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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28 | 1 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 作者：夏春涛
内容提要： 太平天国起初主要靠攻陷城池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以及绅民进贡
来筹措军饷，定都年余后确定“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以田赋作为固定饷源，并推行轻
徭薄赋以 争取民心。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轻徭薄赋政策在后期未能切实持久推行，
为近乎竭泽而渔式的强制征敛所取代。筹饷问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战略思想的片面
性，尤其是在乡村治理上的失策，以及其内部存在的腐化享乐意识膨胀、拥兵自重、
人心涣散等严重问题，对战局走势影响甚巨。
关 键 词：太平天国 太平军 军饷 乡官
作者简介：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
任，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太平天国打江山，清政府全力保江山，双方势不两立。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战中，军饷供应对双方来 说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事
关军心是否稳定、能否继续支撑战事，涉及社会经济政策、吏治、军纪等，对战局走势
影响甚巨。关于太平天国筹饷问题，学界以往 论著已有不同程度论述，但不够系统全
面，某些史实未纳入研究视野，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解读也存有争议，仍留有较大研究余
地。本文尝试就太平天国筹饷的基本脉 络及相关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考察，希望对该
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金田团营 时，起义者一概实行军事编制，上缴所有私财，统一供应食物。随着汇
集金田的人数越来越多，粮食逐渐不敷供应，只好概行食粥。张钊、田芳等天地会武装
遂退出 团营，又在浔江沿线劫掠钱财。一些上帝会成员也产生动摇，欲前去入伙。萧
朝贵以天兄下凡名义及时出面制止，告诫众人修好练正，从而稳定了队伍。事见太平天
国刊刻的《天情道理书》及《天兄圣旨》卷二。面对清军的重兵围剿，太平军避实就
虚流动作战，数次在接济断绝的险境下跳出包围圈。清广西按察使姚莹分析说： “窃
谓人心齐，地理熟，胆气旺，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
，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①永安(今蒙山)是太平军攻克的第 一座城池，破
城后缴获战利品自此成为补充给养的重要渠道。为整肃军纪，洪秀全在永安下令：“继
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 项，不得私藏，尽缴天
朝圣库，违者议罪。”②进军湖南长沙时，他重申这一禁令，宣布“倘再私藏私带，一
经察出，斩首示众”③。武昌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省 城。据陈徽言《武昌纪事》记
载，太平军在武昌起获约100万两库银；一月后弃城蔽江而下时，谷米不能悉载而去，
“犹余数百石”。另据佚名《武昌兵燹纪 略》，太平军仅装载金银、缯布、器械、米
盐的船只就多达百艘。
定都天京(时称江宁，今南京)并攻占镇江、扬州后，太平军又相继发兵北 伐、西
征。西征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奔袭毗连六省的清江南大营粮饷基地江西，并相机在上游筹
措粮食接济天京。不久，太平天国将西征作为军事重点，着力开辟上游 疆土以屏蔽天
京，由翼王石达开亲赴安庆主持战事。筹措军饷依然主要靠攻陷城池接收官库、剥夺官
绅浮财，再就是绅民进贡。例如，太平军进占扬州后，“先至各 衙署搜库币”，“嗣
出伪示，令民进贡”④。围攻南昌期间，南昌、新建两邑民人“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
不知凡几”；太平军军纪严明，“不淫杀，不剽劫，乡村 进贡人迎接”⑤。
可是，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是一次性的；民众进贡是表示归顺之举，也不可能
保持常态。这使得太平军筹饷带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随着定都后结束流动作战状态、
不断开拓疆域，特别是随着军队不断扩充，太平天国亟须拿出可靠、稳定的筹饷之策。
