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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boy (我爱我老婆) 于 (Wed Mar 31 13:22:11 2010, 美东) 提到:
为民族文化寻根溯源
——读蒋南华先生《 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
汤序波
癸未岁杪，回溯这一年来自己的阅读生涯，兴趣的重点仍然投放在文化类的书籍上
，在读过的书中有两部可谓特立独行、出群拔萃，令我感佩莫名。一部是考古学家苏秉
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二00一年版），另一部则是历法学家蒋
南华先生的《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人民出版社二00二年版）。两部书都是由国内顶
尖级出版社出版，其学术含金量、学术档次，不言而喻。它们的殊途同归，分别着重从
考古和历法两个路径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真是厥功甚伟、功绩彰著。我认为对当
前中国文化研究而言，套用黑格尔的话，它们可以说是一个“光辉的日出”。其在学术
上的贡献将彪炳史册。
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内国际学术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原因一是中
华文明具有独立起源，即原创性，二是中华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一脉相承。世界
其他的古代文明都先后中断了，唯独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传流至今。如古代的埃及与现代
的埃及差别就很大，也就是说今天的埃及人不是古代埃及人的直接后裔，两者没有必然
的关系。著名学者李学勤曾说：“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不仅对于中国历史，而且
对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1）然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
近年学术界的结论可谓纷纭聚讼、莫衷一是。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文明与古埃及、古巴
比伦、古印度文明相比是最晚的一个文明，其历史只有三千年。这之前的历史在他们眼
里只能算是神话传说，并非信史。其实这个观点实际上和八十年前我国“古史辨”（疑
古）派如出一辙。该派认为“东周以前无史”，古史是后人“层累地造成的”。我认为
苏秉琦先生有一段话，最能驳斥此说。这位考古学的一代宗师说：“三四千年前的商代
文明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
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
，生下来就有白胡子，叫人难以置信。”（2）故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则是中华文明
始于炎黄，而二帝距今五千年。这就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由来。这个炎黄学说
并不是现在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司马迁在写《史记》以前，学术界就由此
说。譬如《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就持这个观点。不过就是这个传诵了两千年的“
五千年”说，按苏秉琦先生的说法，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找到确切的考古证明，即
辽西红山文化庙坛冢考古新发现。（3）以往我们学术界谈起5000年文明史时，总是有
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我们的博物馆在有关陈列中，只能按考古发掘顺序讲实物
，不敢讲年代。现在随着年代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大量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学术界
开始认识到，中华文明实际上远非五千年。
蒋南华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古汉语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精通历术，明于推步，而且
在远古年代学研究上有突出贡献的天文历法家。我们知道天文历法学是中华学术中一门
极为重要的学问，被学术界称为“绝学”；古人就有“斯道寂寥，知者盖寡”之叹，今
人更觉玄虚迷惑，不敢问津。现在国内这方面的专家严格说来，真算得上凤毛麟角，少
之又少。蒋先生的业师是贵州大学老教授张汝舟先生，张老先生是当代从考据学角度研
究天文历法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历法上最大贡献，是为世人揭示了司马迁《史记·四分
历术篇》，是古人保存完好的古代四分历术，而且它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历法
宝典。经他解说，号称“天书”的《历术甲子篇》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世人面
前。这确实是了不起的发现。难怪南京大学著名教授王气中先生要说：张老先生“建立
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科学体系，根据他的体系来解释汉以前的古代典籍，大都能够破
除迷障、贯通大义，一扫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中的重重雾障，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
究开拓一个新的局面。”（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曾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一期“中
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会”，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专门性的人才。蒋先生就是那时跟张老先生
