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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614 | 1 ②，中国的面粉也由过去每年入超一变而为出超。面粉人口不断减少，1912年为三
百二十万担，1913年为二百五十万担，1914年为二百十九万担，1915年迅速降低为十五
万担；而面粉出口则不断增加，1914年时还不足七万担，1915年上升为二十万担，到
1918年达二百万担，1920年更猛增为四百万担。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各
国粮食生产减少，迫切需要面粉，中国所产面粉运销英、法、土耳其、日本、东南亚等
地，从而促使中国面粉工业得以迅猛地向前发展。
以无锡荣家为例，1902年荣家在无锡创办了保兴面粉厂（茂新前身），只有石磨四
套，日出面粉不过三百包，由于外粉倾销，颇多亏折。辛亥革命后形势好转，营业大有
起色。1912年茂新获利十二万八千两，转亏为盈，除付还各欠外，尚余数万。④荣家依
此扩大生产，于1912—1914年创建了福新一、二、三厂。
⑤到1916年，荣家茂新、福新系统发展到六个厂，粉磨增加到一百零一台，比创办
时增长二十四倍多。1921年茂新发展为四个厂，福新系统增加到九个厂，日生产面粉七
万六千袋，其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资本粉厂的三分之一左右。①当时上海是面粉工业最
发达的地区。1918年前，上海面粉厂除福新系统福二、三、四、六厂外，新成立的还有
七家。②其他如天津、济南、汉口以及东北哈尔滨等地面粉工业也相当发达。
缫丝工业也有进展。上海不仅是中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也是缫丝工业的中心。江
浙地区盛产蚕茧，为上海缫丝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辛亥革命前丝业萧条，工厂停工
停产的居多。1911年上海拥有丝厂四十八家，丝车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八台。1914年增为
五十六家，丝车一万四千四百二十四台。1917年猛增为七十家，丝车一万八千三百八十
六台③，比1911年增加了二十二家和四千多台丝车。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加，蚕丝出口也
逐渐增加。1911年出口各种蚕丝为七千四百五十多万两，1913年增为八千三百十五万两
，其中机器缫丝出口由三千六百多万两增加到四千六百多万两，增加了近一千万两。④
卷烟工业发展也颇为迅速。上海卷烟厂由1910年的一家烟厂发展到1916年的七家。
⑤侨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所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公
司于1906年成立于香港，最初资本不过十万元，而且由于外资竞争，处境危险，辛亥革
命后资本发展到一百万元，1918年增资到五百万元，并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开设了
分厂，规模逐渐扩大，盈利也增长很快。1920—1921年盈余达四百多万元①，从而能与
外国资本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相匹敌。
榨油工业也有较快的发展。中国新式榨油工业，东北以大连、营口为中心，华北以
青岛为中心。东北出产黄豆，以生产豆油为主；山东出产花生，青岛是花生油生产的中
心；江浙产棉籽，上海多产棉籽油；汉口为桐油集散地。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
油料为各国所需，我国旧式油坊不能满足需要，新式油坊应运而生。东北大连1913年有
新式榨油工厂五十二家，1919年增加到八十二家（其中大多数为华商所开办的工厂）。
②油料输出也逐年增加，以豆油为例，1913年输出为四十九万一千担，1916年增加到一
百五十六万五千担，四年之间增加了二倍多。③
民国初年，火柴工业的发展也较快。据统计，1905—1913年我国的火柴厂开设了52
家，1914—1923年增加到113家 ④，十年时间就增加了61家，比1913年前增加了一倍多
。由于国产火柴的增长，部分满足了人民的需要，进口的火柴不断减少。据统计：1913
年火柴进口为五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三箱，1914年就降为四十七万六千七百十五箱，
1915年降为四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八箱，1916年更降为四十一万二千四百十四箱。若以
1913年进口指数为100，到1916年进口火柴指数降为72.5％。⑤当时经营火柴的工厂，
“无不获利倍蓰。即如北洋一厂，开办时资本不过二万元，到1917—1918年间竟获利十
万余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于1920年创办了鸿生火柴公司，
最初资本不过十万元，后来发展为规模巨大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所产火柴行销长江流域
和两广、闽浙地区。
此外，在造纸、针织、制糖、制烛、食品罐头等工业方面，这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
的发展。
中国的煤铁开采和铁路、航运等部门，一向是控制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官僚资
本为了巩固其统治，也办了一些军火工业、煤矿和铁工厂。民族资本在重工业方面的投
资是很微弱的。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
民族资本乘隙在重工业方面得以发展。
采煤工业。中国的采煤工业大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资本投资采煤工业的
很少。辛亥革命后政府公布的《矿业条例》，鼓励人们从事采矿业，因而采煤工业得到
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12年向农商部领取的矿照为二十一件，1913年为三十二件，
1914年为五十八件，1915年猛增为一百五十三件，其中以领取煤、铁、金、银矿照的居
多。例如领取采煤的矿照，1912年为十四件，矿区面积为五千一百四十五亩.
