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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一首《忐忑》让龚琳娜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让人们认识了她的德国先生老锣。2000年获得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银奖之后，学院派的龚琳娜却在那条坦途上深感失落。迷茫中她遇到了音乐知音老锣，两人怀着艺术梦想悄然离开了名利纷争的浮躁环境。
很多人羡慕龚琳娜和老锣在德国的家，觉得住在童话一般的森林里，才能写出那么纯净的音乐。我倒佩服他们在俗世中能不被困扰，顶着周围不理解的压力坚持探索中国新音乐之路。采访中两次谈到母亲，龚琳娜都忍不住潸然泪下，面对母亲和丈夫两位至亲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位真性情的女子显得如此难过和无助。幸好老锣一直是她最坚实的后盾，他不仅为她写最动听的音乐，甚至体贴到搬个小板凳为她涂指甲油。
我对龚琳娜说：“一个男人在谈恋爱时逼着你学会做这做那，婚后却心甘情愿为你做这做那，这婚结对了！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从《忐忑》到《自由鸟》
许戈辉：这一年来《忐忑》在国内的走红给你们的事业和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龚琳娜：在艺术上，我觉得现在机会特别好，舞台很大。我们俩做新音乐，在德国演出了九年，可以让听不懂我的语言的西方观众非常喜欢，我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成熟了。有了这个平台以后，我可以回国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唱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武汉各个音乐厅和剧院演出，效果非常好，观众特别喜欢。我们还可以实现对艺术梦想的追求，像我现在每次唱歌一定是现场小乐队伴奏，小乐队的音乐家就可以得到训练、上台实践的机会。最近我又组建了“大白嗓合唱团”，参加央视《梦想合唱团》的比赛。这个特别有意义，因为我就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这次我在家乡选出了很多很漂亮的嗓音，他们的声音很好，可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就走不出来，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我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就把他们带出来。十几年前我在国内的舞台上唱歌是没有自由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别人要求唱什么就得唱什么，所有都是安排好的，而现在我们可以主动安排唱什么，要把什么给观众。
老锣：我们在德国住的地方是安安静静的世外桃源，我们的花园很大，花园后面就是森林。现在我们在北京一直都很忙，北京也不像我们那个世外桃源一样简单，所以生活方面没那么多自由了，但是工作方面现在我们是更自由了，自由代表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很多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
许戈辉：《忐忑》这首歌最开始是出于怎样的创作理念？
老锣：《忐忑》最开始是属于一个作品系列，要用在一场整体的音乐会里面，不是一首单独的作品。那时候我想写一首技巧特别难的歌，用这种快速和灵活的嗓子的技巧，想看看龚琳娜唱得怎么样。刚开始她也唱得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旋律特别绕嘴。
许戈辉：《忐忑》最开始叫什么？
老锣：我写的时候没有名。
龚琳娜：他就给我一个谱子，用拼音写了a、o这些衬词，然后他就说你给这个歌起个名。我觉得这歌太绕了，绕得我有一种这样的状态，就觉得很忐忑，好吧，这个词非常符合。
许戈辉：在中国网络上流传之前，你们在国外的演出中唱过它吗？
龚琳娜：唱过太多次，在中国也唱过，第一次唱就是在中国，2006年。
许戈辉：在你们那么多的歌曲中，它突然间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在你们意料之中的吗？
龚琳娜：其实去年二月份我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时候，观众就非常喜欢，四、五月份我听说已经在校内网上疯传，真正的高潮是在湖南卫视的跨年音乐会，我穿了很夸张的衣服，它的点击率很高，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老锣：说实话，我没想到它会突然这么火。我想好多人真的听《忐忑》，他们会觉得好爽，但是没想到那么多人想学着自己唱，这真的特别意外，因为它那么难。经常也有人问我们，他们这样恶搞我们怎么想。但我并不认为是恶搞，如果只是为了搞笑，那它太没有意义了，它可以让那么多不同的人那么愉快，从很小的小孩到老人合唱团，是因为他们唱得很快乐。
许戈辉：所以有人说，这首歌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声音。
老锣：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声音、新的音乐。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的变化是很大的，如果说“忐忑”这个词在2006年还是很压抑的一种感觉，但现在有人说“我很忐忑”，大家会觉得这也代表一种激情、一种兴奋度。