学习天文历法的，他不仅深得乃师精髓真传，而且颇有创获。他前些年出版过《中华传
统天文历术》一书，被学术同行誉为是打开史前史的一把金钥匙，在远古年代学术研究
上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现在他的这部新著《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最大特点是历史学
、考古学、天文历法学三者的整合运用，其中尤以天文历法学专长最为显著突出，并以
大量丰富而令人信服的史实，提出中华文明七千年的结论，从而把我们的文明史整整提
前了两千年。蒋先生的这个学说最初形成于十年前，当时（1995）他的这个观点甫经公
布，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为国内多家权威报刊转载。十年来，他的这个观
点陆续地被考古新发现所证实，认为此说不虚。如考古学家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阜新
查海和赤峰兴隆洼遗址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苏秉琦先生说：“它绝非氏族成员
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玉已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
5）的确，远古时代贵族有佩玉的风尚，如《礼记》就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
无故，玉不去身”之说。过去我们常说，“阶级起源于分工”，我想社会文明也是伴随
着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有了阶级就必有文明，两者是相伴而生的。随着考古
文物的不断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接受蒋先生的七千年说。行文至此，我想起先祖
汤炳正（景麟）先生在学术上的一句名言，即“凡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的提出，往往是
旁证愈来愈多，凡不符合事实的结论的提出，反证也愈来愈多。”现在不断有中华文明
起源七千年前的旁证涌现，说明蒋先生当年这个论断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完全能成立的
。近年有人根据考古材料甚至提出中华文明八千年说。（6）这使我想起当年王国维先
生通过对刚刚出土的甲骨文的研究，一举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的商代世系的记述
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要知道在他之前学术界是怀疑《殷本纪》的记载。而美籍华裔学
者张光直先生则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还不知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现在因
为考古学成果蔚为大观，我们已经开始知道了。（7）张先生是海外考古学的一代名家
，著有《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人类学随笔》等多部考古学专著，他的话很值得我们
深思。由此我想学术研究一定要尊重和正视新材料，不应抱残守缺，一味坚持成说。“
重写”或“改写”历史，应该是学术界正常之事。令我敬佩的是，比如《剑桥中国史》
，以前是从秦汉写起，现在人家欧美学者根据考古材料已补写了秦汉以前的历史。我想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蒋先生这部论著共由二十篇论文组成。写作时间前后跨度十余年，这段时光正是他
的“七千年学说”，从开始形成到日臻完善的过程。其中有几篇重要的论文，值得介绍
给读者。因为它们对华夏文明进程诸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论证。如《中华
远古文明七千年之佐证》一文，则具有纲领性意义，字数不过区区万言，却能提纲挈领
地把中华文明起源的年代阐述得十分透彻深入，并建立起自己经得起学术界推敲的年代
学框架。论文前后对中华文明提出了十四项起源问题（也是他七千年说最重要的立论支
撑）。如从火的发明与使用、陶器制作、稻粟种植、禽畜驯养、桑蚕纺织、铜器与金属
工艺、玉饰器物、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字、城池与建筑、水陆交通工具、传统医药
学和天文历法等文明起源诸要素立论，从而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于七千年。蒋著所举的
这些文明起源佐证，几乎每项都可以追溯到七千年之前，故他的文章足以说明中华文明
起源于七千年。而他所举的材料远比学术界传统的文明起源“四要素说”（即青钢器、
城池、祭坛和文字等）要丰富和全面得多。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多源并起，如满天星斗
、互相辉映的实际景观。我这里仅举蒋著三项史实，以飨读者。关于文字起源：美国历
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认为，文明“始于标音字母的发现和文字的使用”。由
此我们认为文字的创造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里程碑，有了文字才可能把经过的事情记载
下来，积累起大量知识，并通过跨越时空的文字把信息传递到远方，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字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1986年以来，考古学家
相继在大汶口文化遗址、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及中原
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遗址等出
土的陶片器物上，发现了笔画工整、多个相属的象形符号。又如1974年在山东营县陵阳
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象形符号，它们在形制上都有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更
为重要的是在山东省邹平丁公出土的一块龙山陶片上发现了十一个排成三行的成篇文字
。此外，“在河南舞阳贾湖进行的发掘，从相当于裴李冈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
