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城市是否宜居，不能只问居民 - Headlin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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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版 - 我们城市是否宜居，不能只问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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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映的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The Year Earth Changed)里，记录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之后世界多地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象：
美国旧金山在封锁几小时后，交通噪音减少了多达70%，白冠麻雀的歌声划破了街区的宁静。
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的印度宣布全国“封锁”12天后，该国北部的居民惊讶地发现，在自己的家中，能清晰地看见巍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
通常很害羞的水豚，“突袭”了一座建在阿根廷首都郊区的修剪整齐的花园。而这个郊区，就建在它们曾经的湿地家园上。
与此同时，因为人类活动暂停，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超过6%——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
城市并不是人自古就占有的。人类的生活因为疫情被按下暂停键，动物们——以及自然界的其他参与者——就变得更勇敢。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人们的生活被彻底改写。人们开始思考疫情，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类的生活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在大自然看来，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森林消失、水体污染、土壤腐蚀、垃圾围城、雾霾压顶等现象，与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不无关系。
“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破地球，”2009年，《新周刊》在《破地球——气候公民与地球那些事儿》一期中，解释了人类是怎么把家园捅破的，“它是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人类，以发展的名义弄得千疮百孔的。”
早在19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就曾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而纵观历史长河，一场疫情、一次虫灾、一次地震或海啸、一场大火或暴雪，就能轻松证明人类在自然界的报复面前的脆弱与无力。
人在自然界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2020年的《生命之书》中，《新周刊》给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对地球而言，人类就是一种寄生生物。大自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大自然。”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封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迪，来寻找更好的与大自然共处的方式呢？人类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来确保自然界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呢？
“当现代人混乱、挣扎、疲于奔命、失眠、焦虑、暴饮暴食、恋物、失控时，动物们活得简单明了，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2016年，《新周刊》在《人类凶猛，动物温柔》一期中抛出新锐的视角，认为在生活方式上，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应该拜它们为师。
进一步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后疫情时代之下，我们应该向大自然拜师。
庆幸的是，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喜爱自然的年轻人——借助互联网认识从前闻所未闻的珍稀动物，开始关注身边的各种鸟类，担忧城市里流浪动物的命运，敢于为野生动物保护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类向大自然拜师学习生活方式，也从互联网走进日常。“敬畏自然”不再是语文课本上的一个冷冰冰的标题，不少从事自然保护的青年学者们也有了展现自我的平台。
李彬彬就是这样一位从中“出圈”的青年学者。
在城市里，她是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科学助理教授，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展城市中的动物保护课题，享受昆山这座中国最富有县城的生活；而在野外，她是穿梭在林地山涧的“彬爷”，专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谈及野外大熊猫的保护和乡村发展时乐此不疲。
她又是一位探索者，被美国探险者俱乐部(The Explorers Club)评为改变世界的50位探索者之一；与此同时，她又是一名自然摄影师和科普传播者，迪士尼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和纪录片《岷山秘境-王朗》，都有她在其中贡献力量。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野外，自然和生态都是值得她为之奋斗的主题。“因为，能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事业，我无疑是幸运的。”
创刊25周年之际，《新周刊》邀请李彬彬教授，分析城市和乡村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探讨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采访/良豪
编辑/萧奉
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新周刊》：我们说的“自然保护”，其实都在做些什么？从事自然保护，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彬彬：“自然保护”，“自然”是一部分内容，“保护”是另一部分内容。自然保护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因为自然的分支很多，有人专注于生物多样性，有人专注于环境因子，有些人关注的是生态系统，有些人关注的是某个物种，所以在大的保护概念之下，“保护”从事的事情很多。
