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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08 | 1 本文摘自《皖南事变史论》，作者：刘喜发，李亮，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叶挺喜欢吃小灶，他有一个从广东带来的厨师专门为他操办伙食……项英去部队视
察，也是轻车简从，不像叶挺那样声势浩大。在项英看来，叶挺的生活方式和内容与他
提倡的艰苦奋斗不大合拍，因此对叶挺的一些作派产生了反感和排斥。
项叶关系是研究新四军历史和皖南事变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研究皖南
事变新四军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对于评价叶挺、项英的历史功过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受命于民族危亡之际，携手筹组新四军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
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迫于形势，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于8月22日正式发布命令，宣布将在陕北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0人。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1934年10月，红军主力
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合组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
25军等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约3万人，在以项英
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的领导下，在江西
、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个省的十几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
的游击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钳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支援了
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各游击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当局就南方红军
游击队改编问题以及部队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同时指示南方
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与国民党
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但国民党方
面拒绝承认我南方革命力量，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瓦解、消灭这支武装力量
。武力剿杀失败后，国民党又提出红军游击队改编后要按指定地点集中接受国民党指挥
、派员担任主要领导人等谈判条件，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和控制这支力量，因而，国共
双方迟迟未能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达成一致协议。由于中日战争的日趋升级，
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的空袭，战争形势空前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
党被迫向中共作出让步，同意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武力清剿，将其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但对领导这支队伍的人选，国共两党都不愿由对方出人担
任军长，双方争执不下。国民党方面属意陈诚、张发奎，想安插自己的人去掌握对这支
军队的领导权，进而吞并这支部队；中共则属意叶剑英、彭德怀，坚持要保证共产党对
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 。双方意见不一，互不让步。正
值此时，周恩来在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庐山会谈后之后回到上海，邂逅流亡海外十年的
北伐名将叶挺。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生，广东归善(今惠阳)人。1916年毕
业于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入保定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1919年加入国民党，受到
孙中山的器重。1921年任孙中山大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
，叶挺机智地保护了孙中山安全脱险。1924年国民党改组，叶挺因对现状不满辞去军队
职务，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
党，1925年9月回国，在广东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并任团
长，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1926年7月，他率独立团参加北
伐战争，屡建奇功，并为其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从此叶挺被誉为“北
伐名将”。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升任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
8月1日，他和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
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11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任起义军总司令。广州起
义失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采取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方针，对起义领导人
给予处分，叶挺被认为表现消极，受到“留党查看6个月”的处分。此后，他从香港转
道日本前往苏联。在莫斯科，叶挺将广州起义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材料向共产国际作了汇
报，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本不听他的申辩，对他进行无端指责与残酷
打击。职业军人出身、性格刚毅的叶挺无法忍受对自己的不公平待遇，独自愤然离开了
莫斯科，脱离了党，从此开始了将近10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叶挺后来回忆说：“那时党
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
、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实际上，当时对叶挺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叶挺从国外回到澳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他从澳门回到上海准备参加抗日救亡，意外地与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相遇。以擅长处
理棘手问题著称的周恩来立即想到，如果由尚未恢复共产党党籍而又有声望的叶挺负责
改编和指挥南方红军游击队，既能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又能为国民党所接纳，是
