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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沙市文工团“环保小分队”下乡演出时的合影（前排右四为梦鸽）
最新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讲述了梦鸽的故事。梦鸽原名刘清娣，生于湖北沙市。她性格从小活泼开朗，喜欢唱歌，初中没上完就进了沙市文工团，那是她只有13岁。梦鸽17岁时去北京闯荡，报名了社会音乐学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乐团联合中国歌舞剧院和中央民族乐团办起的培训机构。后来梦鸽进了首钢艺术团。在北京学习期间，她认识了大她27岁的李双江。他们什么时候暗生情愫，别人不得而知，而两人的恋情在当时并不被祝福。据知情人士回忆，梦鸽的父母极力反对这段恋情，甚至亲自到北京找到首钢艺术团的领导，“她爸急得就想跪下，被领导们扶了起来。”彼时，“他俩的关系已经很深了，木已成舟”。梦鸽的父母也无可奈何。
以下为原文
梦鸽曾经在访谈里说过，儿子从出生起她就一直陪伴在身边，儿子所需要的一切她都会去做，她在儿子身上付出了许多的时间和情感，这会影响到她的事业。对于事业她已经很知足了，至少她还坚持着歌唱，这些都是命运。而这一次，因为儿子的案子，梦鸽经常登上新闻头条，连带这首歌曲都成了热门搜索词汇，这些也是命运。
刘清娣
成名之后的梦鸽曾经回忆自己第一次从沙市来北京闯天下的情形：“那是1984年，我只有17岁，还没有领身份证。”自称把梦鸽带到北京的徐建军告诉记者，当时他跟女朋友买的是卧铺，梦鸽没有那么多钱，坐的是硬座。那正是国庆35周年前夕，长途火车进北京要查身份证，他和女朋友都是北京户口，可是因为带着梦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三个人在河北的高碑店下车，转车来了北京。梦鸽要同乡徐建军把自己带到北京来是为了找名师学唱歌，闯出一番天地。可这个目的并没有得到她沙市老家文工团同事的印证。老同事告诉记者，她肺支气管生病一直没好，当时她告诉团里，是去北京治病的。
梦鸽还叫刘清娣的时候住在湖北沙市胜利街。在她出生的年代，胜利街是沙市最繁华的街道，沿街是五六层的筒子楼，一楼住户借着自家房子做些日化批发的生意，现在没有拆除的半条街上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的热闹。刘清娣家是胜利街上普通的四口之家，父亲是建筑公司的工人，母亲在蔬菜公司工作。刘清娣家的老邻居告诉记者，刘清娣的父亲本分老实，母亲则性格开朗、能说会道。“她妈说话嗓门高，即使人多也能轻易辨别出她妈妈的声音。”姐姐刘清风的性格像爸爸，小女儿刘清娣的性格像妈妈。
除了遗传了母亲开朗的性格，梦鸽也与母亲有共同的爱好：唱歌。梦鸽的母亲参加过单位的职工歌唱比赛，梦鸽也从幼儿园开始一句一句跟着母亲学唱歌。那个年代只有八个样板戏、电影歌曲和革命歌曲，梦鸽的妈妈就把喜欢的歌曲抄在笔记本上跟女儿一起学唱。2004年，梦鸽为了宣传专辑《如梦如歌》，她母亲还专门在节目上展示了当年的手抄本。甚至专辑里的歌曲《医疗队到坦桑》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也是从梦鸽妈妈的手抄本里找到的。
从小学开始，梦鸽一直是文艺骨干，甚至刚读初中就参加了全市文艺特长生的夏令营。比梦鸽大三岁的徐建军回忆，夏令营是市里要办的，承办单位是梦鸽当时所在的沙市三中。从那一年的7月到8月份，全市有60多个学生吃住在三中，排练然后在大街上演出。“沙市是个很奇怪的城市，很时髦，很有文艺氛围，走在大街上不经意就能听到吹拉弹唱，周围的城市距离并不远，可是完全不一样。”徐建军说。
梦鸽在初中、高中文艺骨干云集的夏令营里其实并不显眼。“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我俩有一个男女生二重唱。临到结束时候，梦鸽说想跟我学小提琴。我看她的手长得细长，对音乐也有感觉，我想会一门乐器对声乐也有帮助，所以就同意了。”徐建军告诉记者，他当时已经读高中，学习很紧张，而且他只比梦鸽大3岁，家里人担心两人早恋，不同意他教梦鸽学琴。他只能背着家里，每周给梦鸽上两次课。“梦鸽的妈妈很支持她学琴，一把小提琴要卖30块钱呢，挺贵的，梦鸽家里很艰苦，可是她也拿出来一把琴。我不收学费，那时候人很朴实，每次上完课，她姐姐送我出来，给我买一碗包面就算是感谢了。”徐建军说。
