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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版 - 乐山大佛脸又双叒叕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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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乐山大佛结束了200多天的“闭关体检”，被蒸汽、砂纸和无铅布“保养”过的脸重现粉嫩。但这份光鲜没持续多久，几个月后，黑斑再度出现在大佛的脸颊。
2021年12月21日，距离上一次脸部保养已快两年，冬至日的四川省乐山市天气晴朗。从岷江河畔远眺，枕着绿树的大佛与皴石融为一体——鼻子是“黑三角”，微生物组成的黑斑爬满脸颊，蔓延至全身。
其实，鼻黑脸花是乐山大佛面容的常态。在过去几十年中，历经数次“粉刷”的大佛，脸部抹灰多达6~7层。四川盆地氤氲的水气，滋润了修缮层的细孔，成了微生物的乐园。
“如果不治理排水，每次用锤灰抢救式地抹一遍，也只能维持两三年。”此前参与修缮的工程师说。修缮层空鼓，难以固定。研究者曾在大佛脸部的眉周边发现铁钉，那是早年间人们为固定锤灰的无奈之举。进入新世纪，锤灰改进了工艺，在传统的水泥、石灰、炭灰和麻刀之外，又加入红砂岩，令质地更接近砂岩山体，但若湿气不绝，再好的敷料都会空鼓、裂开，直至脱落。
现如今，距上次“抢救”还不到两年，条带状的裂痕已经从大佛发际线向下贯穿眉毛。下巴处的空鼓形成斑片，已经翘起明显的裂纹。在抢救的重点——大佛胸口，仍旧爬着裂痕。
早在1991年，有关部门就组织力量对大佛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研究，当时的研究结论是，要想真正保护好大佛，应当治理其排水系统。但此后30年至今，“粉刷”却几乎成了大佛历次修缮与抢救工作的重心。
造佛与修佛
凌云山西面，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高62米的乐山大佛端坐水前。1300年前，古人劈开整座山，耗费三代人，耗时90年，凿出了这座中国最大的摩崖石刻造像。唐代建造之初，大佛涂满彩色妆銮，为减少山体渗水对大佛的影响，建造者利用大佛的螺髻和衣领褶皱设置排水沟槽，在大佛头肩胸后侧与山体连接处，凿了三个排水廊道，以防日晒雨淋，大佛身周还建有“大象阁”。宋代改名“天宁阁”，是文人墨客打卡之处。但在宋之后的几百年中，巨大的楼阁毁于战火，只在大佛膝上平台残留了立柱管脚隼卯眼。
没有任何图纸流传下来，也就没人知道最初的佛容。1914年，法国人维克多·色伽蓝拍摄了大佛第一张照片，当时的大佛正被修缮，头顶和肩部搭有施工架和长梯，满头发髻在中间缺了一片，大佛的鼻子已被磨平，眼口只剩痕迹，照片取景只到大佛胸口，而胸口上长满植物。这场修缮由凌云寺的僧侣们施行，抢修后的大佛有了第一张脸：螺髻在额前排成弧，双眼半睁，嘴唇丰润。
1962~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大佛的首次修缮，由时任乐山县副县长郭培谦主管，他是郭沫若的侄子，在修缮期间骑自行车摔下公路桥身亡。这次工程主要对大佛头、肩、两手、膝和双脚进行修补。
在这次修缮中，施工人员发现，大佛的鼻子底部是空的，里面为木头骨架，外面抹着锤灰，有水从嘴、鼻流出的痕迹。至今，大佛的鼻子骨架仍为木质，木质鼻子更易滋长微生物。这也是每次修缮后，大佛鼻子都率先变黑的原因。
1963年，修缮后的大佛有了红闪闪的朱砂印，微闭下视的双眼，白净的面颊，薄薄的下唇，只是鼻子依然乌黑。“白面书生”接近大佛现今的面容。1972~1975年“文革”期间，大佛和身侧的“九曲栈道”危岩再度迎来修补和加固。大佛的头、肩、双手和双脚又抹上了一层水泥锤灰。历经这两次修缮，大佛唇薄面白的容貌固定了下来。
抹灰只能暂时维持表面光鲜。在《1988年至1989年乐山大佛整治工程纪略》中，客观评价了1962年修缮的成果：“由于技术有限，只能算是给大佛修整了一次面貌，但未达到对大佛进行一次彻底的维修。大佛的风化程度仍在持续蔓延。”
到了1980年代，乐山大佛已到了需要抢救的程度。乐山市政府在1982年成立了乐山大佛综合整治委员会，1985年经省市专家的现场勘察，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佛身上张性构造裂隙长度约三百米，造成了纵向分离，横向尚连的危崖破体，且风化裂隙可导致坡体表层裂成碎块脱落。大佛基座同时接受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条水系侧向、垂直、旋卷三种水力的冲刷，使大佛南北侧250米范围内形成冲蚀坑72个，坑的最大深度为4.7米。如果水下软弱夹层被裂隙切割的危崖块体受地震影响，大佛就要移位，或跌入江中。”
