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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70 | 1 http://www.wyzxsx.com/zazhi/no.151.htm#_Toc316325067
郭建波：雪山弥雾、草地惊雷——长征期间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考察
谨以此篇献给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一八周年 。同时也献给为了中
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先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之花，用自己人生的壮举谱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史的光辉篇章，用自己短暂的生命铸造
了共和国大厦的辉煌。
在艰难的革命斗争年代，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把党和革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我们就不
会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甚至党和革命的前途就会被葬送。本文所论述的毛泽东和张
国焘长征期间就北上和南下的斗争就是其中的一次。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临终前总结自己的一生时
说，他一辈子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文化
大革命要比建立新中国还重要得多，因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兴亡大事，这是人
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空前壮举，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筑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
义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看到，对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倒不
少。这两条事都没有完成，因而使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充满忧虑，发出了也可
能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的慨叹。
如同长征时期毛泽东和张国焘关于红军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在红军分裂前有不少高级干
部难以辩清一样，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党内不是也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很不理解，
贯彻很不得力吗？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不少高级干部在彻底否定文革方
面异口同声，对文革怨声载道吗？文化大革命到底该不该搞，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
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到底有没有真理性？并不是那个人说了算，而是要
依靠实践的验证。
经过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我们解读文革提供了现实的视角。我们看到，国企大
面积破产，私有化发展迅猛，跨国资本吞并中国民族工业，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程度进
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日益扩大，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道德水平严重下降，革命人生
观、世界观教育遭到巨大破坏，古代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不加分析地搬用过
来，沉渣泛起，喧嚣尘上。当今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的迅速崛起，新生资产阶级随着经
济上的壮大，已经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并使人民政权有产生变质的隐患。近来风传的
某集团总裁进入中共十八届中委候选名单就是一个征兆。中国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在以生
动的社会实践验证着文革的正确与错误。正如长征期间，毛泽东主张北上和张国焘主张
南下必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一样，三十余年的社会发展经过实践的检验从反面证明了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光辉。
当然，我们并不讳言，正象历史上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文革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
失误。毛泽东在世时就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全面否定本身就违犯辩证法，无助
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真理，就如同列宁说得给婴儿洗澡在泼脏水的时候，也把婴儿顺势给
泼出去了一样。因而我们应该在总结文革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辩证的否
定，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我们要在这种探索的基础上，借鉴
古今中外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一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路。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呢？以前的历史决议解释说，毛泽东骄傲了，听不进不同意见，
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历史越发展越使我们认识到这种说法的肤浅。将文革与经过
三十多年发展的当今社会作一对比，我们惊讶地认识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在中国
大地上出现，文革时期的许多预言正一次又一次地不幸变为现实，而这种状况与社会主
义的发展要求却背道而驰。这就不禁使人发问，文革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毛泽东当时之
所以发动文革，就是因为他看到建国后，他领导广大工农大众经过千辛万苦砸碎的那个
旧世界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条不紊地复圆，党和国家的干部正在由人民的公仆向社会
的主人转变，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在人们对私利的追逐和党内官僚集团的庇护下潜滋暗
长，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有被蛀蚀的风险，人们的世界观尚未得到根本改造，外国跨国
资本在境外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虎视眈眈……面对严峻的现实，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重
的，他在寻找重重困境下的突围之路。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避免干部的腐化，单靠干
部的修养是不行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也在不断昭示着法治的局限性，国家法
律在实施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司空风惯，最后法同虚设，污吏横行
，社会矛盾激化，直到政权更替，王朝覆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革命斗争已经证明，群众运动是维护群众利益，实现群众民主的有效途径。因而毛
泽东想通过群众运动来找到一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让群众来监督干部，审
查干部，评定干部，形成群众对干部腐化的强大制约力量，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
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毛泽东认为，中国社
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必顺要根据中国的国
情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渊源。
毛泽东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探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因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
慎重的，考虑了好长时间，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毛泽东不计个
人的荣辱毁誉，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触及人们灵魂
的大革命。古今中外还没有任何一个领袖像毛泽东那样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向自己掌握的
政权造反，只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领袖才敢于这样做，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领袖才会这样做，只有真正担心中国产生政权变质，广大人民群众会受“二茬罪”的领
袖才能这样做。而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洞察他的内心，理解他的苦衷呢？有
一个铁路工人出身，长征前夕率军探路，抗战时期开出了“陕北江南”，解放战争时期
挥师西北大漠的老同志，在文革末期为表达对文革的不满，几次扬言要到天安门广场剖
腹自杀。但经过十几年后，在临终前夕面对当时私有化蓬勃发展的社会境况，他不但表
示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而且由衷地感叹道：毛主席至少比我远看了五十年。周恩
来以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谆谆告诫薄一波，如果你认为毛主席说的话不对，你不要轻
易反对，你回去慢慢想，就会认为毛主席讲得是对的。
我们欣慰地看到，遍布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广大的工农大众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正在不断地觉醒和成熟，他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毛
泽东思想作为分析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维护自身利益，摆脱困境的强大思想武器。龙芯
课题组领班人胡伟武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龙芯课题组，从毛泽东的精神中获得动力
，从毛泽东的方法中汲取智慧，从毛泽东的立场中树立信心，剑锋直指信息产业的巨无
霸，夺取高技术领域的制高点。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在班长王宏斌的带领下，提出在毛
泽东思想指导下，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我们
相信，这些散布在中国大地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星星之火，一定会在中国再次汇成
燎原之势。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前领导人的儿子，在一次纪念会上叫喊要守住决议文革底线，对文
革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没有说得过份的地方。他的言行表明，他已经背叛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扮演了当代中国资本代言人的角色，成为强势集团的贾桂。这种人与
当年的联动成员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是当年联动成员在今天的变种。在当今的中国这
种人还为数不少，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斗争仍然是任重
道远。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挂着专家、教授的牌子，充当为资本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他
们制造了阴谋史学，望文生义，武断评述，借史讽今，想通过对历史的否定，进而否定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达到复辟变天的目的。这当然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又一
次验证了“肉食者鄙，未有远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一颠仆不破的
真理。 对九九密电的怀疑只不过是他们阴谋史学的一个缩影。我们就是要从对历史问
题的回顾剖析中来认识毛泽东的伟大，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同时我们也通过对历史问题
的考证来回击那些非毛化分子，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因为人民呼唤毛泽东。
写罢此文，沉浸在当年斗争的氛围中，我深深为毛泽东的英明睿见和非凡气魄所折服。
遥望深邃的星空，回顾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独自徘徊斗室，思潮
翻滚，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不觉随口吟哦道：
诉衷情
长征
当年万里救中华，
数九裹寒纱。
凄风密雨兵剿，
陕北稳安家。
红日出，
映朝霞，
水冲沙。
万民齐跃，
沧海桑田，
望断天涯。
—作者手记
目录
一、 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评述。
2、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深层分析。
二、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中央领导权
和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较量上。
1、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概述。
2、张国焘向中央夺权的原因分析。
3、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三、关于九九密电问题。
1、九九密电因何被称为“密电”？
2、九九密电是真实的吗？
3、九九密电的内容如何？
4、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发现九九密电后果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5、右路军中红一、四方面军部队没有出现自相惨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四、另立“中央”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的高峰。
五、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分析。
1、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基本概况。
2、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
六、毛泽东和张国焘政治智慧与斗争策略的比较。
七、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一九三五年六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张国
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就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针问题，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当
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应当南下，创建川康根据地。虽然在两河
口会议上双方就北上方针一度取得一致意见，但这种分歧并没有消除。同时，红一、四
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刺激了张国焘夺取中央
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在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党中央的高超斗争策略下，归于失败。这个矛盾和北上与南下的分歧交织在一起
，终于使张国焘在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进入草地的情况下，又决然南下，走上分裂党和
红军的道路，直至另立“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并
做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
且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于是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南下，开始
的时候进展顺利，但在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的情况下，以百丈战斗为
标志，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张国焘南下失利，始终难以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困境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逐渐觉醒，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干
部及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也同张国焘做了大量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没有
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坚持正确、灵活的斗争策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做了大量工
作，终于迫使张国焘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取得
了伟大胜利。本文以现已公开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离
合作历史的考察，并从这种历史考察中总结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一、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进？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前，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与张国焘之间就存在分歧。会师后，关于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向及战略方针问题成为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一个重要分歧。这个分歧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经过双
方讨论暂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并没有消除，随着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夏洮战役计划
的中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争论到了
针锋相对的地步，最终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引发了红军的分裂。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评述。
现在我们首先概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
题争论的基本状况，并对双方的基本观点作适当评论。
（1）会师前毛泽东和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已初见端倪。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
人就会师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从来往的电报
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人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显然存在着不同
意见。下面我们通过双方来往的电报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分歧。
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
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
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指岷
江和嘉陵江。—引者注。）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
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
划的枢纽。”电报还提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
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
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
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在懋功及西康地区建立根据
地。这就是中央最初提出的北上。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先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在受
限制时，再北向陕甘一带发展作为机动地区。这也就是中央最初说的东进北上。为此要
首先占领茂县、北川、威州，并击败胡宗南的部队。
六月十七日，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同徐向前商量，就以三人的名义复电中央，虽然“同
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提出：“
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
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藩，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
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
南进攻”。[2]在张国焘这封复电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虽然向中央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
展，但实际上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这种不同表现在：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明
确表示为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必须保持北川在我手中，以为执行川陕甘计划的枢纽
。而张国焘在复电中却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不利，水深流急，敌又已有准备，不易占领
。向北攻打松潘，地形不利，又缺乏粮食，这显然是对攻打松潘有不同意见，缺乏信心
。如果占领不了北川和松潘，又如何能够向东和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呢？因而，张国
焘在这里是委婉地反对北上方针。本来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建议红军在岷江和嘉陵江
之间发展。而张国焘在复电中提出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也就是反对中央在十六日
电报中提出的在两江之间发展的东进方针。张国焘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西退南下方针。
他建议中央红军大部向北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占领松潘以西地区，这是他提出的西退
方针；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也可以暂时向南进攻。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表面
上赞同中央提出的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同时，对中央的具体行动路线提出了反驳，
并适时提出了自己主张的南下西退方针。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
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
。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
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3]在中央这封复电中，明确
提出了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西退方针。红一、四方面军大部要经阿坝游牧地区进入甘
肃、青海，是很困难的，甚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要遭
到毁灭性的灾难。这实际上是驳斥了张国焘的西退方针。又指出南下，即是一时得手，
也少发展前途。这也就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电报指出要北上，首先要占领平武和
松潘，只有占领这两个据点，才能打开北上的通道。在这封电报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央
力主北上，并指出为执行北上方针首先应进行的作战任务—占领平武和松潘。
十九日，张国焘又以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
意打松潘。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
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卢[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
（山）”，并认为“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4]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
张国焘虽然同意打松潘，但他提出的红一方面军向北攻打阿坝，向南攻打大包山，这仍
然是向西康发展的作战方向，所占领的区域仍是西部游牧区，显然是他主张的西退方针
。红四方面军东扣岷江，显然是以岷江为界，而不是中央所主张的越过岷江向岷江与嘉
陵江之间发展，这就否决了中央的东进方针。向南作战的方向与区域，显然就是他所主
张的南下的方针。我们看到，在具体的作战方向和区域上张国焘仍在坚持他主张的南下
西退方针。
二十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
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
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向川西南发展。”中央认为，这一方针关系全局，要张国焘
“立即赶来懋功，以使商决一切。”[5]中央在这个电报中仍然坚持北上方针，不同意
张国焘的南下西退方针，但鉴于事关全局，要张国焘来懋功，通过开会来统一思想，交
换意见，取得一致看法。
我们从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的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军会师
后的战略方针存在明显分歧。毛泽东主张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
展，岷江和嘉陵江在会师地点的东边，在发展受限制时，再向北以陕南和甘南为发展方
向。这里提现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向北发展。这执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控制文县、北川和