梦鸽在学习小提琴方面没有天赋，学了两三个月后她还只能拉到第一把位的音阶。“我记得初二刚上一个月左右吧，梦鸽跟我说，她不想上学了。那时候已经恢复高考了，我觉得想出人头地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我就告诉她，她必须要把中学上完，否则就不教她琴了。”徐建军告诉记者，梦鸽读初中时就长到快1.6米了，比同龄的小女孩成熟些，教她的时候就发现，怎么说她都不吱声，属于心里有数的孩子。是否继续读中学，两个人的谈话到此为止，梦鸽有自己的打算。
文工团
1979年沙市文工团因为缺少歌唱演员，面向全市招收学生，原沙市文工团歌唱演员刘习福告诉记者，考试内容是考生每人唱一首歌，然后根据嗓音条件、外形条件和发展潜质来选人。在文艺活跃的沙市，这次选拔非同小可，连很多当时没有被文工团选中的人，后来都执著地走了文艺道路，去电视台、电台或者大城市发展。闯出名堂之后还念念不忘当年文工团落选的往事。当时只有13岁的梦鸽也参加了这一次选拔，原沙市文工团歌唱演员刘家凤告诉记者，当时团里从事戏曲专业的李淑珍老师住的离梦鸽家不远，她推荐梦鸽来考试，说这个孩子嗓子不错。
除了能实现歌唱的梦想，能在文工团工作当时也很让人羡慕。“文工团就是穿着大衣吃着营养餐，又是干部编制，是‘吃皇粮’的铁饭碗。”刘家凤告诉记者，她70年代刚进文工团时候工资是每月18块钱，然后每年都涨一点，从20、26、32元一直涨到了1990年的100多元。除了工资，每天演出还有夜班费两三毛钱，一个月下来也有八九元，国家还每个月补助9元钱的营养费，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小的收入。“一说起谁是文工团的，演过什么戏，几乎大家都认识你，那是很骄傲的。”在沙市，能进文工团，就是当时最时髦最吃香的工作了。
经过全市选拔，沙市文工团那一年一共招了三个学员，除了梦鸽，还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都是13岁到15岁的孩子。梦鸽从这时起开始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文工团指定陈克芬老师专门给三个学员制订了教学计划。陈克芬是隐藏在沙市的高手。刘习福告诉记者，陈克芬原本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留校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丈夫被遣送到了沙市老家。沙市文工团里她的专业自然最好，所有人都非常尊敬她，都称呼她为老师。而文工团对新招的三个小学员很重视，让他们正式向陈老师拜了师。
三个新学员要比老演员们还辛苦，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练功，练到7点半或者8点，然后洗澡吃早饭。他们吃完早饭，不练功的老演员才来上班，全团点名后开始日常工作。下午16点半左右，文工团就可以下班回家了，这并不是轻松的意思，而是方便住得远的同事回家吃饭，把家里照顾好晚上回团里演出。刘家凤回忆，那时候几乎每晚都有演出，甚至有时候一个晚上要演两场。“《洪湖赤卫队》是一天一场，《刘三姐》是一天两场，还有《江姐》、《琵琶行》、《窦娥冤》等等。10年‘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能够看一场戏就是当时最好的娱乐，舞台演出经常是一票难求。”
三个新学员因为年纪小，还处在学习阶段，并没有太多演出机会，可是梦鸽已经给老演员们留下了“机灵”的印象。“有的老戏曲演员很有化妆经验，在舞台上总是打扮得格外引人注目，头饰服装也穿戴得更漂亮。刘清娣就经常在一旁偷偷地学艺，学得也很快。”让刘家凤意外的是，“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数都毛毛躁躁没有主见，但刘清娣不一样，很有主见，演出分配给她的服装，她自己都收拾得很好。虽然小，却很清楚怎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
