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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现在，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的任期进入最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他们个人的境遇、心态都发生着改变，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不过，等待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
每年3月，因为两会，中国为全世界媒体所关注。
2012年两会更不一般。它是秋季中共十八大前，中国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活动，同时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的最后一次大会。如果把两会比作政治舞台，今年两会，将是本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谢幕演出。
南方周末编辑部从本期起，将连续推出两会特别报道。本期专题，将回望本届代表委员这五年，梳理在这飞速变化的五年里，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轨迹。我们将关注农民工代表和敢言的委员们如何履职，本届人大开展的专题询问的进展，以及人大代表学历日益提高的趋势。此外，我们还关注本届代表如何使用“特别信封”，哪些代表的资格被终止，敬请读者关注。
两会大幕将启，舞台灯光即将打开。让我们继续观察，有多少代表委员会语惊四座，又有多少官员仍将谨言慎行，而三位农民工代表，如何承载2.42亿农民工沉甸甸的希望。我们热切期待，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会议，能对中国社会进步，有所推动，有所启示。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
“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三位农民工代表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从右至左）在两会现场。 （余言 CFP/图）
在297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哪几位代表身上承载了最多人的期待，要反映最多人的呼声？
答案是：广东团代表胡小燕、重庆团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团代表朱雪芹――他们三个人，要为2.42亿农民工说话。
胡小燕们是在2008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在那之前，这个中国最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中，还没有农民工的身影，没有农民工的声音。
现在，三人的任期进入最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他们个人的境遇、心态都发生着改变，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不过，等待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
突然降临的机遇
“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踏上两会的政治舞台之前，胡小燕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
“我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前，她从未担任过乡、县、市、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
胡小燕将她的当选视为“机遇”――给她和其他两人带来机遇的，是一份于2007年通过的文件：《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这份不过数百字的文件特别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那一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26亿，“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国务院甚至在之前一年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称其“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最终选举产生农民工代表的省市，是劳务输入大省（市）广东和上海，以及劳务输出大市重庆。
三位当选者都经过了层层选拔与考察，他们的履历勾勒出这样的形象：出身农村，迫于经济压力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活儿开始干，有上进心、肯钻研，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但都没有进入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层。
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康厚明和朱雪芹已经分别是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而胡小燕则是“佛山市十佳外来工”之一。
尽管荣誉加身，但三位代表刚当选时依然满是纯朴，对人大代表的职责也不甚了了。有美国记者曾问胡小燕：“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下一步怎么做？”胡小燕的回答是：“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胡小燕们会给出滴水不漏的回答――“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履职中积累了许多心得，还因为他们接受了许多次履职培训。
推动的和还没推动的
“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前，胡小燕感慨。
在三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胡小燕最先当选，性格又最为直爽，再加上广东媒体发达，导致她得到的关注比其他两人都多。到了2008年3月7日，这份关注更是达到了高潮。
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胡小燕在钟南山等两位代表之后发言，提了两点建议：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听了胡小燕的发言，温家宝转头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不仅广东团的人都认识了胡小燕，全国许多农民工也都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了他们的这位代言人。后来有人找到她，说要去北京上访，要胡小燕告诉他温家宝的电话。胡小燕答复说：我也不知道温家宝的电话。说完她又补充：“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就是上访也是让底下那个人解决。而且不是有信访局吗？你去找信访嘛，说说情况。”
出名之后，记者蜂拥而至，胡小燕的电话响个不停。在北京仅仅十几天时间，她竟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
她会下的时间，也几乎全被媒体占满。几次会开下来，北京的那么多景点，胡小燕只去过天安门，还是因为有记者要拍她在天安门前的镜头。
康厚明和朱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三人分属不同代表团，驻地不在一起，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但各类媒体已经将他们“撮合”到一起采访了好几次。
无论是在会下的采访，还是在会上的讨论，胡小燕们讨论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相关话题。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提出的基本都是建议，而非议案。
“议案需要很多准备，非常严格。”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代表提出的议案是有人帮忙准备的，比如一个老板，有大把的人为他做事。作为打工者，真的没有时间做很深入的调研。另外，议案大多数都是法律方面，你能了解多少？”
针对这种情况，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建议：“人大代表履行的是神圣职责，应给他们相应的条件，比如说一定的调研经费、一些助手。他们在工厂要上班，每天要干活，要是不干活了老板就要扣他们工资。”