威州，攻占松潘和平武则是实现这个方针的枢纽。而张国焘的电报则是要红一方面军向
阿坝和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向东以岷江为限，向北至松藩，向南至大邑、名山一带。
这显然是一个向西向南的发展方向。
关于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徐向前在打破川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六路进攻后，曾提出一个川陕甘计划，这一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会议上获得通
过。据徐向前回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召开了毛裕镇党政工作
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制定了向川陕
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整个计划是我负责准备的，摊开地图，思索了一两天才
拿出来，交大家讨论。这个方针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谁呢？是胡宗南。基本的指导思想是
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
（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我当时
指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
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
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
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
’要好办得多。而且，这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援。
会议同意这一方针和计划，并决定留下一些高级干部，举办训练班。我给他们讲了三天
课。”[6]我们看到，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建川陕甘根据
地有不少相似之处。既然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后，在会议上通过，这说明北上问题在
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里面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北上问题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是有一
定思想基础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
通过，取得了共识。但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在
北上和南下问题上处于徘徊状态，因而在发展方针方面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并未取得一致
意见。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徐向前回忆：“对于战略发展方向
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
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
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一带立脚生根。其实不
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那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
，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
立根据地，谈何容易啊！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
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
陕甘边创建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属上策。而张国焘、陈
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
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
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7]我们从徐向前
的回忆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张国焘、陈昌浩对会师后的战略发
展方向尚处于犹豫之中，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战略方针，这也就
是尽管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存在分歧，但最终能够在两
河口会议上就北上方针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因。徐向前尽管提出了川陕甘计划，但他的认
识并不深刻，这成为他以后跟随张国焘南下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徐向前正是通过南下
的失败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确立的北上方针的英明。[8]
正是由于中央和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所以中央才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来两河口议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双方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要北上就必须及时
攻占川北通往甘南的要地松潘。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对攻打松潘持消极态度。
双方通过来往的电报虽然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说服对方，为了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
针取得一致意见，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2）、通过两河口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取
得一致意见。
两河口会议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
而后中央领导人自由发言。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代表中央作
报告。尽管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代表
中央作报告是顺利成章的。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连张国焘也看出来了，在中央主
事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9]。为什么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呢？看
来毛泽东从进行党内斗争的策略出发，在有意识地往后退，避开漩涡中心，以便于从旁
边缓和关系，化解矛盾，做些工作，促进团结，这要比他亲自出面更为主动、有利得多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所以在中央主事的毛泽东才没有亲自出面作报告，而由周恩来代
表中央作这个报告。现在我们对会议的报告和发言做进一步的分析。
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办
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
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区便于机
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区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进攻。（二
）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
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区粮食、牛羊缺乏
；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
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
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
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
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
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统一领导，责
成司令部做出计划。[10] 这个报告虽然是周恩来作的，但是这个报告提出的方针是中
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周恩来在报告中鲜明提出北上建立川陕
甘根据地的方针，并论证了向北发展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便于机动，有回旋余地；人
口较多，利于扩红；经济条件较好，便于获得物资补充。因为敌情变化，这时红军已难
以向岷江以东发展了。夹金山以南敌人已构筑坚固工事，也难以向南发展。西北是广大
草原，条件更艰难，因而红军只有向北发展。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
）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
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
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
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
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那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
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
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
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
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既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
，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周恩来作结论，同
意毛泽东关于战争性质的意见。 [11]
毛泽东首先表态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关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毛泽东的发言看
，实际上是对周恩来报告的补充。①毛泽东主张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长征以来，从保存
实力出发，红军都是采取防御态势，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觉得红军力量增
大，因而具有在战役上发起进攻的条件，只有采取进攻的态势才能消灭敌人，创建根据
地。②集中兵力问题，选准主要作战目标。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十万多人，只有
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力量才能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打出一个新局面。胡宗南是红军北
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主要敌人，因而集中兵力歼灭胡宗南，是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首要
条件。③要立即行动，不要拖延。鉴于当时红军偏处川西北雪山区域，物资供应匮乏。
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又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从北、东、南三面来“围剿”红军。因而，
红军要立即北上，趁胡宗南军队尚未集结完毕，北方的防线尚未建立，及早打过去，创
建川陕甘根据地。④要选准北上的突破口和进军路线。红军要北上，就要选择北上的路
线，拔除这个路线上的障碍和敌人据点。松潘是川西北向甘南的重要据点，只要打下松
潘，就可以取捷径从川西北直出甘南，而不必西绕千里草地进入甘南，因而攻打松潘是
能否北上的关健。要集中主力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则是当前红军北上面临的最迫
切任务。⑤统一指挥问题。要开辟根据地，就必须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共同作战。
在作战中红一、四方面军不是战略上的配合，而是战役上的配合，这就要解决两军的统
一指挥问题。只有解决了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才能在组织上使两军协同行动，共同北
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会上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
为中革军委委员，为两军统一指挥作了组织上的保证。但张国焘能否顺利按中央的意图
行事，毛泽东当时并无把握，也只能是作进一步的观察。从毛泽东的发言中我们看到，
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立即行动，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选择好进军路线，以攻打松潘为
突破口，打通北上通道，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则是毛泽东发言的要点。如果说周恩来的
报告，是提出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阐述了这样作的理由，而毛泽东的
发言则是对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执行北上方针
的具体办法。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
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
要移动地区。 [12]从张国焘的这个发言看，他南下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后来张国焘
在回忆录中又陈述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
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
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
。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
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
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
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
，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
。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
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
、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
的后方。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
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
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
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
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
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
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
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
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
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13] 张国
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
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
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
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
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
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
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
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
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
显的区别。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这从他事后对徐向前的
谈话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
到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不过说：中央红军一路很
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那个方向
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
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
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
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袭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
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
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未放弃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
意见。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 [14]那么
，张国焘当时同意了中央北上方针，是他处于策略的考虑呢，还是他真正意识到北上方
针的正确性呢？我们认为，当时张国焘显然没有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他虽
然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内心实际上是动摇的，仍然处于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中。
朱德发言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决定下来。
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 [15]朱德的发言表明他是同意
中央北上方针的，强调了迅速攻打松潘，建立根据地。
张闻天发言指出：在战略方针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目前这个战
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他批评
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应用尽力量克
服困难。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 [16]张闻天作为当时的党内总负责，首先
肯定了这个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这实际上说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错误的。又批
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批评张国焘不敢向北通过战争采取
进攻的态势来开辟根据地。他“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实际上就是说红一、四
方面军要由中央统一指挥，张国焘应该听从中央的指挥。我们看到，张闻天的话说得是
强硬的，有针对性的，真可谓一针见血，坚决果断。参加会议的张国焘不会听不出张闻
天话里的弦外之音是在指向他，因而听了以后，是不会高兴的。尽管张闻天用心很好，
是希望顺利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
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而中央又暂对无力制止张国焘的情况下，
在张国焘对北上或南下尚处于狐疑的情况下，过早地发起斗争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
会引起张国焘的猜忌，导致矛盾激化，于大局不利。因而我们说张闻天的发言显示出他
缺乏策略考虑。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
战略方针》。决定指出：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
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
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
、这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
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
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四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
分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
，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
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7]从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中，我们看到明确提出了北上东进的方针，反对南下西退的主张，红军主力北上创建川
陕甘根据地；不能西退，但是可以出一个支队占领洮河夏河流域，以利于将来向东发展
；不能南下，但可以在大小金川流域留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以作为川陕甘苏区的一
部分；北上遇到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军，因而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是打开
北上通道的充分条件；明确提出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显然指得是张国焘反对北上东进，主张南下西退，不过是没有点名而已。由此也可以
看到中央在北上南下、东进西退问题上与张国焘产生的分歧与斗争。
曾经参加过两河口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道：“6月26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是
在一座喇嘛庙里开的。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
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
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我担任这次会议的记录，记得会议由闻天主持，恩来作的报
告。在讨论时，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
宗南碰，要保持实力。张国焘这个人长得挺富态，讲起话来半天一句，绕圈子，脸上看
不出春夏秋冬。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
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18]刘英的这段回忆很精辟，他一针见血
地指出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就是打松潘。围绕打不打松潘进行的争论不但反映出双方战
略方针的分歧，而且还有利益的纠葛，也就是到底由谁来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不过刘
英没有进一步指出得是这种利益纠葛并不仅仅是张国焘存在保存实力的问题，而是张国
焘认为既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担任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先锋，也就是北上的主要军事任务
将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那么就要根据两个方面军贡献的大小来分配党和红军领导权。
张国焘反对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当时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分配没
有体现出红一、四方面军实力的对比，当然这个心思，张国焘难以明确表述出来，这从
以后张国焘的作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从刘英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国焘这个
人还是城府很深的，他最后同意打松潘也是和毛泽东对他做得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通过我们对两河口会议上引用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发言及有关史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双方不
仅提出了尖锐对立的战略方针，而且也对各自的方针进行了必要的论证。这种交锋最终
以张国焘基本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而暂时取得一致意见。北上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军，
只有打下松潘，才能打开北上甘南的便捷通道。因而攻打松潘，歼灭胡宗南军就成为北
上的军事任务。就当时就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来看，这个军事任务主要由红四方
面军来完成，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成为与胡宗南部进行作战的主力。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
面军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作战的疑虑与信心不足，而与川军作战自认为尚有把握，同
时也由于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以及在北上军事行动中红四
方面军将担当主要军事任务与他在中央地位的反差所产生的失衡心理，这就给中央北上
方针的顺利执行带来巨大的阴影，因而事情并未完结。
（2）从松藩战役计划到夏洮战役计划。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红军总部制定了松藩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向北进
军，目的是占领松藩，打开北上通道。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原则上同意北上，却采取
拖延的态度。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虽然摆开阵势向北进军，但是行动缓慢，动作迟缓
。正是由于张国焘对北上的消极态度，延误了时间，才致使胡宗南部在松藩整修工事，
集结完毕，因而松藩战役计划难以施行，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样红军只有通过千里草地
