种平等讨论的态度。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很解放的人，但也没有保守到愚蠢的
地步。而且，他事后也确实遭到了熊复的打击报复。原本要分给我们家的房子突然分给
别人了。我们家20多年一直住在临时住宅里，直至我瘫痪八年的母亲感染一种肠道球菌
而病危为止。
所以我说，我将用自己的前半生来偿还父母所欠社会历史的债务，用后半生来呵护他们
的残年。
高：对这整个事件，你有什么感想？
陈：第一是深刻感觉到政治家把握历史转折的能力。在整个事件中，你可以看到，最活
跃的人物，实际上是邓小平，他一直密切注视整个事态的发展，哪怕对他最不擅长的理
论领域，从批“两个凡是”，到理论务虚会前两个月就开始给许多人打招呼、通气，到
批示谭文，他没有浪费历史提供给他的任何一个机会，招招都在进攻。
第二是感到胡耀邦这个人的仁厚。在他的总书记生涯中，熊复一直安坐其位。最终，这
张“熊皮”还是在他下台后，被一只“羊”（指赵紫阳——高按）剥掉的。这使我想起
吴稼祥的一个评价，说邓小平是耳根子软，心硬；赵紫阳是嘴软，手硬。
第三，郑仲兵先生对务虚会有个总结，其中第三条谈到：
“会上比较集中地研讨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理论上没有展开。
特别是结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阐述很不充分。而过多地去纠缠诸如‘凡是派’的
‘幕后活动’、‘政治目的’、‘政治态度’等等问题。虽然大家的愿望不失高尚，而
且还凝铸着对邓小平、陈云以及胡乔木等人的真诚情感……但也多少带有传统的遗风遗
俗。”
这似乎也是邓、胡的看法。1月22日邓小平对务虚会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
的，可以谈得快些”；胡耀邦则反复要求会议“不强迫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会”
。对于会上出现的给人扣帽子的做法，他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当然只能由当事人自己作出。
今天，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谁，凡是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贡献过胆识、勇气、智慧、心血
或生命的人，无论职位高低、名声大小、先知还是后觉，都可以没有人生的遗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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