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t*****n
发帖数: 9 | 1 经过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拢中共的党、政、军权力，在“十九大”会议首日（10月18
日），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布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定义，从而公开终结了
江泽民掌权时期的“三个代表”部分内容。当时江泽民也在会场就坐。
在“十九大”会议召开前一天，党媒公布新一届主席团常委名单。尽管名单一如惯例，
包括中共三代新旧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团结却隐藏着背后的惊风密雨。
一、“十九大”习首次提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执政后，面对的是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的诸多危机，除政
治、经济，还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以及民间的维权抗暴。在“十九大”上，习警告说
，因导致社会不满的根源正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有新的对策。
他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改过去36年来邓、江、胡时期提出的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从使用术语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将从物质文化转向包含“非物质”的需求。当局在
其后的解读认为，“美好生活需要”还有精神层面的，民主法制层面的，生态环境方面
的需求等。
这个对矛盾的重新定义，被外界解读为，巧妙地在中共内部公开割裂江时期的政策，而
且还是在江泽民在场的情况下。
在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确立为中共继毛邓之后的领导核心，就被外界
认为，他会对江掌权时期对政府以及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清算。
接下来，本文从邓、江的政策导向来看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的背景布局。
二、习修正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了大陆三十多年。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和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作为机会主义与实
用主义者，邓将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为了维持文革浩劫后中共危机四伏的统治，邓希望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挽救社会主
义。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说，“邓小平最初推行改革开放只是一时的
权宜之计，不过一旦踏上这条路，却又欲罢不能，况且事关他本人的政治遗产，只好硬
著头皮走下去。”
他认为，邓的这种出发点和心态，决定了其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同时扮演改革派
和保守派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顽固拒绝政治改革。
高文谦表示，邓搞的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是因为中共政治是权力的组织，
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组织，但又要有西方的市场机制，最后就变成了经济体制的跛脚改革
，衍生了巨大的官僚腐败。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习近平这五年掌权，提出的一些口号，如“五位一体”（经济、
政治、生态文明等）、“四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等等），这些都是对当初中共“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三、习终结江“三个代表”部分内容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延续，同时他本人也是
启动共产党政权“贪腐治国”的祸首。
李林一说，江的“三个代表”包括，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中共可以是最富有的阶层。在江掌权时期，放手让“资本
家”加入中共，也是基于这层考虑。而以前中共是排斥“资本家”的。
李林一还说，这样就导致了大陆巨大的官商勾结现象。前面几十年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
起，疯狂捞钱。而江泽民家族又带头贪腐，并对腐败进行放纵，这就导致“三个代表”
鼓励了官商勾结，以及现在的种种乱象。
李林一认为，习近平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并清算贪腐、提出政商关系要“清”
、当官就不要发财、加强保护生态文明等等政策，实际是已经部分废弃了“三个代表”
理论。
此前报导指，江从1989年6月上台，到2004年9月辞去军委主席职务，江把私有化、转型
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员放手腐败的借口和掩护，将国家资源以种种形式私有化，
落入既得利益集团囊中。
这种改革不仅使中国失去了通过转型恢复成为正常国家的机会，更是毁掉了保持国家正
常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2012年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上刊文《
点评中国：中国做官诀窍的变化》，他在文中指出：在邓时代，地方官员要升官有两个
途径，一是通过政策冒险，经济改革上敢打敢拼（比如赵紫阳以及习仲勋，后者为习近
平的父亲）；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与保守派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个
人私情积累政治资本。
到了90年代（江时代），决定官员升迁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政绩，而是个人关系，即政治
靠山。裴敏欣指出政治学者的量化分析显示地方的经济表现指标，如财税收入和国内经
济总值（GDP）增长，已不能解释地方官员的提拨。他说：“尽靠GDP增长进京做官已不
够，政治靠山的相对作用就大了很多。”
那么政治靠什么？上行下效。“闷声发大财”是江泽民治下最贴切的概括。2000年，江
在中南海被香港记者问及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200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是否已经被“钦定
”，江恼羞成怒大骂记者简单、幼稚，并教唆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
，我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这是最好的……”此言一出，令各界哗然。
经济学家何清涟在2004年《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前言里，引述一位深圳官员的话
说：“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十个人中（有）七个做贼，剩
下的三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
里就不踏实。”
腐败一度变成了官员晋身的投名状，官员买官、卖官、索贿、受贿、官商勾结等贪腐行
为遍地，而且蔓延到军队、司法、医疗、教育、体育、传媒、国企等各个领域。
独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在江看来，“贪官治国”并不是坏事，一个人要让别人对其效
忠总要有些理由。因为江既无智慧，也未经过选举，如果全部都任用清官，则会凸现其
无能和贪腐。
他说，“贪官只是让民愤很大，所以从声望上，不可能对江带来威胁。于是，江一路走
来，一路提拔的皆是善于阿谀奉承之辈，而这些人个个是贪腐的高手。”
具讽刺意味的是，江也曾在各个场合大喊“反腐”，但其设立的监督贪腐机制形同虚设
。在“十九大”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被提问，被查处高官（如孙政才、王珉、
苏荣和周本顺，都是江、胡时期提拔的）的贪腐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仍能得到升迁，“
是否意味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管还是存在着盲区或者是漏洞？”
杨晓渡回答，确实曾出现过一段“宽松软”时期，让腐败分子、这样伪装的“两面人”
有了可乘之机，能够得逞于一时。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是中纪委副书记亲口承认江时
