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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我们中国人对规则态度不太一样，有什么规则大家看能做就行了，这不可以。”4月19日下午，中投公司原总经理高西庆 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六：城镇化中的金融创新”环节做出上述表示。
我们中国人对规则态度不太一样，有什么规则大家看能做就行了，这不可以。最简单筹资领域里所有的规则，如果没有清楚规则、可预测规则，没有人愿意做长期打算
【财经网记者黄玉兰】 “我们中国人对规则态度不太一样，有什么规则大家看能做就行了，这不可以。最简单筹资领域里所有的规则，如果没有清楚规则、可预测规则，没有人愿意做长期打算。”4月19日下午，中投公司原总经理高西庆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六：城镇化中的金融创新”环节做出上述表示。
高西庆说，“说起来中国现在法制社会，已经搞三十年了，现在有各种各样法律，几百种，可是我们中国人对规则态度不太一样，有什么规则大家看能做就行了，这不可以。最简单筹资领域里所有的规则，如果没有清楚规则、可预测规则，没有人愿意做长期打算。”
高西庆强调，要有一定规则，不是说今天拿了，明天可能规则一变就不行，而是一百年之后还能用的上，这就是基本的产权关系搞清楚。那么政府定的规则法律要清楚。他举例说，“纽约看起来很大城市，很富有，但是纽约下城最贵的地方有那么几块，我们叫做公屋，那是很好的房子，那是穷人住的地方，穷人住的地方政府有它的法律规则什么人可以住那儿，什么人不可以住，他有一套严格制度盯着你，你如果收入上骗了我会有什么样惩罚，那就很少会出现像我们说在某些低收入阶层，说门口停的都是宝马奔驰，现在不断出现这种情况，说有人领低保多少年，最后发现年收入好几百万这种情况，这个都是规则设立和规则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好，本来城市化过程筹资这些问题其实相对来说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举办，财经网首席媒体支持，于4月18-20日在上海美兰湖举办。
高西庆言实录如下：
高西庆：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咱们题目叫做政府与市场，昨天有人讲说这个不对，返过来应该是市场与政府，我说很多就是政府与市场，因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里，尤其刚才讲市场筹资关系里，关键点现在不是市场，是政府。为什么?刚才我跟梁司长说这个问题，他说现在钱多成这样了，钱哪是问题。他也讲了，说现实中实际资产只是我们所知道金融资产的四分之一左右，什么意思?大家知道钱本来是一个反映，只是实际资产一个影像而已，实际资产这么点，钱已经那么多，现在能说没有钱吗?钱很多，问题钱怎么用?许局长刚才讲了，政府把钱拿过来之后，怎么分配的办法。这个问题政府方面应该起的作用，应该能起的作用，比起现在已经做的，已经起的作用还要大很多。那么如何做这件事就非常重要。
我只想讲主要两点，一个政府在金融这个领域他做资源配置起什么作用?当然这里面包括两点，一点包括自己政府怎么想，另一点政府实际怎么做，另一点规则问题，规则问题当然更广泛，中国人整个对于法制，对于设定规则是什么态度。那么风投，第一个政府所谓愿景，政府总是说我们为人民做事，政府不应该有政府本身自己的利益，政府是管理众人之事。但是我们说在土地问题上，在现在搞城镇化问题上政府到底想做什么?如果政府自己觉得说我用这个方式把钱筹来，政府就可以做别的事儿，所以很多地方到处传很穷一个县，一搞城镇化先把政府大楼盖起来，这就是所谓政府利益放在前面，政府官员利益放在前面，这是不可以的。
本届政府现在对这些事情抓的很紧，不光一般政府部门不可以盖大楼了，像中投公司这样公司不可以盖楼了，中投公司成立到现在七年了，一直没有自己的楼，租的地方，后面好不容易说买了一块地准备盖楼，国务院说不许盖楼了，中投公司比照国家机关执行，我说这是好事。政府部门要盖楼，它跟价值取向是有关。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弄清楚。
我们说香港政府也搞土地财政，梁先生说了非常重要一句话，他没有展开说，他说香港的土地财政那个钱是所有人盯着，只能规定百分之多少用出来。我当年在中银的时候，我副手钟锐敏(音)就是当年香港土地基金的总裁，他说他做土地资金总裁的时候只能管钱，但是这块钱怎么用法，他说法律规定是非常严格，不能说某届政府把这个钱拿来盖楼，是不行的，这个政府想清楚才能做事，否则为什么各地政府对已有土地财政这么积极做，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筹资这么多钱，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譬如举几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大家知道PPP，PPP就是公家、个人合营搞一块搞出一个机制出来，好象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在欧洲、美国用很多，中投公司在外面跟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合作这个事情，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成这个事儿。为什么?PPP 说的很好听，而且我听都是中央一级部门讲这个事情，我说先把中央规模弄清楚。政府出钱这块是因为政府有一个明确合同义务，说出这个钱从哪个地方来的。