在1988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举行的“乐山大佛整治方案汇报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朱长翎和四川省文化厅相关领导决定立即启动危崖抢救工程，并由国家文物局下达23万元前期工程费。同年制定了1990年至1991年大佛维修工程的计划安排，其第一条就约定，在1990年大佛维修工程中，主要解决大佛地区防渗透治水排水的问题。
1989年4月，当时的国家科委批准了《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科研项目，这是迄今为止对大佛最全面的研究，由当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黄克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家郁等专家带领实施。1991年7月，研究结项时还强调要“治理大佛的渗水”，还建议改善大佛周围建筑群的防排水系统，防止地表水流和生活用水下渗危害大佛。佛身原有的排水系统要在利用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如加大第三层排水廊道的纵向断面，开挖至相对隔水层，并将左右不对称的洞穴打通。还可考虑在大佛背后打排孔结合水平廊道等办法来组织饱水带的渗水对大佛的危害。
上述研究还建议实施佛体防风化措施，采用具有保护功能的遮蔽建筑物（如建造透明轻质薄壳形背光式大棚），抑或采用喷涂防护材料或药物，在作维修方案设计时，需进行可行性研究。
被搁置的排水工程
但在此后30年间，这些治水和防风化工程都未落实。
1990年代，在历次重要节点来临之前，大佛都会迎来一次修缮。比如，1994年的修缮，伴随而来的是乐山国际旅游大佛节；而1996年修缮后，峨眉山——乐山大佛在当年年底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但这些修缮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大佛的表面进行粉刷。
1998年4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冯德罗斯特及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等专家考察乐山大佛，对新入选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进行复检。这年9月17日，经过中央、省、市有关专家评审鉴定，确定了第一批大佛重点保护项目，一共四项，其中之一，就是“大佛佛身排水项目”，其具体方案是：“拟充分利用原有排水系统，采用竖井-横洞排水方式，以减除地下渗水对大佛岩体侵蚀和表面风化等危害。计划投资50万元。”
四项保护项目由地方制定，于1998年报国家文物局审批。2001年，被称作“乐山大佛建造史上最大规模的维修保护工程”拉开帷幕，这次修缮举世瞩目，不止有世界银行文化遗产专家多诺德·汉克博士和助手包顿先生专程赶赴维修现场，也吸引了200余家媒体作了现场报道。
据当年资料记载，这场修缮于3月 24日开启，4月28日竣工，严格遵循“修旧如旧，不改变原状”，采用传统锤灰材料，对乐山大佛头部螺髻的剥落面层进行了修补，清除大佛的“鼻黑”“脸花”“泪痕”及不合理的水泥层，修补了双脚。
但在具体施工中，排水项目不见了。2001年修复总指挥曾志亮曾表示，他也希望解决渗水问题，并提出按照1991年黄克忠等人前期研究的方案，打通大佛胸后两个未贯通的排水廊道，但未获批。
一位参与修缮工程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获批的原因，在当时，一是缺乏前期研究数据，难以保证治水工程的效果；二是经济原因。“2001年对文物保护重视不够，经费也不足，当时几十万的经费就是大项目了。”这位专家说，从2005年之后，国家才大幅增加对文物保护项目的投资。
缺少对水的治理，治标不治本。中铁科研院西北院文保中心副主任孙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粉刷大佛的锤灰，好比家中墙壁的抹面，如果墙长期在水里泡着，那么墙必然要起皮和脱落。对应到大佛身上，就是修缮层的空鼓开裂和剥落。“不解决大佛身后水的问题，只用锤灰修复，最多也就顶个两三年的事。”他透露，2001年那次修缮之后，大佛的胸前在2005年就发现了因修缮层空鼓而产生的裂痕，后来裂痕不断扩大，空鼓层开始剥落。
2018年10月到2019年4月，大佛在脚手架里再度“闭关”。不过这次工程不是修缮，而是被定位于“前期研究与勘测、以及抢险工程”，针对的是大佛胸腹部后期修缮层起鼓脱落病害。
孙博是此次项目的负责人。“文物工程分为四档，分别是日常维护、抢险工程、修缮工程和重建工程。”他说，对大佛来说，日常维护就是清洗表面微生物，抢险即对胸口的险情进行处理，修缮则为维修和修复，而重建就是恢复已灭失的古建筑，比如曾与大佛共存的大象阁。
孙博提到，当时国家文物局批准的项目经费不足400万元，其中包含90万元的大佛胸口抢险工程。2018年10月起，他们用一个多月搭好了脚手架，之后对大佛的状况进行勘探研究，再根据研究后的数据制定方案，请专家评审，再经由四川省文物厅上报国家文物局。