江南是清政府所倚重的财赋之区。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以及江北扬州都是商
贸中心，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工商辐辏；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虽积弊甚深呈 现
颓势，但利税仍较可观。太平军每至一地，辄规劝四民各安恒业。在攻克江宁前四天便
颁布过一份安民告示，强调“士农工商各力其业”⑥。从字面上看，太平天 国是鼓励
私人从事工商业的，其实不然。当时，双方交战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争夺。清政府为收
复失地，调集重兵围攻天京、镇江、扬州三城便是例证。受战争状态 所迫，太平天国
在所占城市均实行军事化管理，取缔私人工商活动，严禁人员自由出入。以江宁即天京
为例，该城始终处于戒严和战备状态，取消家庭，对全城军民 按性别实行军事编制，
以每馆25人为基本单位，逐月登记、清点人口，进出城须持印凭，稽查甚严，以防范清
方奸细。人们日常所需实行供给制；城内设有诸匠营 和百工衙，分食品、日用品、服
饰、兵器、火药、建筑、印刷等大类，“使被胁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
中所需，咄嗟立办”⑦。但随着逃者日众和物 资减少，这些官营手工工场渐趋式微。
后期在苏杭等城，同样实施戒严，导致商旅裹足。为缓解物资匮乏问题，1854年间，天
京一度在城内北门桥开设官营店 铺，名曰“五市”，但未及两月俱闭歇。后来改在城
外设立买卖街，“出入城门，俱有火烙印牌，无者即作奸细论……街内巡查极多”⑧，
仍实行严格控制。于是， 包括县城在内的大小城市均变相成为军营，丧失了原先作为
商贸中心的功能。当时到过太平天国控制区的不少西方人都指出了这一特征。这意味着
太平天国尽管占据 了国内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城市自身在筹饷上几乎不起作用。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庞大军队和行政系统的粮饷供应如何解决？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
攻占新地盘 开辟新饷源，二是依靠所掌控版图内的乡村。后期进军苏南新辟苏福省不
久，幼主洪天贵福特意下诏，褒扬忠王李秀成“开疆裕国建奇功”、“又善筹谋库币充
”， 宣称“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⑨。所谓“又善筹谋库币充”，除接
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外，主要指设立乡官着手征收田赋。相比而言，后者更具有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
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攻城劫狱的旧式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有着具体的改造中
国社会的思想和政策。早年举兵出广西沿 长江东进时，每以豁免钱粮号召民众归附。
定都不久，太平天国颁布《待百姓条例》，其要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
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 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
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⑩。此令一出，民
间哗然，无法推行。太平天 国随后又颁布主旨相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按人口
平分土地，实行财产公有、平均消费制度，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
同使，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该文献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
的愿望，试图按照理想中的远古大同模式来重塑中国社会，有值得赞许的一面，但同时
又将小农生活 理想化、绝对化。今之学者一致认为该文献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细究
起来，该文献的空想性首先表现在所提方案根本无助于解决筹饷问题，而筹饷是太平天
国当务 之急。1854年夏，天京城因上游米谷不继，被迫削减口粮配额，令人一概食粥
。于是，太平天国不得不从理想或空想回归现实，急寻筹饷之策。
约在1854年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奏请在皖赣地区实行“照旧交粮纳
