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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 尾声
“我从乡下出来，在繁华的上海滩住了九年，转眼间又到了北京城。”这是我在读
高中时写的作文中的一句话。当我归来时，已是满身创痍，羞见故旧。我在上海有不少
亲戚，但我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只得混迹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
一九六六年的深秋，上海这座城市正处于噪动之中。长沙的女学生神出鬼没地坐了
飞机进京告状，行伍出身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则为了进京告状而霸王硬上弓，在安亭卧
轨，切断京沪线几十个小时，震惊朝野，也正中中央文革搞乱上海的下怀。张春桥匆忙
登上专机，屈驾安亭，加以安抚。王洪文从此声名大噪，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和以王洪文
为首的“四人帮”纠缠了十年。自有铁路以来，卧轨者前赴后继，不计其数，但如王洪
文卧轨卧成大国执政党副主席的，恐怕古今中外别无分号。时人评论王洪文是乘火箭窜
上来的，冤哉，他分明是借用火车上台的。
十里洋场的商业氛围，让上海人精于计算，因而从未出现难免需要孤注一掷的大英
雄，也少见以主义或理想为号召的政治领袖。但上海自开埠以来，即成为中外冒险家的
乐园和政治家的舞台。共产党选择它为建党的摇篮，国民党选择它为清党的屠场，十年
文革中，上海又成了“四人帮”篡党的基地。因为这四个人都曾混迹于上海滩，也算是
给上海人露了头面。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还是成不了气候。
精于计算的资本家们倒是在上海滩成过气候的，十里洋场的繁荣和民族工业的振兴
和他们的发家史不无关联。一九五六年，他们在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下将自己经营多年的
工厂、商店交给国家，美其名曰“公私合营”了。不管是俩厢情愿，还是有一方不情不
愿，交出了产权的大大小小资本家倒是在绿树掩映下的别墅里领着定息，继续过了十年
让老百姓羡慕的日子。文革一到，红卫兵冲上街头，革命群众顿悟：“公私岂能合营？
”“定息岂非剥削？”上海大大小小的街上，所有的商店和工厂都忙不迭地摘下“公私
合营”的招牌。中国的资本家成了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所有的金银细软和银行存折被抄
没，洋房别墅里住进了来自棚户区的工人。
我虽来自棚户区，父辈也受过资本家的剥削，但我却对这类丑恶的掠夺行为深恶痛
绝，显然已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这大概是受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本书的影
响，对徐义德的殚精沥血和美丽的三太太林宛芝颇有好感有关。难怪周而复的这本书在
文革中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我中毒之深，竟因好奇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
生活，特意到思南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去寻找书中“星二聚餐会”的踪迹。
我沉迷于上海滩上所有的传奇故事，不管是被歌颂的或是被批判的。当我在华东师
大的校园里徘徊时，这里正发生着对我日后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件事。
常溪萍，华东师大原党委书记。尽管常已调离华东师大一年多，但在聂元梓到上海
传经送宝，在华师大校园贴出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
反革命黑帮》后，常溪萍成了上海市委中首当其冲，必须“砸烂”的领导干部。这所排
名于复旦、交大之后的学校一度成了上海市的文革热点，当我在华师大校里阅读那些炮
轰常溪萍的大字报时，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之间神秘的关系也成了在我头脑中盘旋的疑点。
十一月底，天气渐凉，衣不御寒。好在批判刘少奇已成燎原之势，我得以回到清华
园，并重返四川，不再担心被人追杀。如同走出峡谷的长江恣意地左冲右突一样，当我
终于走出人生的夔门后，我也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弄得不知所措，在我从四川再度回到清
华后不到一个月，我便忽发奇想，怀疑康生在北大社教和常溪萍一事上两面三刀、文过
饰非而炮轰这个当时灸手可热的大人物，使自己跌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见拙著：《
救赎》，万象杂志第十卷，第十二期）
一年半后，常溪萍在丽娃河边的教学楼坠楼而死，死得不明不白。在此后的十年中
，我也夹着尾巴在青衣江边的雅安和长江边的武汉、南京等地活得不明不白。
然而，亡命天涯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毕竟让我对文革中的个人命运有了直接的观察
和了解，让我深深地同情所有在文革中受难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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