期官员开始贪腐成性，但又不抓他们。（未完待续）＃ | t*****n
发帖数: 9 | 2 经过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拢中共的党、政、军权力，在“十九大”会议首日（10月18
日），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布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定义，从而公开终结了
江泽民掌权时期的“三个代表”部分内容。当时江泽民也在会场就坐。
在“十九大”会议召开前一天，党媒公布新一届主席团常委名单。尽管名单一如惯例，
包括中共三代新旧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团结却隐藏着背后的惊风密雨。
一、“十九大”习首次提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执政后，面对的是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的诸多危机，除政
治、经济，还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以及民间的维权抗暴。在“十九大”上，习警告说
，因导致社会不满的根源正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有新的对策。
他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改过去36年来邓、江、胡时期提出的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从使用术语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将从物质文化转向包含“非物质”的需求。当局在
其后的解读认为，“美好生活需要”还有精神层面的，民主法制层面的，生态环境方面
的需求等。
这个对矛盾的重新定义，被外界解读为，巧妙地在中共内部公开割裂江时期的政策，而
且还是在江泽民在场的情况下。
在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确立为中共继毛邓之后的领导核心，就被外界
认为，他会对江掌权时期对政府以及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清算。
接下来，本文从邓、江的政策导向来看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的背景布局。
二、习修正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了大陆三十多年。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和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作为机会主义与实
用主义者，邓将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为了维持文革浩劫后中共危机四伏的统治，邓希望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挽救社会主
义。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高文谦说，“邓小平最初推行改革开放只是一时的
权宜之计，不过一旦踏上这条路，却又欲罢不能，况且事关他本人的政治遗产，只好硬
著头皮走下去。”
他认为，邓的这种出发点和心态，决定了其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同时扮演改革派
和保守派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顽固拒绝政治改革。
高文谦表示，邓搞的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是因为中共政治是权力的组织，
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组织，但又要有西方的市场机制，最后就变成了经济体制的跛脚改革
，衍生了巨大的官僚腐败。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习近平这五年掌权，提出的一些口号，如“五位一体”（经济、
政治、生态文明等）、“四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等等），这些都是对当初中共“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三、习终结江“三个代表”部分内容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延续，同时他本人也是
启动共产党政权“贪腐治国”的祸首。
李林一说，江的“三个代表”包括，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中共可以是最富有的阶层。在江掌权时期，放手让“资本
家”加入中共，也是基于这层考虑。而以前中共是排斥“资本家”的。
李林一还说，这样就导致了大陆巨大的官商勾结现象。前面几十年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
起，疯狂捞钱。而江泽民家族又带头贪腐，并对腐败进行放纵，这就导致“三个代表”
鼓励了官商勾结，以及现在的种种乱象。
李林一认为，习近平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并清算贪腐、提出政商关系要“清”
、当官就不要发财、加强保护生态文明等等政策，实际是已经部分废弃了“三个代表”
理论。
此前报导指，江从1989年6月上台，到2004年9月辞去军委主席职务，江把私有化、转型
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员放手腐败的借口和掩护，将国家资源以种种形式私有化，
落入既得利益集团囊中。
这种改革不仅使中国失去了通过转型恢复成为正常国家的机会，更是毁掉了保持国家正
常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2012年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上刊文《
点评中国：中国做官诀窍的变化》，他在文中指出：在邓时代，地方官员要升官有两个
途径，一是通过政策冒险，经济改革上敢打敢拼（比如赵紫阳以及习仲勋，后者为习近
平的父亲）；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与保守派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个
人私情积累政治资本。
到了90年代（江时代），决定官员升迁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政绩，而是个人关系，即政治
靠山。裴敏欣指出政治学者的量化分析显示地方的经济表现指标，如财税收入和国内经
济总值（GDP）增长，已不能解释地方官员的提拨。他说：“尽靠GDP增长进京做官已不
够，政治靠山的相对作用就大了很多。”
那么政治靠什么？上行下效。“闷声发大财”是江泽民治下最贴切的概括。2000年，江
在中南海被香港记者问及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200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是否已经被“钦定
”，江恼羞成怒大骂记者简单、幼稚，并教唆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
，我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这是最好的……”此言一出，令各界哗然。
经济学家何清涟在2004年《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前言里，引述一位深圳官员的话
说：“我们没办法，身在衙门，不由自主。一个社会如果十个人中（有）七个做贼，剩
下的三个也得跟着做，要不然你就会被真贼当作贼来抓，因为你不贪污腐败，别的人心
里就不踏实。”
腐败一度变成了官员晋身的投名状，官员买官、卖官、索贿、受贿、官商勾结等贪腐行
为遍地，而且蔓延到军队、司法、医疗、教育、体育、传媒、国企等各个领域。
独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在江看来，“贪官治国”并不是坏事，一个人要让别人对其效
忠总要有些理由。因为江既无智慧，也未经过选举，如果全部都任用清官，则会凸现其
无能和贪腐。
他说，“贪官只是让民愤很大，所以从声望上，不可能对江带来威胁。于是，江一路走
来，一路提拔的皆是善于阿谀奉承之辈，而这些人个个是贪腐的高手。”
具讽刺意味的是，江也曾在各个场合大喊“反腐”，但其设立的监督贪腐机制形同虚设
。在“十九大”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被提问，被查处高官（如孙政才、王珉、
苏荣和周本顺，都是江、胡时期提拔的）的贪腐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仍能得到升迁，“
是否意味着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管还是存在着盲区或者是漏洞？”
杨晓渡回答，确实曾出现过一段“宽松软”时期，让腐败分子、这样伪装的“两面人”
有了可乘之机，能够得逞于一时。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这是中纪委副书记亲口承认江时
期官员开始贪腐成性，但又不抓他们。（未完待续）＃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