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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特型演员古古月饰演的毛泽东最惟妙惟肖。CFP
《中国1921》剧照。IC
2011是充满历史感的一年。尤其到了夏天，随着建党90周年等诸多纪念日的临近，荧屏上红剧井喷，人们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上世纪。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共和国的好几代人，对这些片子都不陌生，不少人甚至至今都能复述其中的台词。这是文化生活匮乏时代的记忆。如今，荧屏红剧必须面对各种收视竞争，如何把“有意义”的主题诠释得“有意思”，不但要靠题材的翻陈出新，还需要叙事手法和铺陈技巧的改革。君不见，好莱坞大片大多宣传美国的价值观，但是“主旋律”并不等于说教，“有意思”的表达让价值观走向世界。
中国的导演们终于能把红剧拍得有声有色，精彩刺激了，而80后明星纷纷担纲主演，也让红剧赢得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于是，红剧甚至历史的叙述，有了一个时尚的版本。
红剧“进化论”
从意识形态播种机到爱国主义商品
虽然，观众、业界人士、专家对于红剧新作褒贬不一，但是，回望红剧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题材从单一到多元，人物从“绷着脸”到回归人性……点滴改变之中，无不映衬出社会演进、时代变迁的轨迹。
2011年夏，红剧迎来了一轮播出高潮。全国39条院线重点推介28部影片，并被寄予了超过10亿元总票房“厚望”的同时，各省市级电视台也收到广电总局的通知，其内容被解读为“禁播令”――5至7月的荧屏要给红剧让道。虽然，观众、业界人士、专家对于红剧新作褒贬不一；但是，回望红剧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题材从单一到多元，人物从“绷着脸”到回归人性……点滴改变之中，无不映衬出社会演进、时代变迁的轨迹。
1958年6月，刚满月不久的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播出了电视剧《一口菜饼子》，以配合当时中共中央倡导的“忆苦思甜”、“节约粮食”，可以说这是中国红剧（主旋律电视剧）的滥觞。尽管此时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在新中国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呱呱坠地的电视剧，就已被赋予了传播国家政策和理念的重任。
从“菜饼子”开始到1966 年，全国各省市共计生产了约200部电视剧，剧情绝大多数都是歌颂新中国的崭新面貌，而人物大多概念化，用带有明显说教意味的语言诠释着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在电视节目极度匮乏的年代，当成百双好奇的眼睛在夜幕降临之后紧盯着一个黑白电视机的时候，这些电视剧的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渐渐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电视剧产量大增。1989年，在电影界第一次提出了“主旋律”口号的两年之后，广电部（国家广电总局前身）召开了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正式提出要“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主旋律电视剧，其中一些革命历史题材，比如展现党和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艰难岁月、艰苦斗争的剧作，在业内人士看来，就是今日所谓之红剧。
而与此同时，电视（频道）也日益显现出大众传媒的特质，电视剧中流行文化的元素越来越多。随着电视制作机构的增多，电视剧投资额、产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投放总额上升，电视频道也在不断扩容。2003年，电视剧产量首次突破万集大关，并在此后逐年猛增。由此，在宣传政策、传播国家意识形态之外，红剧亦不可避免地考虑起市场需求，萌生出市场化趋向，成为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商品”。
启用明星，追求神似
经典红剧包括三类题材：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战役，革命伟人的经历。老剧新拍，是在新时期重温经典、延续和发扬革命伟人的事迹和精神的一种客观需要，也是满足新一代电视观众欣赏趣味之举。珠玉在前，再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其中，特型演员这一关就不太好过。
特型演员的概念来自苏联，意在“重现当年领袖工作生活情景”，用一个固定的、与领袖面貌相似的演员饰演其在影视剧作品中的角色。在苏联解体后，中国这边风景独好。比如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卢奇，周恩来的特型演员王铁成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有的甚至连口音、细微动作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是，近年来，特型演员在主旋律影视剧中出现频率明显降低，特别是表现领袖青年时代的作品，选角更趋于明星化和年轻化。