税”，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11)，获洪秀全首肯。“照旧交 粮纳税”遂
成为太平天国辖境贯彻始终的田赋政策，实际上是筹饷政策。在定都一年多后，太平天
国终于确定以田赋作为固定饷源的政策。这便形成以农村供给城 市、穷四方之力支撑
城市特别是天京的格局；早期粮饷主要依赖天京上游，后期则以新开辟的苏浙大片腹地
作为依托。
田赋征收由乡官具体承 办。太平天国在县以下分设各级乡官，由民人充任。早期
在皖赣鄂等地，后期在苏南、浙江地区，均推行乡官制度。与往昔充当官府职役的保甲
长相比，太平天同乡 官属正式行政序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围绕乡官的阶级
成分展开过热烈讨论，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大多由地主阶级分
子担任，或 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多数。到七八十年代，又由此引申出关于太平天国
政权性质的讨论，且迄无定论。结合筹饷来分析，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征收钱粮即筹饷是乡官的首要职责，尽管不是唯一的职责(还负责治安、诉讼、教
化等)。1860年6月16日，即占领苏州不到半月，李秀成颁布告示，敦促 四乡从速举官
造册，“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盖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
者充当其任”(12)。不过，实际运作时，乡官通常并不是由 乡民公举产生，而是由太
平军指派。选人的标准很现实：谁更有能力担负筹饷急务，就任命谁充当乡官。很难想
象一个半世纪前的太平军能够掌握并运用阶级分析观 点。于是，有名望有田产的乡绅
，以及谙练公差的旧衙门胥吏和地保，便进入太平军视野。在同期颁布的另一份告示中
，忠王明确表示“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 诚”(13)，将绅董视为首要人选。这方
面有一些具体事例可作佐证。坐镇浙江绍兴的绫天安周文嘉得知山阴县富绅何蕺民“为
该县巨臂”，“曾为伪朝官宰，又 系总理绍郡捐费”，认为他“才干有为”，延纳唯
恐不及，表示“仰其出身办事，原为军饷大有裨益”，“以为民望”；及至得知何氏死
讯，又深表悯恤，下令对其 家室不得“擅行滋扰”(14)。嘉善县乡绅顾午花曾率乡勇
抵抗太平军，太平军并不介意，仍请他出来做事，“逼之再三”。迨其进城后，佐将陶
金会“敬之如上 宾”，表示“久慕大名，出来甚好”，并当即采纳顾午花告示乡民赶
紧砻米还租、然后“业户”即地主取租办赋的建议。陶佐将还开导说：“你一则胆怯，
二则恐妖 朝复兴，然妖朝断不能兴矣，你到来正好了结。”(15)在秀水县新塍镇，太
平军专门发布一份针对“各地保及富户人等”的告示，敦促他们“速即到局投册报 名
，输粮纳贡”(16)。温州乐清县太平军甚至采用强硬手段，“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
人强趋承，胁从不应系以绳”(17)，以逼迫绅富就范。
正是出于筹饷的现实考虑，太平军主观上无心指派穷人出任乡官，特别是高级别
乡官。以苏南常熟、昭文为例，太平军当局一心物色富户充乡官，“倘遇差徭，有 财
应抵；亏缺粮饷，可使赔偿……军、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资者所能营干……而无业
者欲做伪官，争谋不易得手，盖患其亏空无偿、获财逃去耳”(18)。在 这一思想主导
下，“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
计分当，惟两司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19)。据 载，1860年冬，“常熟伪
军帅六人，昭文四人，两邑大小乡官约共二千有零。有自愿，有逼勒，有几人合做”(
20)。有些乡官出面辅佐郡县范围的民政，其 职衔也就在军帅以上，甚至官至六爵。
二
太平天国要在战争背景下顺利筹饷，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军事上处于主动
或强势，对农村有足够控制力，城乡能连为一片(21)；二是征收钱粮的额度在老百姓能
够承受的范围内，否则筹饷便难以为继。
“照旧交粮纳税”，意味着沿袭清朝旧制来征收钱粮，即不触动旧的地权关系，
包括允许业户收租。但伴随着政权更迭，“照旧”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变化在所难 免
，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太平天国重视与清政府争夺民心。石
达开在主持天京上游军政时便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且军纪严明，故而颇得民 心。时人
慨叹道：“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
至犹可兵则殃。”(22)后期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后，洪秀全 随即下诏，对民众过
