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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120 | 1 新冠病毒暴发之初，奥利弗·菲尔考克斯(Oliver Philcox)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读天体物理学研究生的第一年即将接近尾声。课程于3月停止，后来转为线上。到5月，他决定回英国的家。
“长远来看，这是个糟糕的主意，”24岁的菲尔考克斯说。“但我本以为能在9月回去。”
现在，特朗普政府发出指令，秋季学期全部在线上课的学生将被剥夺签证，并被要求离开美国。菲尔考克斯以及无数其他国际学生能否返回美国成了未知数。
许多大学将此视为政治性举动——试图迫使它们重新开放，而不是在疫情期间把所有课程搬到线上。对于一些国际学生来说，这一指令导致了令人头痛的行程问题和不确定性。但是对于其他国际学生来说——尤其是那些祖国陷入动乱或通信技术不足以进行线上学习的人——该决定可能会打乱他们的生活，令他们的未来天翻地覆。
根据2019年国际教育协会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的数据，特朗普政府要求国际学生参加面授课程的计划将影响约100万学生。中国是输送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2018-2019年约有37万人进入美国大学，其次是印度，该年度的入学人数刚好超过20万人。
随着现实的来临，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现在有可能无法返回美国或留在美国接受教育，因此越来越愤怒。许多人正在重新考虑，尽管美国学府具有专业知识和声望，但是选择来这里是否值得。
西班牙出生的玛卡雷娜·拉莫斯·冈萨雷斯(Macarena Ramos Gonzalez)即将结束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的应用生理学博士课程。她坦言：“如果他们真的不希望我在这里——政府已经在很多方面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
她说，这项决定突显了大多数大学和政府之间的脱节：大学追求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多元化，而政府则回避这些原则。
成千上万名学生及支持者签署请愿书，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并敦促其大学保护留学生。一些大学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秋季重新开放政策，尝试开设一些面授课程。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向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阻止该指令，它们认为该政策具有政治性，并将颠覆美国的高等教育，而其他大学也试图缓解学生的担忧。但是许多人仍然非常担心。
该指令也引发了困惑，因为目前尚不清楚某些大学是否会提供面授课程，或者该限制是否适用于研究生阶段的研究课程。
对于某些国际学生来说，美国一直是一个避风港，为他们远离祖国的动乱提供了安全保障，而且无需担心本国基础设施不支持远程学习。但是这种安全感现在已被打乱。
去年8月，在伊法特·加济亚(Ifat Gazia)的家乡克什米尔，印度政府切断了互联网接入，作为加强对争议领土控制的部分举措。尽管该服务已于1月恢复，但只有2G网络可用，因此几乎不可能通过Skype拨打电话，更无法支持她通过Zoom视频参加讲座的需要。
去年8月，就在印度对该地区进行镇压时，加济亚到达了美国。由于印度政府切断了克什米尔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服务，她无法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知道她已安全抵达。
“我着陆时感到很幸运，”加济亚说。“但是这星期，当这个命令到来时，我感到的只有绝望。”
她指出，高等教育通常是美国吸引高技能人才的一种途径。
“这就是美国很棒的原因，”她说。“但是，许多美国人认为我们只是来这里索取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做了多少贡献。”
库纳尔·辛格(Kunal Singh)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这样的学生根本没有办法回家。由于印度在3月关闭边境以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他一直没办法飞回印度。
排外情绪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从美国顶尖大学毕业的声望。
“如果我在申请美国学校时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不会申请了，”辛格说。“我可能会申请去澳大利亚或英国。”
对于某些人来说，继续下去实在太过劳神伤财。现年48岁的安德烈斯·海梅(Andres Jaime)的儿子今年19岁，是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 School of Music)的学生。他说，他们已经决定推迟儿子的学业并返回哥伦比亚。
海梅说，他们之前曾请求大学降低下一学期的学费，“因为线上体验是不一样的，”但大学拒绝了。政府对签证的决定更加强了他们回家的决心。
其他学生也开始考虑其他选择，例如来自上海、21岁的安迪·毛（Andy Mao，音），他正在纽约大学学习生物学。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正在为GRE做准备。
这是他本科的最后一年，由于美国在研究领域的领先声望，他曾计划在这里学习多年。但是现在，他说他将把加拿大和新加坡的大学纳入考虑范围。
“我仍然喜欢这个国家，”他说。“但是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我们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许多情况下，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配偶和子女也随他们来到美国，这意味着该指令还将导致整个家庭被移出。在某些情况下，孩子们将被迫从他们出生并唯一生活过的国家离开。
正在马里兰大学攻读通讯专业博士学位的娜特·李(Naette Lee)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38岁的李与比利时籍的丈夫，以及出生在美国、身为美国公民的幼子住在一起。由于欧洲禁止来自美国的非居民旅客，他们将无法一起去往欧洲。
如果李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她将与家人分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疫情期间禁止外国人——包括她的丈夫和儿子——入境。
“这已经不是校园体验的问题了，”她说。“我们得抛弃我们的生活。”
许多学生甚至还在努力搞清自己是否会受到指令的影响，特别是攻读以研究为主的高等学位的学生。他们通常没有面授课程，而是独立学习。
29岁的加拿大人凯尔西·布赖克(Kelsey Bryk)于3月匆忙离开了特拉华大学，在边境越来越有可能关闭的情况下，她驱车26小时前往温尼伯的家。过去四年里，她一直在为博士学位而努力，现在可能回不去了。
“我投入了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而现在这些努力可能会被毁掉，”她说。
尽管她的大学仍在设法保证国际学生能够留下，但不确定性是迫在眉睫的。
“现在，我觉得谁都没有答案，”她说。“而我们只能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寄希望于最好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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