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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发帖数: 39120 | 1 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摘自《包头晚报》2010年4月7日第B13版,作者:张玉凤
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过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强调要年轻人学外语。1972年基辛格来时,毛主席对他说,我给你们送一批人去学习,不仅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每年派一批去,让你们来培养,过几年我们再收回来。你们敢不敢要?基辛格当时感到非常意外,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员感到十分震惊。可见,毛主席当时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学习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感到这将是一个大趋势。而现在,学外语、出国留学,都已成了一股风气了。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患病程度不同。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待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去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他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您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您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
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医生们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1966年9月,由于丰泽园旧居需要维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间休息厅内,里面放着一张床,两个沙发,还有几个摆满了书的书架,挤得满满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住就是十年。)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扎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
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京剧的分支)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
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
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把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给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
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慢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
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本人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这次发生的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
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时,他是这样;这次地震时他依然是这样。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您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
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作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
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我们没给他做新衣服,他穿的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但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主席晚年头脑很清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医生每次给他量血压,他都能算出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他还知道上次血压和这次血压之间的变化。他的女儿李敏(贺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间一直在他的身边。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边坐下来,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当时的年龄。在他弥留之际,当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看他时,他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在与叶剑英握手时,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他说不出来,他把叶剑英的手握住了好长时间。因此,说他老人家晚年头脑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革命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我们不应该为政治所左右来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实告诉人民。我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的见证人,有责任把真实的毛泽东告诉人民,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
注:张玉凤(1944年-),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她出生于一个清贫之家,父亲是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960年她16岁开始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
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南海,调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由于个人意愿又调回铁道部,1988年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现主要从事毛泽东藏书的研究,编有《毛泽东藏书》24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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