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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892 | 1 加中两国在2009年签订ADS协议之后，加拿大旅游业协会(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Canada，TIAC)专门出台了管理办法，规定旅游公司只有交纳了专门的年费，在其门下注册之后才能接待中国ADS游客。对此，由14个旅行社组成的安河华人旅游同业协会(以下简称同业协会)对高额的注册费表示抗议，事件令这些平时从未登过广告，也甚少为旁人了解的旅行社才算首次走到前台。
十年百万官员访加国
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游客在ADS签订之前，从未大规模地组团到加拿大旅游，因此加拿大旅游业界也从未关注过一直从事中加旅游的这些“小”公司。首次听到他们的声音也颇感意外，对于前来加拿大的中国游客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熟悉者。
作为同业协会之一的加美国际公司总裁屈昌力表示，在多伦多专门做中国商务考察这个行业的公司，稍具规模的在20家左右。过去十年接待了中国商务考察人员在百万之上，可以说来自中国持访问签证的访客80%都是他们接待的。之所以称之为访客，是因为这些人不能算是游客，他们参加的不是旅游团，基本上都有公务的成份，因此很难简单地说他们是游客。而他们这些接待公司，也很难简单地说是旅行社，因为他们除了负责安排一些旅游项目之外，更主要的是做一些其它工作，诸如出具邀请函，联系本地官方接洽事宜、安排考察团的公务活动等、这些工作远远超出旅行社的业务范畴。
当年曾贴钱招待客人
说起当年如何选择了这个行业，几位老总都选择了“阴差阳错”来形容。刚刚改革开放是，中国公务出差人员来到北美两眼一摸黑。因为毕竟是公务出差，因此也不能找旅行社，这种尴尬的现实催生了一代接待人员。
北美国际集团公司总裁吴颖利回忆说，1992年的时候他还在美国水牛城大学留学，同时在大学国际学生管理办公室打工。那时候从中国来看大瀑布的人不多，一旦有都会拉上他来做翻译。这些游客都是纽约的旅行社介绍来的，久而久之他便成了大瀑布当地唯一的业余中国导游。随着业务量的增大，他觉得这个行业有利可为，那个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报价，在行家的指导下他才知道了把租车、油料费和劳务费等加在一起报给对方。以后由于身份的问题，他移民到加拿大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一做就是十几年。
加拿大天佳商务接待中心总经理王培生表示，当年他特别喜欢开车。记得1995年的时候，有人让他帮忙带一个团去美国跑几个城市，他听说开别人的车旅游立马就答应了，没给钱都愿意。
他弟弟在中国是外贸业内人士，因此会委托一些外贸商务团给他，让他在这里接待一下。王培生当年也是想以此结交一些朋友，并从中寻找一些生意的机会。没想到他这一来二往的接待中，前来的代表团远远超越了朋友关系，很多都是不认识的也让他接待，渐渐的成了一种生意。
而屈昌力入行也和前面二人如出一辙，他有不少朋友是中国外贸的，因此经常会求他接待一些来加拿大的同事，带着他们出去玩玩，有时候还要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那些人回去之后对介绍人说：你朋友真好!
但是，这样的人一拨一拨地接踵而来，这让他感到有些吃不消了。来客们也很知趣，表示公务出差有费用补贴，一定要给他一些费用。他原本也想以此结交朋友寻找商机，接来接去变成了专业的接待了。
特殊行业的特殊问题
然而这种公务接待式的行业在加拿大纯属一种新鲜事，是加拿大人所不可理解的，因此当他们以此为业需要报税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不知道这种行业应该归为什么类别。
屈昌力回忆说，这个行业具有特殊性，如果说它是旅游业的话，它既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旅游线路，比如线路明确的8天9天游。没有广告招揽游客，也不是单单安排住宿和线路，而是衣食住行工作加旅游，还需要安排与加拿大政府方面的官方接触活动，还需要针对不同部门的客户安排专业方面的专题讲座，这已经远远超过旅行社的业务功能。此外，还需要向中国方面出具邀请信，如果是旅行社的话出具邀请信是无效的。如果是旅行社开具的发票，官员们回去也无法报销。因此，在公司注册和报税方面，不能归为旅游行业。
可笑的是，最初税局的人员建议归为“Special service”，也就是特殊服务行业。屈昌力表示，“特殊服务”在中国人看来有特殊的含义，说出去也不雅，因此当初真的是哭笑不得。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们几乎不用做广告，靠的是业内口口相传，走的是官方上层路线，也算是加拿大人无法理解的生意吧。
王培生也表示，他们这个行业不能说是简单的旅游业，他的公司叫作商务接待中心，就是想突出其特征“接待”。如果按照中国特色的称呼来说，更类似政府招待所、驻京办等机构，只不过接待全国来加拿大的官员而已。从另一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民间大使馆所承担的工作。
中国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其中离不开大量官员走出国门考察学习带回的新思维和新方法。从中国与国际的接轨改变为世界要与中国接轨，屈昌力认为他们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屈昌力表示，从他们的行业性质来说也不能简单用导游来衡量，因为他们接待的都是中国各级官员，他们不是简单的游客，不是简单的观光，他们肩负着对口学习和调研的重任。而加拿大官方不可能用通俗易懂的中国方式来介绍自己，更多的是他们这些从业者，把加拿大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优劣，用对比的方式介绍给中国官员，他们更容易理解和学习。
吴颖利表示，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大规模地派出官员四处考察，正是这个特殊性使传统旅游业无法承担这个业务。比如传统香港背景的旅行社，对中国的体制完全不了解，也就无法给这些官员们解释清楚一些政治上的事情，无法做到对比，无法进行深度解读，也无法摸透对方的心思。正是他们这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百万官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加拿大先进的地方，回去制定了各种改革措施。中国的医疗、住房、工资体制等各个行业，都可以看到加拿大元素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这些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侦察兵和幕后功臣。
为加国带来财富