的龟腹甲和另外两个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
骨文的“户”字。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划。墓葬的年代，据碳素测定不晚于公元
前5500年。”（8）也就是说距今已有7500年。而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发现用颜料绘写
在陶质形器内壁上的符号，距今已有八千年，但在形体上却与西安半坡的文字符号一脉
相承。专家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符号，这种象形（符号），要比埃及的象形文字
至少要早出二千余年。又据《解放日报》1997年4月23日报道，江苏学者刘正英在解读
河图洛书之谜后，将六千年前西安半坡的30个文字符号作了辨识，他发现甲骨文中的“
黄”“帝”二字就是由西安半坡的数字符号组成的。并对仓颉造字之说进行了考证，证
实仓颉确有其人。甲骨文中的许多文字就是他“规范”出来的。关于稻粟起源：农耕文
化与稻粟是人类社会由采集、渔猎、游牧等原始经济形态，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显著标志
，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蒋著提出两条理由：一、以农耕和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
济，必须以稳定的定居生活和社会成员的良好公德意识和社会精神文明为前提。二、农
耕稻作不仅需要人们有更高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也要有犁田、翻土、薅耙、排灌、
收割、储藏等更为复杂多样的农业器具及其操作和管理水平。它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
，同时农耕稻作的发展也必将拉动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与进步，因此农业文明是社会一
切文明的主体的基石。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
早在七、八千年以前稻粟已成为我国人民的主要食粮。马骕《绎史》引《周书》记载：
“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这一神话传说，正好与考古发现互为印证。
在磁山遗址里，还出土了石铲、石镰、石磨棒等多种粟的生产和小米加工工具等。在淮
河流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九千年以前的大量碳化稻。在湖南澧县梦溪镇发
现距今八千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并获得稻粒1.2万颗。在江苏连云港和陕西省西乡县
发现了距今七千多年前的稻谷遗存。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制作
精美的大量陶器和木制、石制、骨制工具（其中骨耜多达170余件）以及大批稻谷堆积
物，其稻谷总量在120吨以上。在居民炊煮用过的釜底还发现了不少残留的米饭锅粑。
这些考古发掘，充分而雄辩地说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我国就已进入了十分发
达的稻作农业文明。而前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文明起源”研讨会上，根据考古新发现
，与会学者提出：“仅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历史就可以推到8000年到1万年前，从而打
破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成说”。（9）我想这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对蒋先生
当年提出的“七千年说”的一个回应。关于乐器起源：我国古代的音乐艺术，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多彩，成果灿烂辉煌。据《吕氏春秋》《吴越春秋》《尚书》《山海经》等
记载，早在七、八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知晓了音乐有“移风易俗”“善民心”“宁天
下”的社会感化作用和怡情养性、寓教于乐的特殊功能，因而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重视
和提倡。炎黄时代已有管弦等乐器，现已被浙江、河南等地考古出土的实物所证实。如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发掘出了一批距今八千年以前的骨笛。这些骨笛全是
用动物骨管制成的。笛长一般为20多公分，直径1.1公分左右，一侧有规整的圆孔，形
制固定，制作规范，大多为七孔。个别笛子主音孔旁还钻有一调音用的小孔。说明制作
者已有十分明确的乐律规范目的。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骨笛已具备了七声音阶结构，
而且发音相当准确，音质较好，至今仍可吹奏旋律。贾湖骨笛地发现，彻底澄清了“先
秦没有七声音阶”之说。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160件距今七千年以前的骨
哨，亦是一个有力的物证。这些骨哨，有的至今仍可以吹出各种和谐悦耳的声调。显然
只有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生存状态，才会出现这些方面的制作人员，才
会有这些文明的物化标志物的产生。否则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欣赏音乐与舞蹈。
我认为蒋著中的《炎黄五帝生活年代考释》，是他中华文明七千年说的奠基之作，
此作框定了他七千年说的具体年代，同时也堪称我国史前史断代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
大家知道，华夏文明始于炎黄，这是汉代以前就有的成说。比如有“汉民族的第一部史
诗”之誉的《黑暗传》就称炎帝“制作文明开千古”。（10）炎帝是中华文明的肇始之
君，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炎黄距今多少年？五千年说，是不是真的无懈可击呢？蒋
先生从天象、文物、典籍三个方面（三证合一）挖掘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终于以令人
信服的证据为我们推算出炎帝不是五千年前的人物，而是七千年前的人物。他的这个结