一边学习专业的声乐知识，留心老演员的演出经验，不到17岁的梦鸽在其他方面也迅速成熟起来。梦鸽的一位老同事告诉记者，梦鸽给他的印象是开窍比较早，比如说谈朋友。“当时提倡晚婚晚育，尤其是文艺团体特别强调。团里规定主要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必须在24岁以后才能谈恋爱，26岁才准结婚。”这不是形式主义，那个年代恋爱问题被看得很重，沙市文工团里一对演员谈恋爱，被团里领导知道后还专门开全团大会进行批评。梦鸽的老同事告诉记者，文工团里年纪大一些的演员都是要等到二十五六岁才谈恋爱，而很多老演员那时都遇到过梦鸽的男朋友来接她下班，小名叫春儿，长得白白的，很帅，是内衣厂的工人。
北漂
梦鸽何时真正动了去北京闯荡的心思，文工团的同事们并不知情。刘家凤告诉记者，一次同事们开玩笑，有同事说梦鸽长得蛮漂亮，就是鼻子塌了一点。没想到小小年纪的梦鸽却叉着腰大声回答，如果她要是鼻子高一点，有朝一日踏平全世界。同事们笑成一片，没人把她崭露的心气儿当回事。她的一位老同事告诉记者，梦鸽不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很是泼辣活泼，眼睛滴熘熘地转，什么话都敢说。梦鸽当时只在团里跑龙套，演《七仙女送子》里众姐妹的一个，或者小书童之类的小角色。同一批进团的于惠承也好不了多少，她个子太高，没有男演员能和她配上戏；另一个男生也没有多少机会。
梦鸽他们三人进团不久，岳阳歌舞团因为消减编制，有三四个歌唱演员分到了沙市文工团。刘习福告诉记者，这几个歌唱演员唱得很好，而且又有成熟的舞台经验，他们的到来更让这三个孩子在团里没了位置。一般只有小分队下乡演出的时候，梦鸽才能演出对唱或者独唱，大舞台上几乎没有她的机会。
1995年7月26日，李双江在北京参加解放军某部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活动
李双江
梦鸽在北京落脚的机会来自首钢艺术团。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首钢艺术团在社会上挑选团员。首钢艺术团的老团员告诉记者，艺术团是从首钢“文革”期间的宣传队转变过来的，首钢当时有几十万职工，经常有下基层慰问演出的任务。在北京除了首钢，还有燕山石化有这样的企业文艺团体。北京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很多，可是首钢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它当时是一个科级单位，普通团员就是工人待遇，还不是一线炼钢工人的待遇，那些岗位工资高。”艺术团老团员李强（化名）告诉记者，首钢艺术团只能从社会上和专业艺术院校考试落选的考生中挑选团员。
“我们一个老同事好像是在西四的歌厅里听到梦鸽唱歌，觉得还可以，就推荐给团里。”李强告诉记者，当时感觉，梦鸽的声音一般，鼻音很重，但节奏和乐感还可以，团里领导就想把她招进来。“梦鸽考虑问题比较多，问团里户口问题怎么解决。当时北京户口限制得很紧，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是给她两个月时间，回去补习文化课，报考中国音乐学院，定向代培。由首钢艺术团出学费和生活费，毕业后梦鸽要在首钢工作5年才能离开。”李强说。
因为在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系和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梦鸽结识了几个同样学唱歌的同学。梦鸽多年的搭档、李双江的学生魏金栋曾经回忆，梦鸽当时在他读的中国音乐学院大专班听课，时间长了大家就熟悉了。当时李双江也在中国音乐学院教课，对学生们很关心，有蒙族班的学生过年没钱买票回家，都是李双江出路费。学生们对他很亲切很爱戴，就把旁听的湖北小姑娘梦鸽推荐给李双江，希望李双江能听听她唱歌，给一些指导。