任何人都是从青年时代成长起来的，伟人亦不例外。导演胡玫就在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启用了一干中青年明星主演，黄海冰虽然在形似上略输一筹，但胡玫却夸赞他这个“毛泽东”，在“相貌、举止、语气上与伟人非常神似”。《旗帜》的剧作者之一、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谢春涛教授，也对启用明星、追求神似表示了肯定。他认为，“受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年轻人，要考虑他们的认知特点。如果不用新的方式吸引他们，他们也许会排斥”。
身处产业时代，市场必然要求电视剧要高张明星旗帜，推陈出新。形神兼备当然再好不过，在要求经济效益并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的情况下，若形似不能过多要求，那就只能希冀明星演员在神似方面别让人太失望。但如果明星的外形特征和史实严重不符，招致非议是自然的。因为演绎领袖毕竟不是拍007电影，几十年了，詹姆斯?邦德换了一茬又一茬，只要英俊无比外加本领高强，人们根本不在乎他长什么样。
明星化≠俊男靓女。之前某位名主持曾公开批评《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一位男主角“一脸痞气，哪里像个革命者？”此言一出，板砖立至。这真奇了怪了，革命并非选美，莫非参加革命之前先得海选一下，弄他个几进几、复活赛，长得过不去还不能参加革命？如果真这样，恐怕到今天革命的队伍还没凑够人呢！
把人当作人而不是政治符号拍
作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同时也是市场化导向的推动，尊重观众，被自觉纳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小人物或者无名英雄、甚至普通女性成为红剧的主人公。这一类以原创作品居多。
比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大家不太关心他能不能跟哪个历史人物对上号，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房前屋后、庄稼地里、战场上蹦出来的一个小人物，擦把汗、喝口水，给人们讲讲他（们）的故事，他在讲自己的同时，代言了那一时期像他一样的无数个平凡而高大的个体。
另一个关于“乌合之众”的精彩故事，来自《永不磨灭的番号》。这群山野村夫奋勇杀敌、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要的只是一个“名分”，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曾经在天地间存在过。剧中某些被导演徐纪周称为“踩着底线过”的东西，是此类题材之前所不曾触及的，而广电总局在审查时认为这是一种创新，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作为导演同时也是第一编剧，徐纪周说，他当时就是想拍一部那个年代发生的、能反映他自己心目中的战争的、好看的戏，所谓“红剧”标签，是后来才贴上的。他认为，红剧本身就没有具体的标准，故事的讲法在于各人，只要没有歪曲或背离一个精神本质，怎么讲都行。
面对“番号”今夏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接连创下收视率第一的佳绩，徐纪周强调，革命、战争只是背景甚至表面，他是把人当人而不是政治符号来拍，他希望“拍出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无限放大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我相信观众会由此在剧中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拉近跟剧作之间的距离，产生情感共鸣”。
娱乐的尺度
这个夏天，《开天辟地》、《中国1921》、《永不磨灭的番号》、《我的青春在延安》、《烈火红岩》、《红色娘子军》……在荧屏上火了一把。有不少观众认为，这些红剧摆脱了脸谱化、概念化的惯有套路，不仅大胆尝试启用明星、探索伟人感情世界，还糅进了时尚剧元素，“红剧变得好看起来”。但是，市场导向是一把双刃剑，尺度把握不好，就很可能由一味迎合观众而走向低俗。事实上，为了争夺收视率、争夺广告市场，一些被冠以红剧之名的作品，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一方面，所谓革命年代，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看，生命个体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硝烟四起的时候，吃喝拉撒爱恨情仇还是要照常进行的。忽视或者遮蔽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个史诗神话般的时代已经随着特型演员的淡出银幕和荧屏而渐行渐远。许多真实而隽永的细节正慢慢积聚在红剧中。