最理想不过的事情了，于是把这一想法同叶挺进行了交流。叶挺此次回国本意即是为了
团结与抗战尽力，因此，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愿意负责改编和指挥南方红军游击队。此
后，叶挺找到了曾同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时的同学、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
指挥的陈诚。陈诚当时正在上海指挥国民党军队进行淞沪抗战，叶挺向他表明自己愿意
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出任军长职务，并提议将这支部队的番号定为“国民革命陆
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意为要这支部队继承和发扬国民革命时期“铁军”的光
荣传统，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陈诚答应向蒋介石疏通。随后叶挺又面见李济深、冯玉
祥等，希望他们能积极进言促成此事。经过多方努力，加之蒋介石认为叶挺已脱党多年
，又曾受到共产党的排斥和打击，由他担任军长可借机将这支部队收编、改造，为己所
用，因此同意叶挺任军长，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后来回忆说：“在上海战斗的危
机时刻，我向蒋委员长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
争，让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未与中共方面协商，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
军长。紧接着蒋介石于10月6日发布命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
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
四军的番号和军长。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
为新四军的命令。
当时中共并不知道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对国民党的这一任命感到很突然，
因此于10月1日一面向远在山西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张
云逸、张文彬、博古、叶剑英，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
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国民党企图拔掉去这些
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在这个方法失败后之后，现
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因此要特别警惕
国民党的阴谋。该电还强调：“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
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国民党方面如此迅速地任命自己新四军军长，也大大出乎叶挺的意料，因为此事并
未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态度，因此急需将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
于是，他立即赶赴南京面见博古、叶剑英等中共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希望中共中央能给
他一个明确的答复。10月5日，潘汉年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以及叶挺在南京与叶剑英
、博古接洽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
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
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 10月8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
致电中共中央：“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
动。现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5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
职。”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博古、叶剑英询问新四军隶属关系及叶挺情况
：“(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
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取得何应钦同意)。”电报说：“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
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
收到中央电示后，博古、叶剑英向叶挺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叶挺当即表示愿往延安
汇报情况。10月21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联名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
：“叶挺愿来前面陈，已得何同意，约一两日后即启程。”“叶已领关防及开办费5万
元，之尚未呈报就职，待已延结果再呈报。”“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10月30
日，张闻天、毛泽东在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致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
还讲到：“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 。
中共中央之所以没有立即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是由于叶挺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党和革
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不太清楚，十分担心叶挺被蒋
介石利用，对他担任新四军军长这一重要职务存有疑虑。“当时项英正在延安，中共中
央对叶挺的一时疑虑，不可能不影响项英”。 导致了项英对叶挺能否对党和革命忠诚
一直表示怀疑，直接影响了项、叶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1月3日，叶挺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共中央为叶
挺举行了了隆重欢迎大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军长呢？
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毛泽东还向叶挺讲述了当前国内外的
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与政策，希望他能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欢迎和信任
使叶挺深受感动，他在皖南事变后被扣押在桂林期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动情地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爱护干部，使用人才！毛泽东主席特地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
他主持会议，给我以过高的评价，真令我感愧呵！我不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吗？这个家，