许戈辉：我也看到有评论说，《忐忑》之所以能够走红，恰恰体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一种沙漠化、一种虚无，仿佛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好作品，《忐忑》这种比较怪的音乐才能够大行其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龚琳娜：我确实觉得这个时代好作品太少了，所以观众需要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创造《忐忑》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标新立异，我不认为我有多先锋，我也不想去抢先锋那个位置，因为我认为所有东西都要根据内容出发，所以《忐忑》很潮，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因为它在创作力上有很多突破。我并不觉得它是多么深刻的一个作品，可它真的有一种能量和力量，能够把人带动起来。
老锣：我想很多人也意识到，中国现在很需要的是新的音乐发展方向，现在的发展空间很大，这是好事，但是还没有找到路。《忐忑》的怪是在哪？是突破好多概念。如果很多人觉得《忐忑》好听，他们也都突破概念去表达，如果作品有这样的影响，会打开这样的门，这是很好的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新音乐就是《忐忑》这样子的，音乐是很丰富的，但如果我们现在做的音乐给人一种希望，带动他们做新的中国音乐，它就有意义，在这个大环境就是好事。
龚琳娜：我们一直希望会打开一扇门，然后走出一条很宽的路。其实这些年我们每次回到中国，都召集很多年轻的音乐家，拉二胡的、弹古筝的、弹琵琶的，一起做沙龙，探讨中国民乐怎么发展，大家怎么找到道路，这个路呢，不是说把自己束之高阁，我们也要有市场有观众，但是我们不一味地迎合。
许戈辉：我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原本你一直做小众的音乐，但是通过《忐忑》这块敲门砖，让原本是小众的音乐被大众熟识了？
龚琳娜：我一直觉得我是为所有的人唱歌，不是为小众的人唱歌，我也不是只为知音唱歌，我一直希望能把歌的灵魂唱出来，感动所有的人。大众和小众，与你的机会到没到、这个时代有没有、接触的人多还是少，与这些外在因素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做音乐的时候都是考虑观众的，考虑怎样把我们的东西传达给他们。就好像我在西方唱歌的时候，观众全是老外，他们不懂我的语言，所以我除了我的声音、我的音乐，我还要学用我的手势，用我的表演方式很真实地把他们带进我的音乐。我俩一直有个心愿是怎么能为当下中国音乐的发展做一些事情，帮助更多我们后面的年轻的音乐家们，找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路。现在每年音乐学院有很多学生，从小学习琵琶、古筝，学了很多年，但是大学毕业后分不出去，各个音乐学院的老师都饱和了，乐团也饱和了，市场也不需要那么多独奏的演员，他们现在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学了那么久，音乐素质非常好，他们只需要找到一种突破，然后做室内乐、小组合。我觉得市场是有的，观众也需要新的东西，好的音乐家也是存在的，可是怎么把这些桥连起来，我觉得在创作上非常重要，创作新的作品，同时要打开我们的思路，不要认为我们就是做严肃音乐的，瞧不起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也不要认为严肃音乐就一定没市场，我觉得怎么把这些框框全部都打开是最重要的。
许戈辉：把框框打开，就像你们新专辑的名字一样，《自由鸟》，其实这张专辑的很多歌曲都是你们在德国森林里生活的那段时间创作的，对吗？
龚琳娜：这张专辑实际上是收集了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不同阶段的作品。我们俩就是喜欢创新，比如他说我要挑战你的声音技巧，我要给你特别灵活、特别带劲过瘾的歌，所以他就写了《忐忑》。练的过程我特别排斥，觉得怎么这么别扭，但是练完以后唱得越来越顺，在舞台上特别爽。但唱完这样的歌以后，他又说，我要给你写非常内敛的、安静的歌，不要发挥你太多的声乐技巧，但是可以进入到音乐深处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像《静夜思》、《花非花》这种中国古诗词的歌，我们俩喜欢一直有新的东西。
老锣：我前两年给龚琳娜写了好几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王维、白居易的诗，李清照的词，我给它们谱曲。
许戈辉：那些诗你读起来没有困难吗？
老锣：当然很困难，特别难，真的要体会它的内容，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如果我一直琢磨，它进入了我的心，我就会把它变成音乐。我们做的《自由鸟》专辑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这个专辑让人比较容易接受，它是比较舒服的，还不是最深的。
许戈辉：这是你们做出的妥协吗？要考虑到大家的接受度，选择柔和一些的、没有那么深刻的作品。
龚琳娜：这都是我们的歌，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人听歌是在汽车上，所以我们就针对汽车上听歌的环境来选了这张，以后还会选适合人安静下来听的歌。
老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妥协。我们心里面是自由自在的，就是按照自己想要的路在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听众，也希望会影响一个大环境。比如龚琳娜刚才说的“大白嗓合唱团”，我们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听到这种很原始的声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声音。
来时路——音乐·爱情
许戈辉：龚琳娜是贵州人，是少数民族吗？我们总觉得少数民族好像有一种音乐的天赋，地域文化对你的艺术道路有怎样的影响？