而另一方面，既然革命故事要从年轻人、从平凡生活开始写，那就不能绷着脸，必须要有年轻人的特征：激情，冲劲，打打闹闹，率性而为，有爱情纠葛，免不了会头脑发热，甚至犯错误……这些，给了新红剧无限空间去想象和发挥，题材也势必多元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认为，现在把爱情、家庭、谍战的元素放进红剧里面，其实是一种回归。而市场，也在为这种趋势推波助澜。
爱情是人类的天性，青年男女，志同道合，在革命道路上产生爱情亦属必然。况且，能凭纯男人戏获得成功的电视剧实在太少。但相比上世纪红剧中的红色爱情，如今的红色爱情有些火辣。
比如刚刚演罢新版“薛宝钗”的李沁，日前在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为主要线索、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的《中国1921》中，饰演杨开慧。剧中青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故事尤受观众追捧。这位“杨开慧”，热情，奔放，女追男也就罢了，她还在雨中对毛泽东大喊：我们结婚吧，我给你生孩子，即使你掉了脑袋，我把孩子养大……这种火爆场面，放在青春偶像剧里是小菜一碟，但是关乎伟人的历史面目，如此夸张的示爱场面，引起了不少争议。革命年代的爱情，其火辣程度因人而异；观众的心理接受程度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在没有特别的表达需要时，能做到可信就可以了。
不仅爱情，“人性”这一回归，娱乐也冒头了。
以偶像节目见长的湖南卫视，今夏启动了“红色青春季”，一举推出四部自制剧――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电视剧《风华正茂》及《我的青春在延安》，剧情式纪实片《青春作伴》和《青春放歌》，还特意选择在毛泽东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其中，《青春作伴》起用了“天娱”旗下16位“超女”、“快男”饰演12对红色夫妻。谈及所扮演的伟人，其中一位超女无比激动，直言自己跟伟人很有共同之处，什么呢？――星座。不少观众表示吃不消，而一些90后却被这种时尚感吸引了。
更有甚者，《烈火红岩》的后半部分打起了渣滓洞的主意，居然让江姐在戒备森严的魔窟里玩起了“越狱”。她贿赂看守，换来了剪刀、长钉，然后挖地道，撬床板；她感动了监狱里胆小怕事的厨子，使后者答应利用外出买菜的机会替她传递消息；她还顺利地通过了高压电线、全天候的持枪守卫以及狱警眼线的窥探……年轻观众一望便知这都是某部美剧里的桥段。还有的剧里，革命者身怀绝技，脚一跺就蹿上屋顶，飞檐走壁。
如果说红剧的爱情戏中的浪漫细节取经于韩剧，那么美剧对于谍战悬疑情节的贡献同样一览无余。它们常常同时出现在一部剧中，在混搭和纠缠不清中带给观众异样的观赏体验。
有同名经典电影珠玉在前，电视剧版《党的女儿》作了一些突破，在讲述李玉梅与叛徒马家辉的斗争时，加入了很多悬疑色彩，双方在斗智斗勇、悬念方面丝毫不亚于谍战剧。
与《亮剑》、《沧海》统称为“海陆空三部曲”的电视连续剧《天阵》，首次披露了中国人民空军的创建史，而且大胆揭秘了国共两党的军人及反战日本人同心协力的一些历史真相。然而，航校内部谍影重重，国民党军人的立场摇摆不定，而日本军人也不时受到民族意识的干扰，再加上土匪的突袭、破坏……与其说《天阵》是一部军事题材剧，不如说是一部挑战观众脑力的推理剧。没想到，特务因为爱上女护士而暴露了身份，而最阴险的反派大BOSS“13号”在最后一刻才现形，居然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双面女谍。她，和她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时策反的国民党空军大队长，以及航校的空军英雄之间不仅是儿时玩伴更是恋爱三角关系……
根据电影《渡江侦察记》改编的电视剧《侦察记》，被认为充斥了韩剧和美剧元素，出品方负责人微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只是表现手法，并不会影响红色主题，因为这“符合现代观众的欣赏口味，更能吸引年轻人去看，去了解革命前辈的故事、伟人们成长的过程，发自内心地爱上它，比内容枯燥、表现手法单一的红色影视剧效果好得多”。而红剧剧情和表现手法多样化是必然趋势，“如果现在的电视剧还是像此前电影版一样只有简单的敌我矛盾，观众会觉得很枯燥。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复杂冲突，更具可看性”。
5月31日，广电总局在官网上不点名地批评了5月备案的电视剧中，个别红剧“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并希望制作机构能“端正创作思想，认真调整创作思路，努力提高电视剧创作思想艺术水准”。有专家却表示，“披着主旋律外衣，行青春偶像剧、武打剧之实”，这种娱乐化倾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一定的艺术加工是必要的，比如加入爱情元素，就是为了吸引80后、90后观看。但是，真正吸引观众的应该是演员的表演和剧情的矛盾冲突。也有创作者提出剧本创作的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大事不虚构，在小事上可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可以创造一些情景。不过，编剧邵钧林表示，社会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形态多元开放带来了大众文化审美越来越娱乐化的问题，艺术生产者要面对的是如何适应形势、适应市场转变创作理念的问题。
