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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149 | 1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中国古代社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
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
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的不乏其人。
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
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痾，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孤贫寒酸的吕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31岁大魁天下，42岁位居宰相。成为两朝辅弼，万众景仰。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状元们以文得名，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往往都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着探索。700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难传千秋。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唐宋两代265名状元中，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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