从事保护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破坏，所以我们才需要保护。这里所说的保护不仅仅是自然的规律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策的问题，以及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保护”领域涉及的是研究人类活动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对大自然产生破坏和威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几乎包括了我们熟知的科技手段和学科内容。
《新周刊》：您曾在校园里见到一只黄苇鳽(yán)撞到学校的玻璃受伤死亡，之后开启了一项关于鸟撞的研究。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鸟撞事件？
李彬彬：最开始我的兴趣在荒野。不管是以前去南极考察，还是博士期间去西南山地进行野外调查，这些地方都是人迹罕至，但都是生物热点最多、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方。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黄苇鳽。对于观鸟爱好者来说，加一个新种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加新”的方式是在校园里发现一只撞上教学楼，最后因为抢救不过来死去的一种鸟。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很多我们不曾知道的、没有见过的生物，其实就生活在城市周边。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慢慢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感兴趣。
鸟撞之所以会发生，与玻璃和人造光有关系。玻璃制作得特别透明，会让鸟类觉得它可以穿过去；加上玻璃反射特别厉害，尤其是在建筑物的外边有很多的植被，或者万里无云的时候，鸟类更不会察觉到玻璃的存在。
在夜晚，城市的霓虹灯五光十色，但夜间迁徙的鸟类会误以为是星月发出的自然光，很容易让它们迷失方向。加上玻璃对灯光进行反射，同样会让鸟类误以为能够穿透过去。所以，“啪”的一声，鸟撞就发生了。
全球有9条鸟类的迁徙路线，其中4条位于我国。中国不少大城市，都分布在鸟类最重要的迁徙角度之上；而包括昆山在内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则是它们从东亚至澳大利亚的迁徙通道。这些大城市高楼密布，玻璃幕墙运用得多，也能说明为什么我们的大城市时不时会有鸟撞发生。
我在鸟撞的研究中认为，我们的建筑设计应该转变大规模使用玻璃幕墙观念；如果真的要大面积地使用玻璃，就要对玻璃进行特殊化处理，比如贴一些不透明的点或者竖纹，或者在玻璃廊道多放一些不透明的物品，降低玻璃的通透性，减少鸟撞发生的几率。
《新周刊》：除了黄苇鳽，有很多不被人熟知的鸟类栖息在城市周边，或在城市公园里安家。而有的时候，公园的除杂工作会影响这些鸟类的活动。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考虑鸟类和人们生产生活之间的平衡？
李彬彬：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公园？大部分人觉得一座公园里有整齐划一的植被，这种公园就是好公园。但这种“好”只是停留在审美上。
我们城市里很多湿地公园，都是非常重要的鸟类的迁徙和停歇处，个别城市公园的管理者可能为了追求整齐划一，对湿地进行了改造，补种了一些不适合在湿地生长的树苗。对于生物多样性来讲，整齐划一的设计已经削弱了公园以及周边环境的生态功能。上海南汇的滴水湖，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整齐划一是不是最美的？不一定，当我们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去考量，复杂的结构也会有它漂亮的一面。郊外荒芜的芦苇滩杂乱无章，但是这片土地内部包含了复杂的生态结构，那它也是漂亮、完美的——接近自然的繁杂和荒芜，它也是一种美，也需要被人们所认可。
鸟类会在公园的灌木、芦苇里繁殖，那我们完全可以避开它们的繁殖期来对植物进行修枝清理，而不是等到树木开始枝繁叶茂、芦苇开始疯狂生长的时候再来打理。公园的管理是非常精细的，如果我们的生活的节奏结合动物的一些习性调整一下，这样公园的“美”才可以和生物多样性相辅相成。
《新周刊》：绿地作为城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城市发展所忽视。您怎么看待城市高楼大厦和城市绿地之间的冲突？
李彬彬：有句话叫“植物是支撑人类社会的第一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医院里手术后住院康复的病人，如果窗户外面是一片自然植被，那么病人康复的速度肯定要比窗户外面是城市景观的要快很多。
城市是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居住冲突最多的地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缩小城市范围，但我们应当尽可能保留更多的城市荒野或城市绿地，因为有一些生物，它们可以适应比较小的绿地的面积。
高楼大厦和城市绿地之间如果处理得好，这个矛盾其实是可以化解的。比如，我们都能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密密麻麻的，但其实整个香港岛上，只有1/3的土地用作城市密集发展，剩下2/3都是自然保护区。
《新周刊》：城市化高速发展之下，“千城一面”的表征被不少人批评，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尤为突出。
李彬彬：这个观点我很认同。西方摩天大楼的概念，演变到今天变成玻璃幕墙的大面积使用。全球化的进程影响之下，我们也要多使用玻璃幕墙，才会显得这个楼特别“高大上”，才会显得我们的城市特别有气派。
但其实，我和很多建筑师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事情是有些“脱节”的。就比如鸟撞议题，很多设计师告诉我们，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在设计上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个现象。
现在我们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是不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同时还把我们和生物多样性剥离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
《新周刊》：城市里不光由人组成，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新周刊》旗下的纪实短视频栏目《局外人》今年7月初发布的视频《猫狗僧友会》记录了上海奉贤的智祥法师历时28年收养流浪动物的事迹。您怎么看待收养城市中流浪动物的现象？
李彬彬：收养是对流浪动物最好的方式。只要不是野生动物，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流浪的猫猫狗狗，或者其他宠物进行收养。流浪动物为什么产生？是因为我们人类养了它们，然后抛弃它们，最终才流落街头变成流浪动物，整个过程的根源其实在人类身上。
