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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电话中约好，在市川车站南口见面。因为是初识，自然要说一下特征。记者是老调新弹，告诉她：“我手里拿着一份《日本新华》。”她倒也爽快，说：“我右眼被日本丈夫打后的痕迹还在。非常好认。”听后，记者只觉得骨鲠在喉。
到了车站，记者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报纸，就认出她了――她的右眼眶周围显露着青紫色，眼球上面除了应有的黑色和白色以外，还布满着网络状的红色血痕。
从车站到她家需要走15分钟。至今，记者已经记不住一路上和她说些什么了。只是觉得当时脑海的荧屏上闪现出一个又一个问号：何必要从中国来挨日本人的打呢？挨打过后，为什么还要被抛弃呢？同时，记者又在内心里暗暗地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民族化，不要过于情绪化，好好了解一下事情的背景。
走进她的房间，只见屋内空荡荡的，她黯然地说：“所有的电器和家具都被他拿走了，剩下的是被褥。大概他的新女人也要用新的被褥……”这时，记者猛然想起的是中国盛唐“诗圣”杜甫在诗中传递的那份悲情――“只闻新人笑，哪听旧人哭……”
坐下。记者想松弛和缓一下情绪，便说：“你家里的榻榻米保存得真好，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她忿忿地回答：“地上铺的地毯也都被他卷走了。”
这样，记者掏出了笔记本，听她讲述一个离奇但不遥远的人生故事……
走出中学的大门，她就进入了富丽堂皇的香格里拉饭店，做会计工作。这一点，她与同龄同学历的人相比，也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在新的环境里，她亲身体会到英语的重要性，更为校园时光的流逝而惋惜。一年后，她果断地辞退饭店的工作，到一所大学学习英语。
又是一年。读了一年英语后，她考入位于北京繁华闹市的王府饭店。原来，说好是再做会计工作，进去后又被告知：会计的定员已经满额，你到日本餐馆去工作吧。
一个新的环境，一片新的世界。在这里工作期间，是她至今为止，感觉最好的时期。经济上，每个月收入是不错的，自己花起来还是绰绰有余;工作的内容虽然属于“侍候”人的行业，但工作的对象大多是“大款”“大腕”和外国人。恰值豆蔻年华的她，不可能不去注意那在街头店内时时出现的“回头率”，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眼界抬得太高了”。
她有一个男朋友。对方追求了她10年。进入到实质阶段时，她发现对方在生活上“不行”。毕竟是21世纪了，“不行”就是不行！为了结束这段令人心碎的情感，她把目光移向中国人以外的种族。
一位欧洲某国家的驻华使节与她情投意合，交往过后又说不能和她成家，但可以给她介绍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她不是用嘴，而是用鼻子发出了“哼”的一声后，骄傲却脚步沉重地离去了。
就在这时，厨房里出现了一位从香港“稻菊”饮食集团来的日本人厨师――伊藤。两个人第一次目光对视时，都有一种瞳孔骤然放大的感觉。那么，就跟着感觉走吧。
她觉得伊藤有些“鬼聪明”，会说一个单句一个单句的英语，会说让北方人听起来犹如外语的广东话，会说一些拿不到桌面上的中国普通话单词，当然，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最后这一点，今天说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呢？有过热恋经验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其中的韵味和价值。
京城的园林风光没有玩遍，也走得差不多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两个人要结婚了。眼看着“鬼子真的要进村”了，她的父母出面反对，用长辈的经验劝说她：“孩子，他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只会在厨房里鼓捣鼓捣，将来不会有大出息的。你还是止步吧。”
她拿出了家中小女儿特有的任性，和现代大多数青年一样，对父母反对的婚姻，都要致力于成功。当然，婚礼没有讲什么排场，只是请亲朋好友吃了一顿饭。伊藤说自己没有钱，每个月要从工资中给瘫痪的父亲寄去15万日元。结婚时，伊藤把25万日元交给了岳母，不知这算不算是聘礼。
伊藤没有耐性，想回日本了。她有些担心，担心伊藤每月挣的35万日元能不能养活得起家口。听说中餐厅的经理曾经在日本留学，她就去请教。那位经理说：“35万日元不算多，但也勉勉强强养家了。不过，日本人有一点可以让人放心，他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会让你也有一口吃的。”
她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安心下来。2006年9月18日，她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和伊藤一起回到日本。
当然，在中国的时候，伊藤因为她没有把方便面泡好就端过来，一拳把她眼睛打青的事情和临行前伊藤又从岳母手中借走15万日元的事情，都曾让她对伊藤的感情发生过暂短的怀疑。但是，她又具有现代年轻人的时代特征：只要有爱，爱过了再说！
到了，灯火辉煌的东京。一下飞机，伊藤沮丧地说：“我常年在外，在东京已经没有家了，我们先住饭店吧。”那种辉煌，她顿时感觉全无。
在饭店住了3天后，伊藤带她到京都旅游。她觉得京都的古色古香与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古都北京非常相似，四面环水的金阁寺在夕阳斜射下更是熠熠生辉。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前途却没有这般灿烂。
回到东京，伊藤带她找房子。伊藤曾经打过工的一家寿司店的老板娘发了善心，不要头金、礼金，让他们住进了正空闲着的员工宿舍。她呢，急忙给北京打电话，略带兴奋地告诉家里：“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啊，我可没有被伊藤卖掉。”
接着是找工作。专售瓷器的山城屋出面帮忙，把他们介绍到一家新开张的日本料理店，伊藤仍然做厨师，她挽起袖口来涮碗。好景不长，第一个月拿到了工资;第二个月发工资时老板不见了。没有工资还干什么呢？她劝伊藤另找工作，伊藤抬手抽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信地说：“在日本公司工作要讲究忠诚的，老板肯定还会回来的。”