我想念多久呵！我二话没说，便接受担任新四军军长的任命。” 叶挺向中共中央“表
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等还和叶挺就新四军组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商定新
四军隶属八路军，编制为两个师4个旅8个团，干部配备为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
主任，周子昆为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编制等项事宜由叶挺向南京提出。但“在关于
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作了明确的安
排，惟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
11月7日，项英衔命到达延安。叶挺与项英短暂相会后，于11月9日离开延安开始着
手筹建新四军的工作。11月21日叶挺赴南京和叶剑英一道就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组建
方案与蒋介石面谈。谈话期间，叶挺提出前期与毛泽东等商定的方案：“(一)窃职奉命
收编各省区游散武装，现据派员接洽及调查结果，各部散布遍东南及中部八九省，现已
分处集合，综计在一万七八千人，汰弱留强，以之编成乙种师两师(两旅四团制)，谨请
核准。又该两师饷项，并乞准照编制规定，由即日起算。(二)请委项英为职军副军长，
陈毅为新编师师长，张云逸为该师副师长。张鼎丞为新编师师长，谭震林为该师副师长
。周子昆为军部参谋长。余旅、团长等，侯全军集中整理后，再行呈请委任。(三)请指
定浙省南区衢州附近，或其他地点，俾职军集合整理。(四)请发给职军集中开拨费，及
整理费十八万元。(五)请发给棉军衣裤九千套(前已领有伍千套)军帽一万四千顶，皮带
、裹腿、干粮袋各一万四千件，子弹带一万二千条。” 这个方案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
料，他断然拒绝了中共中央和叶、项拟定的新四军各部人员名单，并坚决地说：各游击
队不能照八路军的办法，第八路军拒绝点验，现在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炮的多少决定编
制，不能先委任师、旅长。沉默片刻，他又阴险地对叶挺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
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 叶挺提出新四军组建需要军费18万元，蒋介石也一
口回绝。蒋介石的态度令叶挺非常反感，他愤然表示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在全面抗
战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不想耽搁新四军开拔抗战前线的时间，迫不得已，蒋介
石表示具体事情可与陈诚商量解决。11月下旬，叶挺返回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设立
了新四军筹备处，积极展开新四军的筹备工作。他利用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老关系，争
取经费、编制、军需物资；凭借以往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多方联络、招兵买马、筹
款筹枪，动员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愿意为抗战出力的国民党退役军官、无党派人士、医
务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工作。
12月11日，叶挺致电毛泽东：“新四军改编事，已请董、叶(指董必武、叶剑英--
笔者注)电告。刻军何(指何应钦-笔者注)催办甚急，如何决定，请即复，以便处理。”
12月14日，毛泽东、项英联名复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提议，作进一步磋
商。”“长江以南各支队(共六个不是五个)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
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
12月18日，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周恩来、博古抵达武汉，当日便电告毛泽
东、张闻天，蒋介石已到武汉，催促项英早日来武汉，以便尽快解决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12月23日，项英率领赖传珠等中共中央派赴新四军的一批干部抵达武汉。抵汉后，项
、叶二人多次与国民党方面商谈，国共双方才最终达成了将新四军编为四个游击支队的
一致意见。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宣告成立。28日，毛泽东复电项英表示同意新
四军编为四个支队。1938年1月初，何应钦正式核定了新四军的编制、主要领导人的名
单和各支队的干部人选。这样散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
，随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
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
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
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
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
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为了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
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
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1938年1月6日，
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办公。1938年4月5日，军部由南昌进至皖南歙县岩寺，8月又进至
泾县云岭，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二)新四军领导体制的内在矛盾与项叶矛盾的产生
在新四军组建初期，项英与叶挺的合作是比较融洽的，两人的分工也是比较明确的
，项英负责南方游击队的联系与整编，叶挺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与沟通。陈毅曾说：“
项副军长在中央苏区时代就领导这个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在赣南，以后谈判的时候变成
了谈判的中心。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
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叶挺同志是过去北伐时代
老四军的领导人物，”“没有叶军长出来调停奔走，要增加成立新四军的困难。叶军长
为本军的保持发展尽了最大的力量，这是叶军长的功绩”。 然而，在项、叶合作的背
后，由于两人认识上的分歧和革命经历、个人性格方面的不同，更由于新四军领导体制
等方面的原因，在新四军组建之初，项、叶之间就已出现了矛盾和磨擦。
从新四军集中开始，在部队发展方向问题上，叶项两人就产生了矛盾。1938年初，
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陈毅领导下，积极制订了挺进苏南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
争的计划，得到了叶挺军长的肯定和支持。1938年3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出南陵，依
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眼光的叶挺认为南陵一带处于敌之侧后，活
动方便，如乘机由岩寺经泾县开经南陵，然后东进向苏皖边及苏南茅山地区行动，对发
展我军实为有利，故此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而项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
