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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76 | 1 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第一，东和西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因清末东城区多商家，西城区多王府。第二，西指老宣武区，东指老崇文区，因清制汉官非功不得居内城，故汉吏多住崇文，他们与商人暗中勾结，多成富人，而汉官多住宣武，清室为汉功臣赐第也多在此。第三，指前门大街，它东边多票号、大买卖，故称富，西边多会馆、戏园等，故称贵。
究竟哪个更准确呢?
首先，“东富西贵”说从何而起?一说为明朝，一说为清末，但后者更有道理。因清代城市规划巨变，内城皆为八旗驻地，就算明代有过“东富西贵”，至清也完全被推翻。到清中期时，北京内城几乎没有字号，而典籍中也未见相关记载。
其次，既然清末才有“东富西贵”说，则不可能指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明时商业已很发达，当时它东边多是粮店，也谈不上“贵”。前门大街原本宽阔，但游商占路交易，后期甚至修建房屋，使前门大街窄了一半左右，如果是“贵”，岂敢如此操作?此外，东边的大栅栏一带也很富。
第三，老崇文区商贸发达，这是事实，但老北京好几个城门附近都有商业区，清末老地安门一带之繁荣并不亚于前门，内务府几个重要的采买部门都在此办公，官商结合尤其密切，只因后来前门修了火车站，地安门才相对衰落。可见，当时崇文区和宣武区未必 “东富西贵”。
可见，“东富西贵”应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证，最早记录此说的是清末学者震钧，此后崇彝在他的名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也有讨论，他认为“西贵”说无据，并罗列了东城尚存的27所王府与官宅，多于西城的20所。他认为，因西城荒凉，与东城有差距，提西城是为了铺陈“东富”。
而老崇文区和老宣武区为“东富西贵”的记载，出自民国，皆是汉人记载，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传说，附会以当时北京城的状况。当时崇文、宣武迅速发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传统的东城区、西城区相形见绌，交出“东富西贵”的桂冠，也属正常。
崇彝认为只有“东富”没有“西贵”是否正确呢?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刹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属于皇家的水源，从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选地，只是它不断干涸，于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许多官宅被淹没在胡同中，今什刹海沿岸王府仍非常多，故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沿水而居，必为贵人。“西贵”说应是这种记忆的体现，并非附会。
东富西贵南贫北贱
过去的老北京，一直都流传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民谚。其实，“东富西贵”与“南贫北贱”这两种说法一开始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东富西贵”这个说法是见诸于历史文献的，但是“南贫北贱”却不见诸于记载，一直停留在口头流传。
“东富西贵”中的“东”与“西”代表的是地域，而“富”与“贵”则是代表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地位，这种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同时也反映出了老北京内外城的商业经济和政治文化分区的一个基本态势。虽然人们对于这句民谚都很熟悉，但是一直以来，这句话里说的“东”和“西”到底指的是哪里，还是很有争议的。基本上来说有两种说法。
一说“东富西贵”：内城的东城、西城
二说“东富西贵”：崇文门、宣武门外
当代学者朱家溍先生认为：“东富西贵”这句民谚以前被认为指的是内城的东城和西城，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清初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住的汉人一律迁居南城，也就是外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以外，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三门以内，所以“东富西贵”指的不是内城，而是外城汉人聚集之地。汉人中少数有内廷差使的以外，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外城。其中外城的东部多数是商人聚集之地，西部则多是官吏。
东富是由商人和吏构成的再说“东富”问题。 住在东城的人群一类是商人，一类是漕运和仓库的管理者，也就是吏。如果说西贵主要是由王公贵族构成的，那么东富就是由商人和吏构成的。
先来说说商人。了解点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进入北京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从西边，由卢沟桥、西直门、阜城门过来，这条通道主要是陆路，以进京的人员为主;另外一条就是自东边来，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水路，经过京杭大运河或海路，把大量的物资运进北京，所以有民谚就说北京是“西边进人，东边进货”。因此，“东富”这种区域经济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跟运河和漕运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东富西贵”，意思是说贵族巨胄多数住在西城，而仓库等等与商业有关的设施都分布在东城，形成了“富”“贵”分居的现象。东富西贵南贱北贫 老北京城俗称“四九城”，这个“九”是指内城的九个城门，“四”则是指东、西、南、北四个城区，明朝时各城区有什么特点，当时人的著作中没有加以总结，不过清朝时有了“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东城“富”的原因是东城的仓库多，从江南水运而来的粮食都存放在朝阳门内的粮仓里，从外地运来的木材大多运入东直门，其他许多外地商品也大多从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运入城内，因此仓库、货栈也大多设在东城。各类商店、集市设在东城的也比较多，这样商人居住在东城的自然也比较多，就使东城显得比较“富”了。
西城“贵”的原因是西城的王府多，明代的皇子都分封在外地，自然不会在北京设王府。清代的亲王、郡王都在北京城内设立王府。仅以清初的八家铁帽子王和乾隆以后特封的四家“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王府而论，礼亲王府、郑亲王府、庄亲王府、顺承郡王府、庆亲王府、醇亲王府、恭亲王府七家王府都在西城，而睿亲王府、豫亲王府、肃亲王府、英亲王府、怡亲王府五家王府在东城，而英亲王府因阿济格获罪赐死，王府也被废除，改为光禄寺，所以东城只有四家铁帽子王的王府。
北京城内还有许多亲王、郡王府，贝勒、贝子府也不少，东城、西城各占多少需要认真统计，不过大致而言，西城要比东城多一些。这是因为西城的面积要比东城大一些，什刹海位于西城，湖区风景较优美，王公贵族在什刹海地区设府的不少，而东城仓库、商业街较多，占去了较多的空间，又没有大片的水面，居住环境显然不如西城。
南城“贱”的原因是：当年的南城是汉民居住区，内城是旗人居住区，前门外地区商店林立，商人住在这一带的比较多，崇文区外手工业者比较多，宣武门外和前门外各级官员的府邸比较多，他们虽然比普通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高，却不是满清贵族，因此在统治者眼里依然是“低贱”的。商人虽然财富可能比较多，但是社会地位却比较低下，不仅比不上官吏，而且比不上地主。至于普通的手工业者、民间艺人、卖苦力的贫民那就更是“下九流”，社会地位十分低贱。
北城“贫”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年的北城逐渐成为一些因坐吃山空而家庭破落的下层旗人的聚居区。北城是指皇城以北德胜门、安定门以南的地区，这里离商业区比较远，交通也不方便，富贵人家不愿在此居住，因此形成了“北贫”的局面。 北京城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东城的布帛、菽粟是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运来的，存放在朝阳门内的大仓库里。西城的牛马是从内蒙古草原贩运而来，柴和煤炭生产在西山门头沟一带，从阜成门运入西城。南城的金鱼池出产金鱼，天桥的鸟市卖鸟，右安门外的黄土岗一带是有名的花乡，所以说南城禽鸟花鱼。“中城珠玉锦绣”是指正阳门外有许多家珠宝店和绸布店。民国时期由于新一代权大多住在东城(例如段祺瑞住在北小街吉兆胡同，徐世昌住在东四六条)，而富商移居西城劈柴胡同、丰盛胡同，于是“东富西贵”开始向“西富东贵”转变，东城、西城居民的特点已经变得不大明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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