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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149 | 1 周传雄。
在前不久结束的“音乐先锋榜2012年度颁奖典礼”上，44岁的台湾唱作人周传雄凭全创作专辑《打扰爱情》一举夺得“年度最佳专辑”、“最佳创作歌手”以及“年度K歌王”3项大奖，在以年轻歌手唱主调的颁奖礼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也让歌迷见证了一个乐坛“老将”在歌曲创作上的耕耘不辍。最近，随着《我是歌手》节目的热播，不少网友还发出呼吁，希望能在舞台上看到周传雄的身影，足见其人气多年不减。
年少当红的时候，周传雄用的是“小刚”这个名字。他放弃加入“小虎队”，而选择凭借自己的实力征服歌迷，更一度与实力偶像张信哲齐名。几经浮沉，在人生跌落谷底的时候，他以原名“周传雄”重新出发，为周华健写下《让我欢喜让我忧》，为陈慧琳制作《记事本》……从此，乐坛有了一位新的制作人，而他自己也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周传雄，聊他的新专辑，也聊起他曲折的音乐人生。
【出道时期】“可能是‘第零代小虎队’”
就在周传雄念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突然与父亲分开，不知所终。家庭从此破碎，周传雄与各自在不同地方念书的兄弟姐妹便开始了养活自己的打工生活。然而，聊起这段辛酸的经历，周传雄却反而觉得是另一种幸运——虽然失去了家庭，他却早早地踏上了追梦的路。
羊城晚报：当初你是怎么走上音乐这条路的？
周传雄：小时候父母离异，作为一个学生，压力很大，于是我开始逃避功课，把专注力放在音乐上。这段历程，可能比较艰苦，很多人都是由父母去支配你的未来，但我就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知道自己要更努力。
羊城晚报：一个穷小孩怎么有钱玩音乐？
周传雄：那时候我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学费都是自己交。也曾借哥哥的牌照开过计程车，试过摆地摊卖耳环——到工厂拿批发原材料回来自己做，一副耳环10元的成本可以卖到100元，居然卖得很好，都是卖给成熟的女性客人（笑）。还做过很多苦工，比如餐厅服务生、装潢工人、搬货跟车小弟、游泳教练。然后就用自己赚的钱参加补习课，找老师教我练钢琴。
羊城晚报：不会感觉很辛苦吗？
周传雄：那时候不觉得辛苦，反而很开心，因为没人管，而且赚了钱都是自己花（笑）。
羊城晚报：听说你出道时差点成为“小虎队”成员？
周传雄：我刚出道的时候，19岁，还在读专二，公司包装我的方向是“学生歌手”、“校园歌手”。入行之前，我去参加选秀比赛，比赛结束后出了一张新秀的合集。很奇怪，我从小写歌就很商业，所以我的歌就做了第一主打歌，名字叫做《尘烟》——就是这首歌把我带进了唱片业。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跟我接洽，其中一个公司不错，我跟他们说我想组一个乐团，他们同意了。但后来去训练的时候，才知道公司是要我们加入一个节目，把我们打造成偶像团体“小虎队”，以跳舞为主。但我对自己的肢体动作不是很有自信，后来还是没参加，我更希望一个人往创作方向发展。我可能是“第零代小虎队”吧（笑）。
羊城晚报：后来看到小虎队火了，有没有后悔过？
周传雄：有点羡慕，但没有后悔。
【小刚时期】“成长过程是渐进式的”
周传雄说，在他准备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年龄很大的样子，而且笔画太多不容易记，决定让他起个艺名。名字想了很多，都不理想，最后还是决定就叫“小刚”（周传雄的小名），虽然很“烂大街”，但却很快让人记住了。从第一张唱片《双子星的对话》到第九张唱片《我的心太乱》，他出专辑一直用“小刚”这个名字，对他而言，这也是盛极一时的“小刚时期”。
羊城晚报：刚出道时还在读书，怎么兼顾学业和唱歌？
周传雄：专二的课业很重，我的学校在山里，而唱片宣传又需要经常往城里跑。那时候老师老是问我去干吗，我说去录影。一上完课，我就一路开车（那时候买了辆车子），边开车边吃便当，边自己化妆，飞奔去录影。
羊城晚报：第一张专辑《双子星的对话》就让大家留意到你了吗？
周传雄：第一张还不错，不过卖得也不是特别好。我们那一代的成长过程是渐进式的，不是一下子就红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出第一张唱片时只是觉得自己很酷，到第二张《终于学会》才开始有点成绩。
羊城晚报：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红了？
周传雄：我觉得像个笑话一样，有一次公司安排我到一个百货公司做商演。我坐车过去的时候，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交通堵塞。我当时还在想：“今天是谁要来？”有人告诉我是“周传雄”。那时候我还在读专三，感觉自己蛮厉害的，唱片公司也对我刮目相看。
羊城晚报：这段好景维持了多久？
周传雄：出到第九张专辑《我的心太乱》的时候，我所在的唱片公司被收购了，那时候是国际唱片公司并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的浪潮，也是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媒体开始蓬勃发展，歌手宣传费开始变高，唱片投资比以往更大。大多数唱片公司宁可花钱去做新人，也不愿去做已成型的中生代歌手。公司卖给EMI之后，我们这些“老歌手”忽然不晓得怎么搞。我也失去了出唱片的机会，当时有一点Shock（惊讶），沉寂了一段时间。
【回归时期】“第二次要好好看风景”