龚琳娜：我不是少数民族，但家乡的环境对我的成长很重要。我觉得贵州的山山水水很有灵性，所以我的嗓音里有一种大自然的东西。那时候好多老师都说我是山歌嗓，有一种野性和灵性，我从小在少年宫学的也都是侗族大歌、苗族飞歌这些，所以民族音乐的底蕴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少年宫到全国各地演出，还去了法国，演的都是特别具有贵州特色地域文化的节目，所以它走在哪里都非常独特。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期望，长大后要唱一种独特的有这种民族特色的歌曲。
许戈辉：老锣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音乐了吗？
老锣：我小时候对很多的人和事都特别好奇，想学各种不同的东西，当然也学音乐，刚开始的时候是学我们家乡的一种民族乐器——巴伐利亚琴，有一点点像中国的古筝。学习民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从开始就没有跟着欧洲的大众环境走，很早就在我自己的乐器上寻找我的音乐渊源，自己创作自己弹。
许戈辉：虽然你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下，却从小都对民族的东西特别热爱，后来你们分别都在正规的音乐学院接受了培训，是吧？
龚琳娜：对，后来我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学了七年的民族声乐。对我来说，这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音乐基础，识谱能力、音准、节奏，包括声音技巧的运用。现在我可以自由地歌唱，一定是离不开学院教育的那段时间的。
许戈辉：但我们有时候说到文化艺术的正规培训教育，总会有一种担心，就是怕它会扼杀掉原始的、天性的创造力。
龚琳娜：我觉得现在的教育要注重更开放的引导，老师要更多地激发学生自己的创造力。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欠缺的，但是从音乐基础修养方面来说，学校的教育还是很必要。我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我会主动和老师说，我听了哪首乐曲，我想唱。我唱了之后老师们的反应非常好，觉得我是一个探索型的学生。
许戈辉：那为什么你说在大学毕业之后经历了特别迷茫的一个阶段？
龚琳娜：那时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比如在电视上听别人唱歌，和我自己的声音相比，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我想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太趋同了，唱的大部分都是民族唱法的晚会歌曲，但实际上我认为晚会歌曲不是民歌，真正的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曲，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口传心授。晚会歌曲经常是为一个主题服务，我觉得唱那样的歌，我找不到自己。
许戈辉：可恰恰在那个阶段你得到了最初的认可，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银奖。青歌赛对于任何一个在国内发展的歌手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龚琳娜：是啊，非常重要，那时对我们来说，如果大学毕业能在青歌赛上被别人认可，就是很成功了。所以当时获奖的时候很兴奋，可得奖之后就迷茫了。
许戈辉：在迷茫的时候你碰上了老锣？
龚琳娜：对，在最迷茫、内心冲突很大的时候，我碰到了他。那时北京的几个朋友搞了场音乐会，在三里屯的一个酒吧，来了很多乐评人和画家。因为我在我的环境里找不到路，所以很关心有什么别的音乐，听朋友说有这个演出就跑去看，然后看到他在台上弹着他的琴。
老锣：我在舞台上弹琴、唱歌，她是观众。那个时候我刚决定要把注意力放在中国汉族音乐上，不是少数民族。因为我发现中国在这个方面有一个大的误会，好多中国人认为，少数民族音乐是很有内容、很有生命力的，可对本身的汉族音乐没有自信。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看到中国的音乐会，如果是民族音乐的音乐会，肯定50%以上的歌都代表少数民族，不代表汉族。中国95%的人都是汉族，所以这个比例有问题。我希望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音乐，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汉族音乐发展不出来，第二是少数民族音乐汉族化，丢掉了自己，所以这是很严重的。
龚琳娜：后来他跟我提出这个说法以后，我就去研究汉族音乐。古代的文人雅士在一起吟诗、弹古琴，那都是汉族的，然后像京剧、黄梅戏、越剧、豫剧全部是汉族音乐，青海民歌、陕北民歌这些也都是。
老锣：不论到哪都有，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被重视，其实它们有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龚琳娜：老锣非常有思想，不光有思想还有行动，实际上是他教给了我，汉族音乐的美是什么。汉族音乐第一重要的是旋律的美，第二重要的是韵味的美，第三重要的是意境的美，所以我唱的歌要把这三者展现出来。我们第一次见面认识了以后，互相留下了电话，我不知道他要做中国音乐，也不知道他是作曲家，只是约好一起玩一下音乐。所以他有一次就带着他的巴伐利亚琴，我站在旁边，也像这样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他弹琴，我就开始唱歌。中间我休息的时候，听他的琴声，就开始慢慢的即兴附和。我们第一次真的做音乐，三个多小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一直是在弹琴唱歌。过去我在舞台上唱歌都是伴奏带，所以是按照死节奏走的，但他弹琴的时候，他的和声会变化，节奏会变化，我要跟着他的琴声走，那一次的交流让我们在音乐里真的是非常通畅、非常舒服。这第一次非正式的音乐合作，就把我们的心打开了。后来我跟他交流，才发现他写音乐写那么好，那么有思想，那么了解中国音乐。