来进行北上，这就给北上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中央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为执行夏
洮战役计划，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鉴于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又主张南下西退，
因而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重
申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主张阿坝只出支队，左路向右路靠拢，变右路军为
北上主力，这就为中央以后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是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而采取的一次主动行动，想以此带动张国焘一起北上
，推动北上方针的早日实现。右路军因此过了草地，等待着左路军一块北上。
①松潘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放弃。
这时，蒋介石判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故集结川
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90个团以上，固守江油（不含）、汶川地带，以阻止
红军东进。以胡宗南所部27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
军北上。以杨森、邓锡侯等部约50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
止红军南进。以刘文辉、李抱冰等部约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
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郭勋
祺部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的行动。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同时，调于
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中革军委估计，敌军的这一部署是企图阻止红军入甘南
和岷江东岸，并防堵红军复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广大的草原以封锁和困饿红军。如果
发现红军进攻松潘并向甘南发展时，胡宗南部将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以扼阻和
截击红军，川军和薛岳部将以主力出剑门、昭化、广元，一部出碧口、文县沿陕甘南部
侧击红军，以配合由潼关、汉中、西安西进之敌和甘肃五马，与红军作战。因而，根据
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和当时的敌情估计，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该计划确定，红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消灭敌人的手段，
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到赤化川陕甘的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
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
。计划规定，岷江西岸为进攻松潘的主力，由两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
北进。其中，中心在左路及中路。另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和懋功支队，钳制敌人，掩
护主力北进，并适时北撤跟进。根据《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分三路北进。中央红军和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16个团编为左路军，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
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由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出发，向
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七月六日，由红四
方面军十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的率领下，从理番出发，计划经马
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前进。同一天，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右路军，在
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也从茂县出发，计划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
。王树声率领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岷江支队，则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陈地，继续
阻止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19]由以上所引用的史料我们看到，根据两河
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方针及当时敌军“围剿”红军的态势，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
。红军兵分三路，以胡宗南部为作战对象，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采取主动进攻的
态势，战役目标是占领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当时松潘战役计划制定了，国民党各路军
队尚在调动之中，尚未集结完毕，胡宗南部也在松潘地区尚未部署停当，确实是红军北
上攻打松潘的良机。如果这个时候，红军迅速北上，集中主力夺取松潘，北上甘南，不
但会避免后来因绕走千里草地，遭受惨重的损失，而且会迅速北上甘南，趁当时国民党
军在甘南兵力空虚之机，很快打出一个局面。在计划中，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
部组成左路军，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分别组成中路、右路和岷江支队。以红四方面军为
进攻松潘的主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左路军是协同红四方面军攻打松潘。左路
军行动迅速，中路和右路行动缓慢，因而，七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
焘催促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
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徐向前
、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20]从电报上看，在张国焘给中央的来电中是表示带领
部队迅速北上的，但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及右路军行动迟缓，没有及时跟进
，这令毛泽东等人很着急，因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对张国焘提出了批评，发了这封
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的电报。
芦花会议后，七月十九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
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6月29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
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
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也尚未完全协调”。因此，计划将中央红军和红
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
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
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
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第一军由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
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第三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参谋长
；第五军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治委员，曹里槐（怀）代理参谋长；第三十二
军由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
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第四军由许世友任军长，王建安任政治委员，
张宗逊任参谋长；第九军由孙玉清任军长，陈海松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第三
十军由程世才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参谋长；第三十一军由余天云任军
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参谋长；第三十三军由罗南辉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
委员，李荣任参谋长。[21]我们看到，在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中，肯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的正确性，北上攻打松潘的目标没有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前一段时间存在的缺点和问
题，我军指挥调动并不统一，致使先遣部队和后续部队相隔太远，而这是由于张国焘没
有积极执行松潘战役计划造成的，因而是在委婉地批评张国焘。为保证集中指挥，在任
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的同时，又成立了以红四方面军领
导人为主体的前敌总指挥部。红一、四方面军整编后，受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从
红一方面军派谴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也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建制团补充
红一方面军，扩大两军的交流，密切两军的关系，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队围堵红军部署的新变化。七月中旬，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薛
岳部师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
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
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以有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
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而在甘陕边之凤县、两当地
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之企图。七月十八日，敌在《川甘边歼匪
计划大纲》中判断红军的企图是以一部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
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
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成，仍回窜川北”。根据以上判断，蒋介石调整各部的位置，
对围攻堵红军北上进行了重新部署。到八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
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
区，与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
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并利用土司藏兵阻止红军北上，企图将红军围困和
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在这种形势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
计划》。[22]我们看到，由于蒋介石对围堵红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胡宗南部已在松
潘集结完毕，驻有重兵，同时又有其它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与支持，红军已经失去了攻占
松潘的先机，松潘战役计划实施已变得不可能，因而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
通过以上引用的史料及进行的分析，我们看到，鉴于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力量对
比上的绝对优势，又是攻打松潘的主力。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在执行松潘战役计划
方面，拖延塞责，行动迟缓，致使红军先遣部队和后续主力部队出现脱节现象，严重影
响了整个红军的北上和松潘战役计划的及时发动，致使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部署完毕
，导致松潘战役计划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
②夏洮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中止。
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为确定下一步红军的进军方向，八月初，中革军委召集会议制定
了夏洮战役计划。这实现这一新计划，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
击。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该计划提出：“攻占阿坝
，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
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计划规定：
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
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
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
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万一无路可走，
可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23]
我们看到，夏洮战役计划仍然是在两河口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制定的，要北上
东进，也就是攻占阿坝后，北上夏河流域，然后东进，在洮河流域与敌主力决战，在甘
南广大区域发展。不过，夏洮战役确定的北进路线比松潘战役要靠西得多，而且要绕过
千里草地，这比经松潘北上会遭遇更大的困难。我们还看到，为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中央采纳张国焘的建议，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张国焘为什
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我们分析认为，在张国焘芦花会议攫取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
现在正谋求攫取党中央的领导权，能否成功，他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可能设想，一旦谋
求党中央的领导权失败，如果与中央在一起，从开会讨论表决来看，自己在中央势单力
孤，通过合法的方式不会使自己的主张在中央获得通过。如果兵分两路，自己独掌左路
军，凭借自己红军总政委在组织上的优势，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左路军中军事上的优势，
是能够控制左路军的。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会听自己话的，即使右路军中的红
一方面军部队没有被拉动，中央单独带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也是难以有所
作为，由此考虑，这样很可能党中央和整个红军跟自己南下，在南下胜利的凯歌声中也
就为自己独掌大权开辟了道路。这可能就是当时张国焘要求分兵两路的原因。从后来张
国焘南下和分裂活动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的这个分析。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
南下，出击抚边、理番。[24]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才又一次提出
南下西退主张的。看来，他谋求中央领导权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他再次提出南下西退主张
的诱因。在这种情况下，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
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
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
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
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
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既速开毛（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
抚边、理番之敌。”本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25]在这个电报中，
中央再次重申北上东进方针，反对南下西退。并讲了北上东进的理由，洮、夏流域目前
敌人薄弱，班佑以北，粮房不缺，且气候渐寒，唯有到甘南、夏河才能获得补充，因而
要立即行动，不能再拖延不前。同时，对左右两路军在北上中的作用和行进序列首次进
行了调整。在夏洮战役计划中，规定红军北上攻占阿坝，再北进夏河流域，然后东进洮
河流域歼敌主力，创造甘南新局面。左路军向阿坝进军，右路军拟向班佑前进，如果无
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北进，也就是尾随左路北进，实际上是左路军为北进主力。在中央
的这个电报中规定左右两路大军均走右路，阿坝只出支队，这实际上变右路军为北上主
力，这是对夏洮战役计划的首次修正。这种调整最终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并付诸实行。
鉴于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重提南下西退主张，为统一思想，推动北上，八月二十日，
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报
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红军主力应向东，
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
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
是向西是一个关健问题，应积极采取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
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
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
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
（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到得陕、甘之广大地区，
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
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
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
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
）、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
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
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
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26]从毛泽东的报告和起草的战略方针的规定中，我
们看到，毛泽东明确主张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毛泽东提出沿包座至岷州的路线，首先
东进占领洮河流域特别是其东岸地区，而后再进一步东进向陕甘边界地区发展。红军主
力必须东进，但可以派一个支队到青海、宁夏、新疆地区活动。毛泽东直指西退是一种
右倾机会主义，其用词之严厉前所未有，这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东进的焦虑和迫切
心情，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张国焘出尔反尔的不满和愤懑。这次会议确认左路军向右路军
靠拢，以右路军为北上东进的主力，这是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的一个重大变化。由此
可以看出，为迫使张国焘北上东进，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
定》的名义，调整北上计划，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样不但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同时
取得了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可以利用中央的影响及时
推动右路军北上，以右路军的北上来带动左路军北上，从而实现红军的全部北上。这就
是毛儿盖会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之要义所在。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是什么态度呢？据徐
向前回忆：“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
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
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右岸向东突击。陈昌
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其它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
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27]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看，当时他们是赞成中央毛儿盖会议
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对于他们的发言毛泽东给予肯定和表扬，这会使毛泽
东对争取张国焘北上感到欣慰。
由于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会后，徐向前、陈昌浩立即于八月二十日晚将会议决
定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说：“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
主要由洮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
部放在洮、黄两河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
靠近以便集中灭敌。”八月二十一日，陈昌浩、徐向前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
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目前主力向西或争
取西宁不当。”[28] 在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占领
了阿坝。但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
路分兵北进的主张，按兵不动。[29]徐向前、陈昌浩于当晚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电告朱
德、张国焘，因而张国焘及时了解了中央毛儿盖会议关于东进的意图。张国焘不会感觉
不到他和中央在行动方向上的尖锐对立，他之所以仍坚持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左路军以
阿坝为后方，实际上说明他对东进还是西退，内心仍在犹豫中。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
署是：“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向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兰州、
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
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
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
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
，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
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辅，控制西固、岷州间
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
肩东进。” [30] 我们看到，在中央这个电报中，首先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然后
将中央关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并具体说明中央反对西退的理由，要左路军
和右路军并肩东进，占领洮河流域，并进而向陕甘边界发展。
徐向前、陈昌浩于八月二十四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
“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
，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
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31]我们看到，由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签署的这个电
报中可以看到，这是在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向右路军靠拢，并说单靠右路军单独行动
难以消来来敌，因而需要左路军北上东进配合右路军一块作战，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
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非得北上东进不可了。当然，这还是与毛泽东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说
服工作分不开的。
右路军已过草地，并且由右路军中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发起了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
四十九师大部，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位于松潘、漳腊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因其第四
十九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周（今舟曲）堵截红军，胡宗
南则要求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尚
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