但这项工程依然不包括水害治理。据2018年12月24日国家文物局发给四川省文物局的批复：“大佛水害治理及本体维修加固等整体保护方案尚未确定，建议本次工程的主要目标为险情排除，在大佛整体保护项目启动前确保文物及人员安全。工程范围宜限定为局部险情部位。”
这意味着修缮后的保持期依旧只有3~5年。“当时专家们达成统一意见，不开展排水工程，只修补锤灰层，只解决暂时的问题。下一步继续做勘察研究，监测水的状况。”孙博说。
巨大的成本
当大佛隐于脚手架内，旅游业受影响，景区也有压力。2018年底，孙博搭好脚手架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要进行勘测和专家评估工作，并针对胸腹部空鼓开裂撰写报告，当层层上报的批复返回他手上时，已经是2019年1月，距离春节只有20多天，管委会当时要求春节前完工，到了春节，他们不得已拆除了罩住佛头的脚手架，将大佛面容向游客露了出来，春节后，又继续施工一个月。
在乐山市，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是旅游业的支柱。2018年，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全年接待游客410.12万人次，门票收入2.96亿元，这一数字在全国石窟寺景点中居于前列。这一年年底，因脚手架遮住了大佛两百余天，令景区门票收入遭受了损失，2019年的景区门票收入比2018年减少7000万元。一位接近景区的人士告诉记者，大佛经过那次维修后，景区人员收入甚至受到了影响，“加班费和绩效奖金都变少了。”
这不免让外界怀疑，对大佛动工如此“谨慎”，是否也有旅游业受损的顾虑。对此，乐山大佛管委会党政办主任、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院长范元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门票的损失是乐山市政府为保护大佛付出的“心甘情愿”的代价。“我们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大佛的保护工程，虽然工程要关闭整个栈道，所有的游客都不能下去看大佛，对我们的旅游收入会产生影响，但是市政府依然决定要关那么久。”
乐山大佛每年两三亿元的门票收入都用在何方？记者获悉，乐山大佛管委会是乐山市政府派出机构，有在编人员近300人。2021年6月，又成立了副县级事业单位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编制25人，在此之前，负责乐山大佛研究保护的是管委会内设机构。而景区运营由国企乐山大佛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景区的工作人员及服务人员与企业签合同，在旅游旺季，这些人员数量高达2000人。接近景区管委会的一位人士称，每年景区的收入主要用于人力成本和运营开支。
这位人士还透露，乐山大佛作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一次动工都需要上报国家文物局，邀请专家进行谨慎的论证，大佛管委会只有进行除草、给大佛“洗脸”等日常维护的权限。此外，大佛的保护经费主要由国家文物局下拨，地方鲜有配套。
然而，按照相关政策，景区经营性收入一部分要用于文物保护。根据国家相关政策，2013年5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写道：文物旅游景区经营性收入中，应按不低于 5％的比例优先用于文物保护。
但当记者向范元元问及这项政策，她表示自己并不熟悉。“这对我们是个利好。”她解释说，大佛研究院成立还不足半年，她还在理顺业务，“现在的研究院有独立的财权，相信会为大佛保护贡献更多力量。”
范元元否认因成本问题而暂缓修缮大佛。她认为，文物修缮需要谨慎，在修缮之前，应开展涉及多学科的勘测研究，少则一年，多则五年，才能拿出足够科学的数据。
神秘的大佛
于1991年结项的《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初步提出了包括治理水害在内的保护建议，而如今已经过去了30年。大佛渗水的来源是什么？大佛内部水往哪里流？排水究竟怎么改？都缺乏相对权威的研究。
“学界的研究长期停滞。”孙博告诉记者，如今乐山大佛排水系统的研究，“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如今在学术期刊上，多是一线工程人员发表的数据。
（陈列在乐山大佛博物馆的大佛历史图片。翻拍/本刊记者苑苏文）
孙博所在的中铁科研院西北院从1989年起就参与大佛的修缮，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是这两年开始对大佛渗水来源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大佛眼下的主要病害，是以头部为主的空鼓开裂和渗水。“病害因素如果排名的话，可能渗水是最重要的。”经过初步研究，孙博发现渗水很大比例来源于雨水。“下雨几十分钟后，大佛胸后饱水层的渗水量直接上来了。”