宠物是和人的关系最密切的，如果把这些生命抛弃在户外不闻不问，首先是养宠物的人没有做到照顾它们的职责。而且它们流落到城市里无人照顾，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赞成直接对流浪动物进行投喂，因为有研究发现，流浪动物是破坏城市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对象。
所以我更认为，人类应该从行动上来解决城市流浪动物问题。绝育，然后收养，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果只是给它们绝育然后放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同样是弊大于利的。
我们的乡村，还需要更多的生态自然教育
《新周刊》：您是研究大熊猫的专家，曾经在大熊猫的栖息地从事过生态保护的研究。今年7月，国家宣布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从濒危动物降级为易危动物，传递着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李彬彬：大熊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保护案例。但大熊猫降级，并不意味着大熊猫已经完全脱离危险，“易危”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大熊猫的濒危程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熊猫栖息地现在依然属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它们的栖息地被乡村和农田分割，很多地方都是一些小种群，很容易被灭绝。
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大熊猫在中国已经被分割成33个种群，其中有22个种群一共只有不到30只大熊猫。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很容易出现外部威胁，最终导致整个小种群全部灭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认定大熊猫退出受威胁的物种的名单。
《新周刊》：为什么放牧是大熊猫栖息地里最普遍的人类干扰因素？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李彬彬：这个结论是从大熊猫的第3次和第4次全国调查里得出来的。调查发现，因为放牧，大熊猫原本的栖息地受到干扰，导致它们不得不移动到更高更陡的边缘栖息地里，超过1/3的大熊猫栖息地在退化甚至消失。
我们后来对其中几个保护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发现牧民在大熊猫的栖息地里放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对肉类的庞大需求。因为这一实际需求，当地的百姓觉得放牧是个有利可图的营生手段。当地也支持他们发展养殖业来促进经济，但是山区很多地方对牲畜奉行粗放管理，对于怎么养没有太多的投入。
在大凉山，我们和当地百姓、村干部去做解决方案，确定放牧的范围，划定了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分布区以及生态系统功能区的“放牧红线”。另外，我们也和他们探讨养殖的规模，重新调整养殖模式，改变传统的粗放方式，用比较绿色的方式来进行养殖，这样既能让栖息地不被干扰，也不影响牧民们继续发展经济。
《新周刊》：我们都知道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有的乡村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从生物多样性方面来看，您认为脱贫攻坚对我国生态环境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现阶段我们还要提倡用生态文明来推动乡村振兴？
李彬彬：我们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很多时候所解决的，其实是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些地方久陷贫困，是因为对自然资源的理解过于狭窄，对于利用的方式过于粗暴简单，对于生态保护只是对立而没有变成解决措施的来源。
生态扶贫的内涵，其实是一个说法：当地的自然资源，是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自然资本。所以在很多重要的生态功能服务区域，我们提及最多的就是怎样进行生态扶贫，怎样才能够把我们的自然资本留住，同时通过它产生的“利息”给当地老百姓增加收入，最终促进当地社区发展。比如说供电和供热，如果不是通过伐木，而是通过更便利的方式供应给他们，那么就不需要进山里面去砍木头了；同样的，如果他们的收入不是通过进山挖药材、打猎，而是发展其他因地制宜的产业，那么居民也不需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
《新周刊》：从生态学家的视角来看，您认为我国乡村在未来二三十年，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尊重生态发展的振兴之路？
李彬彬：这是个难题。乡村要走好生态发展的道路，首先是加深对周边的自然资源，包括周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生物多样性分布最丰富的地区也是贫困人口聚集的地方，当地百姓和村干部对这方面内容了解不多，在决策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矛盾，最后导致发展方向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基层决策者和研究者还是需要加强生态发展的观念。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的自然教育和生态教育可以进入乡村。我到凉山去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当地居民其实对生态发展的理念只是略知一二，很多年轻人对大山已经有了恐惧心理，不愿意跟随父母上山挖笋。
大凉山是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怎样改变当地居民对生态发展的观念，重塑对这片富饶之地的感情，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一起衡量起来，是要有更多的生态自然教育才能支撑的。
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将会有明显的转变
《新周刊》：气候变化是全球都关注的重大议题。《新周刊》在2009年出版的其中一期杂志的封面叫《破地球》，聚焦关注的是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各种议题，其中提及了海洋议题。海洋在气候变化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滨海城市的生态环境，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