人兵力空虚。红军如从巴西地区到西固、岷州，仅五六天的路程，而且多为汉族聚居区
，路大、粮丰、房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路军能够执行中央指示，迅速向东与右路
军靠拢，集中全力向东北开进，将会迅速开创一个新局面。[32]
九月一日，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毛泽东同徐向前、陈昌浩
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下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
，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既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
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33]
这是又一次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东进了，左右两路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
出去，开创一个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之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
。八月二十七日，红军总部决定左路军向班佑开进，与右路军靠拢。二十八日和二十九
日，第五军、第九十三师先后由查理寺地区出发；三十日，第二十五师、红军总部也分
别由阿坝和查理寺向东北前进。三十一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令左路
军第二纵队北进，规定第七十三、第八十一、第二六二、第二六九团和红军大学及供给
部，于九月八日集中箭步塘向班佑前进；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二军及独立团，于九月十
二日和十三日，先后集中查理寺向班佑前进。九月一日，左路军第一纵队东进到噶曲河
。[34]我们看到，在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沙窝会议后，张国
焘又重提西退南下主张。中央为催促张国焘北上，在毛儿盖会议上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
，以拉动张国焘北上东进，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反复催促下，
张国焘终于命令左路军北上东进，进入草地，其中一部已到达噶曲河。随后，张国焘以
噶曲河河水暴涨难以渡过为由，命令左路军及右路军南下，夏洮战役计划被迫中止。
以上通过对北上两次战役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情况的回顾，我们看到张国焘对北上始终持
消极态度，拖延塞责，行动缓慢，致使失去了及时北上攻打松潘的良机，松潘战役计划
被迫放弃。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张国焘鉴于在沙窝会议上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没有
达到，就又重新提出南下西退主张，但中央及时调整北上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
想以此带动张国焘北上，同时又通过电报进行做工作和催促，终于迫使张国焘将左路军
带进草地。这时张国焘已达到其北上东进的极限，而后就寻找借口，擅自率军南下，夏
洮战役被迫中止。
（3）由张国焘最终决定南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
独北上。
根据我们现在发现的史料，张国焘直到九月三日才最终决定南下。这在他给陈昌浩、徐
向前的电报中有明确显示。九月三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称：“
（噶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
，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
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
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
路军既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35]
那么，张国焘说得这些理由能成立吗？这些理由是果真使他无法北上，还是他为反对北
上找的借口呢？我们可以引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为证。比方说他说得噶曲河水暴涨，难
以徒涉，据当年跟随朱德长征的警卫员潘开文回忆：到噶曲河边后，总司令一有功夫就
到河边转悠，他看到河水小了点就让我骑马去试试。总司令的马高大一点，我骑上他的
马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说，这可以过去嘛
。老总去同张国焘讲过河的意见，但张国焘就是不同意。[36]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陈述
的难以北上的理由，徐向前曾回忆道：“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
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
，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
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
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
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
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37]谈到争取张国焘
北上时，徐向前又回忆：“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
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
，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38]这个时候，陈昌浩
还是配合中央一起做张国焘的工作，希望他能够迅速北上。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说得由于噶曲河河水暴涨，难以渡过，又由于粮食不足，因而决
定南下，这些理由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张国焘为南下寻找的借口。但是，这封电报也标
志着张国焘已下定决心南下。当然，他所主张的南下是左右两路军的共同南下。鉴于中
央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中又有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三军团，他也应该想到，右路军
是不会顺利南下的。因而，他想利用总政委的名义首先命令左路军南下，而后以左路军
的南下来带动右路军南下。同时，再发电报要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其码右路
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南下，这样红一、三军团势单力孤，也就难以北上了，以此来
带动整个右路军南下，迫使中央接受他的南下方针。
张国焘首先命令左路军南下，他也估计到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可能会不服从他的
南下命令，因而他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采取强制措施，以确保整个左路军全部
南下。九月五日，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说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令第
二纵队现地筹粮待命。[39] 九月八日，张国焘电令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
的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
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
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这句话原文如此，疑“听”字前脱漏了“不”这个字。—引者
注。），电复处置。”[40]这里我们看到，张国焘先令左路军南下，他担心左路军中的
红一方面军部队不服从命令，就以总政委的名义强制南下，直至解除武装。这封电报是
直接发给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有关部队的，不是发给右路军及中央的。同时张国焘担任
总政委后，收缴各军的密码本，早已隔断了中央与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联系，因而当时
中央还不知道张国焘的这封电报。那么，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
是不是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呢？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
队，张国焘可以以总政委的名义下命令让他们强制执行。对待右路军中的中央和红一方
面军部队他却难以这样做。由于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的隶属关系，这次中
央随右路军行动，可以直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因而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
红一方面军部队就难以像左路军那样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中央政治局
委员和红军总政委，所面对的是中央领导集体。如果他要这样做，那岂不是兵变吗？岂
不是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来迫使中央改变决策吗？正是由于这种方式性质的严重性及可
能引起的后果才使张国焘难以像他在对待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部队那样采取强制方式，
这在以后的九九密电和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方面表现出来。
根据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历史资料，到了九月八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就北上和南下的争
论进入到白热化状态，九月九日转入高潮。
九月八日九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在通报了敌情和红一军的位置以后
，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坪）、岷（州）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
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并指出：
“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
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
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41]从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陈昌浩、徐向
前认为由于胡宗南尚未进占岷州一带，此地敌人兵力空虚，北上时机甚佳，迫切希望张
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北上，这实为上策。但是也表示如果左路军无法北上，那么只有右路
南下。从这个电报中也可以看出，如果张国焘执意南下，陈昌浩、徐向前还是要跟张国
焘南下的。
为了进一步推动张国焘北上，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商量以联名的方式给张国焘发电报催
促他北上。据徐向前回忆：“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住地开会。周副主席
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
、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
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
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
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
有表态。”[42]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为了让张国焘能够率左路军北上，以中央
与右路军领导人的名义联合发电，也可以说算是仁至义尽了。但在讨论这个电报时，我
们看到陈昌浩虽然同意北上，但是如果张国焘执意要南下的话，表露了他最终还是要跟
随张国焘南下的。徐向前对南下问题则没有表态。
九月八日夜二十二时，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七人名义给朱德
、张国焘、刘伯承发电报：“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
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
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里，懋功南
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
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求]如毛儿盖
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功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
重，决难持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
，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
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既以
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
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
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
及利害关系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43]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
从地形、经济条件、居民、有无战略退路等方面陈述了不能南下的理由，并说明北上甘
南要远胜于南下，就是西退也要胜于南下，北上敌人兵力空虚，时机甚好。但是这个电
报并没有打动张国焘，张国焘南下的决心没有改变。
七人联名电报发出的同时，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电令徐向
前、陈昌浩：“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
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44] 这个电报是张国焘对陈昌浩、徐向前九月八日
九时电报的复电。我们看到，张国焘未经中央同意就向右路军发出了南下命令。这个电
报是致陈昌浩、徐向前的，没有让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可
能想到，如果要中央批准，那是不可能的。自己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努力失败了，现
在撇开中央，凭着自己掌握的绝对军事实力和在军内的地位，率军南下，以实际的行动
向中央挑战，用南下的胜利来迫使中央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左路军他是有把握的，右路
军中的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会听他的话的，因而他对挑战中央权
威实施的南下主张是有信心的。对此徐向前回忆道：“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
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
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
博古他们。”[45]当然，陈昌浩确实报告了中央，这从下文我们引述的中央九月九日致
张国焘的电报中“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但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并没
有说明陈昌浩收到这封电报的时间，并把对这封电报的回忆安排在中央于周恩来住地为
讨论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前。我们从徐向前回忆录的行文看，似乎是陈昌浩、徐向
前先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陈昌浩报告中央后才有中央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事。我们
经过研究后认为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似乎颠倒了顺序，应该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七人联名电
报的会议在先，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在后。
我们现在就按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讲的那个程序来考证一下。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中央致
张国焘的七人联名电报和张国焘致陈昌浩、徐向前的南下电令收发时间都是九月八日二
十二时，这就是说在二十二时这一个小时内这两封电报均已发出。我们从有关史料中知
道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的南下电令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但没有说明在二十二时
什么时间，我们把时间打足，就算是二十二时整，这已经接近深夜了，陈昌浩听了徐向
前的建议后马上向中央报告，而不是等到第二天天亮后。这说明他们在九月八日二十二
时收到张国焘电报时没有和中央领导人在一起。那么，要么是中央讨论七人电报的会议
尚未召开，或者是已经召开完毕，两者必居其一。中央及右路军领导人七人联名电报是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发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在二十二时的什么时间，但我们可以肯定
地说至少在二十三时整前已经发出。那么，在电报发出前中央肯定已经开完讨论七人联
名电报的会议。这样如果按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这个程序，也就是收到张国焘的电令在前
，中央召开的讨论七人联名电报的会议在后，那么从这两封电报的收发时间上判断，陈
昌浩收到电令，与徐向前商量，到向中央汇报，中央草拟电报，前文所述陈昌浩打电话
让徐向前参加会议，再召开七人会议讨论七人电报，并于至迟八日二十三时前发出，必
顺至多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否则就与两封电报均
于八日二十二时收发这一史实相矛盾。另外，前文所引用的徐向前回忆，他到这周恩来
住地后，“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
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从这个回忆看，至少陈昌浩没有参加这个电文的草拟，这
个电报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事先起草好了的。既然是陈昌浩拿着张国焘的南下电令向
中央报告，中央要以七人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怎么事先就不将此事向陈昌浩打个招呼
呢？当然，这个时候陈昌浩可能不知道电报的具体内容，但电报的主旨他应该是清楚的
。既然这样，说在会上要陈昌浩表态就似乎不妥。我们认为，应该是九月八日晚中央为
了催促张国焘北上，想以中央及右路军领导人七人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这个电报先由
中央拟好，因为这七人中包括陈昌浩、徐向前，因而要他们参加会议，待争取大家意见
后，方可以七人名义发出，这就是九月八日晚在周恩来住地召开会议的原由。七人电报
既然在周恩来住地召开，讨论后应该是用中央电台发出的。而张国焘的南下电令，显然
是陈昌浩、徐向前前敌总指挥部的电台接收的。至于这两封电报同时于九月八日二十二
时发出，纯属巧合，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而，我们认为徐向前的这个回忆在顺序
上颠倒了，似与事实不符。
九月九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
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
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前所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
：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
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46]这是中央据陈昌浩报告张国焘九月八
日二十二时致陈昌浩、徐向前南下电令后给张国焘的电报。在这个电报中，中央批评张
国焘南下“完全不适宜”，表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由于情况紧急，中央在这
个电报中表示的对北上坚决果断的态度前所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北上
胜于西退，西退胜于南下。因而为避免张国焘南下，在东进不利时，中央给他提出了一
个暂时西退的机会。
九月九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47]这就是
九九密电。那么，九日中央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与九九密电相比，从时间
序列上又是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呢？我们现在没有找到文字上的可靠证据，但是据
我们考证应该是九月九日中央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电报在前，九九密电在后。正
是由于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表明了对张国焘南下电令的坚决
反对态度，所以张国焘为了能够南下，才单独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九九密电，要他们为
了“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九月九日致张国焘并徐向前
、陈昌浩电报关于南下的强烈反对态度，成为引发张国焘九九密电的诱因，同时也正是
九九密电中的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斗争”引起了中央的警觉和不安，这个电报又
是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陈昌浩、徐向前也没有像他们收到九月八日二
十二时电报后及时向中央报告这个电报，因此毛泽东在得到叶剑英的报告后，才和中央
其他领导人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且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于是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由此我们说九九密电是引发中央率红一、三
军团单独北上的导火线。关于九九密电问题下文还有详细考证。
就在中央准备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出发之际，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张国焘再次致电
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其南下主张，电报称：“（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
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
破之；敌是否是[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师、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
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
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1、向东突出蒙[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
运动战，冬天下[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
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4
、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
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
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
、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
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
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
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矛盾极多，南打
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弟忠诚为党、为革命，
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48]
首先我们看这个电报和九九密电都是九日发出的。不过，这个电报是发给陈昌浩、徐向
前并致中央的，而九九密电则是专门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那么，这两个电报既然是
同一天拍发，在时间顺序上那一个靠前，那一个靠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电报是九日二十
四时发出，而九九密电收到的时候，陈昌浩尚在开会，从叶剑英将密电报告毛泽东，及
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到晚上毛泽东征求徐向前南下意见，而后毛泽东等人
又到周恩来驻地开会，我们从这个时候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推测尚在白天。同时，如果九
九密电也是在九日二十四时发出，中央是根本没有时间就北上进行磋商与准备的，这就
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不符，因而我们说自然是九九密电在前，九日二十四时电报在后。
在张国焘发出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时，他还不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率红一
、三军团单独北上。在这个电报中，他讲了反对北上的理由：北上对敌作战没有胜利把
握，部队减员过多；在夏、洮流域及往东作战能否顺利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信心不足
；不然，背靠黄河，又失南返时机，地形极为不利。然后，又讲了南下的好处：南下川
敌弱，好打；我们又可利用川敌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打开局面；南下，粮房不缺，
又可收容病号，配合红二、六军团作战。因而他提出右路军以一部诱敌北进，主力则乘
势南下。当然，如果客观地说，张国焘的这个电报也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当时，张国
焘之所以能够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原因极为复杂，其中一点就是张国焘南下与毛
泽东北上各自陈述的原因在当时那种场景下，别说一般的指战员，就是不少高级领导干
部也是懵懵懂懂的，难辩是非，不过是按以前的组织隶属关系行事吧了。北上与南下，
靠争论是难以分出上下的。只有靠北上与南下的实践，才是判断北上与南下正确与否的
根本标准。
在陈昌浩、徐向前收到这个电报后，据徐向前回忆：“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
南下。我不愿意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
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49]在徐向前回忆录中，这一回忆是放在他
和陈昌浩于九月九日二十四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后，显然是说在他们收到电报后向中央