去深受清朝官吏“厚敛重征”之苦表示同情，宣布体恤民艰，将应征钱漕正款酌减若干
；表示“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 (23)。苏浙地区的土地及租佃关系
也有变化。随着太平军大兵压境，不少地主因拒绝归顺而被杀或逃匿。一些在乡地主的
日子也不好过，面临佃户抗租这一棘手 问题。常熟乡间甚至出现“业户二年无租，饿
死不少，幸而降价鬻田佃户，十得二三”(24)的情形。不少富室在动荡中家道中落。针
对地主或死或逃以及有些在 乡地主拒领田凭(土地证)的现象，为避免田赋落空，太平
天国允许佃户自行完粮，即“着佃交粮”。李秀成体恤民生，“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
不深追” (25)。在吴江，“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26)。同
样出于筹饷考虑，鉴于地主收不到租就无法完粮，太平天国不支持佃农抗租。 1861年
征收下忙时，驻防杭州一带的恋天福董顺泰劝谕民人“完粮以济军饷”。他解释说，“
同胞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业各有主未可屯田，民 既受招又难掠野。
凡在军籍，必须散粮，况守城垣，尤宜积粟”，强调“论产征粮”。其部属据此发布告
示，申令“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业 户粮宜急征之候，正属该
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27)。太平军镇压佃
农抗租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轻徭薄赋政策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和稳定民心。李秀成认真执行减征政策，“
苏州百姓应征粮税并未足收”(28)，从而减轻了包括自耕农在内的所有土地占 有者的
负担。地主在领取田凭的前提下向佃户收租，同时有些地区的太平军还实行减租、限租
。以上举措兼顾到各方利益，产生较好反响。为称颂忠王减粮德政，苏 州乡官特意在
阊门外捐建一座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常熟南门外也建有一座“报恩牌坊”，
镌碑记述“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等惠民之举。这两块 牌坊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符合真实情况尚可存疑，但至少说明当地确实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轻徭薄赋政策变得十 分脆弱，未能切实持久推行。
首要原因在于战局的变化。清政府虽丢失最为富庶的苏浙地区，筹措粮饷更形棘手，但
湘军在上游打开局面，于1861年9月攻陷安 庆，自此以建瓴之势进攻天京，并相继攻占
庐州(今合肥)等皖北重要城池。1862年初，李秀成再次发兵攻打清方饷源重地上海，遭
英法军队、洋枪队和清军堵 击。随后数月，双方在上海外围互有攻守，战事呈胶着状
态。至同年春夏之交，曾国荃部湘军攻至天京城下。不久，太平军皖南城池丢失殆尽；
浙东遭左宗棠进攻， 也丢失不少地盘。至此，苏浙尚存地盘便成为太平军粮饷的唯一
供应地。
与疆域缩小形成反差的是，太平天国的兵力急遽扩充。各路将帅为谋 名位，热衷
于广招兵马、抢占地盘，仅李秀成部据云就有百余万众(29)。但这种扩充漫无节制，战
败归降的清军兵勇和无业游民占很大比例，大多桀骜不驯漫无 纪律，且非战斗人员增
多。据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统计，超过四分之三的官兵系1860年至1863年
间入伍，其中打杂之人为数甚众，包括开店、 官伺、看馆、看马、买菜、种菜、打柴
、挑水、煮食、成衣等(30)。再就是随着洪秀全大肆加官封爵，官员队伍迅速膨胀；随
之膨胀的还有为官者的腐化享乐意 识，非分需索增多。
非军事开支在太平天国早期财政中便占据不小比重。据载，天王、东王的净桶、夜
壶、碗箸均以金造，1853年秋冬间 还准备打造金桌、金灯台，但金子已罄。大小官员
纷纷效尤，严禁私藏私带金银的法令逐渐失去约束力，“贼臂必带镯，手必戒指。广西
、湖南人鲜有不备者，无金 则银”(31)。后期官场风气愈益恶化，加之乡官推波助澜
，遂使这一现象更加失控。
作为筹饷经办者，不少乡官沾染旧官场陋习，趁机巧 取豪夺聚敛钱财，致使轻徭
薄赋政策严重扭曲。浮收勒索是常见的一种伎俩。以嘉善监军顾午花为例，“平时包漕
米，主词诉，豪横乡里。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 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
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又有陶庄举人袁姓，承伪命于陶庄收漕，亦如此”。
结果，顾、袁二人于1860年冬“皆为乡 人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为四五块”(32)
