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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现在很多国人，喜欢学习日本的“极简主义”，或者“断舍离”等。可是在日本国内却反思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低欲望的生活方式正在损害着日本经济的未来。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当中提到一项数据，日本老人临终前资产平均高达35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00万元，很多老人甚至携带着巨款离世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的现象呢？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当中提出，不排除老人用“巨款”当作诱饵，迫使子女们照顾自己，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老人在特殊年代形成的储蓄习惯。
日本老人对未来没有信心，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尤其担心患上重大疾病的时候无法获得照顾，因此临终前也要携带着巨款。
01
低欲望社会由来
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受到了联合国的严厉制裁，经济非常糟糕。日本国土面积小，自身资源本来就十分匮乏，为了养活众多的国民，让近1亿日本人吃上饭，于是走上了对外贸易的道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然后进行加工出口，从中获利。
所以日本战后一直宣传“不劳动不能获得食物”，让所有劳动者不断汗流浃背地工作。在这种精神鼓励下，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战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日本政府就鼓励国民积极储蓄。
日本横滨陶瓷工坊
日本国民纷纷将自己的15%-20%的收入存入银行，这几乎是战后一代人生活习惯，家长也会教育孩子要将自己的零花钱存起来。在这样的教育熏陶下，日本现在有1700万亿日元的存款，折合人民币112亿元，储蓄几乎成为二战后一代老人，形成的集体记忆。
就是这么一代人，操劳了大半辈子，咬紧牙关过日子，到了花甲之年，本该好好享受生活，然而集体记忆所产生的生活惯性，让他们即使到了晚年，也不知道该如何享受。
日本横滨木工作坊
为什么不愿意将3500万日元的存款留给后世的子孙呢？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都是将自己的资产，在临终后全部留给自己的儿女，其实日本早年也是这个习惯。可是近些年，这些老人却非常犹豫，因为这些子女成为“啃老族”，他们自身难保，更谈不上孝敬父母了，这也导致老人们犹豫不决。
同时老人手里拿着3500万日元，可以成为吸引子女照顾自己的一个手段。和中国一样，日本老人也不愿进养老院，虽然日本拥有最好的养老院，但是他们还是更加愿意住在自己家中。
日本父母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从事医生或者护士工作，这样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和中国父母一样，日本父母也希望孩子能成为公务员，不用担心经济不景气而失业，退休后除了能够拿到稳定的年金，也有充裕的时间照顾父母。大前研一认为，日本的父母看上去是为了子女考虑，其实都怀有私心。
可是现在日本的经济和战后已经大不相同，战后的经济发展非常稳定，只要达到一定年龄就会被提升到课长、部长，收入也会随之上涨。可是如今，日本已经成为最大的负债国，过去那些优秀的企业比如东芝、夏普等，都逐渐日薄西山。即使你再优秀，企业再大，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大前研一认为日本极有可能重蹈希腊的老路，一半以上的公务员可能会面临“重组”的风险。
02
如何刺激低欲望
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说过，搞不懂日本的经济，为什么怎么刺激都不行。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利率低，大家就会多花钱，多贷款，进行投资以促进消费。现在的日本存贷款利率几乎为零，拥有112亿元储蓄的日本老人，硬是将这些资金留在银行里。现在在日本35年的按揭利率不到1%，50年的更低，即使如此，年轻人依然不会去购买房子。
人们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平价商店优衣库整日爆满，而LV，香奈儿等高端消费品却无人问津，要知道在20年前，中学生也会买这些高端品牌，滑雪、高尔夫、海外旅行等蔚然成风。可是自从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就进入了“失落的二十年”。
现在日本年轻人不但不会光顾大牌，而且你会发现在东京街头，人均就餐宽度不会超过1米，大家都是随便吃一口。吃穿无欲无求，买房、买车更不用谈了，日本自有住房率正在逐年走低。
对物质没有欲望，对于升职加薪也没有欲望，日本新入职的员工，对于升职加薪的意愿不到10%，人们认为组建家庭也没有什么意思，更不用提生育孩子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日本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发达国家，我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在2017年，日本基尼系数是0.37，美国的是0.45，中国是0.47，日本的贫富差距非常小。
日本和中国一样采用的累进制税，收入越高，收税比例也就越高，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针对高收入者税率比例更高。因此即使你是高收入者，税后收入差距也不会太大，这就导致人们获得高收入的意愿不强。日本个人所得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的，如果妻子的收入超过一定的水平，也会导致税收比例的加大，这对双职工的家庭非常不利，所以日本已婚女性一般不愿意去工作。
其实日本的社会福利非常好，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大前研一举了一个例子，在日本叫救护车是免费的，哪怕你落枕了，被蜜蜂叮了，也可以呼叫救护车。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救护车费用一般在50-100元不等，呼叫一辆救护车平均花费近百元，大部分患者绝对不会随意拨打救护车。
如果对救护车进行有偿使用，肯定会有人出来批评对低收入者的不公平。不仅在救护方面，日本一些地方小医院都会配备CT、MRI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设备。这些无形当中加大了社会成本，因为那些偏远地区，设备使用率是非常低的。这些日本老人不但能享受到广泛救助，而且能够获得价格极低的救助。
日本老年人会享受到几近免费的医疗服务。日本普及公费医疗，只需要在窗口付费10%，或者20%，就能够获得救治。在日本要求老人“尽享天年”，即使老人到了天年，也要带着呼吸机，或者胃造瘘等来延续寿命，即使老人已经失去了意识，也会想尽办法延长他们的寿命。不管这些患者家属愿不愿意，医生都会想尽办法延续老人的寿命。
其实日本老人的这种不安全感，并不是救护原因所导致的，而是源于老人生于经济匮乏的战后年代，思维习惯上缺乏安全感。而且媒体大肆宣传“孤独死”，无人照料，无人送终等新闻，加剧了老人不敢花钱。
老人不愿意花钱，还与这些老人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不会享受生活有关。如果老人有音乐、美术、摄影等业余爱好，可以针对老年人去开设一些课程，让他们外出消费，把他们把手里的3500万日元重新投入市场，增加市场流动性。
03
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每年死亡人数要比新生儿多出40余万人，人口正在走向负增长，而且日本也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人均寿命在84岁，导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28%。我们国家也不容乐观，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顶峰，超过4.37亿人，是新生儿人口的2倍。
虽然中国的青年人还没有日本青年人那样“低欲望”，但是如果像日本那样上升通道被堵死，大量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也有可能会出现低欲望这种情况。前两年我们提及的“消费降级”其实也反映了这类现象，年轻人负担加重，导致他们消费意愿不强。
日本银行《金融周期统计》2016年数据显示，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负债是储蓄的2倍，30-39岁的家庭，负债是储蓄的1.5倍，如此高的负债，也迫使日本年轻人不得不“低欲望”。
日本低欲望社会提倡不追求浮夸，过着简单的生活，虽然有利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好处。未来我们也会遭遇和日本一样的困境，日本的经历值得我们去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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