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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28 | 1 2021年2月3日，电影人张昭去世。
58岁的张昭有过很多身份：橘品影业创始人、乐视影业CEO、光线影业创始人、上影集团的导演、纽约大学电影系学生……他是《归来》《长城》《影》《冈仁波齐》的制片人，《小时代》《熊出没》等系列IP背后，也有他的影子。
把他的身份和称呼串起来，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30年跃然纸上。
张昭的身份变化，往往发生在中国电影走到新路口、发现新问题之际。这个理想主义者用自己的转身，一次次写出新的答案——也许是与非、成与败还未有定论，但这些探索，都为中国电影提供了解题和破局的可能性。
所以，当这位电影人倏然去世，懂得他的人震惊之余，都在悼念他为电影做出的持续探索与自救。理想未竟，理想主义者却已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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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后一个月，张昭常常听一首歌，《骄傲的少年》。
歌词他很喜欢。“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为了梦想疯狂一次又怎样/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燃烧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要再唱一遍。”
张昭说这首歌让他想起自己，也想起中国电影，在2020年甚至更早就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国电影以及每一个电影人，都是骄傲的少年，都永不言败，永远对电影充满了热爱。”
2021年1月，张昭原本计划出席腾讯娱乐白皮书盛典，发表他在过去一年里的行业观察，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他早早写好发言稿，没想到，在活动一周前，他察觉身体不适，最终没能成行。
在那篇未能发布的发言稿里，张昭提到电影行业的暂停与重启，提到《八佰》的成功，提到《囧妈》转网带来的探索和尝试，提到了新年第一天，全国单日总票房将近6亿的成绩，也谈到他寄予期待的“Z时代”。
2020年，张昭创立橘品影业，要面向2.7亿“Z时代”用户讲述中国青少年故事。接受自媒体桃叨叨采访时，他说，“大家都说现在电影行业这么难，经济环境也不好，其实有危机才是创业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借着春风，在产业的危机当中去寻找机会。”
2020年，电影《爵迹2》改名为《冷血狂宴》，在视频平台独播。和《小时代》四部曲一样，《爵迹》系列是张昭倡导系列化电影理念下的产业模式实践。当年《爵迹1》上映，市场口碑不算理想，但第二部还是在争议中启动。如今，导演、演员和市场出现诸多变故，这部当时被当做数字化资产持续运营的电影，意外被挽救。“我们就全用数字化，把这些（修改）问题给解决了。”张昭告诉媒体。
市场对《小时代》的批评，张昭知道，但不以为意。做实验的人，早已笑纳非议。他曾解释过，“《小时代》运营模式是对的，产品化。但内容导向上有革新空间。这是国内第一次粉丝电影的尝试。”
至于他自己，“有时候，需要无我”，人要在忘我中做对的选择，“要想一下自己一开始是为了什么才选择了这条道路。”
他明白，“从业者容易以情怀、以个人的喜好、以艺术为名躲进舒适圈”，但做电影，“本质上是要为观众服务的。”主持光线期间，张昭曾公开批评，“不管投资人还是制作人，还是导演、创作者，心里没有观众。”
为了让团队把观众放在心里，他创造了一套颇有效果的打法——让公司撤掉办公室里贴着的几十部电影的海报。张昭对同事说：“忘掉我们做过什么电影。”白墙上，取而代之的，是全国80个城市电影院观众的照片，“他们长什么样，你要有感性认识。”
光线在全国80个城市有驻地发行团队，他们在影厅里拍摄下无数观众的脸。照片一个月换一次，上星期是盐城的观众，下一星期就是洛阳的观众。
“为什么要这样做？做电影的人，心里装的是谁？你脑子里面天天想的人是谁，这个很重要。”张昭在公开演讲中这样说。
这两年，电影市场频频飞过黑天鹅，张昭重新提起他“四张桌子”的说法：从做进口片生意为主的桌子，到传统民营五大主导的单片爆款桌子，到以万达、BAT为核心形成的平台型桌子，以及“中国自己的文化品牌运营”这第四张桌子。
在他的计划里，第四张桌子会在未来十五年诞生。在更远一点的未来，“三五十年后，一个很完整的品牌电影产业形成，可能那时我就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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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圈内外，张昭拥有许多称呼：电影产业“修路人”、“开路先锋 ”、“文艺复兴式”旗手、“守夜人”、“救世主”、“大厦倾塌下的悲情英雄”……
