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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随着欧美诸国纷纷进入第二波疫情，“群体免疫”——这个曾在今年上半年引起全球哗然的策略再次引发热议。10月初，三位来自全球知名高校的流行病学专家：哈佛大学教授 Martin Kulldorff、牛津大学教授 Sunetra Gupta 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 Jay Bhattacharya，联合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的美国经济研究所，共同发表了《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以下简称《宣言》），其核心思想是让新冠肺炎重症风险较低人群回归正常生活，实行简单的卫生措施，以降低群体免疫阈值，重点保护高风险人群，等病毒传播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实现群体免疫。据官网统计，《宣言》目前已经收集了一万多名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家和三万多名职业医师的签名[1]。
《宣言》公布两周后，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在线发表了题为《约翰·斯诺备忘录》（John Snow Memorandum）的公开信，称《宣言》提倡的群体免疫策略是“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的危险谬论”，对年轻人放松防控措施，任其感染，将导致感染率和死亡率的上升，最终会拖垮医疗系统，也会让医疗卫生人员以及经济遭受重创。并呼吁广泛采取有效的防疫控疫措施，展开短期的封锁手段，将病毒传播和感染控制在较低水平内，从而实现快速检测，及时响应局部暴发，帮助大众尽快恢复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2]。
为什么“群体免疫”策略能让医学科学界分成对立的两派呢？
一、“群体免疫”本来和疫苗有关
群体免疫是指当人群中有足够比例的个体已经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形成免疫力时，可以保护整个人群中的其他易感个体免受感染[1]。这个概念出现在一个多世纪前，随着20世纪后半叶各项疫苗接种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实施，群体免疫的概念也推广开来。
面对一种传染性疾病时，绝大多数人接种疫苗后，就能打破疾病的传播链，也就可以保护那些无法接种疫苗的脆弱人群。因此，“群体免疫”的初衷是与疫苗接种密切相关的。
当然，除了打疫苗，个体免疫也可以通过自然感染获得。那些感染过新冠病毒后康复的人，就有了抗体，有了免疫力。但是，要实现群体免疫，绝不是通过让人们去主动得病，而是要通过打疫苗、保护人们免于病毒感染而实现，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强调的[3]。
二、多少人产生免疫力才算群体免疫？
流行病学家使用一个参数叫“群体免疫阈值”，来估算人口中最少需要多少个体获得免疫才能打断病原体传播，扑灭疫情。
这一阈值取决于基本再生数R0，即，在完全易感、充分混合的人群中，一名感染者平均能感染多少人。计算群体免疫阈值的公式是1-1/R0，即，每位感染者能感染的人数越多，就需要越高比例的人口有免疫力，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不过，R0假设的是一种理想状况，但情况会随着疫情发展而变化，所以在计算阈值时会利用另一种有效再生数Rt或者Re，它考虑到了群体易感性的变化这一因素[4]。
三、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阈值有多高？
今年3月，传染病流行病学家郭健安（Kin On Kwok）利用当时每日新增病例数，估算了超过30个国家的Rt，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每个国家人口要达到的群体免疫阈值。其中巴林的阈值最高——85%，其Rt为6.64，而阈值最低的是科威特，只有5.66%，其Rt为1.06，之所以如此低，与当地采取的严格防控措施有关，比如宵禁、航班禁飞等。
不过，这类计算往往没有考虑到人类的行为。一旦人类行为出现短暂变化导致Rt下降，那么等回复常态后，群体免疫阈值就会相应改变。所以，阈值的计算对于R值特别敏感，变化幅度很大。
目前，新冠病毒群体免疫常用的阈值普遍估计在10%到70%之间，常用的估值约在60%。也就是说，当人群中60%的人都对新冠病毒有免疫力，就算达到了群体免疫水平。
但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人群是自然感染产生免疫力的，这个数字会更低，因为人群行为也会影响阈值计算，个体活跃度越高，越容易被感染，也越容易感染他人。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人员采用新的数学方法计算的结果是43%[5]。他们认为， “过于严格的非药物干预措施让群体免疫难以实现，一下子解除封锁后感染数量会迅速上升。”[6]
但是，不管是43%还是60%，血清流行率调查表明，全球大多数国家目前只有不到10%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里，绝大多数人仍处于易感状态。以疫情严重的美国来看，截至11月6日，美国确认感染人数为938万之巨，虽然数字惊人，但也只占了总人口（3.3亿）的2.8%，在如今尚无有效疫苗的情况下，想要通过疾病传播达到60%或者43%的群体免疫阈值，则至少要让2亿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
四、感染的人够数了，就能群体免疫了吗？
放任一种新的疾病传播来达到群体免疫，从人类历史上来看，还从来没有过先例。因此谁也无法证明，面对新冠疫情，《宣言》提出的“被动型”群体免疫策略会有效。
其实，这一策略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假定感染者康复后会自动免疫，可这个假定是未经充分证实的。目前我们可以检测人体是否产生病毒特异性抗体，但无法获知其免疫力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团队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果差距不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称[7]，新冠轻症患者体内抗体水平几乎每36天就减半；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人员则表示，长寿命的浆细胞感染宿主体内产生高亲和力抗体，最长可提供7个月的免疫力[8]。
近期，美国和欧洲都报告过新冠二次感染病例，其中美国报告的二次感染病例情况较为严重。新冠病毒再次感染的频率有多高？严重程度怎样？这些都有待科学回答。所以，如果感染者过一段时间后又变得易感，靠病毒自然传播就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4]。
五、实施“被动群体免疫”：失败的国家实例
那到底有没有国家尝试搞（被动型）群体免疫呢？还真的有：瑞典。
从年初第一波疫情起，瑞典政府就只实施宽松的限制措施，也不鼓励人们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指望建立全民免疫力。
然而，瑞典至今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宣告着这一策略最终的失败。10月12日，《美国医学学会》的一篇文章指出[9]，美国和瑞典是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的全球唯二两个国家。瑞典每1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是邻国挪威的10倍多（瑞典58.12/10万人，挪威5.23/10万人）。而瑞典的病死率（即死亡病例与确诊病例数的比值）也至少是挪威和丹麦的3倍。
同时，宽松的措施也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瑞典的GDP在今年第二季度下降了8.3%，相比之下，丹麦和挪威的GDP分别下降了6.8%和5.1%[10]。
也许长达一年的强制措施已经让很多人内心厌倦不已，《宣言》再次抛出群体免疫策略，却刻意曲解获得免疫力的正确手段，正好迎合了大众渴望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社交的心理需求。
但是，早在10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就已再三声明，关于通过让病毒传播来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概念的讨论，在科学和伦理上都存在问题，绝对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11]。
仍以美国为例，如果让病毒自然传播，那么当2亿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之际，可能迎来的不是群体免疫，而是美国医疗系统和医疗人员因不堪重负而全面崩溃。哈佛医学院教授、领导全球健康基金会的William Haseltine曾在媒体上直接表明，这种做法无异于“大屠杀”。
在人类与传染病对抗的历史上，40年前天花的根除可以说是群体免疫的典型案例，但是，我们依靠的是大规模接种、监测和遏制疫情等一系列综合措施，而非让人通过直接暴露于病毒。天花也是人类迄今唯一消灭的疾病，这一成功案例告诉我们：想要挽救更多的生命，需要实施正确的风险管控举措，耐心等待，直到持久有效的安全疫苗出现，通过大范围接种，形成真正的群体免疫，我们才有希望重回疫情之前的自由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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