1913年为十九件，八千三百九十七亩；1914年《矿业条例》公布后，就上升为二十
七件，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四十二亩；1915年更增为五十六件，二十四万一千八百十四亩
。①四年之间领取的矿照增加了三倍，矿区面积增加近五十倍；如果把各地方开办的小
煤窑计算在内，数字就更多了。全国煤的总产量也有所增加。1912年机械采煤量只有五
百一十六万吨，1919年增为一千二百八十多万吨，1920年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十三万多吨
。用土法开采的小煤窑为数也不少，这期间每年都有增加，产量约在四百万吨左右。九
年之间，机械采煤量（包括帝国主义投资各矿在内），总共增加了近二倍。
若剔除外矿产量，则从1913年的五十四万多吨上升为1916年的七十五万多吨，1920
年则猛升为三百二十八万吨①，增加了五倍多。例如，纯为民族资本创办的山西保晋煤
矿公司，产量就增加很快：1912年产量为二万一千多吨，1916年上升为七万一千多吨，
1920年猛增到二十二万五千多吨，比1912年增长九倍多，企业也由亏损一变而为盈利。
该矿在1916年以前年年亏损，1916年盈利达四十三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5％，1919年盈
利也有十一万九千余元。②随着煤产量的增长，进口煤逐渐减少，出口煤不断增加。据
统计：1914年进口煤炭价值为八百七十万海关两，出口煤炭价值为九百二十六万海关两
。出入口相较，出口额已经超过了进口额，煤炭业的发展“猛进无绥”。③
钢铁工业。1911年全国钢铁总产量为十二万一千多吨，1916年发展为四十一万四千
吨（其中铁为三十六万九千吨），增加近二倍半。钢铁入口量也在减少，1911年入口为
二十一万九千吨，1915年降为十二万五千吨，降低了约43％，1917年更降为十二万三千
吨。④随着钢铁产量的增加，国内铁矿需求相应增加，铁砂产量也随之增长，出产的铁
砂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有出口。如1912年铁砂的产量（机械开采）为二十二万一千多
吨，净出口为二十万另四千多吨；1916年上升为六十二万九千多吨，净出口为二十五万
二千多吨，产量增加近二倍。 ①从铁矿开采手段来看，也有显著进步，机械开采和冶
炼的比重都有所提高。1912年机械开采的铁矿只占30.6％，机械冶炼生铁只占4.5％。
1916年机械开采的铁矿上升为55.6％，机械冶炼生铁上升为53.8％。②
这时期由华商经营的制铁工厂也有增加。除原有的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厂外，还有
上海新成立的和兴钢铁厂、大冶的济华铁矿公司（1917）、汉口的扬子公司以及后来的
石景山炼铁厂等。汉冶萍公司在此期间产量迅速上升：以汉阳产铁量为例，1912年为七
千九百八十九吨，1913年为七万九千五百十三吨，1914年为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五吨，
1915年为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吨，四年之中增加产量近十六倍。③该公司由于产量上
升而扭转了历年来的亏损，增加了盈利。辛亥革命前几乎每年要亏损一百五十万到二百
八十多万元，到1914年仅亏十万元，1916年至1919年，每年都有盈余。
1918年盈利多达三百七十七万九千元④，该公司并进行了扩建，在大冶附近新建两
座高炉，在汉阳铁厂添建化铁炉及炼钢炉。1918年产量增为十三万九千余吨，1919年增
加为十六万六千余吨。和兴公司创于1917年，最初资本仅八万元，在欧战期间，获利甚
巨，改组增资至一百万元，添置炼钢炉二座，专以炼钢为主。⑤锑、钨等有色金属业。
锑、钨为军事战略物资，欧战期间价格猛涨，我国出口猛增，获利倍蓰。1912年纯锑产
量为一万五千吨，1917年增至三万三千吨。
钨在1915年始发现，1916年产量就达二千吨，1918年猛增至一万余吨。钨主要输往
美国和日本。⑥它主要产于湖南，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湖南的锑砂和纯锑在欧战期
间为各参战国所争购，纯锑一吨价值由一百四十六元上涨至一千元。据统计：1914年锑
砂出口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九石，总值二十五万五千多两，1916年纯锑总值为四百六十
三万四千七百二十五两，生锑总值为四百六十七万多两，1917年生锑出口为三十二万多
石。①湖南用机械开采锑矿的华昌公司，在此期间利润收益猛增，因此于1915年扩充商
股至九十六万两，1916年冬又加入商股二百另四万两，总资本达到三百万两。该公司除
在长沙设立冶炼厂外，另于益阳、安化、新化等县设立采矿场及生锑制炼厂，并在上海
和美国纽约设有分售处，直接对外贸易。由于锑价猛涨，该公司1916年的纯利竟达到一
百二十七万两。②
水泥业。辛亥革命前，中国所有水泥一半来自欧洲。欧战期间，欧洲水泥来源断绝
，因此国内水泥工业得以发展。除原有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湖北大冶水泥公司、广州的
广东士敏土厂三家水泥厂外，又新设了上海龙华的上海水泥公司，南京龙潭的中国水泥
公司与无锡的太湖水泥公司、河南的六河沟水泥厂四家水泥厂。这期间，水泥生产异常
有利，每桶水泥由市价五元涨到十元。
交通运输业。1912—1916年，北洋政府为兴建铁路的对外借款共为二亿二千六百七
十七万余元。③这些借款大多数为北洋政府挪作军事、行政费用，真正用来修路的经费
很少。民国后并没有修筑大的铁路干线，只是零星地修筑了干线中所未完成的地段和一
些支线。1912—1913年间修筑了二百五十六英里④，1914—1920年间修筑了八百零四英
里①，九年间总共修筑铁路不过一千零六十英里。