。借征收捐税中饱私囊的现象也很突出。据载，1862年秋，常熟乡官“借征下忙以助军
饷，各户无租，仍复苛 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囊”(33)。这方面还有一
些具体事例可考。苏州桃花坞人汪心耕总理嘉兴粮饷，在盛泽镇设立筹饷总局，创设厘
捐、卡捐、 铺捐、房捐、军柴捐、红粉捐诸名目，专以强派勒罚为事；另开设天章机
捐局，凡绉纱绸缎湖丝在盛泽经过者，先抽佣钱三分，然后再行收捐，每匹丝绸俱要盖
上天 章机捐局图记始准销售；又开公估钱庄，洋钱进出必先到钱庄用印，每洋捐钱70
文，未曾用印者概不准用。在任职两年多的时间里，汪心耕“总办各处厘卡，每月 包
解军饷，议定银数，陆续解赴嘉兴，余下者悉饱私橐”，仅此一项便“获银数十万”。
盛泽人沈枝珊分辖嘉兴境内厘卡，各卡每日征收税银四五百两，而汇解嘉兴 军营者不
过十之二三，其余悉归己有；又借修建听王府、修筑嘉兴海塘之名，按田各摊派一次；
凡有官员路过，必摊捐居民迎送各费。沈氏也由此成为暴发户，“积 资至数十万之多
”(34)。
乡官就职或升迁时饮“开印酒”、做生日等陋习也风行一时。据载，汪心耕因筹饷
有功，被封为九门御林听殿刑 部尚书、耕天福，遂开贺演戏，遍请官员赴宴；“又为
其母做生日，舁以彩舆，游行街市，鼓吹旗帜，后拥前导；铺户、居民各摆香案迎接。
镇中大小各户派敛银洋 为寿分［份］”，“饮宴连日”(35)。常熟归家庄地保出身的
汪万被任命为军帅后，“设局于何市，开印大张筵宴，先期遍发请帖”，接帖者“不得
不趋贺” (36)。浙西桐乡县濮院镇师帅董春圃也在镇上分发请帖，“各店口及人家均
送开印贺份，共收份五十余千。大张筵席，日中用奏演曲，夜以影戏娱宾客” (37)。
这股歪风也在太平军中蔓延开来，开印时摊派费用几成惯例，官越大，征敛的钱越
多。例如，1862年夏，浙江诸暨县许军帅吩 咐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称“现在义大人
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派费钱三十千”。仅隔6天，许军帅又指示徐，称“前奉张
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 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
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为此飞札，仰弟于即日亲自携带来局，面听
铺派，勿迟为祷”；同时不忘 催讨上次摊派的义大人开印费：“再：领令箭印凭费十
五元，又派买办货物费钱三十千，一同带来。”(38)透过诸暨这一个案，可以想见乡民
额外负担之沉重。 再如，常熟守军为庆贺忠王40岁生日，在乡间征收贺钱，每师摊银
1500两。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3000两。开印费、生日费以及建
造王府、官场应酬均不属于正常的军政开支，无形中加重了民众负担，从中折射出一
种文恬武嬉、颓废奢靡、漠视民生的官场风气。
由于单靠 田赋无法支撑各项庞大开支，各地遂不时向民间摊派银两、物资，同时
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征派徭役。这必然导致民众实际负担远超出田赋正额。时人就
1861年夏常熟东乡的情形描述道：“六月，常城贼目慷天福饬军、师、旅帅派捐，每
旅捐米三十石、银一百两，勒限交解。里中又挨户逼迫，虽罄其所有，仍不 敷所欲。
乡官有挈家而逃矣。其贼目大小甚多，彼可以催钱粮，此可以催捐款；彼可以着办衣料
，此可以着办食物。”次年催讨更急：“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 忽而要米数百石
，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
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 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不
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
如悬磬……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 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
农家典质无路，告贷无门，田地又无卖处，什物未能变偿，甚有情极［急］自尽。”(
39)税卡则越设越多，“各处商贾往来要津， 无不设立卡局尽力征税，贾人无路可避。
所最要者如上海至盛泽二百里间，约有七八路关津，无怪货物之昂贵也”(40)。
筹饷问题从侧面 反映了太平天国战略思想的片面性，尤其是在乡村治理上的失策
。为了推翻清政府，太平天国贯彻军事优先原则，实行战时体制，以攻占和守护城池为
主要目标，在 战略指导思想上重军事、轻建设，重城市、轻农村。问题在于，乡村是
城市的军事依托和粮饷供应地，而太平天国集重兵于城市，乡镇间有驻军也以设税卡为
主，所 设乡官主要从事征办粮饷，在乡村政权建设、重建秩序方面明显认识不足，用