反映的情况。在这个回忆中，也似乎是说在收到张国焘的这个电报后，他们才决定跟随
张国焘南下。我们对前面的引文分析后认为，陈昌浩至少在九月八日晚中央为讨论七人
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上，就对北上已经动摇，倾向于南下。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收到张
国焘的南下电令后，就已经坚定了南下的决心。陈昌浩之所以挨了中央的批评，当然是
因为陈昌浩同意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而并不是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南下电报。我
们分析后认为，徐向前回忆的陈昌浩挨了中央一顿批评，似乎应该是向中央报告九月八
日二十二时张国焘的南下电令，而不是九月九日二十四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反
映情况。
下面我们作一点考证。因为陈昌浩、徐向前收到张国焘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时，已是
午夜，而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以就周恩来、王稼祥开会为名住在彭德怀的三军团
驻地阿西，[50]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陈昌浩是见到了中央领导人，还挨了批评。虽然陈
昌浩驻地巴西与阿西相距不远，陈昌浩向中央反映情况就要赶往阿西，况且在陈昌浩去
了以后，还要和中央领导人进行谈话，这都需要时间。而中央应是在陈昌浩从阿西回来
以后才率领红三军团北上的。可是据叶剑英回忆，他带领居住在前敌指挥部的军委纵队
于凌晨二时出发北上，天快亮的时候才追上了彭德怀的三军团。[51]由此我们判断中央
率领红三军团北上出发的时间比叶剑英还要早，在陈昌浩前去红三军团驻地阿西向中央
反映情况的时候，而中央及红三军团这个时候正在准备北上，甚至已经出发。刚才是我
们从时间上进行的判断。下面我们从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的内容上再作一点分析。张
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主要谈得是北上的困难和他主张南下的原因，希望中央同意他南下的
主张，和他一同南下。此外，这封电报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把这封电报和九月八日二
十二时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的南下电报比较一下，这封电报还不如九月八日二十
二时的电报重要。因为在九月八日二十二时的电报中张国焘首次对右路军发出了南下电
令，而这封电报不过是对他主张南下和反对北上作了一些分析而已。因而，我们认为从
电报内容上看在已到午夜的情况下，陈昌浩收到这封电报后似不值得再专门到阿西去向
中央反映情况。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陈昌浩收到张国焘九月九日二十四时电报后，向
中央反映意见，似不确，徐向前的这个回忆可能有误。
那么，徐向前南下的态度是什么时候确定的呢？我们从前面引用的徐向前的回忆中看到
，在九月八日晚中央为致张国焘七人联名电报召开的会议上，徐向前对南下问题没有表
态，这说明他自身尚在犹豫之中。毛泽东获悉九九密电后，这天晚上征求徐向前意见时
，他才确定南下。据徐向前回忆：“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
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
去。”[52]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不愿意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然也是要南下了，
徐向前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南下立场。
据徐向前回忆：“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一军团已在俄界），
速出甘南。他们于九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
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
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
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
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
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了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
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
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
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
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
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
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
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
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
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
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
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亲眼看着从小到大发
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
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
。陈昌浩决心南下，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我想，是跟
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警卫员，骑着马追中央。那时，陈
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
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
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53]我们看到，徐
向前这段回忆，反映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坦露了自己当时矛盾的心情，是很真实的。从
回忆看，当时他对中央没有通知他们就北上也有几分埋怨情绪，但是在维护红军团结，
防止出现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方面则是坚定不移的，当然他对自己在当时防止矛盾激化
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价，对陈昌浩当时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自己当时没有及时跟随中央北上“终生抱愧”，体现了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总结历
史方面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他逼真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对自
己处在中央与张国焘斗争风头浪尖上的为难处境及矛盾心情的展示，为后人研究那段历
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令人难忘的，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他在回忆
中回避了九九密电问题，在对九月八日至十日这两三天的回忆中，在史实材料时序的运
用上有错乱的地方。比如他在回忆中说中央北上他们凌晨才知道，又说九月十日早晨起
床后，底下才来报告，显然凌晨和早晨并不一个概念，早晨是天亮了，而凌晨则是天未
亮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央北上陈昌浩和他在至少九月十日凌晨四时前就已知道了，这
有张国焘在九月十日凌晨四时给中央的电报为证。在左路军的张国焘显然是得到他们报
告的消息后才知道中央北上的，这些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似缺乏一个明晰的交待，这就不
免令人产生几分遗憾，我们在本文的研究中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辩析和纠正。
张国焘很快知道了中共中央先行北上的消息。九月十日凌晨四时，他致电林彪、聂荣臻
、彭德怀、李富春并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甲、闻中央有率一
、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
，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
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
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54]我们看到，九月四日凌晨四时
张国焘就中央北上问题发出致中央和红一、三军团领导人的电报，身为左路军的张国焘
是如何知道在右路军的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呢？很显然，是陈昌浩、徐
向前在发现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向张国焘报告的。由此我们判断，至少在
十日凌晨四时前陈昌浩、徐向前就已经知道中央北上的消息。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用
语还算平稳，没有刻意指责和威胁中央，还是希望争取中央及红一、三军团南下。那么
，张国焘在得知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他的真实态度如何呢？当然，毫无疑
问他是反对的，但他以何种方式反对呢？他身在左路军，一时鞭长莫及，但是他还是可
以指示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采取措施的。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右路军中的
陈昌浩、徐向前在向张国焘报告的同时也会请示应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现在虽然尚
未发现在得知中央北上后，陈昌浩、徐向前与张国焘在对中央北上应采取什么措施方面
的史料，但是我们可以经过分析来推断出张国焘这时的态度。既然在至少九月十日凌晨
四时前陈昌浩、徐向前和张国焘均已知道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当时中央及
红三军团尚没有脱离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警戒范围，如果张国焘要武力阻止中央北上
的话，他是有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从陈昌浩最终是派出李特带着一些人“劝说”中
央南下来看，可以推测当时张国焘虽然对于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极为不满，
但并没有做出武力迫使中央南下的决策。虽然张国焘擅自南下，搞分裂直至另立“中央
”极为错误的，但在这点上我们对张国焘的作法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李特追来以后，
不听毛泽东劝说，大吵大闹，就连李德也看不过去了，他仗着共产国际顾问的身份，再
加上自己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上去就把李特抱着弄出几米开外。当时在场的伍修权有
段回忆：“一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和叶剑英、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一起商量继续北上
，我也在场。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
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
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很冷静，让他到旁边的一座教堂里去坐下来谈。李特
说，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
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最后毛主席说，你们
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毛主席又到外头对部队说：‘我们
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
走，愿意跟张国焘的也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
为很生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
来的。’”[55]李特送来陈昌浩给彭德怀的一封信，毛泽东让彭德怀打了收条。在这封
信中，陈昌浩诱劝彭德怀“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
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内幕”，“立即率队返回阿西”。[56]，遭到彭德怀
的拒绝，李特带着红军大学中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了。红军就这样以北上与南
下为标志分裂了。
九月十日当天到达达拉界，中央政治局发出在阿西所拟的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指
出：“（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
屡次决定及电文。（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
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
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
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
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
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57] 在中央北上后，仍然在极力争取
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北上，并对中央直接指挥右路军的原因以及指挥程序上的变
更予以说明，因而才给徐向前、陈昌浩发了这封电报。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央北上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还发布
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
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
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
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
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
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
坚持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58]
中央也是抱着希望尽力争取张国焘北上的，向他说明既是暂时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又
一次向他断喝南下是绝路。
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其内容与九日致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基本相
同，电报指出：“阅致徐、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
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
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
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
展。[59]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报指出：“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
进，不得违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
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60]我们看到，中央仍然称张国焘张总政委，暂时并没有
因为他擅自南下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这对于以后争取张国焘是有利的，也显
示出毛泽东是慎重的，深谋远虑的。
九月十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指责说：“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
，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声称：“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
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
明教。”同日，他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诱令红一、三军南下。电报
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望速归来受
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
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
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61]我们看到，张国焘在批评中央，为自己的南
下主张辩护，同时还想诱使红一、三军团南下，架空中央。当然，这只能是水中捞月而
已。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一）
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
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
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
上内部团结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
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
的首长与全体指挥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
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
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
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
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
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62]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央
在电报中明确指出了红军分裂的原因和责任问题，对张国焘做出严厉批评，并指出了南
下的极端危险性，再次要求张国焘率领红军北上，并说明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将率红
一、三军团担负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通过以上对引用的文献资料的相关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
进还是西退的分歧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已存在。会师后，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努力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一度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因而中央和张国焘才就北上
方针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随着红军的北上，张国焘在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方面态度消极
，带领红四方面军向北缓缓移动。松藩战役计划的流产说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
上仍在动摇，夏洮战役的制定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左右两路军的组成，说明中央仍
在争取张国焘北上，而张国焘对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仍处于犹豫，徘徊
的状态，尚未最后拿定主意。九月三日至九月九日，是张国焘决定南下并付之于行动的
时期。九月三日电报表明张国焘已经决定南下，九月五日电报表明张国焘已经将南下命
令在左路军开始实施。九月八日电报强制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南下，同日又命令
右路军南下，九月九日电报指示陈昌浩等人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此时
，张国焘将自己南下的决策已在左右两路军全面实施，以自己个人的决定取代了中央政
治局的集体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才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2、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主张北上东进，张国焘主张南下西退的深层原因。
（1）认识的分歧。由于毛泽东和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红军战略发展方向及敌我
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才产生了战略方针的分歧。这种认识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①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形势认识的分歧。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也退出湘西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
命根据地，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当时毛泽东和张国焘对主力红军长征后革命处于低潮这
一点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对当时低潮所处的程度以及摆脱低潮方法的认识有所不同。
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日益逼近，将会带来国内政治形
势的一个巨大变动，这种变动就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机会。由于日军是从
东北而来，党和红军向北向东发展，就可以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担当起抗日的重任，
极早摆脱低潮，迎来革命的高潮，从而在抗日的烽火中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地发
展壮大。如果党和红军长期处于西南一隅，不但使我党在未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难以起
到领导作用，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失去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而红一、四方面
军会师后红军有十万余人，红军集中力量向北，并且开展攻势，创立川陕甘根据地是有
保证的。这也是北上抗日开辟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张国焘这时对形势的看法比毛泽东要
严重得多，而且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党和红军应该继续实行战略
退却，使党和红军远离中国的中心区域，处于偏僻地区，以达到保存主力的目的。南下
西退就是这种战略退却的具体表现，也是他这种悲观看法的具体表现。
②敌人力量的强弱决定红军战略发展的方向。正是对北上和南下红军所面临的敌人力量
强弱认识的不同，才产生了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红军进军方向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中
央红军就是从南面转战过来的，国民党追剿军在南方建立了坚固的工事，红军很难突破
。在西南三省，川军的战斗力是最强的，而且川军经过激战也基本完成统一。如果红军
局限于川康偏远地区，就难以得到发展，有所作为，甚至有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利用那里
的有利地形，将红军围困起来，逐渐缩小包围圈，直至将红军消灭。而南下的红军要避
免这种情况，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占领成都平原等富庶地区，而这是四川军阀刘湘、刘
文辉的命根子，是他们拚死命要保住的地区。如果红军只是路过而不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四川军阀处于保存实力的目的，也处于防备国民党中央军的考虑，一般不会拚死抵抗
。但是也要看到，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是在消灭红军方面又有着一
致性。当红军的发展威胁到四川军阀在川统治地位的时候，处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四川
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都会主动调整彼此关系，协调一致来对付红军，这样红军也就失
去了利用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的矛盾以求发展的条件。红军如果南下在四川腹地建立根据
地，就势必会以长期征战的疲惫之师，与以逸待劳的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去争夺成都平
原等富庶地区，而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尚未有歼灭川军与在川国民党中央军的把
握，因而这就给南下带来巨大的风险。北上要建立的川陕甘根据地，位于四川、陕西和
甘肃三省的交界处，敌人力量薄弱，有发展的空间；西北军阀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以
利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因而红军要北上，在西北地区谋发展。毛泽东正是基于对革
命发展前景的这种估计，同时又鉴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力量增大的现实情况，才主
张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向着东北迎着日
军进攻的方向前进，这样党和红军就能够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张国
焘在对总体革命形势悲观估计的情况下，对西北自然条件的恶劣看得过于严重，对蒋介
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的战斗力有过高的估计，因而导致避开胡宗南部作战的思想产生
，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力量大增，北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这是他对
北上持怀疑态度的重要认识根源。张国焘过去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军多次交手，从过
去的交手中使他并不太看中川军的战斗力，因而导致张国焘在南下向着四川军阀的腹心
区域冲击时，对川军誓保成都平原“生命线”的决心认识不足。正是这种不足才导致他
产生对川军与红军实力对比判断上的失误，呈现出对革命形势悲观主义笼罩下的冒险主
义，使他轻率摆出和川军决战的架势，提出“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口号，这最终给张国
焘的南下带来巨大挫折。这是张国焘主张南下的一个心理动因，也是导致其南下失败的
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③关于对在何处建立根据地认识上的不同。毛泽东认为，建立根据地必须要有必要的条