不应执行，主张“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宜城或广德与吉安之间插出，不应出南陵。目
前暂在岩寺对山河边集结。” 3月21日毛泽东复电项英指出：“未知南陵一带地势如何
，如系山地，开经南陵一带亦未为不可。因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据于敌之后侧，
正好活动。” 实际上支持了叶挺的意见。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对新四军进入华中
敌后的战略任务、发展方向、内外关系等，作了原则指示。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在敌
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
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
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
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
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之下，平原也是能发
展游击战争的，初步提出了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构想，同时告诫项英：对待蒋介石、
顾祝同“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
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
对中共中央的方针，项英并没有认真贯彻，相反，由于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
倾错误的影响，对执行党中央方针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以种种理由搪塞中央，在东进北
上这个关乎新四军发展的战略大计上处处掣肘，对叶挺组织新四军北渡，发展江北持不
合作态度。1938年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认为，“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
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
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 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
，项英的观点显然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诚如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副官处科长
的叶钦和所说：“在新四军领导中，叶挺是坚决执行中央、毛主席指示，支持陈毅等同
志无条件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而项英则听信王明的话，反对部
队挺进敌后，对叶挺也很不尊重，有时中央重要指示，也不让叶挺知道。”
除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项英、叶挺的认识有着重大分歧之外，项英、叶挺截然不同
的性格、爱好和革命经历，使得二人在工作和生活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叶挺早年毕业
于保定军校，在北伐军中久任要职，他“勇迈绝伦，倜傥不群”，战功赫赫。更由于长
期寄居海外和妻家富有，故此比较注重衣着和军人形象。平日里军装笔挺，马靴铮亮，
佩带中将军衔，举手投足一派名将风范，颇为引人注目。叶挺到部队视察工作，喜欢以
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较多。叶挺喜欢吃小灶，他有一个从广东带来的厨师专门为他
操办伙食。闲暇时分，叶挺经常让厨师烧制一些家乡菜肴，邀请军部领导和与他同来新
四军的老袍泽们一起聚餐。叶挺兴趣广泛，有很多爱好，尤其喜欢摄影艺术。他有一架
随身携带的高级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以及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总爱拍些
照片留作纪念。叶挺还善于交际，比如和音乐家任光就情如手足。叶挺性格刚毅，但沉
默寡言，深沉不露。而项英早年从事工人运动，虽有留苏经历，但回国之后长期在中央
苏区工作。红军长征之后，项英奉命与陈毅留在苏区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长期
的游击战争生活使他养成了生活上艰苦朴素习惯和工作上事必躬亲的作风。项英去部队
视察，也是轻车简从，不像叶挺那样声势浩大。在项英看来，叶挺的生活方式和内容与
他提倡的艰苦奋斗不大合拍，因此对叶挺的一些作派产生了反感和排斥。项英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难以交流和沟通，再加之，过去项、叶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互相不熟悉
，相互间的协调有一定困难的，很容易积聚和引发矛盾。
项英、叶挺关系不和谐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新四军领导体制内在的矛盾而造成的领
导错位。早在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到达
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整编时，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由此决定，我军的领导体制是党委负责制。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重要
武装。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新四军组建后，叶挺虽然名为新四军军长，但因其为非中
共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也无权阅读党的指示和文件。即使是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指
示，中共中央也是先直接发给项英，再由项英口头向他传达。总之，叶挺应在副军长项
英的领导下工作，故新四军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时任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新四军副军
长的项英手中。
项英，1898年生，原名德隆，湖北黄陂人，声名显赫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192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自党的“三大”时起，为党的历届中央委员
，1928年党的六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并在此期间受到斯大林单独接
见，1931年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
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
抗战爆发后，他又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后改为东南局)书记。
由于项英在党内功高位显，所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项英被委以重任，身兼数
职。本来按照项英的资历是完全可以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但是国民党是绝对不会答应军
长职位由一个共产党员来担任的，因而项英只能出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的这种人
事安排是为适应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情况作出的。新四军部队骨干大多是项英昔日
的部下，他们有过共同的战斗生涯，叶正项副既可以获得国民党同意，又可保证对这支