譬如我们到河南省开封市建一个地铁，开封市政府说老百姓你进来，你出钱，你出一半，我出一半，他出这个钱怎么来得，怎么出。因为事实上要形成持续发展机制，一个地铁不是建成了过几天没有了。咱们土地财政说钱一半，拿出来马上盖楼，完了，从此不管了，所以出现新官不理旧事的事儿。可是地铁一出来建成之后最少可以用几十年，世界上主要国家地铁都上百年了，纽约那个大家知道160年了，伦敦、连莫斯科在内快上百年，这样的地铁对于整个城市，对于国家基础设施贡献非常大。而且收钱户，昨天我们讲，我们刚刚去美国时候纽约地铁2.5毛一张票，我去的时候那两年7.5毛，今天纽约两块钱，说北京地铁为什么不涨价?一涨价老百姓不高兴。为什么?政府得想好当时做这个东西是想做什么。现在现在每年北京市政府给北京地铁补贴将近200亿人民币，这个钱从哪儿来?从什么地方拿出来补到什么地方去，地铁弄不好说有什么，这怎么个弄法。那么政府如果说明了，说北京市政府搞PPP，他要拿出钱就是从这个收入里面拿，那哪个老百姓愿意出这个钱，说我跟北京市政府一块盖地铁，一盖地铁这个钱收不回来，那么就得用别的办法解决，这些东西规则很重要。
到今天为止地方政府可以用自己财政收入补贴某个项目机制基本没有，大家知道这点，说跟地方政府签约，中央政府有严格规定地方政府发债不可以发，你要发，中央政府替你发，马上出大事，说明整个机制没有弄清白。这些是从上到下顶层设计机制问题，不是说有钱没钱，或者怎么样简单就能够弄出来，这是一方面筹资机制问题，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愿景问题。
另一方面规则，我们有相当多规则，说起来中国现在法制社会，已经搞三十年了，现在有各种各样法律，几百种，可是我们中国人对规则态度不太一样，有什么规则大家看能做就行了，这是不可以。最简单筹资领域里所有的规则，如果没有清楚规则、可预测规则，没有人愿意做长期打算。我们当年做律师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叫做武广铁路，因为武广铁路刚刚发了债券，后来有人过了好多年，拿着债券找中国政府来还，当时邓小平还在任上，说凭什么我们还，这个铁路是清朝政府修的，我是共产党政府，前面政府都被人民推翻政府，我为什么还这个?他说很简单，这个铁路你现在用，还不断产生收益，他说那不管，我们就不理。这个官司打了很长时间，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当时中美刚刚建交没有多久，马上把这个事儿弄起来都很难受。邓小平说了，美国政府不要跟我说三权分立，我只跟美国一家政府打交道，我不跟三个政府打交道。美国国务院派了人来说我帮你打行不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你委托我，不行，我不委托你。那么这是当时30年前事情，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最后以技术问题解决了。但是事实我们知道像铁路这样东西，之所以1904年发债券会有人愿意买，当时是六千万美元，已经很多钱了，就是因为知道这个铁路一旦修了以后有长远用处。美国铁路到今天也是这样，昨天有人讲美国地铁如何发达，如何好，纽约地铁是一个过程，当年修纽约地铁时候可不是政府想出来就要修的，政府只是给了权力修，老百姓随便修，纽约也修了好几条不同地铁，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直过了几十年，将近一百年，这个地铁被政府说我们一块弄下来，大家更方便一点而已。
这个事情我们要有一定规则，不是说今天拿了，明天可能规则一变就不行，而是一百年之后还能用的上，这就是基本的产权关系搞清楚。那么政府定的规则法律要清楚。我们买一块地，刚才许局说建了房子，什么样人住什么房子，穷人住的，富人住的。纽约看起来很大城市，很富有，但是纽约下城最贵的地方有那么几块，我们叫做公屋，那是很好的房子，那是穷人住的地方，穷人住的地方政府有它的法律规则什么人可以住那儿，什么人不可以住，他有一套严格制度盯着你，你如果收入上骗了我会有什么样惩罚，那就很少会出现像我们说在某些低收入阶层，说门口停的都是宝马奔驰，现在不断出现这种情况，说有人领低保多少年，最后发现年收入好几百万这种情况，这个都是规则设立和规则执行过程中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好，本来城市化过程筹资这些问题其实相对来说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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