件。如果没有必要的条件，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既使建立起来也是很难存在下去的
。当时红军处于川西北，从中国本土来看，处于西南一隅，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是少
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又一时难以消除，虽然从保存实力角度看似有可取
之处,但从发展角度看，这个地区并无发展潜力。且长期困守该地，有坐吃山空，力量
耗尽之虑。因而红军南下，如果仅仅局限于川康偏僻区域，则难以得到发展壮大，会在
西南落后地区自生自灭，主力耗干。由此得出结论南下或西退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
党和红军要想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影响，并进而发展壮大，就必须脱离该区域，向北向东
发展，接近乃至进入中国的腹心区域，去为人民争天下。川陕甘地区和川康地区相比，
多是汉人居住区，经济条件较好，人口较多，兵员及物资易于补充；且地域广阔，有回
旋余地，不易遭敌封锁，有战略退路，这是根据地建立的有利条件。而张国焘的认识却
相反，他认为南下是能够建立根据地的，鉴于红四方面军多是出自川陕根据地，南下建
立的根据地离川陕较近，从饮食上说也是多以大米为主食，更适合南方人的习惯，据他
了解南下粮房不缺，且又可收容北上以来的伤病员，因而他认为应该南下西退。他认为
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不成熟，过千里草地，粮食匮乏，生病的较多，会造成更大减员
，他对北上能否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信心不足，表示怀疑，因而对北上东进持保留态
度。我们看到，在北上南下，东进西退问题上毛泽东和张国焘有着相反的认识，双方也
为此进行过探讨与争论，都讲出了想说服对方的不少理由，但是也都没有说服对方。那
么，到底谁的意见正确呢？我们不能作事后诸葛亮，而要还原于当时的具体场景。当时
前途茫茫，到底向何方才为正确，不仅一般的干部战士，就是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也是难
知其所以然，只有真知灼见者才能有所察觉。因而，北上和南下正确与否只有经过实践
的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应该说，在革命队伍里，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经过平等地开展
党内民主讨论与协商，以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难取得一致意见的，至少不会出现后来
发生的分裂事件。但认识的分歧与实力的差异及利益纠葛交织在一起，就会使这种认识
分歧激剧恶化，最终酿成了北上和南下的分裂事件。
(2)张国焘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成为诱发他再次南下的重要原因。通过前面的叙
述我们看到，在两河口会议后，直到九月三日张国焘基本上是消极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对北上一直持犹豫和观望态度。自从张国焘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谋求控制红军和
党的领导权的意图落空后，张国焘又开始主张南下了。本来，张国焘对南下还是北上并
没有一个明晰的态度。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又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我们可以设
想，如果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意图得以实现，张国焘可能在南下西退问题上不
会采取如此果绝的态度，或许还能够对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利害得失进行深
入思考，正是因为在党内斗争中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利，才促使张国焘想依靠自己
力量对比上的优势，通过再次提出南下问题来攫取领导权，这样就使南下问题最终演化
成一场关于中央决策权的斗争。南下问题又重新成为当时党内斗争的焦点。张国焘在争
夺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有两种选择：一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切按中央的意图办事
。这对于自侍在党内资历颇深，功劳很大，野心膨胀，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当时占有绝对
优势的张国焘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既然很难接受，那就要另辟蹊径，寻找夺取中央领导
权的方法。二是利用自己在党内和军内已经取得的权势，同时利用红四方面军在红一、
四方面军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擅自命令红军南下。张国焘的南下违背中央方针，但
他却以总政委的名义对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他们南下，以保
证他的南下命令在整个左路军能够贯彻执行。他对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南下
是有把握的。鉴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部队的历史渊源，又同在右路军，因而中央可以直
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所以张国焘对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南下是没有把
握的，这才使他在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提出要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同时，为了防止局势失控，也为了防止在党内斗争中留下把柄，给自己预留退路，张国
焘用了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术语来使陈昌浩、徐向前执行他的
南下命令。关于“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含义、方式以及可能导致的后果，他却没有做
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样既给陈昌浩、徐向前处理中央北上问题以自由权力，同时也为
以后一旦出现关系恶化导致严重后果（例如红军兵戎相见）时利于自己逃避责任。这显
示了张国焘圆滑的处世哲学。张国焘深信，只要红一、三军团被他拉住，那么中央就难
以单独北上了。因为脱离部队的中央是难以存在的，尽管张国焘令陈昌浩做了许多手脚
，但是最终也没有拉动红一、三军团。张国焘在这个时候提出南下方针，并采取不正当
的方式迫使中央接受其南下主张并付诸实施，就是想要以此开辟一条夺取中央权力的新
路，为自己以后夺取中央权力创造必要的条件。
（3）张国焘想通过自己提出的南下西进方针迫使中央接受并付诸实行，以此为突破口
，在事实上获得中央决策的主导权，以利于他最终掌握中央权力。应该说，在红一、四
方面军会师前后，毛泽东与张国焘就战略方针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主要是
认识的不同。从两河口会议直至九月三日张国焘决意南下，在战略方针方面的认识分歧
逐渐淡化，这种斗争更突出地表现在围绕中央决策权进行的斗争方面，也就是毛泽东维
护中央决策权和张国焘争夺中央决策权的斗争。本来，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
议上集体通过的，张国焘作为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有责任负责落实中央政治局北
上的决策。在未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改变中央政治局北上的决策是错误的
，是违犯党的纪律的，也是作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严重失职。但张国焘就想以此为突
破口，利用自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有利条件，同时利用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优势
，迫使中央和红军接受并施行其南下主张，通过南下主张的施行，使自己南下的方针最
终上升到决策地位。这样随着自己主张的南下方针被中央接受并付诸于红军施行，那么
他就在事实上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张国焘这样就以一个政治局委员和红军
总政委身份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集体通过的北上决策，这就严重破坏了中央的权威，提高
了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打开了攫取中央权力的大门，成为他攫取中央权力的重
要一步。因而，张国焘才不惜违犯党内程序，强迫中央接受其南下主张，以期实现他在
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攫取中央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想通过南下迫使中央向他交出领导
权的企图。
（4）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想通过施行自己主张的南下方针，依靠
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南下的胜利来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优势，实现他夺取中央决策
权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利后
，他并不罢休，仍在积极寻求夺取中央权力的新途径。中央主张北上，他主张南下，而
且利用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及所掌握的军事优势，迫使中央接受其主张，然后再通
过南下军事上的胜利，建立根据地，打开新局面，不但以此来证明自己南下主张的正确
，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增强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为自己
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直至实现控制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其实，我们看到张
国焘决定南下给他在党内斗争中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张国焘在这里走得是一步险
棋：一是严重违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依靠自己掌握的军权向党提出挑
战，也就是毛泽东说的“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路线”，这已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
织错误。二是他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实行南下方针。南下方针的实施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如果胜利了，就会给他带来荣耀，为他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有利态势；如果一旦失败，
会严重破坏张国焘的声望，消弱他在党和红军中的权威，给他在党内斗争中带来灾难性
的影响，给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带来的打击是空前的。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在党内颇
有资历的张国焘，也非常清楚自己这样违犯中央政治局决策，主张南下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因而张国焘在南下后，倾他所指挥的红军全力向川军采取主动进攻态势，执行南下
方针是积极的，卖力的，与他此前对北上的消极观望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张国焘所受到的压力是沉重的，既有党内斗争的政治压力，也有南下作战的军事
压力。因为张国焘知道唯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才可以不但化解自己面临的党内斗争的政
治压力，而且还成为自己今后进行党内斗争的筹码，并进而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赢得有
利态势。因而我们看到张国焘就将自己在党内的政治生命押在了南下军事行动的成败上
，他想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证明自己南下主张政治上的正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
是西退的斗争是复杂的。既有认识上的分歧，也有利益上的差异，这种正确思想与错误
思想的斗争，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地演化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
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却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
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上还是南下，到底向那个方向才是正确的，还有待
于实践的验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北上与南下的路线，就雄辩地反映出毛泽东与张国
焘政治上的远见与短视，并对以后的党内斗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中央领导权
和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较量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张国焘的野心
膨胀起来，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围绕中央领导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
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团结张国焘北上，毛泽东在维护党中央权威，保持中央决策权的
前提下，对张国焘做出了重大让步。而张国焘想依靠自己所掌握的雄厚军事实力，不仅
要参加中央工作，而且要控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以确立自己在党中央和红军
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张国焘进行党内斗争的根本目的。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
斗争，终于促使张国焘北上，将红四方面军带入草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
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张国焘既使将红四方面军带入草地（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
已经过了草地），又折回来执行其南下主张，并且迫使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
团随同他们南下。这样在草地上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和张国焘率军南下为标志，两支红军最终南辕北辙，分道扬镳。
1、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概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
军委做了大量工作。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慰问团，代表中央慰问红四方面军，宣扬
党的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限制慰问团的活动。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授予一枚五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红一
方面军抽调了一批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红四方面
军也拨了三个建设团补充红一方面军。这些措施在当时为增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尽管起
到了一些作用，但在张国焘的影响下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两个方面军的隔阂。鉴于红一
、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刺激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
开始谋求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活动。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夺取红军领导权。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名，指使别人出面向中央要求改组中
革军委，张国焘甚至自己也打电报直接提出要求。七月一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借口毛
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
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这时
，张国焘又向中央代表团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
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
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鉴于此事重大，于七月六日电告了中共中央。七月
九日，中共川陕省委再次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
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
问题。并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七月十六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
统一”。十八日，他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
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提出：“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并
声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63]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陈
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那么身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自然还要担任更高的职
务，所以张国焘的意图是由他来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为了能够按他的意图改组中
革军委，他不但指使别人打电报向中央施加压力，制造声势，还对红四方面军北上执行
松潘战役计划行动迟缓，提出南下西退的方针向中央施加压力。本来在会师后，中央要
张国焘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拒绝了。[64]张国焘当
然明白，他到中央工作后，就会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军事力
量是他谋求中央领导权的凭借。在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中，强调两军要集中统一，实际上
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必须置于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之下，这是对张国焘在红四方
面军指挥权的限制，张国焘当然会感觉到这一点。在这种斗争中，毛泽东看到因为红一
、四方面军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红军会师后联合作战的迫切要求，中央不得不
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当时让张国焘担任什么职务呢？据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
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健就在张国焘。恩
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
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
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
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
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
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
：‘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65]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在讨论中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并要向中
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
面也需要人。会议决定张国焘为总政委，军委主要负责人。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
为五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
为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66]张国
焘一担任总政委，就收缴各军团的密码本，这样就隔断了中央与各军团的联系，中央只
有通过张国焘才能和各军团进行联系。后来，张国焘又撤掉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由陈
昌浩接任。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在谋取红军领导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中革军
委内他并不占优势，他并没有全部掌握红军领导权。他意图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夺取红军
领导权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第二步是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当时红四方面军就张国焘自己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他想
提拔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改变中央政治局组成，通过控制中央政治
局进而控制党中央领导权。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
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相要
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9名高级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
提名的这些同志，有的自己可能还不知道。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
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67]毛泽东当然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因为那意谓
着中央放弃对全党的领导权。但是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为团结张国焘北
上，还得作必要的让步，于是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才召开沙窝会议。据刘英回
忆：“记得一次听闻天跟毛主席讲，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
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主席的意见，中委可以增加几个，
政治局委员不能增那么多。闻天也同意。又同他们来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以后，才
拿到会上来讨论。”[68]在沙窝会议上，决定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
，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
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张国焘提出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针对他的
发言，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为中央委
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别情况下这样做。其他
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
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
作。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四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一方面说红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
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它部门来。会议经过讨论，坚持不增加人数，但为了顾全
大局，搞好团结，他作了一些让步，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任命陈昌
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69]我们看到，张国焘想通过
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控制政治局多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
目的也没有实现。当然，张国焘大失所望，据徐向前回忆：“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
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地国焘的意见，会上
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
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70]在张国焘沙窝会议
夺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南下西退心理，张国焘开始用逃会、“罢
官”的方式来抗衡中央了。据杨尚昆回忆：“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
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
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
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
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
。周恩来同志竟成了他的联络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
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
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71]
从六月中旬到九月初，张国焘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方面步步进逼，他抱着掌握党中央和
红军领导权的希望，在自然条件恶劣，粮食短缺，敌人调动频繁，军情紧急的情况下，
带领红四方面军缓缓向北移动。正是这种缓慢的行军速度，才导致不断失掉战机，增加
了红军以后作战的困难。通过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张国焘没有达到夺取党和红军领导
权的目的。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又不甘心放弃对中央领导权的争夺。因而，想
通过南下来迫使中央改变北上方针，从而事实上操纵中央决策权，达到夺权的目的。