梦鸽在很多场合都回忆过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很高兴他当时第一句话说，‘你的条件这么好，唱这么好，怎么没有出来啊！’意思是应该在首都歌坛崭露头角。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真实，很实在。”梦鸽和李双江何时生了情愫，首钢艺术团并不清楚，直到学校找上门来。“第二学年的下半学期，学校把工会和团领导叫过去，说要和我们谈谈梦鸽的事情，这个学生需要加强教育。”李强告诉记者，当时的领导还很奇怪，学生在学校学习，为什么要首钢来加强教育。学校反映梦鸽经常夜不归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音乐学院是不允许的，发现了要除名。在这之后首钢艺术团才知道，梦鸽正在跟李双江谈恋爱。
两年学习结束后，梦鸽按照合同约定到首钢工作。“艺术团当时给她们创造了不错的条件，把工会办公室腾出来，人最多的时候也就两人一间，梦鸽住了一段时间。”李强告诉记者，他回忆不起来梦鸽在团里跟谁的关系比较亲密，“她性格很独，考虑问题比较多、比较细，跟那种刚毕业的学生不一样，能感觉她在社会上闯荡有一些社会经历，为人处世比较圆滑、比较成熟。”
刚工作时候梦鸽工作很认真，后来就有了一些微妙变化。“首钢是企业，艺术团的演员也要求坐班。梦鸽不坐班，有演出叫她，她就来，没有演出就不来。她来的时候，有一辆部队的车把她送来。那时候团里还不是都知道她跟李双江谈恋爱，她不合群。”李强告诉记者，团里知道梦鸽不安心待在首钢，可既然是首钢出钱培养了她，总还要待上一段时间。因此，即便是她跟李双江谈恋爱，团里也并不想在工作上给她特殊待遇。“她有一次向团里请假说是去外地当评委，她的水平当什么评委啊，可能就是陪着李双江去，团领导不同意。”李强说。
梦鸽和李双江这对年龄和地位都相差悬殊的恋爱谈得并不低调。梦鸽在沙市文工团的老领导刘习福到北京参加短训班，有一节课是李双江讲课，刘习福在课堂上见到了久别的梦鸽。刘习福告诉记者，梦鸽当时神采飞扬、很骄傲地告诉他，讲课的是她老公。可是更多的信息刘习福就不清楚了。两人只寒暄了一下，梦鸽没有给刘习福留下北京的联系方式。青歌赛的工作人员也看得出梦鸽和李双江的关系匪浅。央视老文艺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双江当时对梦鸽很关心。他那时候已经离婚了，大家就想给两人创造机会。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比赛结束后的获奖歌手巡演，让李双江带队负责。这就是梦鸽上电视经常说的那次九寨沟定情之行。
这段感情在保守的人眼里却不能接受，特别是梦鸽的父母。李强告诉记者，李双江跟梦鸽的父亲同岁，比梦鸽大27岁。她父母不同意女儿找年纪这么大的丈夫，还专门来了一次首钢，希望工会和艺术团可以出面阻止。“他们俩关系已经很深了，木已成舟。她爸急得就想跪下，被领导们扶了起来。”李强说，当时，梦鸽要离开首钢，因为工作没满5年，团里拿着合同不同意。可是梦鸽走了上层路线，军队直接找了首钢的一把手，团里只好放人，连学费也没有让梦鸽赔偿。
父母的反对和释怀，梦鸽在公开场合没有讲过，只在一次关于她婚姻家庭幸福美满的电视节目里曾经回答过一个观众的提问：“不管家人有多么不高兴不理解，我觉得都很正常，作为父母最大愿望是希望孩子幸福、快乐和安宁，这对父母是安慰，最终家人还是理解了。”首钢也没有对自己的员工嫁给中国最好的歌唱家而同喜同贺，李强告诉记者，当时的工会主席只说了一句话：“唉，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娘家人。我去吧，但是我以私人身份参加，不讲话、不录音、不录像。”
她的舞台
梦鸽第一次站在全国观众面前是1988年第三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央视青歌赛开办于1984年，每两年一届。第一届青歌赛上推出了关牧村、范竞马、殷秀梅、彭丽媛，第二届青歌赛，民歌组里彭丽媛拿到了金奖，阎维文和董文华脱颖而出，他们至今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歌唱家。青歌赛的一位资深评委告诉本刊记者，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奖项是金钟奖，可是它一直在专业的领域里，影响小，唱片公司不重视。青歌赛虽然是央视办的比赛，级别不高，可是它的播出平台是中央电视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道不多，上星的只有央视，影响力巨大。参加过青歌赛的歌唱家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当时已经在专业领域受到认可的歌唱演员来说，青歌赛是在大众范围被熟知的舞台，而对于当时还在地方团里籍籍无名的歌手，青歌赛是通向中国顶级音乐圈子的途径。
