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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3 | 1 他很平静地说自己想要解脱。我告诉他：“我室友是化学系的，给你找瓶化学药物。你
喝下去，还没感觉到痛苦，就死掉了。”
中学六年，我都在省重点中学读书。初一时，班主任在课堂上说，不要跟班上成绩最差
的女孩讲话。我们听话照做，孤立她。
课间我们去天台吹风，那女孩经常独自站在边缘，掉眼泪。传言说她自杀过好几回。初
二时，她退学了。快毕业我才知道，学校不许“差生”参加中考，怕拉低升学率。
高中三年，我成了“差生”，一直活在老师“你脑子不正常”的质疑里。我去香港念大
学，选择了心理学专业，想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他们所说的正常人。
心理学专业内流行着一句话：读心理学的，要么是想治愈自己；要么是想做圣母，治愈
别人。我立志毕业后，要成为一名心理医疗师。大三，我去学校的学生发展处，面试自
杀干预接线员的工作，算是为以后的理想预演。
在香港，所有大学都设置了学生发展处，只针对本校学生开放，主要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大多数同学如果因为突发事件烦恼，白天会来心理咨询室咨询。接线员需值班满三个小
时，通常在夜晚六点到早上九点间。值班室约十平米，正对着门两米远的地方，摆放着
两对桌椅，桌上各摆着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两台电脑的屏幕，分别被学校的地图和香
港地图占据着，以便随时定位。
夜晚的教学楼，除了我们房间，只有走廊亮着灯。屋里静寂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夜晚是人情绪最脆弱的时间段。我第一次接电话，就是在午夜十二点左右的时分。铃声
响起的第一声，我迅速拿起听筒，尽力让声音如春风般温柔：“喂。”
对于对方，哪怕只晚一秒，就多一秒绝望的可能。
电话那头一直沉默了三四分钟，女孩才一顿一顿地说：“三年了，我要疯了，你们，有
没有药？”她话语零碎，说是高三那年开始的，“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哭，夜里也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下，会重复做同一个噩梦，在梦中忽然惊醒。”
我握住听筒，女孩有倾诉的欲望，我就只是倾听。
“高考失利，考了很差的大学，一进校门我就崩溃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平时能上
985，高考只考了211。
不过很快，大学的新鲜感让她重新提起兴趣。大二开学后，她又重新陷入那种“崩溃”
的情绪中，回家休息几个月后返校。
大三开学，她来到香港做交换生，起初特别开心。“这几天又开始了，我克制不住那种
情绪。一进到教室，看到正常的同学们，更加觉得自己没用……”
这时候，我可以初步判断，女孩是患上了抑郁症，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诊断。我柔
声细语地向她解释：“据我所知，抑郁症会在每年相同的时间反复发作，每次发作一到
两个月，自己是无法控制的。”
“我也怀疑过……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动物在冬眠，想睡就睡，想哭就哭。我们用每年11个月的时间储
存快乐，积蓄能量，来对抗那个月的负面情绪。一个月后，什么都不用做，你又复原了
。”
她还是不甘：“可我现在上课，什么都学不进去，感觉自己只会越来越差劲……”
“你可以在其他时间多做一些，还可以尝试一些药物。人得抑郁症，就像动物冬眠，毕
竟，全球变暖这么厉害了，熊，不还得冬眠吗？”我的话似乎把她逗笑了。
我乘胜追击：“如果你想拿药，白天来心理咨询中心。”
“我白天的状态好一些，所以经常懒得去。一到晚上就克制不住，这才打电话。”
我告诉她，我们会对来电进行记录。白天医师上班时会看到资料，在确认学生真的需要
药物时，会直接开单子，这些药物也是免费的。
“那就好。”她舒了一口气。
我帮她预约了第二天的心理治疗，医师给她的临床检测是中度抑郁。后来，我们做过粗
略地统计，过来接受心理医疗的来电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他
们多数对抑郁症一无所知。
凌晨两点到四点，是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集中打来的时候。
如果说，前半夜的来电是来做最后的求助；那么，后半段拨打热线的人，多数对人生彻
底失望，试图通过死亡获得解脱。
那天，我和搭档坐在值班室，凌晨两点钟左右还没人打来，我快要睡着时，电话响了。
我轻轻“喂”了一声，那头沉默了一会，说：“你好……”
对方说的普通话，一听是内地学生，我和搭档交换了眼色。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的，多
是硕士或博士，在校外租房住。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可能没法及时救援。