这期间民营铁路虽有发展，但成绩也不大。除苏、浙、湘等省各有已成铁路一二百
里外，其他各省商办铁路还处于修筑土方或购买材料阶段。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力倡“
开放路权”，借外资兴办铁路，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并制定了要筹集六十万万元，建筑
十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计划。孙中山的计划，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未能实施。 商办铁
路不但集资困难，而且营业亏损。在孙中山国有铁路计划的影响下，商办铁路纷纷要求
让归国有，于是北洋政府用了六千多万的期票，于1913—1914年间先后收回了湘、苏、
豫、川、鄂、浙、晋各省的商办铁路。
轮船航运事业。旧中国的航业大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所办的轮船公司手中。十九世纪
九十年代以后，上海、汕头、广州、杭州等几个大的通商口岸，陆续出现了一些民营的
轮船公司。1910年，中国共有轮船八百八十五只，总吨位为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吨。
1912年为八百九十七只，总吨位为九万五千四百四十七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中国商船增加较快。1914年为一千一百四十七只，吨位上升为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九
吨。到1916年，猛增到一千三百四十三只，吨位上升为十万零二千七百五十七吨。
1919年轮船数达到一千四百一十只，总吨位上升为十五万二千五百八十五吨，与
1910年相比，轮船增加五百二十五只，吨位增加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七吨。②这期间我国
船数虽然增长较快，但增加的大多数为小轮船，而且以4吨以下的居多数，4吨以上的较
大轮船增长得很少。所以中国的轮船只能在沿海和内河航行，航行外海的很少。这说明
中国的航运事业虽有发展，但仍很落后，中国内河航运和外海运输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
国家轮船公司手中。以长江为例，中国的运输船只和运输的吨位各只占26％，而英国船
只占38％，总吨位占40％，日本次之，船只占31％，总吨位数占31％。①此外，公路、
邮电等事业也有所发展。
总之，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和投资规模以及发展速度方面，都比革命前大
有进步。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辛亥革命
既没有改变这一社会条件，因而它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仍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和限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截止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近代工业生产能力还是十分微弱的。中国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4.87％，而近代工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不到20％。②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一些弱点就暴露得更加明显。
（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不平衡。正如上面提到的，这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
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发展迅速，重工业的发展则很缓慢。这一方面是
因为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周转灵活，能够迅速获得利润。另方面主要是因为中
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不能允许它发展重工业；即使有了一些重工业
，也大都还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虽然有人提倡发展重工业，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
不可能实现的。
在工业结构上也不平衡。例如我国的钢铁工业体系和棉纺织工业体系就不完整。钢
铁工业方面，铁砂大量出口，炼钢冶铁设备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棉纺织工业方面，一
面是棉花大量出口，一面棉布却大量进口。国内大都是棉纱厂，织布厂很少，纺与织不
配套，印染能力更少于织布能力。纺织机械自己不能制造，完全依靠进口。这种畸形现
象，是中国工业发展不能独立所造成的。
在地区配置上也不平衡。新式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等城市，内地的新式
工业却很少。据统计，1919年注册的工厂共有四百七十一家，其中江苏就有一百五十五
家，直隶五十七家，浙江四十二家，广东三十三家，山东三十一家。①这几省总共就有
