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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版 - 揭秘:毛泽东与斯大林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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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2012年01月17日08:10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向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斯
大林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开始了一番互动与较量……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集会,宣布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联共(布)
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提出了著名判断--国际局势已出现两个对立阵营。日丹诺夫
的报告被认为是与杜鲁门主义相对应的苏联的冷战宣言,而共产党情报局则成为领导社
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的大本营和司令部。随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便开始流传
关于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阵喧嚣过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东方情报局的影
子。于是,这个神话就自然消失了。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再提起此事。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中、俄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
水面。其实,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确承担了
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战略中亚洲
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
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归根结底,亚洲革命的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
移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解开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
斯大林的战略
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
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
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
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
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
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
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
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
虑和恐慌。
不过,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
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最初的设想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
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
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
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
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的鲁莽行
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
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发现: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
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
争。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
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
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非常重视,甚至有意
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但是,如果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过其实。
1947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有利于共产党,毛泽东的相关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
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风鼓舞士气而已。不过,一年以后,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
党即将掌握政权时,毛泽东确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
高岗突然发问
1948年7月,毛泽东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
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求教,并协调中苏两党的政策。在所列举的与斯大林会谈的几
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斯大林最后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到1949年初,斯大
林已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词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
停国共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要通过支持中
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
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被秘密派往西柏坡。
在1949年2月3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
题。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
见,但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朝鲜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
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
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
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
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
由三个政党,即中、日、朝三国的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
,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
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这次给了肯定答复。虽然毛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
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不过,是年
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
,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作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
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
。毛泽东说,中共已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
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至于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
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
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
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
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
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之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非常关切,但
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
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做东方的铁托。(毛泽东后来多
次提起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而斯大林也确实有此顾虑。1948年12月,斯大林从中国召
回科瓦廖夫。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直接提出了关于中共对“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场问
题,并要求知晓中国人站在哪一边--作者注)他不知道斯大林是否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
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5月26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
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
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它们会想
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
围内……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
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7
月27日两党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1945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并
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
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
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谈到这里,高岗突然问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
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
”,但是时机也许还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又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
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看来,斯大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至
于东方情报局,斯大林仍坚持认为不宜过早建立。
不过,对毛泽东来说,实质问题已解决。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亚洲。1949年与斯大
林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亚洲问题上。(阎明复《1957年形势与
伏罗希洛夫访华》,《百年潮》2009年第2期)斯大林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
产党,这已经够了,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
即展开了实际行动。
东方情报局只是革命的副产品
1954年3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
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在7月7日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
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
,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不仅如此,1954年10
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
,走和平的道路。特别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
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保证:愿意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
系,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也“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
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当然无从提起。
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召开时,中共代表团重新提出“走武装夺
取政权的道路”,并与苏共产生了分歧。此时,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是亚洲革命,而是
如何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了。
东方情报局问题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革命”的副产品。
尽管苏联的关注点在欧洲,斯大林对西方的冷战政策是以战略防守为重点,但亚洲革命
形势的发展却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呼之欲出;毛泽东的革命观和领袖欲使他在中国革命
尚未完全成功之时,便开始考虑亚洲革命的问题,而且把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看作两个
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历史现象;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
主动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客观上令亚洲革命的领导权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朝鲜
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实际上让毛泽东成了亚洲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斯大
林甚至不得不舍弃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
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作为亚洲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自
然不便再提。但中国实际上仍然保持和控制着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一旦“革命高
潮”出现,这个幽灵还会出现在东方大地。
因此,尽管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非常零散(这种状况的根
本改变,有待于中共中央联络部档案的开放),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
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值得继续关注和讨论。(作者系文史学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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