军队的领导有力。但是，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潜伏着很大危机。项英认为叶挺是一名已脱
党的“非党人士”，不适宜担任军队首长要职。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条形成已久而绝
不轻易退让的原则，那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己是代表党的，应由自己掌握
大权才是；自己能尊重叶挺，但却不会听命于叶挺。项英的这一想法和对叶挺的成见，
在新四军组建后就一再明显地表露出来。1938年1月14日，项英致电长江局并转中共中
央汇报与国民党方面就经费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新四军整个经费每月只批六万元，
其他补充均未批示。如此每月不能维持其军伙食实数一万余，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
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鉴于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请你们对于新四军
问题设法直接交涉，易于解决。” 3月18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称：在与三战
区交涉新四军向敌后挺进路线和防区等问题时，“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
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为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辣手
，我又不能出面谈判。” 4月29日，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战术原则及先遣队出发致电毛泽
东等，电报内称：“总部(指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笔者注)给予我们的任务详前
电和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显然是将我们送出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
，加以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 透过
以上电报，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项英对中共中央委托叶挺代表新四军与国民党方面交
涉，而未让自己出面与蒋介石直接打交道是抱有极大意见的，同时对叶挺也抱有明显的
不信任和排斥的情绪。
在党的领导和发挥个人特长两者之间，项英片面强调党的领导，认为军队的各项行
动应该由政委决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军事指挥上也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极力排
斥叶挺。一些事关新四军发展战略的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不让叶挺参加；党中央的一些
指示电报不传达，也不允叶挺阅读。正如陈毅后来回忆中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
军长不信任、不尊重，不让他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包办到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曾任新四军司令部副官处科长的叶钦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说：“(项英)说叶挺是大
革命的逃兵，将参谋处机要科、作战科控制在自己手里。重要决定、中央文件往往不让
叶挺知道。” 曾长期担任项英警卫工作的郑德胜在回忆资料中说：“毛主席于5月4日
对中共中央东南局写了指示，批判了项英等的右倾错误。叶军长得知中央5月4日有个指
示，问项英：‘怎么还不传达？’项英却说：‘这哪里是什么指示，是不点名的批判。
’” 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也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坚信统
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
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加强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
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
” 不仅项英对叶挺不信任、不尊重，新四军一些将领或由于曾和项英战斗在一起对项
英产生了崇拜与尊敬，或受项英的影响表示出了对叶挺的不信任、不接受。正如原新四
军组织部长李子芳所讲：“我们过去对叶军长是不够了解的，既不尊重也不够信任。”
总之，由于项英的包办，叶挺无论是军事决策还是战斗指挥都常常处于无权的地位
，他的军长职务形同虚设。对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重大决策，项英都当成“党内机密”
来处理，不征求叶挺的意见，基本上是由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副
参谋长等定夺。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新四军北移时间、路线的选择和星潭突围的决策中
，会看得很清楚。项英军事上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听劝告，独断专行造成的。难
怪叶挺会愤怒地批评项英：“自己不懂军事，又不肯听从他人的正确建议，以致使我军
在军事上一错再错，坐失良机，处处被动，终于造成了当前这样严重的局势。”
(三)项叶矛盾难以消弥，是造成皖南新四军惨败的重要因素
对于项英、叶挺之间的关系能否融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早有担忧。早在1937年
11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项英商谈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时，就特别交待要善待叶挺，融洽共事
。针对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情绪，1938年5月4日，在给项英的指示中，毛泽东特地叮嘱
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但是，项英并未认真听取中央的指示和毛泽
东的提醒，依然对叶挺冷遇，而当蒋介石发现自己通过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来控制新
四军、限制其发展，借以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企图难以实现的现实情况后，自然对叶挺很
是恼火，在新四军的编制、供给等方面百般刁难，使叶挺陷入左右为难的窘境，叶挺深
感自己“好象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呵！”
1938年1月上旬，叶挺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到汉口向中共中央长
江局(东南分局属长江局)提出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的请
求。长江局负责人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认为叶挺的建议对搞好新四军工
作有利，迅速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经费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
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长江局拟定了委员会组织名单：
“以叶、项、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七人组成，项为主席、
叶副。” 请中央考虑定夺。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