电视剧如何书写历史
在电视台向制片方、出品方要收视率的时候，后者不得不把观众喜欢的娱乐元素往里加。而几大卫视之间的收视率大战――用徐纪周的话说“已经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了”――造就了当前电视剧的市场环境，在业界人士看来，这并不是靠相关部门发个通知批评一下、禁一下就能解决的。
凡事过犹不及，娱乐也是如此，以前一丁点没有是枯燥，现在太多了又油滑。有人担心，被市场绑架的电视作品，将不利于年轻观众正确的感知历史、理解历史。而文艺批评家仲呈祥更直言这是“游戏当下，忘了历史”。而制片方也大吐苦水，称红色题材太难把握尺度。因此，如何在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题材的严肃性，与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好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之间进行平衡，已经成为一把悬在红剧制造者头顶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至于红剧叙事，也有两极分化的倾向。一方面，近年来一部分党史档案的公开，也促成了部分红剧对于党史、中国革命史细节的关注。
而另一方面，有些剧作者总以为年轻人对党史、革命史不如研究者或年龄比较大的人那样感兴趣，一些红剧的剧作结构，总偏爱“宏观叙述”，乐于站在一定的高度对历史事件进行教科书般的整理和归纳，疏于悬念设计、情感铺陈，以至剧不像剧，倒像是历史书上的编年表、大事记。当然，这可能归咎于剧作者或者导演的叙事能力，因为空道理是没有生命力的。
红剧的正题大多跟中国革命史有关，它不仅是一门伴随着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而且需要人们终其一生去辩证地认识，逐渐接近而无法穷尽的历史真相。对于什么是历史，却是见仁见智。2010年的一个晴天丽日，崔永元到上海放映纪录片《我的抗战》。一坐定，他就说，感谢大家冒雨前来。众人面面相觑，有人嘀咕这是在倒时差还是发神经啊？崔永元先是一脸坏笑，转瞬又言归正传：如果在座诸位记者回去写，今天，某年某月某日，雨，那么后人读到这段，自然认为今天是个雨天……这，大概也算是对“历史”二字的又一新解。
女人，让红剧绽放
电视剧《桥隆飙》剧照曝光。邢佳栋
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女人
都说女人是弱者，但战争还是把女人推到了硝烟弥漫的生死前沿。而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让人们在真实中，读懂了人性；在个体绽放的那一刻，领略了生命的灿烂。
大伙儿心知肚明――如今，想靠纯男人把一部革命题材的戏撑下来，是很难成功的。而如果再依照此前不少红色经典那样，塑造出一堆男性化的女性形象，在当前的时代精神和市场环境下，也是自绝于观众。于是，一些剧作家提出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让女性日益回归其本来面目，焕发出个体生命所应有的真实与灿烂。
男人斗勇，女人斗智，多样化的女性形象，让红剧越来越“好看”了。
女人装
女人如花。
但在革命文艺中，女战士尽管可以名叫琼花或者红莲，却不得不背负国仇家恨，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在外形上，过往红剧中的革命女性大都浓眉大眼，轮廓鲜明，体格强壮，性格刚烈。这种外在形象，对应的是性格上的坚毅顽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英勇无畏。血管里奔涌的仇恨与愤怒，使她们的举止言行充满了阳刚之气。而在弱化女性气质以凸显其阶级身份、革命身份的创作思想指引下，女战士不必注重穿着打扮，一头短发，一身军装，与男性无异。
最经典的女战士之一，吴琼花，在南霸天家做丫鬟时，衣衫褴褛。为她赎身的洪常青，（作为党的符号的）一个男性，给了她一件崭新的红衣服，并指引她重生――琼花穿着这件红衣服去投奔了革命队伍――娘子军。革命文艺的叙事中，女性一成为战士，女性身份便要受到压制与改装，被男性化。参军后的琼花剪去了长发，穿上了灰色军装。一些作为党代表、妇女干部形象出现的女性，大的意识形态遮盖或者剔除了个体的性别。而她为了使自己能被纳入到这种集体的表述，自觉地甚至乐于放弃了性别意识。
对于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的女性，革命文艺断言，这类思想带给她们的只能是迷茫、困惑、痛苦，唯一的出路就是投身革命大潮，成为革命战士。当个体被融入革命集体时，个体的身份、性别特征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这是得救的代价。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投身革命的著名案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在参加革命前，面孔淡雅清纯，着装多为素色旗袍，唯一一次浓妆艳抹是为发传单，唯一一次扮作男装，是为了逃生。
至于柔弱的女性形象，代表的是善良、无力的被侮辱者被损害者，她们对既定的社会现状畏惧甚至留恋，包括女性性别意味十足的装扮，社会身份等。反映在革命信念上，她们通常是落后、或游移不定的，而这正是她们被迫害的原因之一。
如今，“脸谱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女性一下子时尚起来。