不过，胡小燕并不认为建议的效果比议案差。她曾就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出建议，结果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她的另一条关于“修建农民工公寓”的建议曾在两会会场内引发笑声，但从2011年开始，广东真的开始实施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虽然她明白，自己的建议只是起了“助推”作用，但胡小燕坚持认为：“有人推进的话，肯定会好一些。”
康厚明也看到了自己的建议被落实。他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现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终于实现跨区域转接，基本养老保险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农民工退保现象大大减少。
当然，也有一些建议，推了又推，依然没能推动可见的变化，比如关于“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的建议。
这一建议，朱雪芹也提过。四年下来，朱雪芹提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建议。她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刚到上海打工时，她的学历是初中毕业；打工期间，她凭借自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其后，又被公司派往日本研修三年，从日本学习的技术是她成为技术骨干、劳动模范的关键因素；现在，她成了上海电大学生，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
“我们这一代没有接受好的教育，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平等的教育环境。”朱雪芹说。她的这种愿望，代表了许多农民工的心声。而破除户籍壁垒，则正是事关教育平等的重要前提。
“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
“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可以肯定，全国人大闭会的日子里，胡小燕们属于代表中履职最勤的那一批――找他们的农民工实在是太多了。
2008年3月20日，胡小燕在媒体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她的手机立马被打爆。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也撑不住，最多时，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实在撑不住，她只好关机，但这却又引发了不少农民工和媒体的质疑：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忽悠吗？
这令胡小燕感到委屈：“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一位多次采访她的记者说。
现在的电话和邮件，已经比最初少了很多，但每天的电话，依然会有十几通。除了最常见的讨薪维权、工伤索赔、子女教育等问题外，找上门来的人也有形形色色的人等：有人说自己没钱读大学，让胡小燕给他钱；有人说自己想要自杀；甚至还有人让胡小燕帮忙找儿媳。一些时候，征地拆迁的问题也会反映到她那里。
“我只能建议他们找相关部门，没办法。”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针对胡小燕遇到的难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我国人大代表不是实行精英制，她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她不可能解决所有农民工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胡小燕不能帮一些农民工解决难题，她也没有必要自责和内疚。人大代表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着眼于发现问题、感应问题，监督解决问题。”
这种思路也渐渐成为胡小燕的工作方式。广东省总工会设了一个“海燕信箱”与她对接，“一般我接到广东省内的材料，都会转给他们，再由他们转给相关部门。”胡小燕说，“其他省份的，我看了之后建议他去找相关部门，因为作为代表是没有处理问题的权力，只能让他们找相关部门理性维权。”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康厚明身上。
“几年代表当下来，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康厚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更多针对个案的解决，现在则意识到：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多方面了解调研，提出建议。”
当然，在个案的咨询等方面，康厚明依然帮助了不少工友。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得以接触重庆市政府和公检法系统的不少官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汪夏就给了很多热情的帮助。”
朱雪芹则在上海成立了工作室，集中为农民工维权。但这个工作室在个案维权方面同样遇到了困惑。“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执法部门，企业不买账，法院判了执行难，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也会感觉力不从心。”朱雪芹说。
于是，很多时候，她只能挑一些典型的案子，带到两会上进行讨论。
“这说明他们还是很弱势的代表。”李昌平说，“今天，人大代表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不过这不只是农民工代表的问题，而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如何落实的问题。”
“有几百个代表才对”
“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严格来说，现在，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都已经不是农民工了。
在他们的本届任期内，这三位代表都先后完成了身份的“转型”：落户城市。城市户口吸引他们的，无非是一些具体的政策优势，例如子女上学。虽然户口的性质变了，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可以担当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这两年，我都是为这个群体在说话的。”胡小燕说，“我的亲戚朋友，包括我老公的户口都还在农村。我一直就在这个群体当中，这没什么好质疑的。”
这位在打工初期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遣送的人大代表，因为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得以落户佛山。但是，她依然住在狭小的工厂宿舍里。朱雪芹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得以落户上海。不过，她也依然在两会上为农民工的权利鼓呼。
四年间，朱雪芹敏锐地观察到一些变化，比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愈发重要。为此，她建立了“朱雪芹志愿者工作室”，为农民工子女开辟“第二课堂”和免费课业辅导。再比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在她的老家江苏睢宁，以前的标语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现在的标语则是邀请大家留下来。
发生在这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本人身上的变化，则更为明显：他们的休息时间少了，视野开阔了，表达能力提高了，应对媒体愈发自如了。胡小燕还获得了在工会挂职的机会。
有了一届人大代表的履职经验，胡小燕们期待能够连任，继续为农民工说话。“下一届能不能当选，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康厚明说。
更多的人期待：在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农民工代表的数量。“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比较弱势一点，人多力量大嘛。”胡小燕说。
李昌平的建议则更“激进”：“这个代表群体要庞大一些，不能是四个代表，也不能是九个代表、十个代表。有几百个代表才是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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