最低潮的时候，周传雄要寄居在姐姐家里，但幸好出道时学习的唱片制作帮了他，他开始帮人写歌。“周传雄”这个名字很快便走出“小刚时期”的影子，在制作界声名鹊起。陈慧琳的《记事本》、任贤齐的《本来也可以》、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都是出自周传雄之手。2000年，在制作界做到风生水起的周传雄，受Sony唱片邀约，制作发表了历年的创作集《Transfer》。可是，上天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Sony高层人事变动，刚上市的专辑石沉大海。
羊城晚报：帮别人制作第一张专辑的情形还记得吗？
周传雄：有一天，福茂唱片打电话找我为张克帆制作转型唱片，我当时很用心地制作了半年，后来《寂寞轰炸》火了，很多业内人都在打听：“好像出了个新制作人叫周传雄？”之后，陈慧琳、许志安的邀约也陆续来了。帮任贤齐做《本来也可以》的时候，他已经在台湾大红大紫，跟他聊天，发现大家差不多同时候出道，他一开始命运也很惨，后来有了《心太软》才红起来……那时候两个男人聊到眼泪都快掉下来。
羊城晚报：你的《黄昏》在内地很红。
周传雄：那时Sony帮我发创作集，里面只有一首是新歌，就是《黄昏》。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夕阳——那里的日落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是紫红色的，非常美，绚烂夺目，但是刹那之间就没了。这让我联想到自己的人生。没想到，专辑刚发了一个月，Sony的高层又发生变动，新老板来了之后马上就找我谈解约，当时我觉得自己不会再有机会发片了。2001年，内地开始有人（满文军）找我做制作案。专辑做完之后，我在北京的音像店里竟然发现了那张创作集（《Transfer》）的盗版。我觉得很奇怪：“这里怎么会有我的盗版？”就买下来作为纪念。没想到，在别的唱片店也发现三四款不同的盗版，就一路买下来，结果收集了同一张唱片的十几款盗版。当时我的朋友也都在跟我说：“你的《黄昏》很红啊！”我以为大家在恭维我。后来安徽电视台找到台湾，要录我的歌友会，我看到摄影棚里竟然有那么多热情的歌迷！之后，我在内地各个地方走了一圈的歌友会，才发觉，《黄昏》这首歌真的是很红！那张唱片的盗版竟然有100多个版本。
羊城晚报：《黄昏》可以说是你人生的转机？
周传雄：这首歌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给了我一股鼓励、振奋的力量，我心想“终于开花了”！以前懵懵懂懂就出片了，当《黄昏》让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知道要好好看路上的风景。
羊城晚报：你这些年的形象变化很大……
周传雄：这些都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当初留胡子，是要做制作人——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但制作人的样子成熟点，才会赢得歌手的信任（笑）。然而这几年，我的生活又慢慢变得简单，觉得生活应该轻松一点，所以胡子刮了，头发短了。
出道
从“小刚”到“周传雄”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打倒”，如今44岁的周传雄，用20多年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印证了这句话。
转型
唱片公司被收购，小刚的歌手之路走不下去，转型做起了制作人。为了让歌手觉得他靠谱，周传雄蓄起了标志性的大胡子。虽然经他制作的经典歌曲和大牌歌手无数，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经历颇为相似的任贤齐。聊到各自的坎坷人生，两人一度热泪盈眶。
复出
2001年，来内地帮满文军制作专辑的周传雄，无意间发现自己在台湾无人问津的《黄昏》竟然被疯狂翻版了上百次，而这种机缘巧合也让他重拾了歌手的身份。直到2004年，出道15年的周传雄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记者印象
对周传雄的采访有点戏剧性，本来想借着去台北出差的机会面对面采访他，但刚巧那段时间他带着新专辑来到内地做宣传，又因为他密集的通告与我的采访时间相撞的关系，我这通从宝岛台湾打回内地采访一位台湾歌手的电话也一拖再拖，几经周折。
记得对周传雄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份参演的偶像剧《薰衣草》。剧中那个戴着黑超、蓄着大胡子、寡言少语的形象，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所以，在电话接通前，我的内心充满了忐忑。然而，电话接通时，另一端传来的一句“不好意思，我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如果通话声音不好，还希望你多多包涵”，让我提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当得知我人在台北时，他的语气中也充满了遗憾，遗憾的是不能尽到地主之谊。接着，他热情地推荐我去吃吃台北的小吃，看看淡水的日落，他说他的《黄昏》就是在渔人码头看日落时写的……
采访全程，我随便发问，他逐一作答。聊到年轻时遭遇的种种坎坷和不顺，他总是先笑一笑，然后缓缓道来。哪怕是在下车后走往候机厅的路上，他也对我提出的最后几个问题认真思考作答。挂断电话时，他的语气充满歉意，而我却心生敬意：几次跌倒，却总能绝处逢生，终归是有原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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