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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656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Literature 讨论区 】
发信人: Communipig (共产猪),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张桦：这一代与《这一代》（下）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hu Dec 1 08:02:46 2011, 美东)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7071
2010-10-06 18:20:42
《这一代》创刊号发行后，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一问才知
道都是来买杂志的！买客太多，把存刊卖光，求购者仍不断涌入，有些人见杂志已卖完
，就逐个游说，申述如何求之若渴，央求我们同学把自己的那本让给他。北京、广州、
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随后涌来的是来信的洪水
《这一代》封面本来是这样设计的，可惜只印了红色，刚开始印黑色时，印刷厂接
到了上级指示，拒印了。所以后来绝大多数读者拿到的杂志，封面上只有“这一代
1979.1”。像此图这样完整的只有几本，就留在我们几个编辑手里做纪念了。经过30年
无数人翻阅，我保存的这一本色泽已经黯淡了。当时刚出炉时十分抢眼呢！（高伐林摄
并记）
这一代与《这一代》（下）
张 桦
（续前）当我们得胜把散页拿到我们武汉大学印刷厂时，该厂领导很严肃地通知我
，除非我们有学校或系里的证明，否则他们他拒绝装订。待跑去请示，校、系领导却都
不再如前一般热情，而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想插手，而且明确希望《这一代
》不要再出。见此情形，部分同学心灰意冷，因为最初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学校争光，
但如今花钱出力却被领导视为倒行逆施。于是转而抱怨我们几个牵头人。我当时也苦恼
，不光是因为如上责难，也因为有愧于十几所院校同学的重任。
不过没见到棺材，还不能落泪。听同学陈惠文说武汉小胡同里藏着一些由家庭妇女
办的街道装订社，她的一位亲戚就在这样一家，我便手捧一张地图走街串巷，天无绝人
之路，出校门不算远，就找到了那一家建国装订社。而且一拍即合，按快件装订16000
本《这一代》，三天完成，每本收费两角钱，尽管这价格在当时近乎“敲诈”，但对我
们来说，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一代》已经满城风雨，有人说承印杂志的报社已向市委呈上紧急报告，省长书
记明确表示停办，又有人说某某同学已经在公安局挂号。……当天中午我回到学校，因
事先未联系到汽车，就和十余个同学用五辆排子车把三吨多散页运到建国装订社。一路
上长长的车队首尾呼应，车轴和竹车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前拉后推，长吆短喝，好不威
风。
晚上回校即接系领导里的紧急召见通知，几位编辑奉命前往，不出所料，果然是希
望《这一代》“下马”，当然系领导态度相当宽容灵活，表示最低愿望是把《桥》撤下
来。相比之下，我们则略嫌尖刻，事先我与高伐林约好，他唱白脸我唱红脸，因为他是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还是“老三届”，适于正面说服，以理服人；我则一介白
丁，所以话也只说几句；开天窗把《桥》撕下来，不行！可以不办，谁出7200元钱工本
费，三吨杂志我全部奉送，愿烧愿撕，我就一概不管！
谁会出7200元买这堆废纸呢？只有我们。
当夜，高伐林到处找校领导求得支持，所谓“支持”，也就是“沉默”就行了，我
和其余同学则用蜡纸刻写《告读者书》，然后把它油印在封二上，那儿本来是一张怀念
张志新的版画，一把提琴，一尾芦荡，一线张志新的侧影，画者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广
军。可此刻别说封里，连封面都没印全。它本是油黑的一排光栅，两行弯弯曲曲的足迹
，而印完的只有“这一代 1979”几个大红字。
折腾了整整一昼夜，五台油印机在16000份杂志封页上滚了一遍，手脸油污的同学
们捧着印好的《告读者书》津津有味地读：
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
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惭愧，怎么对得起天南海北交款预订的读者？怎么对得起热情关注并鼓励我们
的有关领导及文艺界老前辈？怎么对得起作品未能刊出的作者、译者？
我们又无愧。我们流了汗水出了力，不，还是这样说吧：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心！在
目前的条件下，也许不可能争取到更好的结果了。
五个月来。心力交瘁，使我们成熟了一点，每个读者在接到这本刊物时，也会成熟
一些吧？
是的，《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这一代》创刊号执行编辑
《珞珈山》编辑部
当我们把封面运到装订社时，几位朴实的大伯大婶一脸苦涩，早已不是刚刚签约时
的笑脸，大概昨天夜里当他们开始装订时，便已困惑这本杂志为何缺三少四，今天再看
“告读者书”便更认定此书非“反”即“黄”，因而也更觉得这3000元钱挣得险若走索
了。