梦鸽1988年参加青歌赛是由北京电视台选送的，她一共唱了两首歌，一首是湖北民歌《回娘家》，另一首是新歌《雨中情》，这一年她进入了决赛但是没有拿到名次，同届的金奖是阎维文，张也获得第三名开始进入电视观众的视野。1990年，梦鸽继续参加了第四届青歌赛，那一年的金奖是万山红，梦鸽跟宋祖英、吕继宏、李丹阳位列第三名。
1988到1990年也是梦鸽同李双江相恋到结婚的时段。央视老文艺部和青歌赛的工作人员分别告诉本刊记者，李双江是青歌赛的恩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青歌赛开办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风气保守，对于电视台走高雅路线还是走大众路线有很大分歧，青歌赛涉及的流行音乐还不被老干部们接受。“当时告状的人太多了，不仅是老干部，央视总编室、文艺部的高层领导也都反对。后来，青歌赛的创办人想办法把王震请来当顾问才压住了告状的声音。最后一关广电部长通不过，是李双江打了电话才做通了工作。”
在青歌赛的资深评委看来，他告诉本刊记者，青歌赛的第三名不算什么重要名次，可在央视的规则里，只要青歌赛进入决赛就几乎成了央视的御用演员。央视老文艺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有全国影响力的晚会几乎全是央视的，除了春晚，还有劳动节、国庆节、中秋节、元旦等节庆晚会，对于歌手特别是民歌歌手来讲，这是走红最关键的舞台。
梦鸽第一次参加春晚是在1988年，她参演了第一个节目“歌曲联唱拜大年”，同其他三位歌手一起唱了四句歌词。参加完当年的青歌赛进入决赛，梦鸽在1989年的春晚上独唱了湖北民歌《幸福歌》，这也是她在春晚上为数不多的独唱，在之后的数次春晚演出中，她被人记住的是每年零点钟声敲响后，全国鞭炮齐鸣时，她同搭档魏金栋的二重唱。
总被安排在这个听不见电视声音的时段，梦鸽和魏金栋分别在访谈节目里被调侃过。参加过央视春晚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时段需要的是热闹或者温情的东西，比较适合安排民歌联唱。业内把民歌分成大歌和地域性强的歌曲，青歌赛的资深评委告诉本刊记者，通俗地说大歌是结合美声唱法的那一种，比如《走进新时代》，地域性特点的民歌比如《小背篓》。从专业上看，这是两种风格，没有可比性，可是放在晚会背景下，这决定了一个民歌歌手的分量。
央视晚会的重要主题会专门请名家写大歌，并找适合的歌唱家来演唱，这样的节目放在重要段落，有各种表现手段来烘托，一首歌结束歌曲和歌手可能就被全国观众记住。“从某个角度说，中国的民歌歌手都是中央电视台捧红的。很多歌手从地域性歌曲开始演唱，逐渐都能唱大歌了。80年代李谷一之后，地域民歌唱得最好的是彭丽媛，她很快就唱大歌了。宋祖英1992年被业内注意，出道晚，《小背篓》唱得好，几年后也渐渐唱大歌。”梦鸽出道十几年一直演出地域民歌和经典革命歌曲，直到2000年后的《祖国永远祝福你》才是一首有分量的歌曲。
“以梦鸽的资质和技术，从湖北一直唱到今天这个地步真不容易。总政歌舞团前十位的歌唱演员可能也数不上她。如果说她靠的是李双江的背景，民歌歌手里有背景的人多了，相比之下李双江也不算什么背景。”青歌赛的资深评委说。梦鸽从来不是一线的民歌歌唱家，可是她也执著地活跃在舞台上超过20年。她还是不合群，音乐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有的同行私下会模仿她的声音和神态，见到同台的演员很疏离、冷漠，可是一碰到导演，说话的语气、上楼梯的姿势都变了。她是沙市改革开放走出来的第一个明星，每次回老家动静都很大，可她又疏于跟文工团老同事联络，这段经历很少被她提起，连在老百姓看来是对艺术家人生总结的节目“艺术人生”上都没提，这伤了她沙市故人的心。见过梦鸽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她总是昂首抬头，向前看。
