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c***s 发帖数: 70028 | 1 第二次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当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想到她是一个共产党,幸好我当时没有答应别人替我说媒,否则蒋家因此出了一个共产党,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当一个职业军人,急着赶回国内参加抗战,便逃掉了男女关系的一劫。
民国四十二年(1953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时间我很灰心。关于我先室石静宜病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子的:
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10月31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全台湾妇产科的第一把交椅),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针,想凑在10月31日生下小孩。
当时我又要跑军官俱乐部,又要跑医院看母亲,还要照顾老婆临产。李院长怎么样也不让我送静宜到医院生产,晚上最后一次来看诊之后,他还是不答应。
我三方面跑,搞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请他无论如何再到家里看一下。因为前一天晚上我请他来看时,他认为静宜还没有要生产,可是我母亲的佣人已经摸到小孩的头发了,而且羊水都已经流光了。那时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现在早有外孙了。
李院长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他只顾着自己的前途,对孩子的事情以及产妇的事情,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告诉我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头。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经过这件事情,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这些都是李院长造的谣。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国防部”应美国邀请,派我们陆海空军将领组团访问美国陆军。待访问结束,我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我接到我的挚友打到大使馆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静宜病危,速返。
我回到台北后,静宜已经病故了。
静宜自从难产后,身体一直有病痛,也睡不好。在我回国的前一天,她吃了三倍的安眠药,想要好好睡一觉,以备第二天欢迎我回国。没想到第二天她还是熟睡,家人怎么叫也叫不醒,就把她送到医院。
我的岳母也赶到中心诊所,院方告诉我岳母说是静宜自杀,等到静宜醒来,我岳母便问她为何要做傻事,静宜不解,并说她没有自杀。结果当她想坐起来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分别把她的手脚按住,不让她起来,她挣扎着要起来。
结果就在挣扎之间,静宜心脏病突发。她的心脏本来就不好,曾经有过八次小产,第九次是怀孕,虽然很成功,没想到最后却被李院长误事。
静宜有一次出国去玩,把用剩的外币放在口袋里,她也没有忌讳,结果外面又造谣,说她走私美金,因此被父亲赐死。很多谣言都说她吃安眠药自杀。又有谣言说是哥哥派人置她于死地,总之外面谣言四起,都是莫须有的。
静宜死后,父亲有一天告诉我:“中年丧妻是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岛内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你趁这个机会再去念一点书。”于是我就到美国陆军参谋学员念正规班。
又过了一年,父亲告诉我:“中年单身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失去家庭习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再婚。”民国四十六年(1957年),我与爱伦结婚。她在赴日进修之前,我们已经订婚了。以我的状况而言,我们不适合在国内结婚,因为宴请宾客很难周到,如果稍微铺张一点,又要遭到外界的批评。而且我的朋友、共事过的好同事又很多,无法一一邀请,所以我就决定到日本结婚。父亲完全同意。
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当时东京已经是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与牧师在几个月以前就要约定好。
我临走时向哥哥道别,哥哥问我能不能不在东京结婚。我说:“可以,但是时间要挪后,这次来不及了。”哥哥说:“你可以跟教堂商量一下嘛!”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地说:“你在‘中华民国’可以说了算数,你到日本则不然,你的话日本人不会听的。”他也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发火过。我接着又说: “日本是个工商社会,非常科学化,你还活在帝王世界,你说一句话,别人就会百依百顺,我样样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接头。更何况在东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成事的。”
哥哥后来又问我:“你能不能不在教堂里结婚,改成在牧师的家里举行婚礼。”
我说:“这点我可以和牧师商量,但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我要和牧师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说完,我就离开哥哥家到东京去。
爱伦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她个性非常耿直、开朗,夫人很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讲假话,就如同我在父亲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一样。
民国五十一年(1962年),孝刚在台北出生。孝刚出生后,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家的小孩容易受社会的诱惑,被社会宠坏,人家对我们蒋家的子弟总是客气一些,最后蒋家子弟就会变成特权阶级。”所以孝刚自复兴小学毕业后,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年刚好父亲过世。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