第3个月发工资时，老板仍然不知道在哪里。她劝伊藤打官司，伊藤又说打官司费钱费时不合算，还是蔫蔫地不干了为好。这样，两个人64万日元的工资，来无影去无踪地为了“忠诚”打了水漂。
到日本的第三个月，她怀孕了。伊藤虽然在上野一家料理店找到工作，钱却从来不交给她。她只知道伊藤为了租房，从老板手里借了50万日元;伊藤说他还欠有 200多万日元的税债，家中也常有“日本直贩”寄来的催款单。她无奈，一面拖着孕妇的身躯在新宿附近一家中华料理店内辛勤地涮碗，一面用中国人妻子对付中国人丈夫的”三个高招”来对付伊藤这个日本人丈夫：高声吵闹、威胁离婚、要回娘家。
结果，她没有取胜，反而是常常遭到暴力的惩罚。一次，她又被伊藤手打了，当场口吐白沫，晕了过去。等她醒来的时候，人已经是在急救车上了。
不过，伊藤每次动手之后，都是立即赔礼道歉;每次把她的眼睛打得青紫后，都是立即送上热手巾给她热敷;每次施加暴力以后，都有一番充满激情的爱抚举动。她虽然难以忍受这种暴力，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好在暴力之后还有“爱”。
情感世界产生裂变的时候，给人的回味是无穷的
在日本生孩子，是可以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到补助款的。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境，她和伊藤商定回中国生孩子，以把这笔补助费全额拿到手。谁知，伊藤拿到补助费后，只给了她12万日元，另外的则留给自己的日常饮酒生活做了“补助”。
伴随着女儿的问世，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由两点变成了三点。在数学理论上，两点可以连接成一条直线，三点就可以构成一个平面了。一条直线易折易断，一个平面则相对稳定了。3个月后，她把襁褓中的女儿从中国带回来，以为女儿总可以拴住爸爸的心。
15岁就离家出走到外面学徒的伊藤，对女儿也真是疼爱。买了西瓜，自己舍不得吃一口;早上上班以前，要给孩子做好饭。因为孩子的到来，他还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架摄像机，准备把女儿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人生起点都记录下来。
眼看着小日子要越过越红火的时候，日本低落经济破坏的触角延伸到她的家庭。伊藤情绪低落，说公司里不时地裁减员工，自己也没有干劲了。她非常担心，又无能为力，想尽一切安抚丈夫，甚至用小时候描红模子练出来的那份不能称为书法的笔法挥出一个“忍”字，并把这张字纸挂在厕所的门前，让伊藤不时地过目，不时地省思。谁料，心字头上一把刀，忍是需要功夫的，功夫不到家的伊藤终于没有忍住，自作主张地把工作辞退了，整日沉浸在喧闹诱人的“弹子房”里面。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过好日子只有靠自己。她凭借着中国女性的信念，又把女儿送回国内抚养，自己要承担家庭的重担。
找工作，谈何容易？伊藤说要给她介绍工作，还写了一封日文信，并把她带到新小岩车站附近一家店前。伊藤有点难为情地说：“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旁边的咖啡店里等你，这样方便一些。”她也是糊里糊涂，拿着信就往店里闯，门口一个彪形大汉突然挡住她的进路，问她要干什么。她本来就不会说几句日语，着急了就更说不出来，挤了半天才说出一个“阿鲁拜伊斗”（钟点工），并把信递了上去。大汉看了看信，挥手让她进店。进去后一看，才知道这里是用嘴为客人做性服务的地方。她呆住了，又看见一个女士走过来，旁若无人地脱去仅有的一件上衣。她吓得腿抖了起来，“呜呜”地哭着跑出了这家店。她找到伊藤，捶他、打他、骂他，可这有什么用呢？关键是不能离开他呀！伊藤还觉得很遗憾，说：“你看，一天两、三万元收入的工作让你给搞没有了。”
她别无选择，还是得找工作。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找到白天在中华料理店涮碗、晚上在拉面店涮碗的工作。伊藤呢，每天在家做模型飞机玩，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情感世界的排列组合，还透出民族意识的玄妙
男人倒霉的时候和走运的时候，对妻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伊藤也不例外。他在她的柔情下重新燃起工作之念后，在银座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厨师工作。而且很快做了厨师长。不过，问题也很快出来了。
伊藤经常彻夜不归。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被日本社会接受或者本身排斥日本社会的人。他们（她们）在自己追求的涉外婚约中，产生过新鲜的乃至优越的国际化感觉，也隐含着某种失败的挫折感和寂寞感。当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的异性重新向他（她） 伸出双臂敞开情怀的时刻，他（她）也会义无反顾地重返其中。
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借酒浇愁，只能是愁更愁。出去娱乐，回来要被拳打，被用烟头烫脸，被用雨伞戳胸，被捆起手脚。假如，这一切能够换回丈夫的“家心”，也就做罢，事实上并未如此。
她要把女儿从北京接回来，让伊藤看着女儿、看着妻子，恢复那男子汉的儿女情长。伊藤同意了，并把她送到成田机场。
她从北京往回打电话，要么是没有人接，要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的电话打错了。”几天后，家里的电话更是切断了。
她自知不妙，再往回赶，只见家中似被扫荡一番，能够使用的家具器物都被拿走了，甚至包括她的内衣。
她以泪洗面，硬是把伊藤叫回来，得到的是一顿毒打、一通捆绑和一纸伊藤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届”（离婚登记书）。房东也来了，说：“伊藤办理了退房手续，你只能住到这个月底。
“我怎么办？就这样回国吗？”她在悲愤中带着哭声问。
记者说：如果日本政府允许它的国民毫不负责地对待“日本人配偶者”招之即来、挥手即去的话，这个政府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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