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版 - “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兼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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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03 | 1 “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兼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2011-07-05 07: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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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该书一经
出版，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媒体热议不断。[2]以笔者所见，即有逄先知、金冲及
、林蕴晖等多位学者专家撰文详述该书的出版过程，解析其内容与意义等。[3]作为一
名历史爱好者，笔者在通读完该书后，深觉该书论述严谨、史料扎实、文风朴素，令人
折服。
《党史第二卷》所涵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共和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诸
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臧
否，历来可谓是争讼纷纭，莫衷一是。对于这些热点，笔者亦是兴趣盎然，但诸多热点
之中，尤其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党史第二卷》中对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时期大陆
非正常人口死亡数据的表述。此一问题多年来亦是学界与媒体关注的热点所在。笔者不
揣冒昧，试说一二。
在《党史第二卷》中，有关“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表述是这样的：“由于
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
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
几倍。”（563页）在《党史第二卷》出版后，有媒体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三年自
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4]这种报道其实是不准确的，业
已被多位参与著写该书的专家批驳，因为早在199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一书中，就已经公布过相
关数据。在薄一波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亦有类似说明。[5]本次
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万”，“9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的来源。
“1000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的《新中国统计
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则来源于《当代中国》
丛书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的《当代中国人口》。还有一处耐人咀嚼
的细节：两书中所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仅只是指1960年1年
，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党史第二卷》涉及29年间的大量数据，但罕有对数据来源的详尽注解，相比于此，著
者如此对待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就愈发显得慎重与意味深长了。
二
1958年至1961年一般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最直接
后果就是全国性的大饥荒、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
因有多种多样，但“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可以用一个字概
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只够销售十天，上海甚至没
有多少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
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而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普遍增
加。[6]
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数十年来，海内外学者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
出了各种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8000万不等，数据相差悬殊，有如天地悬隔。这种
数据相互打架，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况，在大陆多部公开正式出版的书籍中也有所反映
。如由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作者即认为“1959年
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7]而在清华大学教授
、政治学家胡鞍钢近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作者经过估算，认为
“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
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8]中国人民大学
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
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
有2300万的波动。
如果说以上三条数据只是我于手边通史性著作中的“顺手牵羊”，那么专攻“大跃进”
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的著作则更全面、深入地多。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曾于1997
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著
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的研究成果。两人
根据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1958
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蒋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
估算认为此一时段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李成瑞认为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
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对其进行技术性修订后，按其计算方法，非正常死亡
人口应为2158万，但两者相比，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
近年来，笔者读到的最新的，也是笔者最为信服的一个研究成果，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主任曹树基教授[9]。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上，曹
树基于2005年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一文。曹采用了人口学
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做为依据，
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级做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曹
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县级行政区的变动所造成的误差），最后经过分析计算，认为“大跃
进”时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约3250万。[10]笔者认为，曹树基的方法既别开生面，又严谨
可靠，其资料来源之广，历史挖掘之深，近期很难有研究者能够超越。
相对于多数学者“纠缠”于数据的准确与否，还有一种颇显“异类”的观点值得重视。
此中观点认为所谓“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上千万是一个弥天大谎，甚至根本不存
在。持此类观点者目前主要活跃在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翼色彩浓厚的网站上。
《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即在网上发表文章，援引孙景泽、
孙学文的研究，认为《党史第二卷》中关于“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严重夸
大，1960年我国真实人口比1959年甚至还“增加115万”。[11]巩等人所持的数据观点
早已被多位研究者指出其研究方法有重大缺陷，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再加上意识形态色
彩浓厚，虽不乏拥趸，但多流于网络意气之争，以笔者所观，甚少有信服者。
如果说上述是“正襟危坐”般的学术研究，多是出生率、生育率、方志、数据分析、模
型建构一类的枯燥术语，读起来寡然无味，性味了了。那么还有一类很“文学”的作品
读起来就是另一番感受了。此类作品笔者读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来自于两位“杨”姓作
家：杨继绳与杨显惠。杨继绳原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在其于香港出版的专著中，他广泛
搜集了“大跃进”时期的档案、回忆录等材料，用较为纪实的手法，全景式地反映了那
一非常时期的种种“非常”，保存了最为直接的鲜活“历史记忆”。杨显惠为天津作家
，从2000年开始，他接连发表了多篇纪实性小说，讲述了“大跃进”时期甘肃夹边沟等
地的故事。这些小说后来结集为《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出版。两位“杨
”姓作家的作品在发表之初即引人侧目，几乎完全是凭着一种口耳相传的力量，在读书
人享有了极高的口碑和声誉。遥想笔者当年读两位之书时，郁郁之心难以抑制，曾数度
掷书，废然长叹，至今思之，仍有不堪回首之感。
三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虽然上文列出了种种观点，但坦白地说，对
此问题，学界尚未有“众口一词”的答案，至少笔者尚未得知。《党史第二卷》中仍然
沿袭《七十年》中的表述无疑也是当前人言人殊的困境的一种反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章百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为了得出更权威的数据，撰写者曾无数次讨论
，但最后永远统一不了，引用任何一个新的说法都会引起争论，最后只能决定，还是按
早已出版的《七十年》中的表述。但显然，《七十年》中的表述是“模棱两可”的，因
为它回避了1958、1959、1961这三个关键年份的数据，即使是1960年的“1000万”也是
有“正常”与“非正常”。
笔者以为，相对于“‘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更值得追问的也许是
另一个疑问：为何 “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准确数据是如此难以得出？笔者认
为，造成当前研究状况人言人殊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当年的人口统计在体制与方法
上都有明显缺陷，目前能够见到的档案资料难以支撑起对当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准确估
计。建国初期，人口统计体制屡经变动，尤其是农村人口的统计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基层干部的素质，数据可靠性较差，再加上关键年份数据的缺失等原因。中山大学人
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于2007年发表论文也详细解析了这些原因，他还进一步指出
，当前所采用的“非正常死亡”概念是一个无法严格操作化的概念，沿此思路本身就导
致无法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量结果。[12]
四
无论“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几千万，几百万，还是几十万，几万
，甚至个位数，它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在《党史第二卷》中，对于社会主义建
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有着客观、深入地
描述，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回避，其沉痛教训毋庸置疑地应被我们铭记与反思。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着“经济学良心”之誉的阿玛蒂亚·森
，在对世界各国的大饥荒现象进行研究后，曾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
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而新闻能否自由，很显然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密
切相关。阿玛蒂亚·森曾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特意援引了毛泽东在1962年七
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
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
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想，这也许可以是我们反思“大跃进”的起点之一。
删节版刊《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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