这些感性又宏大的名词，都曾是摆在张昭面前，与电影有关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张昭带着“救国梦”去海外求学。当时他28岁，决定从哲学系转入电影制作专业——这个选择，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选择了就是一辈子，“你必须深度耕耘才能做好，人生最后的自我审美，是来自于你对这个产业的贡献。”
那是内地电影走向国际的黄金时代。从1988年到1999年，几乎每一年，中国电影都能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拿到奖项。1995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张昭在纽约一家艺术电影院看完了《霸王别姬》，观众稀稀落落。他说自己一生没留过几次眼泪，那是难忘的一遭。“一个年轻的中国电影人，看到中国电影在美国只能在五个、十个城市的艺术电影院放一放，自尊心还是挺受不了的。”
他意识到，中国电影不乏好作品，但在全球商业市场上，“从来就只是点心，连前菜都没进入过”。他因此希望，“中国电影也能有一个大产业，事关民族电影产业生存和发展。”
1996年张昭回国，加入上影集团。他拍过一部电视剧，导演了一部中美合拍电影，成绩不太理想。
这几乎也是当时许多人的困境。他想起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拍电影《兰陵王》，“把投资的公司拍没了；周晓文当年拍《秦颂》，把当年很出名的大洋公司也给拍没了”。张昭发现：“你把你自己要拯救一个产业的愿望放在作品里，破坏力是很大的。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一个创作者，把自己的理想、价值观，都放在一个作品里面，想靠一个作品去挽救没有产业的电影市场，那是没有可能的。”
张昭去北京出差时，看见影协电影院里放着冯小刚的《不见不散》，电影院外摆着鞋摊。这画面给他的刺激不小。他对媒体回忆：“中国的电影院里是在卖鞋呢。”他进一步得出结论：“我们是造车的，学了一身本领，但是根本没有路，你造车干什么？”
“车”没造成，张昭离开去光线修路。第一部电影便是和博纳影业合作的《伤城》。他决定向美国学习，“好莱坞最厉害的就是发行。中国电影怎么能好起来？就先从发行做起。”
《伤城》当时的对手是张艺谋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背后是张昭和张伟平打擂台。“我们做了一个‘双城记’——一个是‘满城’，一个是‘伤城’嘛。从各方面来比较这两部片子，比明星，比内容。”较量的结果是，《伤城》没亏。
2006年，《伤城》在北京长虹电影院门口召开首映式。据张昭回忆，博纳影业CEO于冬当时十分高兴，感叹中国电影终于有了宣发。
打造光线的地网宣发体系，成为张昭最为业内称道的手笔之一。在这家中国最大的民营娱乐传媒集团，他用4年时间，以20余部商业电影，参与、建造着彼时中国电影行业的高速发展。
很久之后，人们从一份2011年招股书里，看到张昭在这场狂飙中获得的现实利益——他在光线传媒的持股仅为0.24%，远低于李晓萍、李德来以及王长田的妹妹。
但他并不太在意。他戏称，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扔掉财富的速度比积累财富的速度还快。”
3
张昭去世后，许多关于他的、带着温度的细节，被当事者一一讲述出来。
他戴着鸭舌帽接受采访，录有网感的口播，听年轻人听的歌，关注年轻人在意的潮流。他说自己是后浪，“（这是）人生感，与物理年龄关系不大。少年是你人生永远的底牌，碰到问题了，就回去翻翻这张底牌。”
采访过张昭的一位记者，在朋友圈怀念他有一种“很古典很老派的真诚和善良”。那篇报道一开头，就写了2017年4月，贾跃亭想拿走乐视影业最后的3亿现金流。张昭纠结了一夜，面前的烟灰缸里堆了60多个烟蒂，还是决定把钱借给贾跃亭。
邱海曾是《中国电影报》记者，他记得，多年前一次光线的发布会上，张昭向一群无名小辈逐一递上名片。他告诉《贵圈》，“我采访过不少影视圈大佬，他是唯一一个主动向我这种级别的小记者递名片的人，从未有过。”
一位曾在乐视工作的基层员工，在张昭去世后，想起他常常告诉身边的年轻人，英语不难学，要坚持每天读英文书籍，他自己就这样坚持了几十年。他还打算从零开始学做会员模式，要创业到80岁……
《人物》的报道中提到，即使在乐视影业最困难的时刻，张昭都没有放弃对电影的挚爱。熬不过去的时候，他会凌晨四五点在楼道里抽烟，那是他“寻找自己内心力量的时刻”。和同事出差，他深夜坐在酒店门口的面食摊儿，就着10块钱一碗的饸烙面，眉飞色舞地讲中国电影行业的未来，似乎困局、至暗时刻，都没能影响他的内心。
张艺谋在微博上回忆，最后一次见面时，张昭满怀激情地和他讲电影项目。他感慨，张昭是真正热爱电影的人，可惜雄心犹在，壮志未酬。
光线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王长田提起，张昭曾希望在墓碑上刻下“电影之子”四个字。王长田说，这几个字其实早已刻在所有了解他的人的心里。
2020年11月，张昭创立橘品影业，打算向75岁创业的褚时健学习。在计划开发的一系列IP中，张昭最喜欢的是《借我春风如少年》。他打算再次回到自己的原点——要构建起电影产业，“要把我放到电影产业里去看，而不是从企业的角度看。”
2020年11月，参加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电影创新论坛时，张昭戴着报童帽，穿得干净服帖又板正。虽然瘦削了很多，但在现场的人都说，上台演讲的时候，他的眼睛在发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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