李彬彬：海洋是一个巨大的碳调节库，能解决大约50%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和一些海洋国家对比，中国人对海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差距。怎样拉近海洋保护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是日后值得突破的。比如说沿海地区经常遇见的台风，我们能不能多加一些与海洋相关的科普，为什么台风会从海上来，为什么它对陆地影响这么大，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可能有多少地方会消失，遇到的一些自然灾害要怎样预防，这是值得我们去改善的，也能帮助我们在对城市进行改造时，考虑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硬化海岸线，特别是不要破坏滩涂，因为滩涂有很强的缓冲作用。我们近几年认识到了红树林的重要性，但是也要尊重红树林的分布区域，让它能在南方的自然环境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因为红树林有抵御海浪的功能，就大面积地向北覆盖。
《新周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李彬彬：这两者当然是相辅相成的。过往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注重环境，经济崩溃必然发生，所以我们才会将环境保护的目光放远到几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观察的范围可能是全国，甚至是全球。
就像我们现在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之下，整个地球都大受打击，全球贸易也还没能完全恢复过来，这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万一自然到了真的失衡的时候，疫情可能会一波接着一波来，极端天气也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再想去纠正我们犯过的错误时，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对人类而言，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就是我们继续发展的大前提。
至于怎样实现生态保护的价值，我觉得还需要增加一些创新的市场机制，比如怎么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农产品，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述去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给当地百姓一条更好的发展途径，这些也值得我们在未来进行思考。
《新周刊》：您在进行科研的同时，也在致力于用摄影、社交媒体、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向公众推广保护科学。和过去相比，您觉得中国人在看待环境问题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李彬彬：我们城市里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喜欢观鸟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拿着“长枪短炮”像集邮一样远距离记录鸟类，将鸟类的一些习性通过网络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然、了解环境，这是环境教育其中一个有意义的环节。
不管是从信息传递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到环境议题的比我们的年代要广阔得多。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能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少，如果不学有关的专业，如果不是进入研究组，我也很难参与到环境议题的讨论中。
而现在很多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志愿活动发布出去之后，互联网的另一端的网友不论年龄、不论专业，都能够参与到保护环境的活动中来。比如今年开启的全国鸟撞调查的研究里，就有数百位市民帮助我们，这样能帮助我们了解城市里哪里经常发生鸟撞，哪里不常发生。
生物多样性跟城市发展，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会进入大众视野当中，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也会慢慢融入到一些与城市发展相关的专业领域里。比如现在的一些建筑，也开始考虑鸟撞的因素，在设计上作出了调整。
《新周刊》：作为一名保护生物学家，您认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如果要展望未来25年，您觉得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您最希望这个世界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李彬彬：我们把城市认作一类生态系统，这类生态系统需要强烈依赖于外部资源输入，所以我们每天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从城市之外来的。这就启示我们可不可以建立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在城市生态系统里面维持一部分需求的平衡，比如将屋顶花园变成屋顶农场，让一部分人能够自给自足。说白了就是，能不能缩短我们的供应链，降低我们对能源的消耗。另外，我们的城市需要更好的植被，需要给动物增加一些栖息地，通过动植物的生态系统功能，去改善人类的生活健康，从而能更好地帮助社会发展。
今年我国发布了一个报告叫《愿景2050：走向转型》，这份报告阐述了很多与人类未来相关的内容和挑战，其中一点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未来，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将会有明显的转变，比如我们对一些东西的使用频率也许可以更久一些，对事物的审美态度也会与众不同。
展开到社会层面来说，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方式会有变化，评价一个社会进步的方式会有变化，我们判断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可能不再用GDP，而是考虑经济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会说“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胁迫和谎言’”，但自然资源的丧失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的确是在发生的。整个人类社会都要意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目前的急迫性。
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本上用实际行动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手段”。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的自然资本到底应该往哪里投，怎样才能以一种更可持续方式，实现未来社会中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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