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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67 | 1 创作于1936年的《何日君再来》（黄嘉谟作词，署名“贝林”）原是刘雪庵应剧作家
潘孑农的邀
请，写一首“跳舞场里用的音乐”，潘孑农当时创作了《弹性女儿》，需要一个在带有
离愁别绪的舞
曲风格的插曲，烘托电影气氛。刘雪庵到舞厅里听到了探戈音乐，就随手写了几首，有
《双双
燕》、《满园春色》等。刘雪庵对流行音乐的拿捏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些作品，
很快就在市
面上流行起来。后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的布景题方沛霖想导一部模仿好莱坞风格的歌舞
片《三星伴
月》，需要一首舞曲，刘雪庵就将这首歌给了他，编剧黄嘉谟为之填写了《何日君再来
》的歌词。
但刘雪庵后来却承认，自己连剧本都没看，内容一点也不晓得。 哪知这首《何日君再
来》马上就红
遍十里洋场，百代公司也灌制了唱片，据刘雪庵的同学钱仁康先生回忆，因为《何日君
再来》的红
火，当年百代公司的经理在会客室里将周璇的照片挂上，而取下了原来挂在那里的梅兰
芳的照片。
对于流行音乐，刘雪庵是这样说的：当时的电影完全是市场竞争，你写的歌曲必须
要在社会上
流行，一首不流行两首不流行，就不会再有商人找你，而要流行，就必须迎合市民的口
味，在电影
插曲中，无所谓就是渲染喜怒哀乐这些人人都有的情绪，渲染得好便能引起共鸣，就能
流行起来。
有时一个片子要一天就交出一首插曲来，他就写一些曲调，需要时就拿出来，填上词就
交差了。刘
雪庵是出身学院派的作曲家，在音乐的学术道路上有自己的追求，看他早期的词曲作品
，也不难判
断，他的内心有一定的文化自尊和传统士人的风雅追求。1934年，他曾就黎锦晖的时代
曲写过一篇
文章，题为《怎样才能彻底取缔黎锦晖一流剧曲》发表在当年上海《音乐杂志》的第3
期上，文中说
对“黎派黄色音乐”“仅仅禁止播放是不够的，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如征求爱国歌曲，
把各地的民歌
收集起来，根据现在的作曲技巧予以改编、整理、发挥。这不只适合民众的口味，而且
将来可以把
握住这种新奇乐风，创造一派国民音乐，也可以为我国艺术争得相当地位。” 很显然
，作为音专学
生的刘雪庵对黎锦晖的“时代曲”是不认可的。对他自己后来创作的《何日君再来》这
种作品，他也
深感格调不高，自己有些不安，一律没有用真名，而是取了“晏如“的笔名。剧作家、
与刘雪庵有过
多次合作的潘孑农先生1986年撰文回顾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刘雪庵应《三星伴月》导
演之邀写成
些曲后，导演心血来潮，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唱词。刘雪庵看到词
后，觉得有
些段落粗俗，曾向友人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未公开提出异议。《何日君再来》在当
时名噪一
时，除了《三星伴月》，蔡楚生的《孤岛儿女》也采用它作为插曲，直至1966年，香港
邵氏公司投
拍的电影《蓝与黑》中还将此曲作为插曲。
刘雪庵对这首歌的曲调并不看中，填词非常不满，但它居然引来了数十年的争议，这当
然是刘雪庵
当初无法预料、后来无法左右的。
NHK前不久专程拍摄了部名为《一首歌的故事》的纪录片，披露这首歌在日本和中
国两岸的遭
遇，曾经彼此敌对的政权曾以差不多相似的理由查禁此曲，现在看上去令人啼笑皆非，
但我们已经
经历过正在经历着的一切，可能就是那么吊诡。
《何日君再来》首度遭禁是抗战末期，作家段彩华曾撰文指，当年11岁的他曾亲眼
看到日
军，将“何日君再来”改作“贺日军再来”，使得这首传唱数年、尽人皆知的歌曲成了
汉奸歌。这个情
况很快被敌后情报人员发现，反映到当时的大后方首都重庆。国民政府蒋中正委员长很
生气，亲自
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同时出版《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公司也将没有卖出的唱片统统收
回销毁，广
播电台也不准播放这首歌。很快的这首歌由极盛而衰，从此便沉寂了，在台湾这首歌一
直无人问
津，直到1979年才由邓丽君重新演唱，后传入大陆，重新风靡。
有意思的是，李香兰（山口淑子）在日据上海时期曾在兰心大戏院开过一个音乐会
，音乐会上
演唱了这首《何日君再来》也同样招来麻烦，工部局传唤了她，理由是“被怀疑带着盼
望重庆政府或
共产党政府早日归来的愿望，才演唱了《何日君再来》。”审问李香兰的是一个中国警
员，她反驳说
这只是一首普通的情歌，丝毫没有政治含义，更何况此前周璇已经把它唱得人人知晓了
。当时李香
兰还没有公开她的日本人的身份，审问他的警员提醒她当天演出的舞台背景为蓝色，而
她又身着白
色礼服，两相映衬，有“青天白日”的效果，所以招致了怀疑。
在中国大陆，《何日君再来》起初被批判为汉奸歌曲和黄色歌曲，文革过后，邓丽
君重新带来
这首歌又引起了纷争，此时汉奸歌曲的罪名得以洗刷，黄色歌曲的定性却仍然在。1980
年，《北京
晚报》上曾掀起了一阵讨论《何日君再来》的热潮，欲借此将流行歌曲引入百姓正常的
文化生活，
但哪知接踵而来的却是对李谷一、苏小明的非议，对邓丽君的查禁，一本由《人民音乐
》杂志社编
于1982年《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里收入两篇关于《何日君再来》的文章，此曲
仍被定性
为“黄色歌曲”，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这首歌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首曲调简单优美，歌词有点暖昧缠绵的流行歌曲，能引起几十年的争议，这样的
历史确实不
应该再重演了。刘雪庵或许曾大惑不解，或许也曾在内心深处认为这首歌起到了粉饰太
平、瓦解斗
志、甚至反动的作用，但这些所谓的作用无疑都不是他的本意，而且，反动歌曲也好、
靡靡之音也
罢，都不过是解读者强压在它头上的大帽子而已。一件作品创作完成之后，能够引起何
种社会反响
并不能为创作者所掌控，更何况乐曲本来就只有抽象情感含义而没有确切的叙事指向，
《何日君再
来》也不过是拄了歌词的拐杖，踏进了几十年的混沌。
一位名叫曹白的作者曾于1938年写过一篇题为《喘息》的报道，记述了当时上海人喜欢
《何日君再
来》的原因：“四郊既然封锁，出入是这样的难，认真做个良民，心头又是这样的苦，
唱唱《何日君
再来》罢，这倒还是可以救药的……陷前的上海的歌声，‘起来！起来！’那是年轻胸
膛的鼓动；陷后
的歌声，《何日君再来》应该作为年轻的满怀的哀诉。虽然嫌孱弱，然而是真的。”此
段谈到了这首
歌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效果，也就是说，虽有粗俗内容，却还起到过并非消极的作用。
对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的遭遇，音乐学专家田青先生曾作过一首打油诗：“曹
操说何以解
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凄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
什么你唱了
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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