老锣：我们认识的整个过程是特别自然的，我们都没有刻意想要走到哪一步。
龚琳娜：就是顺其自然，我觉得我们俩认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正好特别想来中国发展汉族音乐的时候，遇到了我；而我在最迷茫、最想创新、最想找到自己要做的中国音乐的时候，遇到了他，我们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碰到了。后来经过交流之后，发现彼此的性格、生活方式特别契合，我们都好吃，注重生活品质，都有好奇心，对很多不知道的东西都愿意尝试。
老锣：这就是缘，是典型的缘份，你必须要跟着你的缘份走。在音乐上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学的是民族音乐，但不是原生态，我们站在中间。原生态的特别容易被破坏，我们经常会看到，原生态的歌手上舞台，第一次第二次你会觉得很自然、很美丽，但是过一段时间他本身的那种很直接的感情就被磨掉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原生态的元素、它最深的意义，传播到专业环境里面。
许戈辉：所以你们是想用所学到的专业技法，在原生态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龚琳娜：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说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声音，是训练出来的声音。我又非常喜欢那种大自然的、真实的、有根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可是我也发现原生态的东西它是为了生活服务的，不是为了舞台服务的，所以如果把那样的东西放到舞台上，它的份量就不够。所以我们用学到的技术和知识结构，既保存原生态那种生命力、那种根基，又让它艺术化、高质量化，我们慢慢地就找到了这条路。
许戈辉：你们说的这条新的路，到底“新”在哪里？这种“新”又是怎么做到的？是用了新的乐器技法，还是什么科技的方式？
老锣：它的新并不是说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我的乐器基本上用的都是传统的乐器，扬琴、笛子、萧、古筝、二胡、琵琶等等。对一个作曲家来说，必须要了解乐器的演奏、功能、特色，有时候可以扩大一个乐器的效果，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新”不是在乐器上。我现在写音乐也不是故意写的很不一样，我不想突破什么，我想发展，想从现在的情况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比如我会特别重视无声音节，会注意冲突元素，会重视中国的韵味在旋律里面怎么表达。在西方音乐中， “气”很重要，它代表一种过程，但在中国“气”代表一种状态，中国音乐重要的是“韵”，“韵”代表过程。所以我的旋律一方面完全要有中国的传统音乐的韵味，但是它们同时也要有一种“气”的过程，它们一直都会发展，发展到一个高潮会打开，然后才结束，这应该是我们“新”的地方。
龚琳娜：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参加过的所有节目中，第一次被问到“新”在哪里这个很深的问题。西方讲究旋律的发展过程，而中国音乐里的“绕”很重要，《忐忑》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它一开始一直在“绕”，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气”，所以到高潮一下子特别爽，这就是西方的“气”和中国的 “韵”完全相结合的“新”，这点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得很强，所以每次我唱他的作品都很过瘾。一首歌我能把自己的灵魂都装进音乐里，一个好的作曲家就有这个本领。这个德国人老是责任感特别强，每次他做一件事，都会想我会影响多少人，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比如他老教我说，你站在舞台上唱歌面对多少观众，你的老师也许教一辈子书有一千个学生已经很了不起，你一次可能就面对一千个人，所以你一定要意识到你给他们的音乐，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许戈辉：很高兴和你们做的这一番探讨，让我触摸到了你们音乐发展的脉络，而更欣慰的是我看到你们投入到你们的音乐里面，是这么幸福，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龚琳娜：对，我们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同时我们在这个时代，机会很多，在北京我能感觉到，人们奋发的朝气很强，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能做出好的中国音乐，那我们活着这几十年也真的是很有意义了。有时我想一想我的远大目标，很有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它让我不觉得累，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好有价值。所以我现在关注的不是自己，现在唱歌更关注跟我一起合作的对象，会想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合作，能把这条中国音乐的新的路走出来，既有生命力，让中国的观众喜欢，又真的能代表中国的声音，获得国际上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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