“你是内地的学生吗？我也是内地来的。”我试图跟对方拉近距离。
“我的东西，都打包好了。”他声音哽咽。
哭说明对方还有情绪，还有救下来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那些语气平静到听不出任何情
绪的人。
“你在家吗？我现在可以过去，一直陪着你。不要怕。”我们需要尽快对他进行定位。
“我住在劏房……”他大哭起来。
劏房多位于香港相对贫困拥挤的街区，比如油尖旺。这里的住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两三
平方米，卧室摆上一张单人床或上下铺之后，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一层楼四五户人家
共用一套卫生间和厨房。一些从内地过来的同学，也会在这里合租。我去他们家拜访过
，只看一眼，心情都很抑郁。
“我好绝望。”很快，他停止嚎啕，像受伤的猫一样，开始小声地呜咽，哭声克制又令
人窒息。
“你在红磡吗？”我缩小范围，开始引导他的思路。
“ 嗯。”他条件反射般地回答。
“黄埔街？必嘉街？”我进一步试探。
“嗯。”
那就是二者之一了。我的搭档男同学在电脑上找到对应街区，指着其中一条街道给我看。
“机利士南路？”我问。
他没说话，看来是默认了。搭档立刻通知保安处准备，等我赶往事发地点确认后，他们
再报警（如果是校内情况，保安处会直接出动）。
“我住在XX大厦，我到你那儿，用不了几秒钟。我的手机号是xxxxxx，我给你打过去。
”其实那边，我只知道这一个大厦，因为我有个同学住在那。我挂断电话，按照来电显
示，用自己的手机拨给对方，接通后，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租的房子这个月到期，我也没钱续租。你过来也好，我不敢在屋里烧东西，怕万一
着火。你来处置吧。”他声音平静，我知道不妙了。
我们学校距离他的所在地，快跑只需要5分钟。我冲出值班室，往机利士南路的方向奔
跑。路过一片殡葬区，路上堆着一排排棺材和一溜溜白花圈。我顾不上害怕，一直试图
在电话里稳住他：“我已经到机利士南路了。你在天台吗？在哪幢大厦？我上去陪你。”
话筒里非常安静，只听得到我“呼哧呼哧”的吸气声。随后，他挂断了。我慌忙报警，
又给搭档打电话告知情况。
通过拍档的定位指示，我赶到机利士南路去寻找那位自杀者，看见一辆警车停在一栋楼
下，我飞奔过去：“你好，是有人要跳楼吗？”
警员愣住，指着旁边两个便装市民：“你们是一起的？”
两人夫妻模样，连连摇头：“有个内地来的大学生租我们房子。刚刚发信息说，水电煤
气费用放在了他行李上面，他都打包好了，同学会来取行李。我觉得好奇怪，就报警了
。警员说他可能有自杀倾向，我就过来看看。”
在我们说话的间隙，警员们早已铺好救生垫，另一些警员开始上楼。
我跟房东核对了电话，是同一个人。我告诉警员自己就是那位同学，是赶来救他的。警
员点点头，拿起对讲机跟同事说了什么，允许我进入现场。
劏房没有电梯，我跟随警员走楼道，霉味、公用厕所里排泄物的味道瞬间包围了我，手
电筒的光亮路过角落，我看到几只肚子肥大的老鼠，迅速把视线挪开。
天台不大，只有拉起来的几条晾衣服的线。香港的大楼多是公共式天台，有人在上头种
花、晾衣服、弹吉他，有流浪汉在上头居住，有人准备飞升。
男生站在边缘处，警员几乎贴在地面上前进，我浑身抖得厉害。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
，我哭出声来，行进中的警员停下，拍拍我的后背，“这里只有五楼，我们救生垫已经
铺好了，他要是正常脚着地跳上去，顶多骨折。不用担心。”
男人背对我们站着。他个子不高，耸肩勾背，他垂着头，头发凌乱。我挪到他身后，安
全区域的最前端。
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靠近。“以前觉得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是最狠的诅咒。现在我
觉得，永世不再为人才是解脱。”他很平静。
我脱口而出：“我室友是化学系的。给你找瓶化学药物。你喝下去，还没感觉到痛苦，
就死掉了。”
他轻轻摇头：“都一样。”
其实，在危机干预时，对于抱有必死决心的人，通过阻拦造成的自杀未遂，会导致他们
下次进行更决绝的自杀。我们有时会允许他们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尝试，比如不阻止自杀
者在五层楼内、有救生垫和救护车的情况下跳下，在能及时抢救的情况下，服下安眠药
（正常包装、但里面是替换了的、低浓度的安眠药）。
对他们来说，生硬地劝阻，是不理解他们的痛苦。而允许他们尝试，是尊重对方选择的
同时，也守好自己的职责。
警员悄悄递给我一瓶药，瓶子上写着：安眠药。我问他：“我这有一瓶安眠药。你吃吗
？”他似乎动摇了，慢慢后退了两步，转过身，在原地，木木地盯着我手中的药瓶。
我索性直接拧开药瓶。他本能地走过来，一把抓过药瓶对准嘴巴，后面的警员递上一瓶
水。我上前，按照教程紧紧抱住他，说着：“没事，没事。”
不知是药物还是拥抱起了作用，他平静了一些，瘫坐在地上。警员们将男生连扶带抱地
带下楼，送上救护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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