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c*******n
发帖数: 1648 | 1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王绍光：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字号:小中大2013-07-17 08:00:56
更多
281
关键字 >>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20周年纪念会历史终结说福山别无选择说撒
切尔国家能力自由主义
【编者按】6月29日，由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合撰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
周年纪念会在北大举行。会上王绍光教授作简短发言。后经作者整理、补充，授权观察
者网独家发布发言全文，以飨读者。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电影来描述20年来的感受——《致我们终将消失的青春》。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于1993年问世时，媒体报道把胡鞍钢和我称作“青年学者”。看
看如今满头白发的我，哪里还有青春的痕迹？诸位也许可以由此深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无
情——青春的确终将消失。
现在言归正传。我今天不打算谈《报告》本身，只想做两件事：一是交待《报告》写作
的时代背景；二是谈谈我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研究有什么内在关联。
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与一个叫作TINA的对象作战。这里TINA不是某个年轻
女孩的昵称，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头禅。这位老女人刚刚过世，即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
撒切尔夫人。她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
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
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铁娘子”的“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亦或者可以说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
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
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
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
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
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
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
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
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写这篇文章时，中国还没有发生当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但他已把正在进行改
革的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风波”发生后，福山更是把中国发生的事看成支持
他论断的铁证。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9-1991年，那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
轨迹行进。
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过“休克政策”。当时
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疗法”。1989年，索罗斯出钱支持萨
克斯等推行波兰版“休克疗法”，即“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
。接下来就是苏联1990年出台的五百天走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我当时刚到耶鲁大学教书
，经济系与政治系的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煞有介事地谈论苏联的500天转型计划，仿佛
美妙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没有想过休克疗法。1988年4月开始“物价闯关”。当时的
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萨克斯“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壕堑”的理由暗通。8月19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结果，这则消息马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性抢购，情况一片混乱。在这种局面下，
决策者不得不短暂叫停物价闯关。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
《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发出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众解释，北
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指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它还宣布
，下半年将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
但正是在此期间，休克政策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二次来到中国。1988
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见了江泽民。然后，在张五常与“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里德
曼跑到中国首都，给200多位官员作报告，主要谈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他访京的高潮是
与赵紫阳会面，双方谈得如此投机，以至于会见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
时。
据《薛暮桥回忆录》（418页）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
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但赵紫阳似乎并未完全放弃闯过物价关的想
法。1989年春，他派安志文等人到香港，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等六位经济学家
座谈中国经济。这些人的主张是，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据说他们的见解让赵紫阳“很
受启发”。当然后来发生的“风波”致使休克型的变革路线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国的“风波”达到巅峰的同一天，波兰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结果团结工会
压倒性击败共产党（统一工人党），选举产生了东欧首位非共产党总理，掀开了苏东政
权转移的序幕。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东
德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国”
易名为“共和国”；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次年2月，
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权体制；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这样的剧
变一次又一次地在东欧各国上演，那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变色。到1991
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原来看似强大无比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开始崩溃了。最后
一块骨牌于1991年12月26日倒下：苏联正式解体了。
这就是我当时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回到中国问题上，当时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
鲁、张欣、杨小凯）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那“黑云
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我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
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它马上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几位原
来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对我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在没有实现民
主的情况下，谈国家能力问题。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
实现。我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以及犹他大学的童燕齐教
授一度筹备组织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
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
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
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
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
等。
正好在这段时间，胡鞍钢来到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俩一拍即合，在合作
中，各自向对方取长补短。1993年5月，胡鞍钢返回国内；6月中旬，我俩发表了《加强
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
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我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
回想起来，在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直到几年
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
8226;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
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
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曾一度坚信历
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
纪的治理与全球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我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我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
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
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
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进入新世纪之初，我与朋友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如果我早
期的研究偏重国家汲取能力的话，这时提出的“国家基本制度”内涵更丰富、更全面。
这个研究群体包括胡鞍钢（清华大学）、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锦清（华东理工大
学）、朱云汉（台湾大学）、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王希
（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辉（美国兰德
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我
们进行了大量历史与比较研究。例如，以前谈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
时我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由财政部长项怀诚作序
，我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
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
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
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
，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我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
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
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
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关于政治
转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
、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0）
；并将会出版两本译文集，一本是《超于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另一本是《
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
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
众民主。
总的来说，过去20年里，我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
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
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
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One no, 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里
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今天，虽然撒切尔的“
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
新，不断出现，美其名曰“宪政”、“普世价值”、“现代性”。因此，我的未来20年
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wangshaoguang/2013_07_17_158742.shtml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