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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4 | 1 对互联网，从来不缺乏误读。
比如，互联网是使我们更加聪明了，还是更加愚蠢了？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
题，根据答案，可以分成“聪明派”和“愚蠢派”。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是后一派的领头羊。他认为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都变得更愚蠢了。他的《浅薄》（TheShallows）一书开头便指出，
2007年，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认知过程因网络发生了改变，但并非是朝好的方向。“我失
去了我原来的大脑”，他在书中写道。其原因在于：网络那些闪烁的链接、嘈杂喧哗的
多样性使人类变得愚蠢。卡尔认为，网络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脑，“网络弱化了我们对信
息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支撑我们专注性地获取知识、归纳推理、批
判思考，想象以及沉思的关键”。他引用了一系列关于大脑和行为的研究成果，借此证
明互联网不但让我们能够进行不同的思考，同时也让我们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差了。
另一场大争论的中心人物是《纽约客》作者、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
MalcolmGladwell），他认为，社会化媒体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作用被高估了，因为社
会化媒体激发的是人们之间的“弱联系”（weakties），而不是活动家们需要的、能够
让人们为之去冒险的“强联系”(strongties)。格莱德威尔的观点对那些认为社会化媒
体是变革的唯一原因，甚至将这些变革直接称为“脸书革命”或者“推特革命”的人是
一种矫正。
虽然格莱德威尔也不认同那些主张社会化媒体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观点，但批
评者认为，他忽略了社会化媒体的真正意义，即快速传播另类信息和观点的能力，而这
些信息和观点本来是难以达到如此广大的受众的。即便不能在社交媒体传播同直接行动
及街头抗议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那也无法否认社交媒体在改变人们头脑认知、影
响公众舆论方面的重大影响。
仅仅举这么两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可以说，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人们就对这种
横扫一切的技术到底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众说纷纭。在这个意义上，詹姆
斯·柯兰等人所写的这本《互联网的误读》，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再次对互联网发展中
或许是内嵌的技术乐观主义表示反对的一种回响。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始于上个世纪90年
代的中叶，那时互联网到处都引起敬畏和奇迹感，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时达到一个高
潮，然后迎面撞上斯诺登事件——这时互联网的“纯真年代”终于悲哀地迎来了它的结
束。
归根结蒂，互联网的误读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初互联网的一些倡导者的信念，他们相
信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会导向的大势，而这个大势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的人会
顺之从之的。所以，在那个“纯真年代”，互联网总是和这样一些美好的“大词”相联
系——开放，自由，民主，平等，不一而足。然而今天互联网已经碎裂了，像柯兰等人
显示的那样，它现在是一片矛盾的海洋。起初的军方试验田被一群奉行自由至上主义的
大学教授和技术极客改造为精英保留地，然后随着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介入，互联网
已然成为新自由主义分子，开源软件工程师，大媒体，大商业，民族国家的政府以及其
他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的斗争场域。就连主张原教旨的宗教统治的“伊斯兰国”（ISIS
）都懂得采取复杂的社交媒体战略，通过高清视频和关键词推广，招募众多年轻追随者
；与拉登当年躲藏起来定期向电视台发布模糊不清的视频相比，他们的网络手段可以说
是相当精明。不过就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大多数用户可能还愉快地以为，自己是在风
平浪静的海上航行，相信网络的访问是一种不知从何而降的慈善礼物，由他们的ISP包
月支付所保障。
忧心忡忡的柯兰们试图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网络用户提供一部指南。这本书遵循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用劳动与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的在线生存。在
网络的葡萄园里，我们都是辛苦劳作的工人；很多人以为类似脸书这样的公司在提供服
务，而实际上它们所铺开的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监控之网。除了揭穿“服务即奴役”，《
互联网的误读》还花费大量篇幅解构互联网具有内在的民主特质的神话，这主要是通过
对大媒体和大商业的抨击来完成的。全书有关互联网经济和监管的分析非常有力，给上
一代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啦啦队的不切实际的鼓噪泼了冷水、降了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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