力不够。这使得太平天国对乡村控制不力，枪匪、土匪(俗称“短毛”)、乡勇(俗呼 “
白头”)利用水乡泽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时伺机劫掠，社会秩序迟迟不能稳定，便是例
证。太平天国在民间推行的一些政策法令，诸如严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 以及留发
易服、推行天历、废止婚丧旧俗等，与民俗激烈冲突，而近乎竭泽而渔式的强制征敛使
减征政策严重变形，完全背离洪秀全体恤民生的初衷，更是大失人 心，加剧了乡村的
经济衰落、社会动荡，使民生状况更加恶化。柳兆薰是吴江芦墟镇拥地三四千亩的大地
主，1861年收租1300余石，慨叹乡官局“赋上有加 无已，其横暴视胥吏凶十倍，田之
为累，恐无穷也”(41)，加之局面纷扰，于次年秋撇下田产逃到上海。寻常农户更是难
以度日，上文引述的常熟东乡情形正说 明了这一点。乡官队伍原本不稳定。太平天国
苏浙地盘与清军控制区犬牙交错，在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少人系在逼勒之下或抱着
投机目的出任乡官，与太平军貌 合神离。1862年夏，官至侯爵的乡绅王梦兰拟将家眷
从嘉兴城迁至濮院镇。他解释说：“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风］，尽可做得；今年
看来，长毛日衰，做 不得也。”(42)这种心态较有代表性。太平军则总体上对乡官缺
乏信任和尊重，时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乡官因筹饷不力而被锁拿拷打甚至被迫逃亡或自
杀的记 载，从而加速了乡官队伍的解体。正因为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太
平天国军事上的兴衰主要以城市得失为标志，缺乏稳固的乡村作为依托和回旋之地，所
以一旦大小城市相继失守，苏浙版图便随即丧失殆尽。随后战事的发展正印证了这一
点。
筹饷问题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存在的拥兵自 重、各争雄长、人心涣散等
严重问题。争地盘的实质是争饷源。太平军有主兵、客兵之分，前者为当地驻军，后者
为过境部队(俗称“客长毛”或“野长毛”)。主 兵与客兵不时发生利益冲突。顾汝钰
《海虞贼乱志》记述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为争夺常熟控制权互相斗气一事；沈梓
《避寇日记》卷四记嘉兴主客兵为争馆子 引发火并；佚名《寇难琐记》记石门、德清
守将为争夺新市镇税收发生火并，导致“市人罢肆”。又如，吴江夹浦关由苏州城驻军
派兵把守，日收税银几千两，“时 值新丝既登，湖州丝商至上海卖与洋人必经此路，
又米艘来往亦多……停船二百余艘”。1861年夏某夜，“吴江贼垂涎，截杀掳掠，死三
百余人，船货银钱数百 万。苏酋索取为首者，几相斗，久之无所问，而过关之船寥寥
矣”(43)。
战火纷扰造成的创伤更是暴风骤雨式和毁灭性的。太平军对组织 团练抵抗者严惩
不贷，其安民告示常有此类表述，申明倘顽梗不化，将“尽行剿洗，鸡犬不留”、“剿
洗尽净”、“玉石俱焚”(44)等。于是，这些人群或地方 便成为太平军打击的目标，
“凡经过市镇村坊，掳掠焚杀，名‘打先锋’，贼中以为公事美差”(45)。太平军败退
苏南前夕，“打先锋”次数增多，“贼愈乱 窜，乡官逃避，钱粮愈无济解；贼愈穷蹙
，四野掳掠，民愈逃避，贼愈打先锋”(46)。不少市镇因此沦为废墟。
粮饷不继导致战局愈益恶 化，战局恶化则导致筹饷愈发艰难，形成恶性循环。
1863年末，天京陷入缺兵断粮的绝境，而京外远近不一的城池仍屯扎数十万大军，“无
如各处援兵苦京外无 粮，按兵不动”(47)。干王洪仁鬃猿龀谴弑馕В抟挥γ
４文昝舷模赏跽纷琳憬萦攵峦趸莆慕鸹岷希獾鹊角锸帐狈衷倭毂鼐忍炀
５未等到这一刻，天京便已被湘军攻陷。
三
对太平天国来说，筹饷属军事、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既反映了其战略思
想、战局演变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又折射出军队精神面貌、官场风气以及军民、官民关
系。
清政府同样面临筹饷这一棘手问题，财政窘迫、入不敷出。为此百方罗掘，包括
劝谕绅民捐输助饷(各地大多名为劝捐实系勒派)，甚至通过捐纳公开卖官鬻爵； 滥发
钱币，主要是铸大钱、发宝钞、发银票，导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厘金系江北大营以
自行筹饷名义开征的新税种，自扬州仙女庙(今仙女镇)推及全国，成为 各路清军所依
赖的重要饷源，但病商病民，且导致清廷财权下移地方。面对空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
也有心整饬吏治，但雷声大雨点小，官场贪渎玩泄之风依 旧，1859年扯出的官商勾结
侵吞巨款的户部宝钞案便是例证。
不过，清朝立国已逾200年，其辖境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大。这使得清政 府能够调