吴颖利指出平时经常见到广告的这些华人旅行社，大都是经营加拿大境内游，接待的多是本土游客。在过去ADS没有签订前，中国普通游客很难到加拿大一游，因此他们这些公司在过去十几年是承担中国游客的主力军，即使2009年ADS开通之后，来加拿大的中国游客也不过在千人左右，和去年将近5万的官方访问者相比几乎不成比例，因此可以说他们在默默担负着接待中国访客的工作，为加拿大带来了财神。
中国官员出国都有出差标准限制，吴颖利表示1995年的时候中国官员到美加住宿标准是每天30元美元，餐费每天10到15美元，交通费几乎没有，这样的标准旅行社简直无法安排，因此也只能找他们这些非旅行行业的人来安排了。好在当时对机票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只能从这上面做文章。
王培生回忆说，那时候还是很赚钱的，接1个团可以赚2万美元，一年20个团就是4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那时候赚得再多，这些代表团走的时候还要说声谢谢。这是几年来他们为加拿大带来的收益，从经济到两国交往都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王培生表示，公务访问和ADS散客有很大的却别，ADS团是阵发性的，集中在五一和十一之类的中国长假期，而公务团则是常年流水般不断的，他一家去年在中国严控公费出国的情况下还接待了3000人左右，2008年四川地震之前几年曾经达到过每年十几万(加拿大总接待量)的天量。但是加拿大旅游管理机构总觉得ADS签订之后客源会滚滚而来，视为一块肥肉，要所有期望接待的旅行社交纳几千元的注册费才可以接团，实际上是对中国游客构成的不了解造成的。
“公款旅游”是特色
说起公款旅游实为一个贬义词，从中国内部到海外舆论都对之抨击多多。屈昌力认为，公款旅游本没有这个词汇，从字面理解上来讲就是使用公款行旅游之实，说中国到加拿大出访的官员们是公款旅游有些不太公平，大多是人们的一种愤懑宣泄。
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对外开放学习就一定要官员们走出来开眼界，他们来到加拿大的确学到了看到了不少好的东西，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旅游仅仅占了很少的分量，严格来说参观也是一种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从中可以体会到加拿大的人文价值观，不能不说是一种考察学习。而且，我们普通人旅游哪个不是携家带口共享天伦之乐，些官员们却是公务独自而来，完全谈不上旅游的乐趣，只不过是顺便看看而已。
吴颖利则认为，中国官员出国考察除了学习之外，也是这个体制对官员的一种福利，比如从国家规管政策方面可以看出，规定厅局级干部每年可以出国考察1次等。说明中国有这个实力让他的干部走出来看一看，其它国家的体制是不允许的。
屈昌力表示，中国为什么允许官员大规模出国，说明中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向外面借鉴学习，需要与国际接轨缩短差距。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这种行为是有效的，未来是世界需要和中国接轨，可能官员们就不用出来这么多了。
十年巨变两张脸
中国政府机构庞杂，各部门官员出国都需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才能获得批准。这些理由都需要加拿大接待方煞费苦心来迎合国家规定，这也是常规旅行社所不能应付的事情。
王培生回忆说，最令他为难的是某地人民防空办的官员想来加拿大考察，他实在找不到加拿大的人民防空部门。他表示加拿大不可能有这种机构，防空都是北美的美军、加军联防，老百姓没这个责任和义务。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多伦多绵延几十公里的地下商业走廊，还有蒙特利尔庞大的地下城，这可以作为中国地下防空洞民用化的典范，这样总算解决了问题。
还有一些档案部门，来了就写下地址，驱车到了之后才发现是一片墓地。原来他们要找的就是早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的墓地，这在一般旅游行社来说，可能是从未接过的旅游团吧。
而他们也指出中国官员团也有不少陋习，比如不习惯给小费，因为小费是没有发票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对服务人员不够尊重等。也有些团对伙食特殊要求，比如“面条团”，整个行程十几天一天三顿都要吃面条才行，这给接待单位带来不小的挑战。
几位老总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十几年来他们在接待中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各个阶层的官员。从发达地区到老少边穷，从部级干部到小小科员，56个民族在中国时没机会见全，在加拿大则全遇到了。这10年间，官员的素质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的满身土气和崇洋心理，到现在的高学历，很多高阶官员都具备海外经历，因此可以总结出一些有趣的变化。
10年前：中国处处要和国际接轨
10年后：加拿大许多方面需要和中国接轨
10年前：中国官员来加国总是仰着头看一切
10年后：一切都不屑一顾，难免还要指指点点
10年前：中国官员很自卑，总觉得和加拿大有差距
10年后：个个都自豪，口气大了很多
10年前：都说：“这里真好啊!”
10年后：都说：“不行啊，你们!”
10年前：需要跟国内的官员说：“别担心，中国会发展起来的!”
10年后：需要对他们说：“要戒骄戒躁。”
10年前：对导游很尊敬
10年后：对导游说：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怎么干这个?
未来商机是块大蛋糕
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虽然严控官员公款出国，但从长远来看，屈昌力认为官员出国机会会越来越多。
屈昌力表示，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主动性越来越强，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官员走出国门。随之而来的这种商务访问其公务性越来越强，旅游性则越来越弱。未来官员们出国更多是真正来处理公务，增强与加拿大的交流。以往由于财力所限，不少人可能是借着出国公干的机会旅游一下。现在随着官员收入的增加，公务就是公务，有时间再和家人专门出来旅游已成为趋势，也完全没必要把公务和旅游搅合在一起。
屈昌力说，他相信这种公务出访是一个大国的象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因此他十分看好这个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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