不知他们是想铤而走险还是息事宁人，三天后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临走时，60
多个工人眼直直地看着我们，好像看天外来客，几个胆大的小伙子还上前帮助搬书，其
中一位个矮的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中，信中写道：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
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
手里，挨个儿排队读……
这是第一封读者来信，当然，这之前不是没有评论，为了向正在北京开的四届文代
会献礼，我们曾将“三校稿”航空寄去。多年后听说，大会负责同志马上转交给了一位
中国著名诗人，让他为此写些评论，诗人看完后，指着封底说：13个学校的学生社团主
办，这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回到学校，全年级马上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
部寄出。第二天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院校去叫卖。当天卖书效果并不佳，成交不足
一千，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所以第二天几个组只带了50本。
但中午大家便都乘兴而归，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
，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
门迎客。不料买客太多，把存刊卖光，求购者仍不断涌入，有些人见杂志已卖完，就逐
个游说，申述自己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同学竟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将出
去（我们年级每个同学都发了一本）。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
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
，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自然轰然。南京
大学的同学似乎担心意外，所以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
近阴暗处开起“鬼市”，这故作神秘的效果同样出众，只是不知道黑灯瞎火的他们的钱
收够了没有？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同学刚刚收到我们寄去的杂
志，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杂志发行后，回声重重。先是许多读者来信，或赞同不已或求购杂志，因为各主办
校都有读者来信，所以至今谁也说不清楚信的总数，不过肯定是武大收到的最多，大约
有430余封，同时陆续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同学要求参加共同主办，像川大、江西师
院的同学专程跑到武汉相商，接着文学界伸出热情的双手，六篇小说有一半被刊物转载
，未能刊出的稿页也被索去，许多报刊包括北京图书馆希望与杂志社建立长期交换关系
，最后则是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据说某领导指着封面
问：小脚丫子从光明走向黑暗？是何用意？某份内部简报这样评价：
内容有不少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特别是《愤怒出诗人》组诗中有一些是恶意
煽动的。《桥》这首诗表明，他们的愤怒是对着党对着党中央的。《轿车从街上匆匆驶
过》一诗，进而提出他们的“阶级论”。
这组诗的愤怒从领袖一直发泄到三千万党员身上。
当然杂志的残缺本身也造成了很大误会，很多人都认为，存留者尚如此激烈，那未
印者更可想而知，其实印刷厂拒印的两组诗歌一为《不屈的星光》一为《青春圆舞曲》
以及一篇论文《变革现实的文学》和一部翻译的日本电影文学剧本，恰恰都相对轻缓。
残缺导致激烈的集中，而又因人们不知道何者残缺而把它想像得更为激烈。
如此一来，从武大校领导到《珞珈山》编辑部层层检查自不可免，众人委托高伐林
起草一份《关于〈这一代〉的说明与检讨》。当然是多说明而少检讨。与此同时，依然
与北京四校保持紧密的联系，因为第二期归他们办，且如约把在北京卖四千本杂志款项
归他们使用，他们的雄心很大，不仅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碰头会，还向王蒙等专业作家
约稿，想把第二期办得更加社会化。
寒假方至，我匆匆回京筹备第二次协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相对沉闷，尽管大家都
慷慨激昂地认为《这一代》不仅要办而且有必要办下去，但是谁都清楚自己头上的压力
。会至半途，复旦大学《大学生》负责人景晓东也应邀而至，他是1976年天安门诗歌《
告别》的作者，名震一时。他批评我们“过激了”、“过急了”，大有思想解放运动如
遭夭折，我辈应属罪魁之意，更令在座惶惶。
会至午而散，返汉不久，即得北京同学的书面通知，北大、人大等四校已接各自校
方明确指示，不得再搞串连，更不许再办杂志。于是不仅《这一代》停办，连原先他们
学生社团自己的杂志也纷纷下马，我们武大的《珞珈山》大概是最后一个停刊的，办到
6期，高伐林极惆怅地写了一篇《致〈这一代〉的读者》，把这本残而未废的杂志的来