动全国资源来应对危机。尤其是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代表的两湖官绅及湘军的
兴起，给清政府注入强心剂，得以抵挡住太平天国潮水般的攻势，避 免了湘鄂赣皖四
省及相邻省份战局的迅速崩溃，并为日后大举反攻打下基础。在筹饷方面，左宗棠在湖
南从吏治入手整顿漕政，革冗费、禁浮收，并通过减漕以纾民 力，使湖南岁增银20余
万两，绅民减赋数百万两。此举嗣后为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仿行，收到显著成
效，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有效缓解了军饷匮乏的压 力。由于治理有方，两湖地区成
为湘军稳固的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军饷、兵员。双方对后方经营情况的好
坏，包括筹饷是否得力，直接关乎各自力量之 消长，对战局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①姚莹：《与严观察》，《中复堂遗稿》卷5。
②《令兵将杀妖取城所得财物尽缴归天朝圣库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
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34页。
③《严禁私藏私带金宝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7页。
④臧谷：《劫余小记》，《太平天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82页。
⑤邹树荣：《蔼青诗草》，《太平天国资料》，第71～73页。
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1页。
⑦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
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 117页。按
：太平天国在天京以“馆”为基本单位组织民人进行生产，统称“衙”。因规模、人数
不一，又有“营”、“馆”之别，大者如典织衙又称“织营”， 小者如豆腐衙又称“
豆腐馆”。其具体细目可考者有42种(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第842～847页)，一说有59 种之多(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
》第4册，第618页)。
⑧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6，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68页。
⑨洪天贵福：《谕忠王李秀成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63～64页。
⑩上元锋镝余生述、目击者批谬：《金陵述略》，《太平天国续编》第5册，第81
页。按：《条例》之大意现存三种转述本。郭毅生经对勘，认为其全名应为 《待百姓
条例》(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又，姜涛认为太平天国提出《条例》在先，制定《天朝田亩 制度》在后(龙盛运主编：
《清代全史》第7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本文采用这两说。
(11)《东王杨秀清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168页。
(12)《忠王李秀成命苏郡四乡百姓举官造册谆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
122页。
(13)《忠王给苏郡四乡谆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21页。
(14)《绫天安周文嘉批珊阴军帅何万春禀》、《绫天安周文嘉给珊阴军帅何万春珍
醒》，《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96～197页。按：清代绍兴府与山阴县同城而治，治
所即今绍兴市。太平天国避冯云山名讳，改“山阴”为“珊阴”。
(15)赵氏：《嘉善庚申纪事》，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武汉
出版社，1998年，第421～422页。
(16)《嘉兴新塍镇军帅昊春波谕各地保富户人等限即到局投册报名输粮纳贡告示》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28～129页。
(17)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立乡官”诗，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
料丛编简辑》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44页。按：为避杨秀清名讳，“乐