论当是可信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可信”，是他的结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天文历
法上，是根据传统的“成法”一年一年推算出来的。我感到蒋著在天象、文物、典籍三
者之中，尤重实际天象。这或许是实际天象是天上的材料，没有任何人为的臆度，取信
度高！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进行推算的？
据蒋著考证天元甲子历（即上元泰初历）是由炎帝创制的，是我国历法之祖。它是
一部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时合朔并交冬至的历法。所谓上元（即历元），实际上就是指“
历法的计算起点”。那么上元泰初历始于何时？历代学者对此则语焉不详。蒋先生根据
司马迁《史记·历术甲子篇》等提供的有关数据、原理和方法（并以公元前427年为历
元近距，再据四分历术的章、、纪、元）推算出“纪阴阳之通变，极往数以知来，可以
迎日授时，行天成务”的上元泰初历产生于公元前5037年。我们认为这一年与上古典籍
所说的“上元泰初历”产生的年代是完全吻合的。另据《周易·系辞》疏：“《帝王世
纪》云：炎帝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生帝临魁……”和《通
鉴外记》所云：“帝临魁元年辛巳”，得知炎帝之子临魁继位元年既是辛巳。再看早于
公元前5037（甲子），即炎帝神农创制“上元泰初历”之前的辛巳是哪一年？经推算当
为公元前5080年，从公元前5080年（辛巳）到公元前5037年（甲子）为43年。而又据炎
帝“立周天度”，“正四时之制”，创立了上元泰初历，当是在他43岁时。炎帝生于公
元前5080年辛巳，“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那么他辞世的辛巳年必须是公元前4960年
辛巳。窃谓炎帝所处的时代，已经形成城邑国家，也就是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
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的一个重大标志。据新近考古
研究表明：“中国首批城镇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000年”，“到目前为止
，已在长江流域发现13座围有城墙的城镇”，“最大的几座城市筑有长达3英里的防护
墙”，“人口最多时达到一万”。（11）我想：这个数字已超过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格林
·丹尼尔的“城市应容纳至少五千人”之说。而长江流域，正是炎帝当年的活动范围。
蒋著就称炎帝为“长江之子”。现在考古材料已充分证实，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相比，
不仅不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动摇了以前的成说。功劳当然是出土文物。
那么干支纪年始于何时，经张汝舟先生考证司马迁《历术甲子篇》用的是公元前427
年（即周考王十四年）之“历元近距”。为什么叫“历元近距”，因为这年的干支不是
甲子而是甲寅，因此只能称为“近距”。从甲子到甲寅中间相差整整50年，也就是说只
有公元前477年才是甲子，但公元前477年亦不能当“历元”。（因为这年的前子月合朔
并交冬至时间,并非为甲子月的甲子时）。在历法上，元即始也。历元就是历法的开始
。历元应该是前文讲的炎帝创建于公元前5037年的“天元甲子历”（是年前子月合朔并
交冬至的时间，正是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而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
消息、正闰余”的“天正甲寅元”，经蒋著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推算出他调制
的这个甲寅历是公元前4567年，比炎帝的“天元甲子历”晚了整整470年。这就是说干
支纪年早在炎黄时代就已实施了，并非过去所讲的始于什么新莽和东汉。皇帝甲寅调历
后，中国天文历术走向了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阶段，而流传至今，成为世
界上最早也是最先进的天文历术。蒋著又据《周易·系辞》疏曰：“（黄帝）在位一百
年崩”。推测出黄帝的生卒之年大概是公元前4600年至公元前4500左右，从炎帝到黄帝
，“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经蒋先生考证应为486年），这与《史记》索隐基本
上是吻合的。炎帝既然于公元前5037年创制“上元泰初历”，而黄帝亦于公元前4567年
调制了“天正甲寅元”，那么炎黄二帝分别为我国六七千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当断然无疑
。蒋先生还根据历史典籍、历日记载和出土文物，对少昊、颛顼、帝喾高辛的生卒之年
做出的推算，令人信服。
蒋著还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即《关于中国历史纪年问题》。我国历史纪年始于何时
，学术界传统的看法认为“有史可查”的历史只能上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托始
的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其实此说能否成立是颇值得商榷的，我们只要
认真阅读一下《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鲁世家
》等等，特别是其中的《周本纪》和《鲁世家》就不难发现，所谓共和元年以前无纪年
的说法，实在是不能成立的。这之前的历史纪年并非是“空白”，而是确实存在的。如
司马迁《史记·鲁世家》所记西周鲁国各公年次除代周公“就封于鲁”的伯禽之在位年
数未具体言明，炀公在位60年脱误成6年外，其余各公在位年数都一一记录，并十分清
楚。有学者因此说：“历代研究西周王年者，没有不重视《史记·鲁世家》有关记载的
”。因为它“就是考校西周一代王年的标尺”。（12）事实确实如此，只要我们将伯禽
自武王克商二年后即崩，成王即位，周公辅助成王摄政“七年”，还政成王，“后三十
年四月……乙丑，成王崩”（《世经》），即将成王在位37年之数和伯禽卒于“康王十
六年”之数（即伯禽在位53年）加上去，就能精确得出从武王克商之年起整个西周时代
的王年总数：武王2年+伯禽53年+考公4年+炀公60年+幽公14年+魏公50年+厉公37年+献
公32年+真公30年+武公9年+懿公9年+伯御11年+孝公25年，计为336年。“考公25年诸侯