员会，以项、叶、陈、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中共中央和长江
局这样安排目的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叶挺参与新四军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制约项英的
独断行为，“但这个委员会的性质以及与军分会的关系隶属问题并没有说明和确定，人
员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比军分会多了一个叶挺。项英仍然以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主
席的身份主持新四军的工作。”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项、叶间
存在的矛盾。事实上，由于项英对建立新四军委员会抱消极态度，这个委员会形同虚设
，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时至1938年8月下旬，在项叶关系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叶挺致
电周恩来等人，表示要辞去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等复电挽留说：“项英同志已
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紧急关
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
在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 叶挺虽然在
新四军中又留了一些时间，但离军的念头仍未打消，最终于1938年10月负气出走离开皖
南，回到家乡广东。此时，适逢日军攻占广州，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司令、掌管广东军
政大权的余汉谋，退守粤北韶关，对广东局势忧心重重。为了牵制日寇不能北进韶关，
支撑残局，余汉谋正急于委任一位东江游击指挥。经廖承志联系，叶挺被余汉谋任命为
国民政府第四战区东路军副总指挥，并委任他为东江游击指挥，领导东江游击战争，在
深圳建立指挥部。
项英回到新四军后，对叶挺离开皖南并没有诚意挽留，相反认为此事已无法挽救，
大为赞成叶挺回广东抗日。正如李一氓所感觉到的：“影影绰绰的，叶挺总想借口离开
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的，项英总想使叶挺离开新四军，并
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事先他跟项英商量过，项英大为赞成
，并且送了叶挺300支步枪，运到韶关去了。又答应抽调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去
加强他的部队工作。” 10月23日，项英急电中央军委转周恩来说：“叶之辞职系(愈)
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
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 表示了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在叶挺
去留问题上，周恩来没有同意项英的意见。11月2日，他和叶剑英电告项英，准备向离
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
二)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电报同时向项英说明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以请叶
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
叶挺到广东在余汉谋第四战区任东江游击指挥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
石获悉这一消息后大为不悦，责备说：“这样，共产党又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
他立即命令余汉谋撤消对叶挺的委任，迫使叶挺离开广东。但同时蒋介石又暗自高兴有
机会拉拢叶挺，离间他和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很想了解新四军内部矛盾以售其奸。于是
，他一面向中共驻西安办事处表示：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外派人去担任军长；
新四军改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两万。一面致电叶挺，“望即来渝一叙”。蒋介石还借机
大做文章。他声称：连叶挺都不能和共产党合作，将无人能与共产党合作。
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对此事高度重视，迅速致电项英、周恩来、叶剑英
、廖承志：“蒋在西安向我们同志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
决，有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之意”。为此，中共中央指示：“1。周立即约叶挺到重
庆谈话，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求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2。
对新四军之其他解决办法如另派军长等，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并对四支队八团之不准用
新四军名义事，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下令纠正。3。在周与叶谈话中，应确定叶之实
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是清楚地
知道“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不确定是叶挺离军出走的原因的。
周恩来很敏锐地看出了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1939年1月8日，他致电中共中央书记
处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
，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 1月10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
，指出：“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
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须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
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同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
”的提议，并指示：“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
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 周恩来接电后
，一方面向蒋介石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军长，另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
谈以消除隔阂。叶挺辞职的原委，本系受项英排挤所致，他对中共并无芥蒂，对周恩来
则始终尊敬如一。1939年1月中旬，叶挺由广东抵达重庆。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与
之开诚布公，促膝谈心，并晓以利害，嘱其勿中蒋介石离间新四军的阴谋。从抗战的大
局出发，叶挺当即表示向蒋介石收回辞职要求，回新四军工作。这正如叶挺妻子李秀文
说：“他是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的。他一贯听党的话，他是坚决执行、服从党的决定
的，中央叫他回来，他能不回来吗？”
2月3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王稼祥等：叶挺到重庆以后见到了蒋介石和陈诚，蒋