龙去脉讲述一番，这大约可算《这一代》的句号了。
1980年夏，我自费沿长江拜访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高校，结识了诸多未见
过面的主办者和作者，所到之处，话长夜短，但自此后基本是天各一方，鲜有往来，不
过总能在报刊上见到许多熟悉的名字。
往事难回首，尤其是像这类并不很“往”的往事，正确判断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远
离历史，而我们并未“走出庐山”，所以很难，于我本人则更难，尽管在大学时我就收
集了上百本当时大学生的文艺刊物，而且于今依然收藏，但却从未为它们说过什么，数
年前高伐林约我同写《这一代》且真写了几万字，当编辑看后拍案称好却又为发表为难
时，我们也就很坦然地将这思绪重新冻结了。且不论我们到没到撰写回忆录的年龄？其
实（这是否可视为创造力衰竭而靠资格谋生的开始）这回忆和许多回忆，如文革、改革
似乎就不该当事者自己来做结。几十年来有多少这种结论，尽管回回都声称已属盖棺论
定而不被颠倒推翻的呢？我们做即足矣。
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幼稚、偏颇，就如同我不讳言当年的我们更勇敢、更富有活力
。今天我们终于长大，都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可是不是老了？还有多长时间会老？
能不能不老，怎样才能不老？我一直在想，不仅我想，当年一起办过《这一代》的朋友
及所有走过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朋友们也一定在想，因为我们不仅是同代人，还
同是这个民族的子孙。
1988年12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2000年7月删于北京
张桦附言：关于《这一代与〈这一代〉》的回忆
这是一篇写于12年前的旧文，就在应编辑之约写作关于《这一代》的回忆时，很偶
然地被翻将出来，于是在只做删减不做修改后，将这篇12年前的思绪呈交给今天的读者。
其间又经过了两个极不平凡的“9”年，1989年和1999年（现在又经过了一个“9”
年，2009年——高注）。
我很惊诧自己当时的写作热情，那么点儿事怎么洋洋洒洒写出那么大篇东西，且印
象里写得很快。想想也无甚怪，那正是自己立志以文为生，作品连连获奖，很得意也很
顺畅的年代，但是很快就不得不告别了它，兼之告别站立八载的北外讲坛，被推入商海
挣扎，直至在生存危机中学会“狗刨”和“换气”，最后慢慢浮出海面。……在这过程
中，疏远了文学或是被文学疏远自是难免，所以常自嘲曰：开始是搞比较文学的，后来
搞报告文学，再后来搞广告文学，越来越通俗，越来越挣钱，最后连“文学”二字都去
掉，只剩了广告。这就是十多年走过来的我。
再次审读20年前残缺的《这一代》，首先感慨于当年的兴奋和热情，那种“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劲头不禁令我茫然，甚或不知那是不是我。今日的我还能否重复昨天
的故事？做之前是否会像如今经商般算计一把会赔会赚？反过来我又问自己这种对20年
前自己的疑惑是否证明自己变得势利而且衰老了？当然，眼下偶尔也会 “刑天舞干戚
”一把，就在写作此文时，我的公司被工商局执法队以“涉嫌投机倒把”而查抄，其彻
底之程度连十部电话机都摘走查封，还口口声声因为我“和政府作对”，要罚没几百万
，凑不够数还要继续查抄我个人财产，可我坚信自己没错，告知他们刘少奇的案都能翻
，我的案自不用说，否则我将以死相搏。我不仅口头说，某天在局办公楼辩论至激愤处
，我真做出了要一跃破窗而下的态势，弄得队领导告诫属下：“你们别吓唬老张，他可
是个敢跳楼的主儿”。
当然，变化的不仅是我，还有我生活的这片土地，或者说，因为它之变才有了我等
之变，就拿20年前办《这一代》时引起众多争议的话题而言，譬如《轿车从街上匆匆驶
过》中曾借一位愤怒的北京青年的嘴说：如果想死，就开着“解放”去撞一辆轿车（记
得当年说要撞红旗轿车，开印之前最后一刻，作者方决然改之），因为在当时全中国也
没几辆私家车，轿车几乎是官府、官员的代名词。而今，在我的同学中，无论所从何业
，没有车或不会开车的未必是多数，这首先得归功于改革开放。当然腐败的步伐也同样
早已不是私用公车或走走后门。此有陈希同、胡长青、成克杰诸巨贪为证。当然能把他
们抓住且绳之于法也证明了党的英明。党的英明还体现在对我等不安定因素的宽容。而
我则常常将其归于自己的幸运。幸运到每次难到临头时都有“网开一面”，其实无论客
观的宽容还是主观的幸运，我以为对于《这一代》以及创造它的一代人来说：仍未走出
庐山，故少说不说为佳。
当然，应当自责的也可捡上一二件来说：如今主撰《邓小平》、《周恩来》、《毛
泽东》，新中国等诸多纪实电视片的专家陈晋，当年也是《这一代》八位编辑之一，且
是最年青的一位，也许正因为他年青，在我们向学校申请2000元科研经费办《这一代》
时，便阴差阳错地由他签字画押。后来因被判“错误”，临近毕业时学校便要求我们还
钱，并放话：不还钱便不让签字画押者毕业。这可让陈晋紧张得够呛，那年月的2000元
，需要他不吃不喝地三年多工资才能还上。这可真是一字千金，而我以为学校仅仅是在
威胁，既然当初批的是“科研经费”，哪还有事后偿还之理。所以建议“顽抗到底”，
幸亏当时我是少数派意见，众同学皆响应陈晋 “不还钱便不毕业”之号召，奋起举办
“高考作文讲习班”，引来武汉三镇数百文学青年拎着“束修”上门求教，不仅还了钱
，还各自小赚一笔。否则，真要按我的主意硬抗，说不定便让陈晋这位研究共和国领袖
的大专家“牺牲”在毕业前的黎明中了。今日思来，真真有些后怕，追悔不已。
2000年夏草于北京艾迪尔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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