畔周，大戎杀幽王”为公元前771年，这一年是大家公认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
后的史实，以336年+771年—1年=1106年，这不就是张汝舟先生当年推出得西周开始之
年，即武王克商之年吗？这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鲁世家》的纪年要比“共和元
年”（公元前841年），前推了265年（1106-841=265年），即使不计伯禽在往之前的年
数，《鲁世家》也较共和元年早出了200多年。我们岂能不顾这一铁的事实，妄谈“我
国历年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 。
关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古代纪年，《史记》除《鲁世家》外，《周本纪》也有比较明
确的记载。而《史记》之外，战国以前的文物和历史典籍，殷末和西周青铜器以及《尚
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等，都有详略不一的共和元年以前乃至炎黄时代的历史
纪年凭证。如殷商末年和西周时代的青铜铭器。据蒋先生考证这些铭器纪年，最早的《
戈其卣》为帝辛二年即公元前1156年，最晚的《叔尊父》为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
。据这些铭器所载年历，我们可以依次排出帝辛至西周各王的年序及在位年数。此外，
我们还能找到若干凭证：《尚书·商书·伊训》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
训。”“惟元祀十年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经推断这一年为公元前1723年。
显然从商周记历青铜铭器和历代文物典籍记载证实，我国古代以某王在位之年进行纪年
（包括甲子干支纪年），已成为人们的常识。这种“帝王纪年法”从远古炎黄时代开始
，一直沿袭到清末民初（所谓民国X X年，实在也是这个“帝王纪年法”的翻版），真
可谓是上下几千年矣。这些铁的史实说明，断言“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没有纪年”是
不能成立的。我们的历史纪年不是向前“延伸”了，而是本来就存在的。这一点是不能
含糊的。
通过阅读蒋著所举的大量史实，我们知道，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而天文
历法早在炎黄时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炎帝“分八节”、“正四时”创上元泰
初历，黄帝“迎日推策”、“考定星历”创天正甲寅元。到了帝喾高辛之世（即公元前
4300年左右），我国的天文历法已达到了非常精密和科学的高度。有人曾对我国七千年
以前就有了如此先进的天文历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那时的人们“心智未开”，还
处于愚昧混沌的野蛮阶段。殊不知这种看法，实在是极其浅薄而又十分可笑的。英国著
名学者彼得·詹姆斯在《世界古代文明》一书中指出：“人类许多最重要和最令人吃惊
的发明，其实是在数千年前完成的。因此我们不必为哪些奇妙的‘发现’而感到震惊。
因为单就才智而言，古人并不逊色于现代人。”我们就拿天文历法来讲，如清代朴学大
师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所云：“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
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龙屋伏辰’，儿童
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三代以前的人们连小孩都懂天
文历法的有关知识，都能观看天象以定时节，而现代的人们却反而茫然无知了。这能说
是古人不如今人吗？不少事实告诉我们：炎帝神农及其后裔如祝融、共工、蚩尤、昆吾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明乎天道”的天文历法家。
蒋著中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天文图像及墓主身份考释》一文，是支撑他七千
年说和最能表明它作为章黄学术传人的一篇力作。1987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濮
阳市西水坡发掘了一座仰韵文化时期的墓葬。墓主头南脚北仰卧，随葬物有龙虎、北斗
天文图像，以无可争辩的铁证，给怀疑我国天文历法水平的论者一个极大的教育。从这
个意义上说：“考古学是一门让人难堪的学问”。（13）墓主人身旁用蚌壳摆塑的左龙
、右虎，是我国古代二十八宿左苍龙、右白虎、南朱鸟、北玄武“四象”的真实反映。
左龙、右虎和北斗图案所构成的天文图像与帝喾高辛时代的“三辰”记载完全一致。即
人胫骨的斗杓指向正东，蚌塑苍龙之首（和龙角）；略呈三角形状的斗魁与右边（即西
方）蚌塑白虎的头部（即参星）相对应。它们反映的正是《史记·天官书》所云的“杓
龙角，衡殷（迎）南斗，魁枕参首”和“二月龙抬头”，亦即“辰出而以参入”“斗柄
东指，天下皆春”时的实际天象，时间正是夏历二月的春分时节。45墓的具体年代，经
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为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4400年左右，此时正是帝喾高辛时代。
45号墓葬的龙虎和北斗天文图像充分证实：远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天文历法已有
了“四象”和“二十八宿”的概念，并已运用北斗柄的指向来确定时节的寒暑交替。也
就是说距今6300年左右的帝喾高辛时代的星历家们对以参商和北斗“三辰”为代表的天
象观测，业已十分精密，远远超乎了今人的想象。
45号墓主人身旁摆放之物，除蚌塑的龙虎（即参商）和北斗“三辰”及三个能显示
其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殉葬者外，别无他物。这足以说明，墓主人生前决非一般人物，而
是一位地位显赫、身份不凡、文化素养很高的司掌“三辰”以定民时早晚的天文官。墓
主头南脚北仰卧的葬式，正是炎帝神农及其后裔“崇西尚左”以南为尊之传统习俗的反
映。由此可以断定：墓主人当是有炎帝、祝融血统的世袭天文官。蒋著从他所生活的年
代和葬地来分析推断，这个人就是帝喾高辛时代的天文官昆吾。昆吾，据《史记·天官
书》等记载是帝喾时代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天文官，直到夏代，他的后裔“昆吾”氏仍袭
居星历官之职。而昆吾生活和死葬之地均是今之濮阳，其墟又在濮阳“县西百步”。其