2、张国焘向中央夺权的原因分析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从主观上看张国焘具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动机。应该说这种动
机很早就存在，并非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才产生。这表现在他从中央到鄂豫皖根据
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筑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肃反的严重扩大化也与此有
关。从他在红四方面军实施家长制领导到想要夺取中央领导权，这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但是仅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动机，如果不具备实施的条件，也难以成行。张国焘在红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看到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
反“围剿”以来损失严重，而红四方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使他认为这是他夺取中
央领导权的有利条件和机会。过去潜伏于头脑中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了夺取中央领导
权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红军分裂，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
现在我们首先分析张国焘向中央争权的原因。
（1）张国焘具有攫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的野心并非会师的时候才产生，而是
在此前就已存在。不过以前由于条件不具备，这种野心只能潜存于心中，没有表现出来
而已。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张国焘认为
具备了实施的条件，出现了攫取中央领导权成功的可能性。这种野心就逐渐表现出来，
并付诸于行动。与此相对照，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当时以红一、三军
团和军委纵队一部整编的陕甘支队才七、八千人，和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人数差不
多。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立即将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虽然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是从张国焘经营的鄂豫皖根据地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
这与张国焘向中央争权相比，真是风格迥异，大相径庭，泾渭分明。两相比较，我们不
能不承认徐海东对党中央的赤胆忠心，而张国焘却是意图攫取中央领导权，野心勃勃。
应该说，出身于那个时代的人，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独特的经历，多多少少受到
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少见。关健是要清醒意识到这种思想意识的危害
性，努力加以克服，防止这种思想意识的蔓延扩大，导致自己最终走向深渊。对于张国
焘的这种行为，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张国焘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党性修
养不高，个人主义严重，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不是为实
现革命的理想而奋斗，而是具有浓厚的功利意识，想通过参加革命为自己谋取利益，获
得比较高的职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贪婪享受。这些因素只不过是萌发张国焘野心
的温床，并由此成为他向党要权的内在动力。单有这种野心，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一
般也不会酿成大的变乱；但是如果一旦条件适宜，这种野心就会迅速膨胀，并转化为实
际行动，从而酿成严重事件。具有这种野心的人，如果地位越高，掌握的权力越大，造
成的危害也就愈发严重。因而我们说，张国焘之所以伸手向党要权，首先产生于他内心
深处的思想动机，这种思想动机是个人功利主义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正是由于红一、
四方面军会师后有了适宜的条件，所以这种潜伏于内心深处的动机才最终转化为夺取中
央领导权的直接行动，并由此酿成了严重后果。
（2）张国焘认为凭自己的资历和贡献，也有资格夺取中央领导权。张国焘是五四运动
时期的学生领袖，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建立后长期在中央任职。从在中央高层任职的期
限和资历上来看，张国焘觉得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很难与他相比。张闻天、博古是在一九
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才到中央工作的，根本无法与他相比。周恩来虽然在中央高层任
职的时间较长，但张国焘却是在建党初期就在中央长期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领导人，相
比之下，仍然没有他资格老。毛泽东虽然同他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毛泽东只有在中共
三大短时间内一度成为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在中央高层的任职也没有张国焘时间长。张
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又经三千里艰难征战，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他领导的红
军也发展到八万多人。这个时期的张国焘就由在中央作口头指导工作变为深入中国革命
斗争一线从事具体工作的领导人，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确实
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使得张国焘觉得自己不论从资历上还是从对革命的贡献上，都有
资格角逐中央领导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张国焘才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想夺取
中央领导权。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党内高层长期工作以及近年来红四方面军不断发
展壮大的事实，成为他要挟党中央，以便最终取代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依据。
（3）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更进一步刺激了张国焘觊觎中央领导权的
野心，使张国焘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的绝对优势，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我们
知道，中央红军在出发时，共有五个军团八万多人，此前探路的红六军团和调敌的红七
军团共一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的有一万余人，当时长征前中央红军共十万余人。红一
、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有近两万人，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红四方面军在力
量对比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张国焘向周恩来询问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
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72]周恩来
曾批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有十万人[73]，徐向前在回忆中也说自己曾反对陈昌浩说中央
红军有三十万人。[74]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张国焘、陈昌浩之所有这种说法，虽
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人数，但他们一直认为中央红军还是很强大的，其
码和红四方面军相比在伯仲之间。因而当张国焘听说中央红军的实际人数时，才感到惊
讶，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自然有这样
一个想法，依靠实力的大小来划分在中央的权限。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
对优势，他就想依靠拥有的军事实力，来迫使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将军事力量的对
比带进政治局，使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体现出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力量的对
比。张国焘之所以对北上犹豫徘徊，持消极观望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以此来达
到这个目的。这是因为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占绝对优势，党中央要求北上，自
然还是由红四方面军来执行主要任务。既然红四方面军在北上行动中担任主要军事任务
，就要按红四方面军在北上军事行动中所承担任务的大小来分割政治局中的职位。至于
张国焘反对北上，不愿意让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打先锋，是为了保存实力，固然有这方面
的原因，但其主要原因还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谁力量大，谁出力多，谁就应在中央占
支配地位。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要担负主要军事行动，自然在中央应该占据主要
领导地位。但当时中央领导职位的分配并未体现出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实力对比的差异
，因而张国焘就在执行北上方针上持消极态度，软磨硬抗，以期中央能够满足他的要求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典型的以枪来指挥党的作法是错误的。后来毛泽东批评他用枪杆
子来审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恰如其分的。这里我们看到，张国焘是主张用实力来分
配党中央领导职位的。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这种作法是庸俗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是
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应该说，张国焘当时也并非认识不到他这样做可能导致的严
重后果。一旦将来斗争失败，这种作法的弊端将会迅速显露，使自己名誉扫地，置于无
可立身之境地。但他本来就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自己又是资历很老的党的高级领
导人，现在又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此时又有施行夺权的良机，因而这就驱使着
他要抗衡到底，直到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那么，张国焘所看中的良机是什么呢？这就
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内容。
（4）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惨重，使张国焘认为这是他向中
央夺取领导权的重要条件。张国焘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央红军跟自己刚到通南巴时差不
多，自己在通南巴经过休养生息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的红军迅速发展到八
万余人。毛泽东一旦找到落脚的根据地，也一定会像自己那样很快发展壮大。因而他认
识到现在正是自己获得中央领导权的最佳时机。张国焘多次说，“中央红军的损失应有
中央负责”。张国焘还宣扬“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75]陈昌浩说中央红军有三十万
，张国焘说有十万，到底是无意为之，还是别有用心，发人深思。但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张国焘耳闻目睹了红一方面军的现状，这令张国焘想入非非。他想从审查中央红
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损失惨重的历史出发，来证明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中央领导人已经不适合于继续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了。与此相对照，张国焘领导的红四
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后，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状大，直到
拥有一支八万余人的队伍。由此论证张国焘执行了正确路线，具有较高的领导能力和优
秀的领导素质，并以此说明张国焘具有领导全党全军的资格和能力，为他下一步掌握中
央领导权作准备。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的惨重损失，使张国焘敏感
地认识到，遭受严重损失的红一方面军现状是他向中央发起挑战的一个借口，而他领导
的红四方面军的发展状大又是他向中央领导权发起挑战的一个法宝，因而他就想以讨论
中央红军损失的原因为突破口，进而论证中央路线错误，达到改换中央领导层的目的。
在中央高层工作多年，富有斗争经验的张国焘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这也就诱使他冲
向挑战中央领导权的进程中。
（5）遵义会议、会理会议，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出现分歧，使张国焘认识到这是他
分化中央，调拔利用，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良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己并
派人了解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情况，搜集材料，先作好对中央及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分
化利用的准备工作。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
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维护了中央的团结和权威。这些分歧和矛盾是在中
央和红一方面军高级领导层中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存在客观上对张国焘是有利的
。这是他分化中央领导层和争取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支持以求最终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一
个有利因素。当然这也就更进一步增强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信心。他知道堡垒最
容易从内部攻破，因而有针对性地争取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再配
以他从外部的进攻，就有利于他夺取中央领导权。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张国焘
曾拉拢过红一、三军团的领导人，但他的活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在中央工作的领
导人和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被他拉动。当然，也有个别干部被他拉动
，例如，张国焘后来另立“中央”的时候，就有一位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配合张国焘
的行动，来“揭发”中央，支持张国焘。[76]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内部，当时确实存在着
分歧和矛盾，但这些分歧和矛盾在毛泽东正确斗争策略和政策下得到较好地解决，这种
较好地解决表现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家能够采取一致的态度，从而为后来
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6）中央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斗争方式不当，强化了张国焘向中央夺取
领导权的心理。据杨尚昆回忆：“在两河口会议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
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到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
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子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们说我是麻雀，你博
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
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
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
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
，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
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
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77]在这个问题
上徐向前也有一个回忆：“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
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
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作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
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
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78]由此我们看到，“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讲究斗争策
略，态度偏激，上纲上线，抨击张国焘。一方面刺激了张国焘，进一步强化了他同中央
的敌对意识；另一方面，他便以此为借口煽动起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对立
情绪。这样更进一步增加了张国焘对中央的不信任。我们看到，这些过去持“左”倾机
会主义观点的同志，主观动机是好的。就是希望树立中央权威，反对张国焘拥兵自重，
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搞分裂活动。但他们要知道，不是张国焘应该不应该批评，而是如
何批评，用什么方式批评，批评到何种程度，才能对革命大局有利。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鉴于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张国焘拥兵自重，对党中央态度
蛮横，当时的大局是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对张国焘的斗争就
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服从这个大局，讲究斗争策略，注意适当妥协和退让，不激化
矛盾，防止分裂局面的出现。而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却是从革命热情出发
，不考虑当时的大局，不注意斗争方式，结果事与愿违，更进一步加大了张国焘和中央
的隔阂，客观上也为张国焘调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对立提供了条件。这是
这些同志起初没有想到的。徐向前回忆道：“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
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后来同彭德怀同志谈起这些问题，他对
我说，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
重。我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79]八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
开的常委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
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
，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80]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张
国焘的斗争是坚持原则，服从大局，讲究斗争策略，缓和矛盾，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
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共同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问题留待作历史
总结时再搞。而具有“左”倾机会主义观点的同志，由于忽视大局，斗争方式不当，因
而这种指责和批评不但不利于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反而增强了张国焘的敌对情绪，刺
激了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决心，并引起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使张国焘有机会制造红
四方面军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对立，客观上也为其夺取中央领导权提供了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本来就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这种野心平时处于潜
伏状态，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就难以表现出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力
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为张国焘提供了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物质基础。同时张国焘又是党
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高层长期任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近年来的转战中不断发展
壮大，使他自认为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资格。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力量削弱
，内部出现分歧和矛盾，以及中央“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与指责成为他夺取中央领
导权的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国焘置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于不顾，向中央的领导地
位发出挑战，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标。
3、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刚才我们分析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所以才产生
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行动。为了实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张国焘采取了多种
方式来施行，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巧妙斗争下，虽然张国焘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最终没有成功。下面我们就分析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1） 以“统一指挥”为名，改组中革军委，控制红军领导
权。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张国焘首先抓得是军权，红四方面军又占有绝对优势，因而张
国焘认为自己掌握红军领导权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张国焘想自己首先控制军事领导权
，再通过掌握的军权施加影响，进而掌握党中央的领导权，从而达到控制中央领导权的
目的。我们看到，张国焘希望自己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
政委，这样张国焘就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并且强调说中央政治局大政方针确定后，给
军委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在张国焘控制军委后，通过扩大军委权力，挑战
党中央的权威，消弱党中央对张国焘的监督，加强红军对党中央决策的影响力，这样张
国焘就有更大的自主权通过红军的行动来贯彻自己的路线，按个人的意志行事。毛泽东
清醒地认识到，张国焘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这
样明目张胆地提出改变红军指挥机构，这是公开向党要军权。他的目的是清楚的，这种
行为是不正常的。但是为了团结张国焘北上，如果不让张国焘担任红军中的重要职务，
具有军事指挥权，张国焘是不会北上的。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又不能让张国焘控制军
事指挥权。因为张国焘一旦控制了红军指挥权，党中央也就成为张国焘的傀儡，下一步
就必然要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这就要妥善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红一、四
方面军力量对比面前，同时也为了团结张国焘一起北上，在斗争中在保证党中央对红军
领导权的前提下做出适当让步是必要的。毛泽东在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
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这在红军中是一个掌握实权的职位，代表党指挥军队，监
督党的方针政策在军队的执行，具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的想法是，让张国焘具有军事
指挥权，但又不使他控制军事指挥权。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周恩来、王
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当时增补陈昌浩为军委常委，但仅是五位常委中的一位。这样
我们看到在中革军委里面，张国焘虽然处在总政委这一关健位置上，掌握着军队实权，
但他的力量并不占优势，没有控制红军指挥权。从芦花会议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结果看
，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名要求控制军队指挥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为什么张国焘没
有达到目的呢？因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建军原则，因而从组织程序上讲只有
党中央才有权决定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免和调动，毛泽东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虽然对
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但是这种让步是以张国焘不能控制红军领导权为前提的。同时，
张国焘在中央又不占优势，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孤掌难鸣，因
而尽管他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迫使中央在军队指挥权限方面做出重大
