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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2006年4月17日，重庆市垫江监狱在全市监狱系统首次举行监狱执法听证会，百余服刑人员和家属对监狱的管理以及服刑人员减刑等问题向监狱提出听证。一些服刑人员在现场举手向狱警提问如何减刑更快及减刑标准。
7月11日上午9点半，女富商吴英减刑案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开庭审理，吴英的父亲、妹妹列席旁听。最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吴英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减刑至无期徒刑。
在中国，绝大多数减刑、假释案件采用书面审理，开庭的，可谓凤毛麟角，曾为吴英担任辩护律师的杨照东表示，这次开庭“比较少见”。而这次广受关注的公开审理，或许缘于中央政法系统严控刑罚变更执行的阶段性重点。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下称“规定”)、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下称“意见”)先后出台，重点监督职务、金融、涉黑三类犯罪的刑罚变更执行情况，试图杜绝“‘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等现象”。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截至5月底，已发现违法线索188件，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同时,立案查处相关职务犯罪案件30件、40人。
《意见》写道：“对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等不正当手段企图获得减刑、假释机会的，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兑水”的计分考核
“监狱里面的事，尤其是减刑，操作空间很大的。”上海律师何俊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以前，他在江西某监狱担任了20多年的狱警。
监狱里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依靠“计分考核”进行，即狱警根据监狱内各项规定以及服刑人员的表现，对其加分或减分。分数多寡，将直接关系到服刑人员能否获得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待遇。
计分考核从1980年代起逐步成为中国监狱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以1990年的《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为基础，其初衷是为了量化服刑人员的改造表现，激励他们生产和学习。然而，当这项政策在监狱这个极为封闭、管教人员处于绝对权威的情境下执行时，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暗箱操作，或权力寻租。
“举个简单的例子，张三和李四打架，王五出手制止，谁该被加分、谁该被扣分?如果这是司法警官学院的期末考题，答案很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完全不一样。”何俊明说，“张三、李四很可能不会被扣分，王五可能也不会获得加分，具体操作全凭管教说了算。”
监狱内的计分主要分为生产改造分和思想改造分。前者没有限制，只要足额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能得分。思想改造分则种类繁多。比如：在何俊明工作过的监狱，服刑人员每作一次思想汇报，可得0.5分;一篇能被监狱黑板报刊登的反思、悔过性的文章可获得与所刊登媒体级别相应的奖励分数;服刑人员向前来监狱参观人员做警示教育的，也可获得相对较高的分数。
但真正有“操作空间”的，也正是思想改造分。
在何俊明的印象中，思想汇报是帮助服刑人员造假最常用的手段，“我很少见到思想汇报分是真实的，绝大多数是管教人员编的”。为了防止计分水分过大，监狱后来规定，每人每月的思想汇报分数上限为2次。
参与警示教育与向监内报刊投稿相对较公平，但是，一般能从这两项中获得加分，须文化水平较高、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较强，“多是职务犯罪的罪犯”;普通的盗窃、抢劫、强奸等刑事犯，几乎没有能力通过这些渠道获得加分。
与此同时，思想改造分也有上限。在一个有100多名服刑人员的分监区，一般每月只有几百分的奖分指标。这些分数给谁，裁量权完全在监狱管教人员手里。每积20分可以获得一个“表扬”，对应的是20天的减刑。
何俊明举例说，在张三李四打架的案例里，原本应该落在打架者身上的惩罚，可能会被挪到即将刑满释放、不在乎计分考核的服刑人员名下;原本应该留给制止打架者的奖励，也可能被安排到关系户头上。这些分数的确定，既没人监督，也没人追查，一旦记到考核表上，更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计分考核机制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何俊明曾在1988年担任监狱病犯住院部的内勤管教，手下有十三四个服刑人员，一个月仅有6个表扬指标。何俊明说，服刑人员为了能够多得分，有人天不亮就去洗厕所，生怕得分的机会被人抢走;还有人自制弹弓打老鼠，没过多久，住院部变得窗明几净，老鼠失踪。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认为，“类似的计分机制并不违法，也很难说它不合理”，但现实中确实造成了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某种得分优势。
监狱里的关系场
没有不想减刑的服刑人员。
但若想快速减刑，除了努力争取加分，还需要过硬的关系。何俊明的最大感受是，许多减刑人员，早在入狱之前，便已步步为营，规划好了减刑路径：首先，想办法进入有关系的监狱;其次，争取分到一个好岗位，如商店、食堂、医务室、学校里的那些不花力气又得分高的工作;最后，疏通相关岗位的管教，尽量多得分。
监狱是刑罚执行场所，与参与案件公诉、审判的检察院、法院不同，没有任何“回避”的规定。对此，监狱学专家吴宗宪解释：“法院、检察院的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相同，很多案件又是按地域管理，所以产生利害关系的可能性较大;而监狱与行政区划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所以影响执行公正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另外，如果某个服刑人员和某个管理人员存在矛盾冲突，也可以通过监区、分监区之间的微调防止管理不公。
然而现实中的监狱，并非如理想中那么完美。
何俊明就曾经管理过一个服刑人员，恰好他的姐夫就是监狱管理科一名干部。有了这层关系，这名干部专门找人编造了一张虚假的计分考核表，只为了让这名服刑人员尽快减刑。
寻找有“关系”的监狱，在服刑人员中并不是新闻，即便法院判决执行的监狱没有关系，有能量的服刑人员，仍可以通过“调犯”程序，转到能够找到“关系”的监狱中去。有时，跨省“调犯”的事情也会发生。
一位法律实务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就曾经处理过监狱里的案子，想帮当事人分到好岗位、好监室、多加分。为此，监狱上上下下都要打点一番：几条烟最小儿科，直接伸手要钱也不少见，少则几千，多则一两万。
对于那些找不到合适的“关系”为减刑助力的服刑人员，就只能靠自己和管教“拉关系”了。何俊明说，会一门手艺是很重要的，“哪怕是会补鞋、理发也能派上用场”。何所在的监狱，每个分监区都有一套理发工具。那些会理发的服刑人员，常被从生产车间叫走，去为分监区管教理发，一来二去，就和管教们熟了，获得加分便相对更容易。
再比如，积极响应管教的号召。何俊明所在的监狱曾经规定，服刑人员订阅一份某司法系统的机关报，就能减刑一月。由于响应人数众多，最后只好限定每人一份。当然，报纸订阅后，狱警既没有发下去，服刑人员也没有索要，“每天几百份报纸堆在那里，最后都成了卖给废品收购部的废纸”。
由于培养服刑人员技术、技能也是监狱的一项工作，所以努力学习技术、考取等级资格证书也可以获得加分。但是，何俊明说，监狱会和某些培训机构达成协议，服刑人员花100多块钱交个报名费，就能获得一个技术证书，“监狱内有人专门代考”。每本技术等级证书可以获得一个表扬，减刑20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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