清”改作“乐菁”。
(18)汤氏：《鳅闻日记》卷下，《太平天国续编》第6册，第337～338页。按：常
熟、昭文同城而治，合称“常昭”，今常熟市(县级市)。
(19)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5册，第370页。
(20)汤氏：《鳅闻日记》卷下，《太平天国续编》第6册，第338页。
(21)例如，扬州在清江北大营围困下成为孤城。据佚名《成同广陵史稿》记载，太
平军粮食断绝，“食狗食猫，猫尽食鼠，鸦雀亦枪毙无孑余，甚且煮钉鞋底、煨牛皮箱
”，被迫于1853年底弃城突围。
(22)邹树荣：《蔼青诗草》，《太平天国资料》，第78页。按：文中“兵”指湘军。
(23)洪秀全：《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页。
(24)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太平天国续编》第6册，第114页。
(25)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第251页。
(26)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卷下，《太平天国资料》，第104页。
(27)《恋天福董顺泰为令完粮以济军饷劝谕》、《忠天豫马丙兴谕刀鞘坞等处告示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36～137页、140页。按：同期无锡太平军也“示谕佃
农照常输租”、“赶早还租”(同上书第134页)。
(28)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51页。
(29)李秀成有云：“那时主见我部辖百余万众，而何不忌我乎！”(罗尔纲：《增
补本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06页)按：“主”指洪秀全。
(30)《军中档册》，王庆成编注《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第389～465页。
(31)张晓秋：《粤匪纪略》，《太平天国续编》第4册，第56页。
(32)沈梓：《避寇日记》卷1，《太平天国续编》第8册，第45页。按：《柳兆薰
日记》也记述顾氏之死，内云：“众乡人不服，已率众入城，斩其首，分 三段，一家
三代遇害。斯人罪大恶极，报施不爽之至。”(《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33)龚又村：《自怡日记》卷21，《太平天国续编》第6册，第109页。
(34)鹤樵居士：《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83～184页
。按：汪心耕原名吴清祥；沈枝珊原名沈枝山，“珊”系避改字。
(35)鹤樵居士：《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184页。
(36)柯悟迟：《漏网喁鱼集》，排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页。
(37)沈梓：《避寇日记》卷4，《太平天国续编》第8册，第184页。
(38)《前营前贰军帅许为催缴开印款事给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札》，《太平天国文
书汇编》，第151页。按：文中“首、梯二王”指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
(39)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56～57页。按：慷天福为钱桂仁(后封比王)，参
与密谋常熟兵变，后在杭州降清。
(40)佚名：《寇难琐记》卷3，《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1983年，第195页。
(41)柳兆薰：《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28页。
(42)沈梓：《避寇日记》卷3，《太平天国续编》第8册，第124页。
(43)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卷上，《太平天国资料》，第102页。
(44)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2页、121页、122页、126页、128页、130页、
133页、137页、139页。
(45)汤氏：《鳅闻日记》卷上，《太平天国续编》第6册，第320页。
(46)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90页。
(47)《洪仁谙μ锞资楣┐省罚跚斐杀嘀断〖迨朗妨喜⒖际汀罚
7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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