三百一十八家，占注册工厂数的67％。中国最发达的棉纺工业也大都集中江苏、上海、
汉口等地。如1918年全国纺锭的80.32％集中在江苏和上海，仅上海一地就占61.82％，
而在广大内地如西康、新疆，甚至云、贵、川和陕西，一枚锭子都没有。 ②这在我国
工业地区配置上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二）中小企业发展快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辛亥革命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
大多为中小资本和手工工场。由于资金薄弱，因而企业规模狭小，机器设备粗陋不全，
生产工艺落后，大多还没有脱离手工工场性质，使用动力生产的也就很少。据统计，
1916年全国动力机器总数为二千零三十台，电力总数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瓩，尚不及
当时美国匹茨堡一个城的动力。③即使有些工厂购置了动力设备，但由于设备不全，电
力昂贵而搁置不用。因此工人劳动条件差，强度大，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由于资金短
缺，有些企业就不得不向帝国主义银行借款，借款的条件苛刻，利息又高，一经举债，
企业往往就受人控制而陷入无力自拔甚至被吞并的地步。
（三）技术人员缺乏，企业管理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厂由于技术人员缺乏，
往往要用高薪聘请外人为工程师。工厂的业主大多出身于官僚、地主和商人，他们对现
代科学知识不甚了解或一知半解，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利润而不知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
以棉纺织厂为例。1916年—1922年以前建立的32家纺织厂，商人投资的占多数。①商人
投资工业，他们着眼点是从流通领域中获取利润，而不知道如何组织精工生产、改良和
更新生产设备，而且不提或少提公积金和折旧费，以至机器陈旧，不能使用新技术。工
厂的产量和质量都不能提高，在市场上也就缺乏竞争力，最后的结果往往不是停工闭业
就是被人吞并。
中国工厂有一种奇特的管理制度即官利制度。这种制度不论企业盈亏，股东们必得
官利，其数目总要在八厘以上，股东们既可以坐享官利，就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情况。例
如，南通大生纱厂初创时为了招徕投资，规定凡股东一经入股，便按年利八厘起息。虽
然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1895—1899）工厂筹建期间资金困难，几至于不能成厂，
但一万七千余两的官利还是不能拖欠的。②这种官利制度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取消
，如1912年荣宗敬扩充茂新面粉厂时，“招足股银二十万两，分派两千股，每股银一百
两，常年官利一分，每年以正月月半后派分官利余利，凭折支付”。①这种官利制度，
股东形同高利贷者，借钱生息，不问盈亏。这就势必增加工厂产品成本，也限制了资金
的积累。这也是妨碍中国工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官僚资本企业的发展和交通系
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同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有所发展。原来清政府在甲
午战争前后所办的军事工业，现在都转到了北洋政府手中。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
、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山东机器局、新疆机器厂、成都机器局、江
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广州机器局、湖南机器厂等十几个军火工厂，这时都入于军阀
之手。1904年袁世凯在德州创办的规模巨大的北洋机器新局所属的十二个厂，在辛亥革
命后都一概成为北洋军阀制造军火的重要工厂。
此外，袁世凯于1915年筹办了规模较大的河南巩县兵工厂，并在湖南新设了湖南兵
工厂。官僚资本除继续经营各种军火工业之外，还陆续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主要是一些
煤、铁矿和纺织、造纸、皮革等工业。银行也是他们投资的主要场所。据统计，从1896
年至1913年为止，全国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五百四十九个，资本
总额为一亿二千零二十九万七千元。其中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有八十六个厂矿
，资本额为二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元，约为新式厂矿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在四十二家
煤矿中，属于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有十七家，资本额约占资本总额的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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