让步，但他却没有控制军队指挥权。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的统一。毛泽东的让步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芦花会议后，张国焘同意红四方面军继续
北上。但张国焘对夺取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是不甘心的，随后他又开始了夺取中央领导权
的行动。
（2）以“提拔工农干部”的名义，通过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
，控制政治局多数，力求获得中央领导权。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控制红军领导权的失败，
使他切身体会到，只有党中央才能决定军队的重大人事变动，因而不管自己在党内如何
颇有资历，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怎样占有优势，要想成功就必须控制中央的领导权。自
己在芦花会议上夺取红军领导权的失败恰恰是由于在中央的劣势所致，因而大力提拔红
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使自己在政治局中占有多数，就能够控制中央，
那么一切问题就应刃而解了。因为自己的主张以中央名义发布，就不但在程序上合法，
而且也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张国焘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
中央政治局，这样在表决时就会形成张国焘占多数的局面。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又是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在这次斗争中，毛泽东的主张是可以让步，
但这种让步不能动摇中央的权威和对全党事务的领导权。张国焘关心地是能否取得中央
控制权，而取得中央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使自己提名的红四方面军九名高
级干部能够顺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而这次斗争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维护
中央领导权和张国焘试图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体现在九名红四方面军高
级干部能否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非常清
楚的，心照不宣的。毛泽东在反对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方面是坚定的，
但是他采取的策略又是灵活的。在拒绝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政治局问题上，他的
话说出来又是委婉的。他首先肯定红四方面军有许多好的干部，又说现在不必都集中在
中央工作，地方基层还需要的，又说本来依据党章规定政治局无权决定中委，这是在特
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决定。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央提拔这几位同志是慎重的，负责的，也
是费了很大努力的，如果增补九位同志是很难成行的。因而，决定增补两位同志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一位为正式委员，一位为候补委员。六位同志进入中央委会员，其中三位
为正式委员，三位为候补委员。这个决定虽然是张闻天宣布的，此前中央几位常委一定
对此交换过意见，并征取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大家取得了一致看法。后来，在张
国焘坚持原意的情况下中央又作了一点让步，决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两位均为正式委员
，最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表决通过，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仅张国焘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
，他个人是无力改变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的。这表明张国焘想通过以“提拔工农干
部”的名义让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以求改变政治局力量对比，进而达到
控制中央的目的化为泡影。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努力又失败了。我们看到，这次失
败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次失败最终坚定了张国焘南下的信念，张国焘就以总政委
的名义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北上方针，擅自命令红军南下，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来迫使中央向他屈服，承认他的决策地位。这种行为是违犯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因
而不但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不正当的。这也是
张国焘在采取正常方式攫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采取的又一非正常手段。
（3）张国焘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突破口，损害中央权威，破坏中央领导人的威信
，以促成中央领导层的更替，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创造条件。从过去党的历史看，党的领
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由于路线错误而下台的，因而此时张国焘提出党的路
线错误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这里关健问题不在于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有无错误，而在于提
出路线错误的动机和时机，张国焘显然是以纠正党的路线错误为名，进而变动党的中央
领导人，以达到自己成功控制中央的目的。当张国焘从周恩来口中知道中央红军的人数
时就开始打这方面的主意了。张国焘想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
失的分析中，来论证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为现任中央领导人下台寻找历史
依据。从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出发，进而促使中央领导人的更替，以便使自己顺理成章
地掌握大权。这就是张国焘否定中央政治路线的根本用意。在批判中央路线错误的同时
，从自己率领的鄂豫皖红军长途转战到达通南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将红军发展到
八万多人的史实，来论证自己执行的政治路线正确，把自己装点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
，张国焘就从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中来寻找自己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依据。这样我
们看到，张国焘想从目前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现实出发，进而分析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从两支红军发展历程的比较中演绎出两条不同的路线，再从对两条路线的比较
中寻找否定现任中央领导人，有利于自己获得中央领导权的依据。张国焘清算错误政治
路线，自然就要清算到王明集团的人身上，想以此打开改组中央领导层的缺口，由此深
入下去进而更换中央领导层，建立以张国焘为核心的中央。毛泽东当然洞悉张国焘的用
意。毛泽东这个时候仍然是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和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是
一致的。他这样做并不是认为这个政治路线正确，而是认为纠正政治路线的时机尚不成
熟，过早地清理政治路线会使党陷于分裂，不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当然还有策略的考虑
，也就是保持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团结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原王明集团的成员开展
同张国焘的斗争。因而，毛泽东主张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军事路线错误已于遵义
会议得到纠正，这样既驳斥了张国焘要求清算政治路线的主张，又维护了遵义会议的决
议和地位。
（4）否定遵义会议，实质上是否定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清除张国焘夺取
中央领导权的最大障碍。经过党内高层长期斗争的张国焘其实并没有把张闻天和博古等
人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不过是打着国际旗号外强中干的“舶来品”，并没有什么力量。
当凯丰以《列宁论联邦》来反驳张国焘，大段引用革命导师冗长难懂的话语。张国焘一
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
‘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把他们给孤立了。[81]他也清醒地
认识到在中央主事的是毛而不是张闻天。[82]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所具
有的强大竞争力量，才是他感觉到的真正对手。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党
内资格颇老的领导人，张国焘虽然比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工作的时间长，现在率领的红四
方面军比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力量大，但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建立农村革命根
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他领导下创建了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且发展到十万红军，由此奠定了毛泽东
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说到底，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川陕根据地也是在毛泽
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张国焘不能不从内心深处感受
到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威慑力和影响力。这是立足于中国大地，熟悉中国国情，具有丰富
的革命经验，并从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导人。鉴于当时在中央实际主事的是
毛泽东，因而张国焘意识到只有搬倒毛泽东才能顺利掌握中央领导权。而毛泽东是在遵
义会议后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因而只有否定遵义会议才能否定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
位。由此出发张国焘就首先否定遵义会议的合法性，说自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不算数
。[83]实际上，当时党内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是六名，超
半数了，这就是讲得合法性。84[76]因而张国焘的这个观点是毫无道理的。张国焘还通
过秘书黄超打探遵义会议情况，为自己下一步活动搜集材料。为否定遵义会议，张国焘
还攻击遵义会议采取调和政策，没有纠正政治路线错误。因而，维护遵义会议成果，就
成为维护中央领导层团结和稳定，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
看待遵义会议就成为分歧的又一焦点。毛泽东主张维护遵义会议成果，就是要维护中央
权威，团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维护统一，反对分裂。遵义会议本身是合法的，当时处
于策略考虑，只纠正军事路线，而肯定政治路线正确，是为了能够内部团结，一致以敌
。如果张国焘一旦否定了本身合法的遵义会议及其决议，从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政治状况
分析，势必由张国焘来重组中央。因而围绕遵义会议进行的斗争，关系到由谁来主导中
央领导权的问题。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导人，在张国
焘眼中属于在中央有实力的领导人。张国焘想以否定遵义会议为突破口，进而否定毛泽
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一旦否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就意谓着要改换中央领
导层。当时以实力计尚没有别的领导人能够和张国焘进行竞争，这也就消除了张国焘夺
取中央权力的最大障碍，为张国焘主政中央提供了机会。
（5）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釜底抽薪，架空中央，为夺取中央权力创造条件。红
一、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因而红一、三军团就成为张国焘活动的重点。据时任红
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回忆：“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
，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
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
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
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
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
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
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84]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也回忆道：“
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在上海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
掩护，个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
杨啊，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讲了些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
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85]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在两河口会议
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想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
。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
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
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
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那时我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86]如果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被说服，倾向于张国焘，张国焘就控制了红一方面军
主力，本来他就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那么党中央就会被架空，在张国焘的要挟
下，不得不按张国焘的意志行事，难以有所作为。这样中央领导权最终会落到张国焘手
中。当然我们知道，张国焘的活动没有成功。但张国焘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直至
控制红一、三军团，这是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式。既使在过草地的时候张国
焘仍然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以求实现控制红一、三军团。他甚至还想通过对红一、
三军团主要领导干部与红四方面军军级干部交流任职的方式来实现他对红一、三军团的
控制。据聂荣臻回忆：“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
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
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
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
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
。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说话时徐向前同志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
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说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
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
骡子，离开了。”“我告诫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
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
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
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
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
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
个人哪？这些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87]直到中央
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张国焘还发电报和让人写信争取红一三军团南下，使他们摆
脱党中央的指挥。我们由此看到，张国焘为了使红一、三军团能够摆脱党中央的指挥，
以便自己能够控制红一、三军团，确实是煞费苦心的。前面我们看到张国焘派人给红一
、三军团领导人送礼，请他们吃饭，允诺给他们补充部队，称赞他们作战勇敢。我们不
排除张国焘这样作客观上起了密切融合两个方面军关系的作用，但他主要用意还是为了
拉拢红一、三军团领导人，以便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联系到他向中
央要权的一系列事实看，他的这个用意也是很明显的。当然，张国焘是枉费心机的。彭
德怀、聂荣臻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并将张国焘的活动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张国焘的活动
更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这种警觉也成为毛泽东后来见到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
前发的九月九日密电后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夺取党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权，张国焘提出“统一指挥”和“提拔工农干部”，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否认
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拉拢红一、三军团主要领导干部等方式，以求平稳地夺取中央和红
军领导权。但我们看到，这几种方式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巧妙斗争下，先后都
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或者放弃攫取中央领导权的企图，接受中央领导，共同
北上；或者继续采取不正常的，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迫使中央向他屈服，交出领导权。张
国焘不甘心于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失败，依靠自己统领的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军事力量
，决然南下，从而迈出党内分裂的重要一步。
通过对张国焘为什么夺取中央领导权和采取什么方式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分析我们看到，
出现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原因是复杂的，张国焘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
导权的目的。张国焘的这种夺权活动在毛泽东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超斗争艺术
应对下，最终失败了。正是由于这种失败，所以尽管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带进草地，却
又毅然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走上和中央分裂的道路。在张国焘争夺中央领导权失败后
，他在对待中央领导权方面有三种选择：①放弃谋求中央领导权，服从中央领导。这在
当时拥兵自重，而自认为在党内颇有资历而又野心勃勃的张国焘来说是不甘心的。②采
用暴力将中央搞掉，武力夺权。尽管当时张国焘在军事实力对比上占有绝对优势，能够
实现其夺权的目的。但在当时党内斗争和政治形势下，既使成功了，也难以形成正统、
合法、公认的领导权，以自己的行为将自己宣布为党和红军的敌人，为全党所唾弃，身
败名裂。因而这种方法似乎是令人神往的，却是不可取的。③决意南下，与中央分庭抗
礼，以实际行动首先推翻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策，迫使中央承认其决策权，最终使中央
向他交出领导权。张国焘认为北上没有希望，红军应该南下，迫使中央改变北上决策，
接受其南下主张。而以张国焘的主张被中央接受为标志，张国焘也就打开了夺取中央决
策权的突破口，在事实上开始控制中央决策权。同时，他也想以南下的胜利来证明自己
主张的正确，为他夺取领导权奠定道义基础。这样张国焘就通过南下，逐渐实现掌握最
高决策权的目的。因而张国焘采取了第三种选择。
三、关于九九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张国焘给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拍发了一个
坚决要求“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报，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后，立即报告了毛泽
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后，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于九
月十日凌晨单独北上。在中央档案中没有找到这个电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回忆录中
也没有提到这个电报，因而有人就否认这个电报的存在。由于这个电报是发给红四方面
军领导人的，不是发给中央的，因而在中央保存的档案中没有这个电报并不奇怪。至于
红四方面军没有保存这个电报，不排除在战争年代丢失的可能。至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个电报，并不能证明这个电报的不存在。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电
报呢？这个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获悉这个电报的内
容后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呢？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之间没有酿成自相残
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1、九九密电因何被称为“密电”？
由于保密的需要，红军之间来往的电报都是通过密码进行的，根据电报内容的不同又分
为不同的密级，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所有红军之间来往的电报都可以称为密电。但九九
密电被称为“密电”，显然不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被称为“密电”，是指这封电报是秘
密的，又带有神秘的意思。我们知道，从电报内容上看，这封电报强调要陈昌浩、徐向
前他们为“南下”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虽然并非首次要求他们南下，但这种对
南下的决绝口气，无疑使当时本来就北上与南下之争已经紧张的气氛空前激化，并使中
央北上面临更大风险。从这封电报拍发的方式上看，这封电报没有同时并致中央，而是
张国焘单独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陈昌浩、徐向前在收到这封电报后也没有像他们
收到张国焘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南下电报后及时报告中央，而是叶剑英“偷着”将这个电
报报告给毛泽东的。同时，这个电报后来没有找到，在中央与张国焘、陈昌浩来往的电
报中也没有发现这个电报的痕迹，后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回忆录中又回避了这个电报
，以致于有人竟然对这封电报是否存在提出质疑，因而愈发使这个电报显得扑朔迷离，
令人感到神秘莫测。这就是九九密电被称为“密电”的由来。下面我们就根据已经公开
的史料对九九密电作一番考证，并进一步分析九九密电对引发红军分裂的作用及红军之
间没有出现自相惨杀的原因。
2、九九密电是真实的吗？
下面我们引用当事人的回忆并结合有关事实对这封电报的真实性进行考证。
（1）从九月九日首先见到这封电报的当事人叶剑英的回忆中看这封电报的真实性。据
叶剑英回忆：“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
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
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
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
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
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
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
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
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
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
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红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88]
（2）九月九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住地阿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三军
团单独北上。对于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这在党史上是没有疑问的。
本来， | s******i
发帖数: 870 | 2 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国党内，毛泽东曾经受到过三个人的挑战：张国焘，王明，林彪。
林彪的一次，是最轻的。张国焘的一次，是最重的。 | k*******r
发帖数: 16963 | 3 九九密电除了叶剑英号称看见过，谁见过？考证文章连密电真假都不讨论，长篇大论等
于圈圈。 | b*******d
发帖数: 1823 | 4 本质就是老张在川西打败了 不得不北上
要是老张打胜了 就是老毛的中央来投靠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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