当台柱子遥遥无期，团里也没法安稳混日子。梦鸽等三人以学员身份进团三四年后，按照惯例应该转正为干部身份了，但当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文艺团体不再增加干部编制，只能当合同工，三个人刚好是这轮改革的第一批。刘习福告诉记者，梦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轮到他们三人的时候，身份就变了。全团演员都是干部身份，只有他们是合同工，为此跟团长吵过好几架。干部指标意味着铁饭碗，身份问题谁也不能含煳。刘习福说，团长跟上级单位争取了好多次，可是上面下了死命令，三人转为干部身份的道路堵死了，只能自寻出路。
于是，于承惠在1983年离开沙市文工团去武汉音乐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学校的图书馆工作，经过一番蹉跎和进取，重新捡起歌唱事业，考取了武汉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现在是湖北省知名的学院派歌唱家。那个男生命运多舛，转行去了木材公司，去年去世了。梦鸽走得最远，她早就掂量着自己远走高飞的斤两。她的老同事告诉记者，有一次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国松到沙市演出，小小年纪的梦鸽直奔后台，当面演唱请艺术家指点。吴国松对她印象很好，说她唱得不错，有机会去北京学习，可以找他。
1984年，当兵又退伍的徐建军考入了铁路文工团，找了北京的女朋友，在北京站住了脚。少年时代的师生在沙市重逢。“梦鸽说她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让我带她一起去。她妈妈嘱咐我，要安全去安全回。”徐建军说。这时候，陈克芬已经调到了文化宫当主任，作为启蒙老师，她对梦鸽很钟爱，把徒弟也调进了文化宫。梦鸽的老同事告诉记者，梦鸽当时得了肺支气管上的病，在沙市和荆州都没治好，她就以治病为理由去北京。陈老师同意了她的要求，还给她保留着文化宫的岗位。
徐建军在北京已经有了拜师的经历，很快就打探到了吴国松家的住址。他陪梦鸽到吴国松家上课。“每星期上一两次课，当时吴国松在各地的演出特别多，有时候就委托他爱人教课。可能因为没休息好的缘故，梦鸽的发挥并不好，教了四五节课，吴国松的爱人明确告诉梦鸽，她不适合唱歌，还是回原籍安心工作吧。”徐建军告诉记者，于是，他跟梦鸽坐公交车到了王府井产生了分歧，梦鸽想留在北京报名社会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徐建军认为她年纪太小，自己给她带出来的，万一出事要承担责任，坚持要替她买了车票让她回沙市老家。两人从此再无联系。
执著的梦鸽还是报名了社会音乐学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乐团联合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民族乐团办起的培训机构，招收在京文艺团体的青年演员、演奏员、音乐教师、文化馆辅导员和一部分待业青年。当年同样在社会音乐学院学习过的学生告诉记者，社会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是中央乐团合唱团的精英，跟学院派的老师们比，他们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吸引了许多已经在文艺团体里工作的青年歌唱演员。因为教学有针对性，这个学校在当时很有名气，学费也不便宜，相当于一个青年歌唱演员的全部工资。
17岁的梦鸽学得很苦，她选的是歌剧系，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上课，租住在马家堡的农民平房里。她曾在成名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北京冬天为了保暖，用草绳把院子里的自来水包起来，她买了一个水桶，早上上学前，房东用热水把自来水管烫开，她接水，晚上十八九点钟下课，回到房间已经20点多了，她再用这桶水做饭、洗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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