地理位置正好与今天考古发现的西水坡45号墓地相符。因此蒋先生断定45号墓主人就是
昆吾当是可信的。
蒋南华先生的《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一书，是一部全方位、多线索、多角度探讨
中华文明起源的成功之作，为我们建立从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和尧舜禹到夏
商周的年代学年表。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继承前人学术和受惠于当代考古学最新成果的基
础上，以一人之力为重建中国史前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在难能可贵。最后，我想以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的《西方受惠于中国》一段话结束拙文，他说“近代世界
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我不
知道作为一名中国人，你知道这些不？!
注释：
（1）见李学勤《失落的文明》第7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0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3）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7页。
（4）见王气中为《古代天文历法论集》（张闻玉著）写的“前言”，贵州人民出版
1995年版。
（5）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5页
（6）见冯诚、谭飞、张燕《华夏文明史增加3000年》，载《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
（7）见祝华新、卢新宁《力挽千载唱大风——写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际》，
载《人民日报》，1996年5月17日
（8）见李学勤《失落的文明》第84页。
（9）见张选国《中华文明历史远不止五千年》，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29日
（10） 见胡崇峻搜集整理《黑暗传》第18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该诗是一部
叙述汉民族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明代王朝的创世纪史诗。诗形成于明代。
（11）见《长江流域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载《参考消息》2003年8月11日
（12）见张闻玉《西周王年论稿》第21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 陈星灿《考古学就在我们身旁》，载《读书》199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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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1 (Jeux d'eau) 于 (Wed Mar 31 13:45:16 2010, 美东) 提到:
这个书评。。。
敢用苏秉琦的名著来抬此书只能说比较彪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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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YangKe (少主人) 于 (Wed Mar 31 13:59:30 2010, 美东) 提到:
展开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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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1 (Jeux d'eau) 于 (Wed Mar 31 14:46:24 2010, 美东) 提到:
哈，暂且不提苏秉琦多牛了，单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都可以算中国上古史研究的
分水岭了。在阐述作者多年的类型学后提出了新的中华文明多元发展论还有古文化古城
古国的三部曲，之前那些或姓马或华夏一脉的理论就抬不起头了。现在的中国文明起源
学说大都以这个为基础来的。
其实这本书很薄，外行人如我看起来也很容易，所以也能在饭前胡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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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YangKe (少主人) 于 (Wed Mar 31 14:48:10 2010, 美东) 提到:
谢谢！有空去拜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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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1 (Jeux d'eau) 于 (Wed Mar 31 15:16:56 2010, 美东) 提到:
呵呵，公公要是有时间可以找一本书叫《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足够我等外行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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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YangKe (少主人) 于 (Wed Mar 31 15:22:22 2010, 美东) 提到:
http://mopicer.com/Service/Image.ashx?user=1582&key=MjAxMDA0&f=fnmrxrYa.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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