问他是否还愿意回新四军？叶挺说他准备回去，并表示，新四军的问题好解决。周恩来
还在电报中说：叶挺提出“他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
往八路军；因在新四军，蒋会怀疑他……我们力劝其回，并以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
难与关系。我拟向蒋、陈说明与叶同往新四军，顾祝同已来电欢迎。”
1939年2月23日，叶挺在周恩来陪同下回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从思想上解决项英在
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的误区，解决叶项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军部首先向新四军指战
员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一新四军发展的战
略方针，并强调指出这是关系新四军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坚决执行。周恩来还
向新四军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
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要其搞好同叶挺的关系。他严肃地批评项英说：“像叶挺同志这样
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又是北伐战争年代的名将，他是热爱党的事业的
，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而不信任。他
留在党内，不如留在党外工作，对党工作有利得多。象这样热爱党的事业的好干部，你
不能团结，那你还要团结何人？”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尊
重叶军长，搞好团结。周恩来还专门与叶挺、项英合影留念，鼓励叶、项团结战斗，共
图大业。以后项、叶两人的关系，一度有所改善。
但周恩来走后，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职权”并没有真正落实。叶挺完全丧
失了与项英合作下去的信心，遂于1939年10月再次离开新四军，以向蒋介石商谈增加军
费和解决江北新四军部队编制等为由，到重庆重提辞职一事。在重庆和一些老友交谈时
，叶挺感慨地说：“我不是中共党员而又领导着中共的军队，处置复杂情况时，困难就
更多。负虚名误大事，不仅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国家，所以我不得不辞职。”在李
济深家里，他不无抱怨地谈到：同“项英实难以做到切实合作，发生许多矛盾，许多工
作问题，自己无力解决”，李济深劝他以大局为重，无论如何不能辞职，与项英的矛盾
，可通过中共中央加以解决，与顾祝同的矛盾，我可以向蒋介石提意见，帮助解决。但
叶挺情绪十分消沉，仍决意要离开新四军。
11月间，蒋介石召见叶挺。当叶挺向蒋交涉新四军编制及军需物资时，蒋又老调重
弹：“你现在可曾参加共产党？”叶回答没有。蒋又问：“你现在可曾参加国民党？”
叶回答也没有。蒋说：“你要是能够参加国民党，这一切(指经费、编制等--笔者注)…
…都好办了。” 对蒋介石的诱骗，叶挺不为所动，当即予以回绝。他明确表示：“我
现在什么党派也不参加，一心抗日救国。” 叶挺的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当叶挺提
出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时，他立即表示同意，说：“你离开新四军也好，或者有比新四
军更有意义的工作。”
叶挺是“党外人士”，但他忠于抗战事业，原本想回国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料“英勇果断的叶挺，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局面。”“他拥
护中央的命令，却无法付诸实施；他反对项英的拖延，却又无法扭转这种局面；他是新
四军军长，实权却不在自己手中。” 此时向蒋介石提出增加军费等也未被获准。叶挺
感到自己一直处于受人制肘、到处碰壁的特殊矛盾地位，这个军长实在难当。为了摆脱
这种内外交困的尴尬局面，叶挺再次出走到澳门，一直滞留到1940年夏，迟迟不肯回新
四军工作。
1940年夏天，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后，再次出面说服叶挺顾全大局，回新四军任
职，不久，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到重庆将叶挺接回皖南新四
军军部。
叶挺的再次辞职出走，对中共中央也造成了很大震动。为此，中共中央给项英发出
了一系列指示，一方面对项英执行中央东进北上方针不力提出批评；另一方面，督促项
英搞好与叶挺的关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中共中央对新四军错位
的人事安排上。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客观地指出：“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团、师、军的
党代表，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而在新四
军，部队首长叶挺却是脱党10年之久的非党员，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
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
”李一氓还说到：“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
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
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 中共中央不恰
当的人事安排，不仅使叶挺处于尴尬境地，也使项英感到左右为难。他对中央的批评感
到无法忍受，采取了几近对抗的态度。1940年5月连续三次致电中共中央请求辞职。5月
1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中央“指示全部精神，系带错误的批评与指示形式，照此指
示，我领导有严重错误，如此含有不可再负责和领导”，“我自信在方策与路线上未有
与中央相差之处(仅仅我自信)，固然在某些问题上我有意见，但中央指示已充分包含方
策与路线问题，使我之不能领导，既不能，就不能保证中央指示之执行，故非改变领导
不可。” 5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更直接地表白：“我公开说，对于领导已无信心。”
对项英的对立顽固态度，中共中央本应采取果断措施，撤销项英的职务，以保证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新四军的正确领导与团结统一。但由于中共中央过分强调
党的一元化领导，过分照顾项英的情绪与面子，担心若撤销项英的职务，叶挺的非党身
份与党的领导体制关系不顺，于是对项英进行安抚，继续要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及新
四军军分会书记，这样，使项英我行我素，继续操控新四军指挥大权，致使中共中央关
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决策难以落实。一直到在皖南事变中发生项英、袁国平、周子昆、
李一氓等人离队出走使部队失去重心的严重事件后，中共中央才在1月12日作出决定：
“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下、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
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 但是此时，皖南新四军已经苦战一周，弹尽粮缺，精
疲力竭，濒临失败的边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对项英错误的过份迁就，致使
项、叶之间的矛盾长期不能消弥，影响了新四军的发展，在皖南事变中丧失了在叶挺集
中统一领导下打破敌人围攻的良好时机，直接导致了皖南新四军的惨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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