雨水一直威胁着大佛。在本世纪初，受周围工业区排放的影响，大佛曾遭受数年的酸雨冲刷，大佛眼睛的颜料被侵蚀后，产生了“大佛闭眼”的容貌。
如果要抵挡雨水，那么要不要给大佛，甚至整个山体加个“帽子”？曾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的詹长法说，根据石窟考古和石窟寺建筑资料表明，尽管大佛在唐宋时有屋顶，但加帽子的思路仍在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尤其当乐山大佛成为世界遗产地后，在其上面进行任何添加和去除都要通过严格的评估。“必须要有依据”。因为没有相对全面的科学研究，屋檐方案也同样搁置下来。
范元元介绍，大佛研究院正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探讨建设乐山大佛的遮盖保护性设施的可行性。但对大佛本体的遮盖，“国家文物局特别谨慎”。而孙博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文物局支持，将于2022年对大佛附属窟龛的保护进行研究。“先做一个小型的实验。”通过对大佛附属窟龛进行遮蔽，能够得出数据，说明遮蔽物对大佛风化速度的作用。
范元元将研究的缺乏归因于过去技术水平不足。她提出，直到2013年，才找到专业设备架设在岷江的岛上，面对大佛进行三位扫描。“相当于人做了个X光。”这次探测过后，他们发现大佛的嘴巴是受过伤的。她指出，在早前技术手段不成熟的时候，“不动就是最好的保护”。
但国内其他石窟寺早已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做了很多工作。詹长法介绍说，在同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陕西彬县大佛寺，专家根据危岩渗水的检测，专门设计了疏导方案。“引导着不要从大佛面部、胸部或者表面流过就行。”而在2015年完成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抢救性保护工程，他带领团队使用了8种地质勘测技术，将整个岩体内排水渗水的通路都调查清晰。
“但我们做得还不够，绝对不够，甚至可以说就是没有。”詹长法说，以现在的技术水平与条件，如果想把乐山大佛体内的排水渗水机制查清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为什么没有做？
此外，詹长法还指出，中国已有9处石窟寺列入世界遗产地名单，都面临和乐山大佛同样的问题。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但在石窟考古、技术勘测、综合科学评估等方面比较薄弱，对中国石窟寺保护利用领域的创新思维相对滞后，“缺乏认真、严肃、客观、科学和准确的描述”。
对现代研究者来说，甚至连古人的用意都未能完全摸透。1300年前的建造者，为大佛设计了巧妙的排水系统，他们利用大佛的衣领褶皱和发髻设置排水沟槽，在大佛头部、肩部、胸部后侧与山体连接处，还凿了三个排水廊道。除了乐山大佛，在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著名摩崖石刻，也都由早期古人修建了巧妙的排水设施。
没人能说清改造千年前排水廊道后的效果。“廊道靠近山体的一侧，是钟乳石样的，靠近大佛的却是干的。”范元元介绍，最神秘的，是大佛胸口后面的第三层排水廊道，与其说是廊道，不如说是两个没有贯通的洞口。“这两侧廊道都是在大佛建造时凿刻的，是不对称的，我们要考证为什么没有贯通。”
在30年前的治水建议中，专家建议将胸口廊道贯通，还有人建议是修建竖井排水，但范元元认为，这都是“贸然”的举措，还需要请地质学家和力学专家研究承载大佛的基岩，看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会不会造成大佛的不稳定？”这项研究如今仍未结题，还没有定论。
2021年，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下称“乐山大佛管委会”）再度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大佛治水项目，仍未获立项。
在川渝地区，除了最大的乐山大佛，还有上千座石窟寺，它们都面临雨水和渗水的威胁，但也都屹立千年而不倒。詹长法期望，乐山大佛保护工程能成为保护石窟寺的示范性项目，“专业队伍配置起来，科研设备架设起来，合作机制建立起来。如果乐山大佛的问题能够妥善解决，那么对川渝地区的上千座石窟寺都是个福音。”
乐山大佛高62米，已经是凌云山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詹长法提出，对大佛的治理应当伴随着环境整治，“（治理）严肃复杂且久远，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需要有计划，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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