在电视剧《新四军女兵》中，赵子琪、刘威葳等人一身剪裁合体的军服，下半身是弹力裤配大马靴，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用美丽性感抓住了观众的视线。面对质疑，有专家对媒体表示，当年的新四军军服并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参差不齐，而队伍中有很多人来自大城市，有些甚至是归国华侨，他们代表着当时的时尚潮流。
而无论歌剧、电影还是电视剧，所有革命女性形象中，唯有江姐出场是有“指定着装”的――红色毛线开衫、白围巾、蓝旗袍，永远一身“红白蓝”。但最近上演的一部表现江姐事迹的电视剧《烈火红岩》中，一位85后女演员向观众展现了一个据称是“史上最美的江姐”。剧中，这位著名的红色女战士形象大变，不但长发飘飘，旗袍频频更换，件件光鲜，而且配上珍珠耳环等首饰，风姿绰约，乍一看还以为是《花样年华》的电视版呢！这位女人味十足的江姐还非常爱哭，当她的丈夫遇害、战友牺牲、儿子受苦时，几次潸然泪下。钢铁女战士的外衣之下，也可以有一颗柔弱多情的心。
爱情杂念
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李宗盛在《凡人歌》里这样唱道。
爱情，便是这世间男女最大且最危险的杂念。
但以往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革命者的爱情一向都是隐隐约约，闪烁其词。《红色指挥》中，洪常青送给琼花四枚银币，颇有信物的意味。但是，一切戛然而止，二人至终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据说，原著中是有爱情戏的，但是面对剧组一些人的反对意见导演最后决定删掉。因为，在那个特殊历史语境下，只有作为同志之间的情谊才是“政治正确”并且伟大崇高的，革命者的男女之爱是不被认可的。洪常青与琼花之间的关系，只能被引向前一种解释。值得玩味的是，剧组里要求压抑爱情的意见，恰恰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已经熟知这种意识形态调调。
而《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革命同志卢嘉川之间的朦胧爱情，却只能深埋在彼此内心，从未表白。对于斩去原著中爱情纠葛的做法，导演崔嵬曾解释道，这种互相爱慕，宣泄出的是一些不健康的情绪，有损于卢嘉川的共产党员形象……
戴锦华教授认为，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阶级差异成了取代、阐释、度量一切差异的唯一社会存在；欲望、欲望的目光、身体语言，乃至性别被确定为“阶级敌人”的特征与标志；而在革命的或人民的营垒之内，则只有同一阶级间的同志情。因此，琼花要逃离椰林寨的部分原因，是南霸天及其走狗们“淫邪下流的目光”。而觊觎林道静的小学校长余敬唐毫无爱国之心，企图霸占她的党部委员胡梦安是国民党反动派，与她结婚的“胡适之的大弟子”、“反动文人”余永泽，婚后不久即暴露出自私反动的真面目……凡此种种，都是“阶级敌人”，“革命”的对象。
革命文艺中的意识形态，遮蔽男女之间的爱情和欲望，是革命叙述的文化策略之一，其终极目的，在于维护个体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贞，维护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
然而，青春，革命，热血沸腾，怎么少得了爱情呢？随着妇女地位、两性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日益变化，红剧中的革命女性有了多角度多样化的面目。
在《开天辟地》、《中国1921》、《风华正茂》等电视剧中，都把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作为重头戏，许多让人感动的台词，听起来好像当今时代的爱情宣言。在战争的惨烈、革命艰难之中，融入儿女情长，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化的表现，伟人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真实了。
在女追男的爱情戏码中，有许多细节是过往红剧在表现伟人爱情时不敢尝试的，比如，杨开慧想送毛泽东一双鞋，又不好意思开口要他的尺码，于是她在毛泽东来她家做客时，把墨迹未干的画纸放在地上，结果毛泽东一不小心踩了上去，留下了尺码。杨开慧的扮演者李沁评价道，她“是那个时代的90后，思想很前卫，主动追求毛泽东，敢爱敢恨”。而90年前，革命者的诗文、逸事也可以证明，张扬个性、向往爱情，并非21世纪青年的专利。
《新四军女兵》表现的也不是一群没有七情六欲的铁姑娘，即使性格刚烈乃至有时不近人情，女战士也会在夜半思念英勇牺牲的丈夫，泪流满面。可见，烽火硝烟在孕育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根本不必抹杀女性柔情，一个拥有美好情感世界的女性，才会真正令人感动。
都说女人是弱者，但战争还是把女人推到了硝烟弥漫的生死前沿。而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让人们在真实中，读懂了人性；在个体绽放的那一刻，领略了生命的灿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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